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讲话系列第8160期王天琦：在市政府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VIP专享

新常态新动能新进步

在市政府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2月9日，根据录音整理）

同志们：

根据《宿迁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今天我们召开市政府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市人大四届四次会议精神，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特别是“一个论述”（新常态）、“四个文件”（新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动员各地、各部门切实把思想凝聚到适应新常态上，把精力汇聚到寻找新动能、实现新进步上，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上午，两位专家围绕一个论述及“四个文件”进行了授课；刚才，发改、商务、财政、金融、国土等五个部门进行了交流发言，讲得都不错。下面我就如何在新常态下做好政府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一个论述四个文件”带来了哪些变化

如果问大家2014年有哪些热词，相信大家会脱口而出“新常态”、“APEC蓝”等。在百度搜索中，关于“新常态”的词条有六千五百多万条。自去年5月习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到北京APEC会议上阐明特征，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论述，新常态不仅迅速成为2014年以来的最热词汇，而且成为我们当下面临的最重大的时代课题。

（一）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这一论述

1．新常态的概念及内涵。从字面上看，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实质就是经济进入到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阶段。通俗地讲，老路走不下去了，必须换新路走了。2014年12月9日，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地论述了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194”：一个阶段，即把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联系起来，经济新常态不是孤立的，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多种复杂因素使然，是我国经济进入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阶段。九大变化，即呈现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的变化。四个转向，即经济发展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总的来看，新常态具有四个鲜明特性：一是必然性，经济在经历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后，通常都会进入由高速向中低增长转变的艰难“换挡期”，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二是阶段性，新常态是一个在行进中完成转变的过程，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间段。三是曲折性，从老状态到新常态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痛苦甚至漫长的过程，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企业、领导干部甚至是普通工作人员均都可能出现不适应，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我们必须面对。四是上升性，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经济进入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更加注重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对此，大家要深入思考，对形势要充分预估，不能有埋怨和抵触情绪，而要正确对待，在预估和把握中寻找工作机遇，寻找新的动能。

2．宿迁新常态的特征。地理版图上的中国幅员辽阔，每一天都是从东向西依次迎接朝阳。经济版图上的中国也是如此，虽然各地是向同一方向迈进，但进入新常态也不是齐步走，而是处于不同的列队方阵，包括江苏自南向北，各市进入新常态也不是同步的。总的来看，新常态下我市经济运行与发展所呈现的特征，既面临着速度下降、结构调整、挑战增多等与其他地区类似的共性问题，也有着自身的一些个性化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长路径有差异：从国家层面看，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向消费转型，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快于工业。2013年，全国三次产业比重为10：43.9：46.1，三产占比首次超过二产。而我市三次产业比重为13.8：47.8：38.4，二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去年，全国人均GDP达4.65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2万元，苏州分别为12.9万元、3.98万元，而宿迁仅为4万元、1.59万元，与全国特别是苏州等发达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和水平，决定了成长路径有所不同。对于宿迁而言，在调整优化结构、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仍然是当务之急。新常态不可能单独“关照”宿迁，宿迁工业化的阶段性任务还没有完成，这是我们面临的尴尬处境，既要做优存量，更要通过增量的有效集聚，为产业转型升级争取更多现实空间。

增长动力有差异：在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消费驱动正成为全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和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引擎。从宿迁来看，在创新驱动上，科技基础十分薄弱，科技进步贡献率仅为47.9%，落后全省近10个百分点；在消费驱动上，由于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地方政府难有大的作为。近三年我市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5%左右。因此，对于宿迁而言，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消费驱动与投资拉动并重，抓住投资拉动这一“牛鼻子”，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扩大投资，以大项目带动大投入、以大投入带动大发展。

发展模式有差异：新常态下，国家开始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为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型，使国民经济真正走上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对于宿迁这样一个增量带动型的地区而言，谈转型、讲发展，如果没有速度作为保障无从谈起。现阶段，我们推动转型升级，仍要把量的积累摆在重要位置，注重规模和速度，始终保持相对较快的发展态势。挑战因素有差异：从全国看，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结构调整阵痛加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显现等等。对于宿迁来说，除了面临着这些普遍的压力外，还要面对特殊区位、特殊阶段等挑战，我们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中的欠发达市，享受不到国家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特殊政策；发展水平低于周边，但民生支出一直在向周边看齐；虽然已经踏入工业化中期的门槛，但无论是产业质态、产品结构还是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都远未达到中期应有的水平。

（二）“四个文件”传递出哪些重大信号

近半年来，国家先后出台或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等文件，再加上2013年省政府出台的《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省政府93号令），我们统称为“四个文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密集出台了这么多“重磅炸弹”，其中传递出什么样的强烈信号，表达了什么样的鲜明导向，对政府组织经济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如何适应、顺应这些变化？这是全市上下尤其是在座每一位同志都要深入思考且要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去年8月份，《预算法》完成20年来首次修订，为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扫清了法律障碍；9月份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改革要求；今年1月1日，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可以说，预算法的修订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修修补补，而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性创新和系统性重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从“一本账”到“四本账”。过去我们只有“公共预算”一本账，而现在政府全部收支都要纳入预算管理，完整编制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账”。从“政府管钱袋子”到“管好政府钱袋子”。以往政府预算是自己制订、自行拨付、自主花钱、自我监督“四自体制”，而新《预算法》第一条就明确了立法宗旨，提出要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各级政府由管理主体变为管理对象，从根本上规范了政府收支行为。今天邀请部分企业负责人参会，就是要传递一个重要信息，政府对企业扶持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如过去财政对企业直接补贴等扶持方式，现在已经禁止使用了。从重专项转移支付到重一般性转移支付。原专项转移支付缺乏科学标准，自由性和随意性较大，很容易形成权力寻租，这也是地方“跑部钱进”的原因所在。新《预算法》首次对转移支付进行了规定，要求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体，并对专项转移支付的设定做出限制，如上级政府安排专项时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市场竞争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前不久，中央又出台了《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71号），提出要从严控制转移支付，逐步取消竞争性领域转移支付。从年内平衡到跨年度平衡。原《预算法》规定预算审查重点是收支平衡，并要求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完成上缴任务，这在客观上带来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容易导致征收部门在经济增长放缓时，为完成任务收“过头税”，造成“雪上加霜”；而在经济过热时，为不抬高基数搞“藏富于民”，该收不收，造成“热上加热”。新《预算法》提出，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通过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解决预算执行中的超收或短收问题，这有助于解决预算执行的“顺周期”问题，增强政府“逆周期”调控效果。这四个方面的转变，也释放了四个明显信号：一是预算执行刚性约束更加强化。预算不能随意更改，对违规举债、擅自变更预算、挪用重点支出资金等行为加大了责任追究力度，更加强调预算执行的刚性约束，意味着今后不进预算盘子的工程和项目将一律不能再做。二是决策要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倒逼我们在编制预算、谋划项目时，不能像过去有的干部那样手一指一条路、手一挥一栋楼，拍脑袋做决策，对年度工作计划安排必须细致、周到和全面，更具科学性、前瞻性，确保需要安排的事项全部进入预算盘子。三是勤俭节约意识必须增强。寅吃卯粮的现象将一去不返，严控行政一般性经费，特别是“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等，倒逼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勤俭节约意识。四是财政支出更加公开透明。非政府组织国际预算伙伴公布了2012年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财政预算透明指数，在满分100分的情况下中国只得了11分（各国平均得分43分），排在所有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的第85位。新《预算法》出台，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增加财政支出的透明度，进一步增强主动公开意识，特别是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转移支付、政府债务以及机关运行经费等，严格按规定支出并及时做出公开说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做到资金、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去年10月2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意见》，与以往相关文件相比，《意见》主要有以下几个显著变化：政府举债主体由“平台间接举债”调整为“政府直接举债”。以往政府缺少资金，既可以直接借款，也可以让平台公司融资。现在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通过平台间接融资，政府举债规模要以GDP和每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计算尺度，按此换算，借债额度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只能通过省级政府发债来直接融资。政府举债方式由“多种融资方式并举”调整为“单一的政府发债”。《意见》明确地方政府举债采取政府债券方式，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债的，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确需政府举借专项债务的，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这意味着今后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规模和用途由不限变成受限。过去地方政府能融多少融多少，想怎么用怎么用。现在《意见》规定由国务院确定全国债务的总规模，再由财政部确定分区规模，并报各级人大审定。就宿迁而言，按照现行的规模和债务风险，今年我们几乎没有发债额度。同时，《意见》对债务资金使用也作出了严格规定，债务资金只能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由直接救助变间接救助。《意见》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和风险责任追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发生信用事件，首先中央不救助，地方自行按照市场化方式解决。但《意见》也强调地方政府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及时上报，本级和上级政府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通过“间接救助”化解债务风险，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从上述变化中，我们可以领会到中央释放的几个鲜明导向：一是把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摆上更加重要位置。步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加大，而地方政府融资债务也几乎同步进入了偿还高峰期，中央对地方债务问题高度重视，力防发生系统性风险。从国际上看，2009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其本质原因就是政府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承受范围。根据审计署2013年6月发布的地方债务数据，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其他或有债务规模为17万亿元，其中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偿还债务大约在10万亿元左右，抛开其他因素，今年地方政府需要偿还债务利息至少5000亿元，这给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带来了巨大压力。二是建立借用还一体化机制。以前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平台和BT等渠道进行融资，规模总量难以控制。出台《意见》就是堵死后门、打开前门，国家对政府债务管理更加规范，把地方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实现“借、用、还”相统一，有效解决过去“只管用钱、不管还钱”、“寅吃卯粮”的问题，使整个政府财政收入更加科学合理。三是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支配和市场干预。融资是最重要的资源，必须由市场配置，不能由政府配置。融资难、融资贵，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是推手之一，因为银行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都愿意给政府贷款，大量社会资金进入了政府资金“盘子”，因此今后要切断政府融资渠道，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手段，使社会投资成为主体，由政府主导型变成市场主导型，这也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四是加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收回政府“伸得过长之手”，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行动边界，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真正回归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本位。

3．《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去年11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清理规范本地区、本部门制定出台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在“四个文件”中，各级领导干部对这个文件应该最为熟悉，因为它与招商引资息息相关，但一些同志可能对《通知》认识存在偏差，简单认为现在什么优惠政策都禁止了。对此，大家要理性和辩证地看待这个文件，绝不能风声鹤唳、一叶障目。从方式上看，不是一刀切、全部取消，而是采取清理和规范两种手段，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坚决取消，对符合市场导向的优惠政策逐步规范。从范围上看，重点是清理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即与税收挂钩的优惠政策、与非税收入挂钩的优惠政策、土地出让优惠政策，其他政策不在清理范围之内。从对象上看，所清理优惠政策的实施对象都是企业，对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不在清理范围。近年来，中央先后多次要求规范地方税收等优惠政策，与以往相比，此次《通知》主要有三个方面显著变化，具体概括为“三个规范”：规范税收减免政策。以前招商引资最常用的“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政策被明令禁止，要求坚守“税收法定”原则，除规定的税政管理权限外，各地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各部门在起草规章以及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中都不得规定具体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土地优惠政策。以往各地在招引项目中一般都在土地价格上予以优惠，甚至有的是零地价。此次《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以优惠价格或零地价出让土地”，意味着这条路今后将被彻底堵死。规范企业直接奖补。过去我们对一些好项目、大项目，往往以“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的方式，通过财政贴息、基础设施配套、代建厂房等名目给予企业一定补助。但《通知》规定，对制定与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优惠政策，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等，坚决予以取消。上述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在产业以及区域发展等方面的一些新导向。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优惠政策，从一方面看它是扶持政策，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是歧视政策，是分裂市场的政策。近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频发争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度补贴所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62号文的出台，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不仅试图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同时也推动了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促使其回归到公共服务的本位上来。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法治理念。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规办事，遵守税收法定原则，任何人不得随意减免，真正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规范行为、化解矛盾，促使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加自觉、更加有效。三是全面适应新常态，把调结构、促转型作为经济工作的主题主线。通过清理和规范优惠政策，管好“政府闲不住的手”，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以优胜劣汰方式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4．《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2013年12月1日，《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省政府93号令）正式施行，与2005年施行的《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省政府26号令）相比，政策有了较大幅度调整，主要有三个明显变化：由货币补偿变为刚性进保。26号令制定时，由于没有强制进保的法律依据，因此设置了参保、货币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供被征地农民选择。在实践过程中，不少被征地农民顾及眼前利益，往往选择货币补偿。93号令依据《社会保险法》确立了应保尽保的原则，除16周岁以下的被征地农民不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一次性领取生活补助费外，所有16周岁以上被征地农民都纳入相应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刚性进保，不再给予其他补偿选择权。由“先上车后买票”变为“先买票后上车”。以往很多地方为了确保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考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建设用地报批的可实施性，强行上马项目，违法后再跑指标、调规划，习惯于依靠上级帮助化解矛盾、抹平问题，形成了大量违法用地。93号令规定在征地报批前，市县政府要把征地补偿费用和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安排的社会保障费用存入财政部门指定账户；征地报批时，财政部门必须出具征地补偿费用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落实的相关凭证；各级政府批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前，人社部门必须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落实情况提出审核意见，并对弄虚作假行为做出了明确追责规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低成本变为高成本。随着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耕地后备资源开发成本的增加，在市区征地成本已由2011年的8.5万元/亩，增加至现在的12.5万元/亩，每亩增加成本约4万元，按照全市每年征收耕地2万亩计算，每年增加征地成本约8亿元，这其中还不包括使用挂钩指标的成本。93号令的出台，传递出以下几个鲜明导向：一是在发展成果再分配、发展与稳定关系处理上，将更加重视保障农民对土地征收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申诉权与收益权，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将更多更合理地向被征地农民倾斜。二是地方政府征地成本、征地难度将逐步增加，倒逼地方政府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意识，健全和完善节约集约用地机制。三是征地拆迁将更加法治化、公平化、公开化，将成为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水平的“经验交流”，暴力拆迁将会大大减少，否则按照新文件规定，相关责任人就构成违法和犯罪。

总之，“一个论述四个文件”高屋建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不但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的变化，同时也引领着发展方式的转型。根本目的就是要求我们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甚至取代市场，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引导产业、扶持项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本位，打造务实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明确行政与法治的遵从关系，把依法行政的根本内涵落实到各个层面，把手中的权力约束在法治框架之下，打造公开透明的法治政府；准确把握规范用权与违规失序的底线，在实际工作中审慎用权、科学用权，不做超越于准绳之外、自外于民主之序的事，打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政府。

二、用新常态视角审视以往发展路径

对照“一个论述四个文件”，回顾我们以往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形势变化，种种矛盾和弊端制约了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一）招商引资路径弊端凸显。去年下半年，市委、市政府对招商引资政策做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开展全民招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没有完全理解。其实，做出这样重大决定是非常有利于宿迁经济转型升级的，虽然全民招商在宿迁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新形势下很难再走下已无法持续，具体体现在“四重四不重”：一是重企业、不重产业。在传统招商模式下，缺乏全局性、战略性的产业规划，各地各部门见商就招、有资就引，无方向、无重点、无针对性招引企业，导致产业分布零散、门类过多，资源要素配置和扶持力量不聚焦，产业明显缺乏竞争力和生命力。产业门类杂，在市委、市政府明确各县区“2+1”产业体系之前，各县区的主导产业都在4个以上，有的甚至多达7—8个，纺织服装、木材加工等产业几乎各县区都有，形成了内部恶性竞争。毛主席曾经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打仗亦如此，经济发展亦是如此，产业过于分散，使得我们难以集聚资源、聚合力量支持重点产业发展。产业规模小，去年我市酿酒食品、纺织服装、林木加工和机械电子四大支柱产业主营业务收入1994.5亿元，其中第一大产业食品饮料主营业务收入571.22亿元、占比不到20%，是全省唯一尚未形成千亿级产业的地级市。从周边城市看，2014年盐城市汽车、机械、纺织和化工等四大支柱产业实现开票销售收入3012亿元，其中汽车行业开票销售收入1122亿元，占比达37.3%。二是重数量、不重质量。以往招商引资过程中，往往是项目不分大中小、产业不分“一二三”，“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对项目的发展前景缺乏“底数”、把关不严，导致项目引进后质量难以保证。2014年全市新引进投资亿元以下的项目占67%，项目体量总体偏低。从销售额看，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为2482户，分别是连云港和淮安的1.62倍、1.11倍，但单体企业销售收入分别仅为连云港和淮安的43.5%、53.7%。其中，销售收入超10亿元企业数仅为连云港和淮安的50.8%、68.1%，超50亿元的我市仅有2家，淮安、连云港分别有8家、19家。充分说明我市企业虽然数量多、但不够大、不够强，特别是行业领军企业明显偏少。三是重龙头、不重配套。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招大引强，招引了不少龙头型大项目，但在产业配套上重视不够，存在一些弱链甚至断链环节，没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纺织服装产业上，先后引进了恒力集团、晨风服饰、波司登服饰等一批龙头企业，但在研发设计、印染等关键环节上明显缺乏，产业链各环节联系不紧密，存在缺链、断链情况。在机械电子产业上，相继引进了可成科技、瑞声科技、兄弟活塞等一批龙头企业，但金属表面处理、模具制造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发展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做大做强。当年昆山招引仁宝电脑时，把仁宝生产的笔记本配件分拆招商，每个零配件都招引两三个顶级供应商，形成了高质量的产业配套，助推了昆山电子产业发展，目前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厂商中有6家在昆山设厂。四是重投入、不重产出。从项目情况看，以往招商引资考核中，只看建了多少厂房、买了多少设备，对企业投产后的实际销售和税收等效益指标关注不够，项目实际产出效益相对较差。从园区建设看，根据苏南等地经验，一个园区从开始投入建设到最终实现收益，大概需要10年时间。我市各开发区基本于2000年左右成立，到现在也有十几年时间，即便是“五免五减半”，也该到了出效益的时候，但从目前情况看，算上房地产等收益，依然是入不敷出。粗放式的招商引资模式，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生产资源，也付出了更多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资金成本，产出效益低下，难以适应新常态的要求。

（二）土地利用比较简单粗放。突出表现在“四低”上：一是亩均投资强度低。2010年-2014年，全市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从120万元/亩提高到180万元/亩，年均增幅11%左右，但与省政府要求的苏北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240万元/亩的标准比，我们仅达到目标的75%。与苏南地区相比差距更大，去年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亩均投资强度达665万元/亩，我市仅为其18%。二是单位产出低。从全市看，2009年-2014年，GDP从810亿元提高到1930亿元，增加了895亿元，消耗了约20万亩土地。也就是说，我市GDP每增长1亿元，就要消耗土地约178亩，比苏州多出143亩，比全省平均水平多出102亩。具体到开发区，2010年-2014年，全市开发区单位产出从270万元/亩上升到320万元/亩，年均增长4%左右，增幅不足亩均投资强度增幅的一半，投入产出率约为2.8，低于全省开发区平均产出率（5.34），与苏南地区产出率相比（10）差距更大。三是土地利用率低。2014年我市各开发区工业用地容积率在0.7左右，根据《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情况》，全国341个国家级开发区工业用地容积率平均约为0.83，其中最高达到3.36。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工业用地规定容积率必须达到2.0，而在日本等发达国家，规定工业区的容积率为2.0-4.0，即使以花园工业区著称的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规划容积率也达到了1.0-1.4。据测算，我市开发区工业用地容积率每提高0.1个点，就可以节约1200亩的用地。如果我市开发区工业用地容积率达到国家级开发区的全国平均水平，就可以为2个类似可成科技的大项目腾出用地空间，直接拉动投资70亿元。从最新招商追溯考核情况看，共抽查了2010年以来引进的721个项目，进展不正常的有181个，其中推进较为缓慢的有76个、占10.54%，处于停滞状态的有63个、占8.74%，流失的有42个、占5.82%，不正常项目占当期工业用地供应面积超过了四分之一。从土地清理情况看，近年来各开发区通过清理盘活得到土地年均在400亩左右，占当年开发区新批项目用地面积的30%左右，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市土地利用率严重偏低。四是园区建设标准低。目前我市《开发区建设基本导则》正在起草中，之前由于没有相关标准，开发区的道路、绿地、建筑层数缺乏统一要求，部分开发区厂区外是大广场、宽马路，厂区内建有大花园、大绿地；多数开发区没有实行先规划后建设、先工业后商业、先地下后地上的开发建设模式，路网建设中无法同时一次性完成污水、雨水、自来水、供电、通讯、燃气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导致“九通”工程额外占地，浪费了不少土地资源。此外，我市开发区建设伊始，由于起点低、基础差、外界知名度小，为了完成招商任务，各开发区往往放松要求，所招引的项目层次普遍偏低，造成企业用地粗放。从国土部出具的最新数据看，2014年全国供应建设用地同比下降16.5%，今年1月10日国土部对外发布的农村土地三项改革试点方案中，只字未提“增减挂钩”政策，而是一再强调在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上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用地从紧政策导向非常明显。对于宿迁而言，在用地指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在项目质态和效益上下功夫，不仅稀缺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且土地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将严重影响全市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三）城市发展内涵和质量不高。建市之初，宿迁城区面积只有13平方公里，近年来中心城市快速扩张，目前已形成了宿城区、宿豫区、湖滨新区、洋河新区、国开区、苏宿园区、软件园区7个组团，按照目前通用的口径，建成区面积约为85平方公里，实际面积已达131平方公里（不包括洋河新区）。在城市框架逐渐拉大的同时，分散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小、低、高、散、乱”上：一是人口密度小。按照通行指标，合理的城市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万人。按照建成区85平方公里面积、人口约70万人计算，每平方公里仅8200多人，人口密度偏低，城市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二是城市首位度低。城市首位度通常是指一定地区范围内处于首位的中心城市与区域内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量、经济总量等比值，表示该地区首位城市的集聚程度。通常情况下，第一大城市首位度达2以上才可被认为“首位”城市。根据主要经济指标的首位度分析，宿迁市区首位度基本都在2以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口首位度和地区生产总值首位度均不到1.2，淮安则全部在4以上。三是配套成本高。研究表明，每建设一平方公里的城市基础设施，大约需要1.5亿元投资。按照目前346.21平方公里的规划面积，我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平均每公里达到7.5亿元左右，成本远远超过周边城市。以城市道路建设为例，目前中心城市规划区范围市政道路长度为957公里，共计1946万㎡。根据建设部规划导则建议的5.3-7公里/平方公里的城区城市道路密度，我市规划区道路密度设为5.38公里/平方公里，基本上取了下限。即便如此，规划区内还要建设城市道路905公里、约1840万㎡，大概需经费60亿元，四是商业分布散。一方面商圈过多，首都北京只有王府井和西单两大商圈，省会南京只有新街口商圈，而我们不到7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幸福路、西湖中路和霸王举鼎三个商圈，同时位于两翼的宿城区和宿豫区还在建世贸广场和金三角、宿迁国际公园，严重分散了人气商气。另一方面商铺过多，按照商业设施建设指标，一般每2万元零售额对应一平米商铺。对照标准，市区单位商业面积零售额较低，部分商铺利润微薄甚至长期空置。五是城镇开发秩序乱。中心城市各个主体之间缺乏统筹、“各自为战”，建设一些功能相同的项目，让本已分散的商气人气更加分散，如经开区建了中青家居生活广场，宿豫区又建了红星凯盛国际生活广场；宿城区在双庄建了国际汽车城，宿豫区在天山路又建了汽车4S店集中区。城镇建设缺乏统筹，2014年全市100个乡镇的规划区范围内有625个住宅项目，价格约为城市一半甚至1/3左右，大量农民被截留在乡镇，导致本已暗淡的城市人气更加难以集聚。城市框架拉大，固然可以拓宽城市发展空间、快速提升城市形象，但拉得过快过大，就会脱离发展水平和缺乏人口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就会稀释资源、分散人气商气，影响中心城市首位度和集聚度，增加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刚性成本。

（四）生态环境压力释放巨大。从资源环境看，存在着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资源污染并存的矛盾。在水资源方面，全市人均水拥有量仅为424.5m3，低于全省人均558m3的拥有量，也低于国际公认的500m3极度缺水警戒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土豆主粮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水出现了危机，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现有保水量已经无法支撑小麦的生产。我市每年灌溉期间，都要通过调引江、淮水解决本地水资源不足问题。水资源浪费严重，农业用水仍以漫灌为主，工业用水效率处在全省末位，部分用水大户如德华纺织用水为直用直排，重复率为零，造成极大浪费。在城市尾水出路不足的情况下，全市水资源面临外源和内源双重污染的压力，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去年，全市89个水功能区达标率不到60%，距2014年省定任务70%、2015年75%、2020年85%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在空气环境方面，从省政府发布的绿色生态环境指数看，2013年与2012年相比，我市各项环境指标都大幅下滑，在全省处于垫底位置。从2013年底，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对生态环境进行了大力度整治，2014年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尽管如此，去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仍然低于全省平均水平，PM2.5年均浓度值远超过二级标准限值（35微克/立方米），在苏北五市中位居第四。排在污染第一位的是燃煤，目前市委、市政府正在下大力气建设液化气管网，下决心关闭民生热电，逐步关闭各种小煤炉、小锅炉。从节能减排看，一方面，能源消耗依然高位运行。2013年，我市全社会综合能源消耗量达到872.67万吨标准煤，是2009年的1.8倍。虽然去年单位GDP能耗五年来首次下降，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仍然过快，再加上目前我市的单位GDP能耗在全省已经最低，节能空间有限，但节能减排任务依然不减。另一方面，能耗投入产出率偏低。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0.58吨标准煤，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等五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占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的51.2%，而工业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9.97%，特别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万元增加值能耗高达12.77吨标准煤，是全市万元GDP能耗的近24倍。2014年6月，新修订的、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出台，规定“对于没有完成总量减排目标、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地区，可以实施区域限批”，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加大了对环境质量责任追究的处罚力度。宿迁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增长较快，污水处理厂、城乡污水管网等建设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矛盾逐渐加剧，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五）人力资源优势逐渐丧失。过去我们一直把企业用工作为宿迁招商引资的一大优势，但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企业招工难、用工贵问题越来越凸显。一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按照国际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从我市现状看，目前我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达73.2万人、占15.18%，65岁及以上达50.5万人、占10.47%，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苏州目前老龄化率仅为14.32%，比我市还低近1个百分点。从变化趋势看，目前全市16-60岁人口占比65.01%，0-16岁人口占比仅19.81%，人口净出生率13.78‰、连续5年下降，已进入少子化阶段。根据去年申请二胎情况看，仅有1/3左右符合条件家庭有生育意愿，这意味着我市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扭转，10-15年后，老龄化率将达到20%以上。二是用工成本不断上涨。以前宿迁企业用工成本全省最低，不到苏南一半，但近年来以年均10%的速度快速上涨，2014年企业在职职工平均月综合工资达到2756元，与苏南地区差距逐步缩小。高企的用工成本，严重挤压了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不仅导致新项目投资意愿下降，更有可能加剧在手项目的外流。2012年落户我市的韩资企业达模电子，目前已在越南建厂，正将生产线向越南转移。三是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以前我们主要发展纺织服装、林木加工等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重视不够，加之缺乏科研院校的支撑，导致目前在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面临严重的人才缺乏困境。目前全市企业技能人才仅为3.39万人，今年需求缺口将达0.76万人、缺口率26.1%。从周边地区看，徐州技能人才数达10.63万人，是我市的三倍。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宿迁用工成本的等位线与发达地区日趋拉平，人力资源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而人才资源的劣势却在不断放大，双重困境的叠加影响，严重制约着产业的集聚升级发展。

（六）生产成本持续居高不下。当前有不少外资厂商正在撤出中国，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其中当然有热钱回流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受生产成本不断攀升，企业选择撤出中国市场。从土地成本看，目前宿城区、洋河新区、经开区的工业用地价格为9.6万元/亩，三县及宿豫区为6.4万元/亩，而美国西部工业用地平均价格折合人民币仅为5万元/亩、东南亚国家5000元/亩，我市土地成本远远高于美国西部和东南亚等国家。同时，随着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部分财政奖补政策的取消，以往零地价和低地价政策将不复存在，企业在土地上支出将大幅提升。从融资成本看，虽然最近央行降准，意味着将有六千多亿的货币量释放，但因是降准而不是降息，难以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目前企业融资成本构成为：银行收取的费用主要有贷款利息、承兑汇票贴现费用、借贷搭售费用等相关费用等；第三方机构收取费用主要有保证金、手续费、抵押评估费用、保险费等等；政府部门收取的费用主要是抵押登记费和土地登记费。目前我市一年期贷款利率约为6%左右，加上上述各种间接费用，融资成本往往达10%—15%。以市区某企业为例，该公司向银行贷款一年期贷款500万元，由开发区担保公司提供担保，通过公司土地、机械进行反抵押，其中承兑汇票200万元，担保机构收取50万保证金，贷款到账后可支配使用389.68万元，融资总成本高达12.06%。从物流成本看，根据2013年全市物流市场大调查报告显示，我市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约为20.18%，比全国（18.0%）、全省（15.4%）分别高出2.18和4.78个百分点，比苏北的连云港（17.12%）、苏中的南通（16.53%）、苏南的苏州（14.61%）分别高出3.06个、3.65个和5.57个百分点。目前，我市还缺乏统一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支撑，物流企业经常发生“汽车运输满载而去，空车而回”的现象，加之居高不下的路桥费、各种罚款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物流运输价格不断上升。以市区某物流有限公司和泗阳某物流有限公司为例，两家企业2014年8月份的平均运输成本约为0.401元/吨公里和0.458元/吨公里，分别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4.2%和30.5%。从服务业发展看，目前我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8.4%，在苏北五市最低，服务业整体层次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竞争不充分，无形中增加了企业成本。目前，我市在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研发机构等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发展相对滞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专利代理公司、商标注册代理公司、企业登记代理公司以及报关、签证等代理服务等机数仅约为淮安的1/5、徐州的1/6；各类技能教育、商业培训等培训机构仅约为淮安的1/3、徐州的1/4；企业资信评估、资产评估、检验检测等评估类机构仅约为淮安的1/2、徐州的1/3。另一方面生活性服务业质态较低，难以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在医疗卫生上，目前中心城市仅有1所三级乙等综合医院，而淮安市区有3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教育上，全市达三星级以上普通高中（19所），仅是淮安（25所）的76%；在商贸流通上，目前市区5家大型百货企业现有品牌929个，其中国内外知名品牌仅有296个，拥有一线品牌数量分别是淮安、徐州的80%、7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端消费外流。当前经济进入“高成本时代”，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赢利空间压缩，给企业运营带来严峻考验。尤其是随着各种优惠政策取消，很大一部分原来政府承担的成本转移给企业，势必为项目落地带来一定障碍。

三、牢牢把握宿迁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

上述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虽然有的是“成长中的烦恼”，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有的是受历史因素影响，发展基础薄弱所致的；有的是因自然条件制约，区位等特性所决定的，但我们不能视若无睹闻、放任由之，也不能因噎废食、裹足不前，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宿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核心任务，牢牢把握历史使命和正确的发展方向，充分抓住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站在改革发展大局的角度寻找破解问题的长远利好之策。

（一）正确认识宿迁发展五个阶段性特征。一是处于快速发展期。按照通用标准，GDP增速超过7%便是高增长，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近年来，宿迁发展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高增长，即便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主要指标增速也始终位居全省前列。特别是当前宿迁正处于加速成长的关键期，速度红利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持续释放，完全可以在合理区间内继续保持高增长。二是处在工业化中期初始阶段。按照国际公认的工业化标准衡量，当一个地区工业化率达到40-60%时，就进入了工业化中期，2014年我市工业化率达40.4%，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结构调整在推动工业发展、加速经济增长方面起核心作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生产、投资等中间需求的增长是总需求增长的主角，科技、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由流出逐步向加速集聚转变，制造类企业迎来超常规、裂变式的发展。三是面临着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艰巨任务。从城镇化率看，大部分地区要维持在65%到85%之间才趋平稳，而宿迁现在城镇化率仅为52.37%，远低于周边和全省平均水平（65.2%），正处在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还有15—20年的高速发展期。从生态环保看，宿迁生态更多还是“原生态”，还没有真正经受过工业化、城市化的考验，生态基础十分脆弱，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群众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四是人民群众期望高于现阶段发展水平。随着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市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新的愿望和要求。我市经济多年保持较快增长，但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有更大期盼；政府职能转型不断在深化，但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有效程度也有了更高要求；和谐社会不断推进，但当前由于在社会分配领域存在的许多难题尚未解决，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强烈，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期待越来越高。五是处于创优争先阶段。近年来虽然宿迁经济总量、均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但与省内兄弟市相比，宿迁经济总量在全省垫底位次没有发生改变，加之目前上级赋予各种特殊政策逐渐被普惠，宿迁发展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在新常态下，我们不能畏葸不前、固步自封，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牢固树立创优争先意识，实行差别化竞争、特色化取胜，始终保持高于全省、快于周边的发展速度，奋力实现跨越赶超的目标。

（二）必须始终把工业化作为核心任务。一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我市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根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全国早在2010年就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全省则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宿迁弱就弱在产业上、差就差在工业上。为此，我们必须把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作为核心任务，突出集聚升级，坚持量质齐抓，全力以赴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二是工业经济起主导作用。工业化是推动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力量，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地区，不可能跨过工业化直接进入现代化，必须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向前走，把工业化的任务完成。从三次产业看，工业对经济贡献率最高。根据专家对比分析，在工业上每投入一元钱，就可以比其他产业多创造1.48倍的产值，是各产业中最高的。而房地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每投入一元钱，创造的产值全在1倍以下。同时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拉动了对劳动力、资金、土地、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而带动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相对集聚和扩张，为一产、三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技术革新看，工业之所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最恒久的动力来自技术创新，其通过提供先进材料、先进工具设备和新知识，成为向其他领域传播技术创新的基地，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系统的核心。三是房地产拉动力逐步走弱。过去我们一直依赖城镇和房地产建设拉动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从房价收入比看，根据2013年市区销售量、销售套数、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户均人口数进行推算，市区的房价收入比为6.7，基本在合理区间内。但从目前商品住宅销售看，市区尚有可售商品住宅179.47万㎡（14989套），平均去化周期为16.6个月，去存量的压力较大。去年建安房地产行业入库地方税收回落34.9个百分点，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下降29%、29.2%，回落十分明显，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建筑房地产业难有大的改观。四是国外经验有章可循。金融危机后，面对经济持续不景气，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核心战略。美国实施再工业化计划，中期目标是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推动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远期目标则是以“再工业化”作为抢占世界高端制造业的战略跳板，目前美国经济已经基本走出低谷，苹果、惠普、乐金化学等制造业巨头相继回流生产，去年美国GDP增速达到了5%，处于近年来历史最好水平。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旨在通过CPS网络实现人、设备与产品的实时连通、相互识别和有效交流，构建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工业制造模式，目前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三）准确把握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在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市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期和窗口期。一是外部有机遇。重大战略实施带来发展机遇，在“一路一带”建设和沿海开发上，宿迁到桥头堡的连云港港只有150公里，到陇海线枢纽徐州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建设徐宿连航道，省里已经基本同意列入“十三五”交通规划，届时宿迁将更好地分享到重大战略带来的快速发展机遇。政策出台带来发展机遇，去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扩大中小微企业减税、扩大出口退税以及节能环保设施建设、新能源试点、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微刺激政策，给地方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特别是国家和省先后出台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相关意见，江苏省提出2015年全省城镇新建建筑全面按一星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造，“十二五”期间全省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的项目总面积超过1亿㎡。对此，我们要紧密跟踪、认真研究，切实利用好国家调控政策，将其细化实化为支撑宿迁发展的具体成果。重大设施投入带来发展机遇，国家在强调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的同时，一直没有放松投资的拉动作用，去年国务院共批准了总投资超过10万亿元的“七大工程包”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将交通设施建设作为新的投资重点方向。我们要把握机遇，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项目包装、策划和争取，力争徐宿连航道、连宿蚌铁路等项目列入国家和省规划。二是区位有优势。今年，徐宿淮盐高铁将正式开工，预计2018年将建成通车，我市也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届时，宿迁境内将形成“二横（宿淮、徐宿淮盐高铁）二纵（新长、宿新铁路）”的铁路网络，铁路客运能力将比目前增长10倍以上，货运能力将提高3倍以上，出行时间节省1倍以上，去北京、上海、南京分别只要3.5、2.5和1.5个小时，北上南下更加便捷。当然，“高铁时代”的意义绝不只限于运输本身，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催化，城市的节点效应将更加突出，资源的配置效率将更加提升，产业的互补作用将更加明显。宿迁赶上了“高铁时代”的班车，不仅将进一步拉近宿迁与长三角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强化与南京、徐州等都市的“同城效应”，也将使宿迁在淮海经济区中的核心城市区位进一步凸显。三是发展有潜力。宿迁发展已进入加速成长期，主要经济总量质量持续攀升，加之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发展的空间很大，成长的动力很足。特别是在产业发展上，随着市域“双新一特”和县区“2+1”产业发展体系的确立，以“三电一绿”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增长点初步显现，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四是改革有活力。近两年来，我们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扎实推进商事登记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资格资质去行政化、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社会组织培育、资源要素价格、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比全国提前近一年开展先照后证、并联审批和“四证（照）一体”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创业热情，2014年新增公司制企业9801户、较2013年增长78.8%；率先开展网络经营主体工商登记，全国首张个体网店数字营业执照在宿迁核发；在全国首推资格资质去行政化改革，569项资格资质项目仅保留53项，市场主体参与率超过60%。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推进，我们的体制更加健全、机制更加灵活、制度更加优越，赢得了投资者的青睐，抢占了发展的先机，宿迁改革高地的优势再一次彰显。此外，宿迁优良的政治生态、团结奋进的干事氛围等等，也为宿迁加快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

面对上述挑战和机遇，审视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如何才能突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制约瓶颈，从根本上再造宿迁长远发展的新优势？市委提出心向大海、接轨上海、融入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