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千载 融汇发展

——马克思“扬弃”论与孔夫子“损益”观相通性及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创始人的论述中，都包含着在继承历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形成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Aufhebung”被广泛使用，来表示辩证的否定，即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保留旧有东西中有价值的成分，中文译作“扬弃”，精确地表明了“Aufhebung”其意。这种理念与孔子的“损益”观有较强的相通性。

马克思“扬弃”与孔夫子“损益”释义的相通性

马克思早年是青年黑格尔派，受黑格尔影响很深。黑格尔在其著作《逻辑学》“变的扬弃”一节中指出“Aufhebung”在语言中的双重含义：“扬弃和被扬弃的东西（观念的东西）是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到处决然反复出现的基本规定，其意义须确定把握，尤其要与‘无’区别开来。扬弃自身的东西并不因扬弃而就是‘无’”。这就是说，“扬弃”一词既意味着保持，又意味着停止，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恩格斯后来作了进一步解释：“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这样，在唯物辩证法中，否定就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

儒家思想强调的“日新”“革故鼎新”等概念，更接近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内涵。《大学》引商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日新”观念对儒家思想有很大影响，后来发展成为“革故鼎新”。“革”与“鼎”原是《周易》中的两卦，即“革卦”和“鼎卦”。革故鼎新最初表示的是新旧王朝的更替，后来，人们借此泛指一切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变革，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否定观的内容和象征。如何才能做到“日新”和“革故鼎新”呢？孔子提出了“损益之道”。“损”“益”也是《周易》中的两卦，即“损卦”和“益卦”，为一组相反相成的两卦。孔子将损、益连用，合成“损益”。

无论是马克思的“扬弃”，还是孔夫子的“损益”，都意味着旧事物的破坏和新事物的产生。然而，“新”和“旧”都是相对概念，新事物不会永远都是新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事物就为更新的东西产生准备了条件。这些条件一旦成熟，再次否定就会发生，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本质。就像孔子认为的：《周易》中“损卦”和“益卦”共存于同一卦体，互相依存，损中有益，益中有损，二者相互依赖，是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孔夫子思想都是“扬弃”“损益”的结晶

马克思哲学是不断“扬弃”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扬弃黑格尔哲学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否定的否定”的弊端。但马克思重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否定的否定”规律进行“扬弃”，还没有从哲学层面进行系统论述。这个任务是由恩格斯去完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用了一整章来论述究竟什么是否定的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体的发展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在前进和上升的过程中还会体现出曲折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扬弃”论正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集中体现。

据《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对前代积淀下来的思想精华，不主张完全否定，而是抱着积极的态度继承发扬。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代有损益，至周公时已比较完善，所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明确提出“克己复礼”。所谓“复礼”，也是以损益为前提的。对礼的“因”并非陈陈相因，一成不变，而是有所“损益”、有所变通。孔子“损益”的原则，贯穿在他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而且源远流长，对我国历史文化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