人文经济驱动下的人民城市实践与探索

在城市化转型背景下，传统以功能主义为主导的生产性城市存在文化断裂、社群疏离与空间异化等问题。人文经济为功能城市向意义城市转型提供了契机，能够呼应“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内核。人文经济通过文化资本、情感经济和数字创意对城市意义的塑造，推动物质、社会和符号的空间协同，强调功能混合、自组织治理与虚实共生的文化生产，探索层积记忆、即时交互和未来想象的时空关联方式。不同类型的人文经济探索实践，说明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是建构意义城市的关键，需通过制度创新与多元协作，推动城市治理从效率优先转向人本导向的建构逻辑。

当下，城市发展正经历从效率优先到以人为本的转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发表的《“文化经济”点亮浙江经济》一文深刻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因此，我们在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中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地方性被消解、工具理性导向的规划没有“人情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以人文经济为驱动的“意义城市”建构成为破解困境的关键——如何超越空间的物理功能，激活文化资本、情感联结与集体记忆的再生产，呼应“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价值内核？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城市空间的经济或物质属性，相对忽视意义生产过程中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本文以“人文经济”为视角，揭示其通过文化符号的传播、情感劳动的嵌入与数字媒介的交互重塑城市意义的过程。理论层面，通过整合空间生产理论与地方认同框架，突破功能与意义的对立；实践层面，尝试为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保育、社区治理与公共政策提供人文导向的参照，使城市化进程回归“人”的尺度。

从功能城市到意义城市

功能城市（Functional City）源于工业化时期对空间效率的要求，目的是通过工具理性实现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视域中，功能城市将城市简化为经济生产的空间，强调功能分区——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的分割，芝加哥学派在1925年根据此模式提出城市结构和地域结构学说，这样的功能分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肌理的同质化，消解了地方性，社会形成一种空间竞争生存的“生态秩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所指出的，资本逻辑将城市转化为抽象空间，削弱了社会与地方文化的联系。在中国语境下，新型城市化阶段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建设模式加剧城市空间问题，反映出效率导向与人文价值的矛盾。

意义城市（Meaningful City）指向一种以文化认同、情感联结与公共价值为基础的系统，是地方性与主体性的再生产。相较于功能城市对物质性的看重，意义城市更关注“空间作为存在之场”，通过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培育、集体记忆的存续以及公共领域的协商实践，构建人地网络。当代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理论揭示了物质环境如何通过情感体验转化为意义载体，而美国社会学家哈维提出的“城市权利”则强调市民参与意义生产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城市更新中，开封市的历史街区通过“微更新”激活传统街巷的社区功能，体现出从功能空间向意义空间的转型尝试。

从功能城市到意义城市发展模式过程中，人文经济属于关键的驱动力。人文经济（Humanistic Economy）是以文化资本、情感劳动与创意产业为核心动力的新型价值生产模式。它区别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将文化符号、情感与知识纳入经济系统。文化资本通过遗产活化、非遗传承等途径转化为经济价值；情感劳动依托服务业与共享经济，将人际互动中的关怀、认同等情感资源商品化；创意产业通过意义消费构建城市空间的文化叙事。人文经济重塑城市经济的空间逻辑，通过“非物质生产”推动城市从增长机器转向意义共同体。当前，全球经济与世界文明正在遭遇不确定性问题带来的震荡，人文经济的提出有利于克服经济运行的野蛮性，建构更加公平、有效率、可持续的世界文明。

人文经济的城市意义生产机制

意义生产驱动。人文经济视角下的城市意义生产中，文化资本的转化起着基础性作用。城市通过梳理历史街区的空间肌理与集体记忆，将建筑、工业等遗产的保护升级为文化价值的再生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城市将老厂房改造为文创园区，在保留物质空间的同时，通过策展、工作坊等形式来激活场所精神。在城市空间中，街头摊贩、手工艺人在日常经营中的交易方式、技艺传承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非标准化知识体系，源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化生产力酝酿出非正式知识生产，为城市注入在地性特征，使标准化城市空间保持活力与多样性。情感经济的嵌入影响着城市文化认同的构建强度。居民对街巷院落的情感依附是个人记忆的存储，通过节庆仪式、邻里互助等形式转化为集体文化资本。当社区更新触及承载共同记忆的空间时，其中的情感联结会激发居民参与共治协商，将空间改造过程转变为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场域。在此过程中，个体情感体验通过社群互动升华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文化叙事，形成抵御空间同质化的动力；数字技术的介入重塑城市文化的表达与传播维度。虚拟空间通过三维建模，利用动态数据，将实体场所的历史层积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叙事，历史文化得以获得可视化载体。增强现实技术突破了时空界限，历史事件与当代生活产生跨时空对话，虚实交织的叙事模式利用用户生成内容（UGC）的生产，推动市民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共同生产者。数字平台的文化传播效应催化着地方性与全球性的融合，使城市意义生产系统保持动态演进。

空间实践路径。物质空间层面，人文经济的城市意义生产，通过功能混合实现文化激活。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混合型社区打破传统单一功能分区，整合居住、商业与文化基础设施，形成全新的人群交互场景，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通过咖啡馆、共享办公等“第三空间”的嵌入，为不同群体创造非正式交往的场域，赋予日常生活实践文化意义。除此之外，一些城市在历史建筑改造中，保留原有空间尺度与肌理，通过物质载体的延续维系场所精神的可感知性。社会空间的实践表现则为自组织网络的协同创新。居民基于共同文化诉求形成社群，借助数字工具建立分布式协作系统，在社区微更新中实现需求收集、方案共议与成果共享。以上治理模式突破传统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使文化保育、空间营造等活动成为培育社区认同的社会过程。政府引导下的多方协作平台，将分散的民间自治转化为制度化的创新机制，形成文化治理结构。符号空间的建构，依托集体认知的持续再生产。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凯文·林奇提出的道路、边界、区域等城市意象要素，在数字传播中被赋予新的阐释维度——短视频平台中的地标“打卡”行为，实质是市民通过身体实践参与城市符号的再定义。算法推荐系统则将这些碎片化意象重组为具有传播力的文化叙事，使实体空间的特征通过虚拟投射获得认同效应、虚实交互的符号生产机制，最终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意义网络。

时空关联方式。历史层积的数字化重构了文化遗产的生产关系，为基于数字技术的地层考古提供了材料，通过建模等算法，将物质遗存转化为可被量化的历史。技术介入的本质是以新质生产力重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者得以突破传统文物保护的技术壁垒，参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修复，实现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革新。即时交互系统催生的空间实践，彰显人民主体性。感知网络捕获的访客行为数据构建出基于数字足迹的“身体政治”的分析框架，将规划文本演变为协商性空间生产，将访客的日常实践转化为空间决策的参考，使大众的具身经验成为空间生产的参考。未来想象颠覆文化生产结构。元宇宙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