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等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与世界人均水平相差很多。在我国碳排放来源中， 发电和供热行业、制造业、建筑业的占比达到60%以上，农业、工业、交通也占有一定份额。自打响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我国持续进行大气污染治理，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但要注意，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产品仍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且消耗量很大。

二、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具有广泛的、普适的、可操作性强的时代应用价值， 且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自商周以来，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管理山林河湖的官员。虽然各少数民族地区没有成文的法律法规，但其世代沿袭的宗教、习俗等都蕴含着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都江堰水利工程巧妙利用自然山川，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灌溉，保证了成都平原生产、生活、生态用水，有效减少洪水灾害影响。

古代先民具有非常强烈的节水意识。安徽江南民居流行“四水归堂”的布局方式，以四面坡屋顶向中心天井倾斜为特征，使雨水汇集至天井区域，形成“四方之水汇明堂”的格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地势平坦，潮汐差大，河流常受海水咸潮的倒灌，引起土地的盐碱化，严重危害农业生产的进行。唐宋元时期，随着沿海地区农业开发的加快，海堤工程系统的建成，为隔绝海潮的入侵，使内河咸淡分离，并蓄积淡水供给农田灌溉用水，在众多的通海溪河上相继修建堰闸，以拒咸蓄淡。北京团城在地下铺设涵洞，通过一口古井接收雨水， 涵洞中储存的水经过蒸发后渗透至土壤中，滋养古树。

江苏兴化垛田，是华夏先民为了抵御洪涝灾害，孕育出的一种独特农业地貌。兴化先民们为了开垦荒地、抵御洪涝灾害，从原来的湖荡沼泽中积土成丘， 垒土成田，形成了一条条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垛田，大的有两三亩，小的只有几分地，但是垛与垛之间各不相连，四面环水，为的就是方便船只进入进行种植。这样的一种种植方式，也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典范。与之相似的是，台田模式，比如山东东营的“上农下渔”。台田模式建设基本思路是挖土为塘注水养鱼，堆土成台在上耕作，台地特征与排水网络结构为其核心要素。建成后，黄河水漫灌，盐碱逐渐下渗，变为良田，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一次成功尝试。

我国古代城市建设蕴含着古人的生态智慧。2024年，安徽徽州发生强降雨，

其古城、古村落、古街区里修筑的古代水利设施依然发挥作用。

黄土高原地区的淤地坝是指，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沟道中，以拦泥淤地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拦泥淤成的地叫坝地。在流域沟道中，用于淤地生产的坝叫淤地坝或生产坝。

新疆的坎儿井是干旱地区的劳动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创造的一种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引出了地下水，让沙漠变成绿洲，古代称作“井渠”。坎儿井的主要工作原理是人们将春夏季节渗入地下的大量雨水、冰川及积雪融水通过利用山体的自然坡度，引出地表进行灌溉，以满足沙漠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云南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以水作为核心的水利系统构成了循环体系。在垂直的山地环境下，地形地貌、立体气候和植被三大自然条件为哈尼梯田农耕提供了水环境基础。冬末春初，从红河河谷蒸发升腾的水蒸气，在半山区受气流的压降，形成茫茫云海，在一片片茂密的森林中化成绵绵雾雨，大量倾泻在这一地区，孕育了广袤的森林；由于森林的巨大储水作用，在森林和崇山峻岭的管沟中，形成无数的山泉、水潭、溪流，造就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水源体系。林中营沟中流淌的无数溪流，在灌溉了梯田之后，又复归红河和藤条江水系中去。水分在这相对封闭的区域内升腾下泻，云海产生的雾养育森林， 森林贮存了雨、水，又排放出大量的溪流经过村庄，灌溉梯田，最后进入江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开垦历史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我国古代乡村污水处理的智慧值得我们借鉴。古代村庄利用坑、塘、堰、坝等低洼的地方，储存生活污水，种植水生作物。

可见，古代先民恪守朴素的“两山”理念，在生产、生活、生态方面自觉践行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包含的生态伦理、生态技术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应当取其精华。“两山”理念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和谐共生的伦理观念高度契合。“两山”理念并非对古代思想的简单复刻，而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的“两山”理念实践

（一）“两山”理念与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要素，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

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将生态环境视为生产力要素之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山”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将生态环境视为经济社会发展外部约束的认识，将其从被动的背景条件提升为能动的具有创造功能的生产力要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态环境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基础虽然不包括生产力本身，但其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因而，将生态环境视为经济基础的重要基础符合学理逻辑。“两山”理念通过指导生产实践，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进而推动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生产关系得以优化后， 经济基础自然也随之优化，而优化后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产生决定性影响， 使环保领域的法律、政策不断完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而为继续坚持“两山”理念构建起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两山”理念与自然资本

长期以来，人们将自然视为可无限获取资源的“源”和承受污染的“汇”。这种错误认知的症结在于人们长期忽视生态环境的价值属性。“两山”理念认为，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不断地提供生态服务，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宝贵资产，而这种资产可以随时转化为自然资本。

（三）“两山”理念与新质生产力

“两山”理念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是资源消耗低、化学污染少的生产力。“两山”理念不仅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更指明关键的实现路径，即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和经济发展“高价值”协同并进。

（四）“两山”理念与三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如果人类无休止地繁衍，资源无休止地消耗，长此以往，终将超过地球的承载力。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生产理论，人类社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反哺自然，进行环境再生产。学习“两山”理念后，我们对三种生产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

（五）“两山”理念与两条主线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不可分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会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传统史学更多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两条主线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同样重要。两条主线理论与“两山”理念在逻辑思维层面上有相似的理论基础。

“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精髓，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奠定坚实理论基础，提供科学行动指南。我们在认真学习“两山”理念的同时，要致力于理论创新，做到知行合一，力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有悖于“两山”理念的生态建设误区

建设美丽中国势在必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朝着绿色化、低碳化和高质量发展方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