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公后私
在庆祝“七一”表彰大会上的发言
（2025年7月3日）
尊敬的甫德书记、各位院领导
尊敬的各位党员同志，大家下午好！
再次回到单位，回到曾经与大家共同奋斗过的北京回龙观医院，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是2008年7月正式退休的，今年73岁了。看到现场许多熟悉的老同志，又看到这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面孔，听说现在医院每年都在招收很多博士生、硕士生，有精神医学的，有心理分析的，有检验影像的，有卫生管理的，还有很多是搞基础研究的......非常高兴。毛主席早就说过，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今天，我应党委要求，到现场领取由中共中央颁发给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是我一生的光荣与骄傲。同时，院党委还希望我跟党员同志们聊上两句。说实在的，我已经退休多年，和医院的联系也不多，要我发言可能真讲不好。医院的同志启发和鼓励我说，您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讲讲他们的故事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教育。受此启发，我今天就讲讲我的父母亲是如何对待公与私的几件事，也就是他们的公私观。我首先说明一下，我过去很少在众人面前提起家庭和父母，今天是破例了。
在座的一些同志可能知道我的母亲钱正英，她是全国政协第7，8，9届副主席，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当年邓小平同志曾向美国总统这样介绍我的母亲：她是中国最老的部长。因为我母亲当了20多年的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5年的部长。1952年我母亲担任中央水利部副部长时只有29岁，是新中国最年轻的部长。母亲2022年去世，享年99岁。
我的父亲黄辛白，曾担任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国家教委专职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2008年去世，享年87岁。
我的父母亲都是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他们在血雨腥风的年代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共产党，又按照组织安排从上海的大学撤离，加入了新四军，从此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建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壮丽事业。父亲去世时有70年的党龄，母亲去世时有80年的党龄，他们应该算是老共产党员了吧！
故事一、“小汽车是配给我工作使用的，不是给你们私人用的”
1980年，我和爱人结婚后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同时给部队在北京采买了一些纸张。快走的前几天，母亲的司机听说我们要去火车站托运纸张，主动在送母亲上班的路上和母亲说要帮助我们把东西送到火车站。母亲立刻说：“他们有什么资格用我的车！我的车是工作用的啊，怎么能给他们用！”母亲回来立刻把我教训了一番，因为我没有想用母亲的车，但明白司机是好意，加上爱人在旁边看着我挨训。我觉得很委屈，当时就留下了眼泪。事后，爱人没等我发话，主动给家里的自行车打足了气，然后把东西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送到白广路火车站办了托运。第二天，母亲问我：“那些东西你们怎么运走的？”爱人说“我骑自行车运走了。”母亲接着说：“这不是很好嘛，明天你们走，那我去开会了啊。”我明白，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该怎么出发就怎么出发，别想蹭我的车”。
且不说子女不能用母亲的车，连我奶奶和外婆也不能用母亲或父亲的车。我父亲当年在教育部工作，也配有专车。奶奶患脑溢血偏瘫，每个星期要去医院输液两次，每次去医院都是家里的老阿姨，用一辆当时北京很常见的，四个轱辘的手推车，扶我奶奶坐在车里。老阿姨用绳子拉车，到二龙路医院走一个来回。
我外婆晚年是癌症，定期要上医院去化疗，一样也从来不准用母亲的车。每次都是我表姐请假接外婆一起坐公交去医院，赶上外婆体力不好的时候，表姐就先到对面的民族饭店找出租车。那时候我奶奶和外婆都七八十岁了，也都没有为此抱怨，因为老人家都明白我父母亲从来不想、也不能用公车送她们上医院。
故事二、水利工程师室内“治水”
我们家曾经在西单手帕胡同住了几十年。那个院子最初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前院有好几户人家，我们家和另外一位水利部领导就住后边的院子。我们家的房子因为是过去厢房改建的，年久失修，经常出状况，国管局一直让我们搬家，母亲都不同意。有一年夏天，我和爱人、孩子回家探亲，因为是“非常住人口”，就在客厅打地铺睡觉。一天晚上下大雨，听到旁边母亲的卧室里叮叮咚咚在响，我和爱人赶紧去看，原以为哪条江河防汛吃紧了，母亲起来处理汛情，却原来是母亲正在用三个脸盆接屋顶漏下来的雨水，因为漏的不是一个点，而是漏成一条线，三个脸盆放在地面、不能无缝连接，雨水叮咚的敲打着脸盆和地面，地面已经积了一层水。我和爱人劝我母亲换个地方休息，我们来收拾房间。我还打趣说：这水利工程师在家“治水”不行啊，房间里还是“滴水成河”了！
故事三、“我分管的部门和行业，孩子们都不能来工作”
我的父母亲对子女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到她分管的领域和部门去工作。
我弟弟当年到东北建设兵团，兵团推荐他去报考工农兵大学生，他从小喜欢物理，想学电力专业，母亲知道以后，坚决不同意。母亲说：“你学电力，将来毕业后可能就到我分管单位去工作，那不行，你换一个专业！”我弟弟只能报考了其他专业。
1987年，我服役17年后转业，也面临回北京和分配的问题，当时进北京难，找一个好单位更难。记得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是你母亲的老部下，去找他，落实一个好单位不成问题。说实话，人家这些好意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第一不可能，第二也不会去想，绝不能去找跟父母亲有工作关系的领导。最后我转业到通县的北京护士学校，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
我父亲在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每年高考前后，父亲有三件任务：一是卷子的最后签发，二是巡视考场，三是慰问被关起来出题的老师。我妹妹参加高考那年，父亲和部里有关同志说，“今年高考的卷子请其他部长签发，考场也请别的领导巡视，高考结束以后，我可以去慰问出卷子的老师”。部里领导和其他同志可能觉得父亲有些“刻板”了，但父亲态度坚决，坚辞了前两项工作。
故事四、挂电话的风波
那时我和爱人都在部队，有一次他开会，碰到另外一个部队的首长，这位首长对他说，“我在抗战时期，是你岳母的学生，她那时候发展我们入党，还把我送到新四军”。我爱人一听，觉得这是老革命之间的故事，比较重要，应该向母亲报告。过后就用部队的军用电话给我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刚说到某位部队领导、过去是您的学生如何如何，我母亲语气就不和缓了：“有什么事情，他自己不会找我？要你通过这个军用电话来找我？”随后立即把电话挂断了。
过后，母亲可能觉得批评女婿的语气应该和批评自己子女有所区别，是不是过于严厉了？母亲就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信里写到，前不久中纪委有关部门把高级干部孩子们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并且把我们家三个孩子的表现给我父亲反馈了，说你们家这三个孩子表现是很好的。我母亲在信中对我爱人说：你们部队电话不知道有什么具体规定，你不应该用部队电话讲私事，又谈到当年葛洲坝工程截流（1980年元旦春节期间，母亲在葛洲坝工地现场指挥，直到成功合龙截流）为了随时向总理汇报情况，水电部专门租了两条专线，母亲在工地的53天，没有用专线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叫家里带衣服都是写信。母亲对我爱人强调：你们部队如果有规定，就要执行；没有规定，你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用公家的电话讲私人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顺便说家里的一个习惯。我父母亲的办公桌上，都摆着他们单位的信封和信纸。但是他们俩写家信、写留言条，一直坚持到街上商店买普通的信封信纸。他们这些老共产党人，把公与私的边界，划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小节。
我母亲晚年回忆，她过去到国务院开会，如果会议超过晚上十点，食堂就有夜宵。那时候的夜宵是一个小馒头、一小碗面条、还有一小盘咸菜，还必须自己交钱。如果喝一杯茶、再加一毛钱。如果不想交钱也可以，有免费的白开水。当时周总理规定，夜宵的价格是两毛钱和三两粮票。我母亲有一次去开会，因为时间比较晚，吃完夜宵就回家了，忘了交钱。结果第二天，总理办公室秘书打电话来说，总理要问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