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对地缘冲突带来的资源配置变化敏感
二、企业可以无远弗届
三、所谓“内卷”
四、要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
在第七届世界浙商论坛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
（2024年11月28日）
一、要对地缘冲突带来的资源配置变化敏感
我们首先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所谓预期不稳，大家觉得没有把握，甚至犹豫和动摇，根本上来自于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认知上出现了问题，国际国内发生的事件，很多都超出了我们的经验。那么该怎么认识这个时代？
我1978年才有机会进大学，1982年毕业就听到邓小平同志讲，当时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对时代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至今已40年。今后40年、20年会怎么样？现在对今后5年、10年、20年会是和平还是战争，谁也没把握。
战争或和平，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影响各国政策重点的变化，影响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也会从更广泛的角度对每一个企业经营的环境发生深刻影响。
美国从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曾经占世界经济一半总量，之后从来没有换过老大的地位，但现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后起之秀，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新的竞争格局一定会引起重大的反应，一个在位的大国和一个追上来的大国，要完全和平相处并不容易。
这一大变局下，浙商能有作为吗？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启发。
学者麦迪森有本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他研究全世界各国上千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得出一条结论——一旦发生重大地缘冲突，世界的经济中心会转移。
8-13世纪，中国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和华夏农耕文明产生地缘冲突，到元朝达到高峰。这一冲突引发很多战争，也牵动新的经济开发潮流。大量北方力量南下，“衣冠南渡”，开发了长江以南广大的未开发地区。
比如福建泉州，成为“宋元时期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因为北方人大量南下后，擅长农耕文明的他们到了江南，没有辽阔的土地，被逼着转型升级，被逼着发展工业、造船、航海、贸易，创造了辉煌。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就介绍了14世纪之前即西方大航海之前中国辉煌的海洋文明史。当时中国的商船大部分是民营的，曾经开发到马六甲的东南亚圈、印度洋、阿拉伯海，直通亚历山大港到威尼斯，和欧洲经济打成一片。
第二个案例，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地缘政治冲突，伊斯坦布尔被占，东罗马帝国灭亡。经过地中海的东西方贸易通道断了，冒险家、航海家、技术专家、科学家往西移，去求助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发出通过非洲南端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更直接往西航行，绕地球一周，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所以重大的地缘冲突不完全是坏事，它会发现新市场、新客户、新技术，铸造一个新局面。
更新的例子：美国是1890年崛起的，它为什么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因为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后，大量黄金被带到美洲避险，大量人才去了美洲。今天美国的科学发达不是它本土的效果，而是因为大量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从欧洲跑去了美国。
二战以后苏美争霸也是一场重大的地缘冲突，结果发展最好的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是东亚，因为双方都要争取这块地方，所以它反而发展得非常快。
现在是全球的布局正在风云激荡，微观上很多企业在找出路，在全世界找落脚的地方。这种微观现象背后，可能蕴含着世界历史主轴、资源配置的重大变化。浙商要对这种变化高度敏感。
二、企业可以无远弗届
企业搞经济，比家庭、国家有更大的弹性。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家蒋一苇有本著作《企业本位论》，这一理论提出，企业是经济组织，它和人类历史上搞经济的家庭和国家这两个组织都不同。家庭和国家都有局限性，最大的就是受限于地域。但企业不同，它是契约组织，只要和另外的经济主体有合作的利益、签订了契约，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浙商在全球布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介绍几个我直接访问过的。
宁波申洲国际马建荣董事长，我去访问时，问他为什么把厂设到越南去？他说一开始也不理解，2010年左右，因为他们为国际上很多服装大公司做生产，大客户强烈要求他们在中国以外设厂，他们就在越南设了一个厂。到全球疫情时，加上美国加征关税，他发现布局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只集中在一个地区，就很可能发生风险。
另一位浙商张毓强，我访问了他们在埃及的公司。为什么要在埃及这么远的地方投资9亿美元设立公司？因为他大量的好客户在欧洲，而工厂与欧洲只隔了地中海。工厂就在苏伊士运河工业区，进入苏伊士运河，7天内可以到欧洲任何国家，关税、运费都降低，也更靠近客户。
他们还在土耳其设厂，生产玻璃纤维用于制造风机，因为客户不光要验产品，还要验厂，看生产过程。把厂设到靠近欧洲的地方，客户验厂方便，他们配套和售后服务也方便。
传音董事长竺兆江更有意思，国内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曾经做过波导手机公司副总裁，2005年到欧洲去看市场，认为非洲有希望，但公司董事会不同意，他就辞职出来创办传音，专门开发非洲市场。
他在非洲开发市场的过程，我到非洲去看，非常受教育。他要契合当地客户的要求，非洲很多国家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