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驻校诗人二十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
吴思敬
（2025年10月5日）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自2004年起实行22年了，一路走来，历经坎坷，殊为不易。期间有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邰筐、阿毛、王夫刚、徐俊国、宋晓杰、杨方、慕白、冯娜、王单单、张二棍、灯灯、祝立根、林珊、谈骁、吕达、侯存丰、龙少、梁书正等22位诗人驻校。今天大家像亲人般聚会在海南，十分难得，面临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回顾这二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我不禁感慨万端。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设立基于两个契机。
第一，是本世纪初首都师范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成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作为全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心”除去要承担诗歌与诗学理论方面的重点科研项目外，还要与社会有更广泛的联系，培养诗歌人才，普及诗歌教育。第二，是《诗刊》的改版。当时《诗刊》的主编是叶延滨、编辑部主任是林莽，他们锐意改革，新辟了面向青年诗人的“下半月刊”，与此同时《诗刊》设立了“华文青年诗人奖”，每年一届，评出三位获奖诗人，出一本获奖诗集，开一次研讨会，并从中遴选一人作为驻校诗人。《诗刊》社提出了的由首都师范大学设立驻校诗人制度的建议，与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当即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向首都师范大学领导打了报告，很快获得校领导批准，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2002年华文青年诗人奖进行首届评选，获奖者为江一郎、哑石、刘春，当时驻校诗人制度尚未确立，这届获奖诗人中也就没有驻校诗人。2003年华文青年诗人奖进行第二届评选，获奖者为江非、雷平阳、北野，从中遴选出江非作为首都师范大学首届驻校诗人，于2004年9月份入驻首都师范大学。
在本世纪初，驻校诗人完全是新鲜事物，首都师范大学以前没有过，其他学校也没有相关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想，既然叫驻校诗人，那就必须驻校。可这就是个难题，因为首都师范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有接待访问学者，都严格受住房制约，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去房管科商量，能否给驻校诗人提供一间单独的住房，但学校根本没有空房。后来想出一个办法，让江非与一位访问学者合住一个房间，总算临时解决了住的问题。但让住校诗人与别人合住一个房间，也不是长远之计。因为驻校诗人要思考，要写作，需要有自己单独的创作空间，与别人住在一起，难免会互相干扰。既然房管科解决不了，我们就决定到校外去找房。这样在第二位驻校诗人路也入校之前，我们就开始在学校附近给她找房子。当时我和我的夫人骑着车，在八里庄街道和紫竹院街道跑了许多小区，终于在离首都师大不远的北洼西里小区，找到了一个条件较好、价位合理的二居室，租了下来，还给路也找了一个伴，就是我当时带的一位韩国博士生金慈恩，她们俩各住一室，共用客厅、厨房、洗手间。路也就这样与金慈恩同住了一年。不过北洼西里是在校外，考虑到女孩子住在校外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我们下决心在校内给驻校诗人租一套一居室。恰好得知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有一套校内的一居室，原是他女儿住，女儿出国了，这套房便被我们租了下来。从第三位驻校诗人李小洛开始，这套一居室房子就成了驻校诗人的公寓。房子的窗外有棵高高的白杨树，生机茂盛，绿叶扶疏，成为陪着诗人阅读、写作的一位伙伴，被多位住校诗人用不同的语言加以描述。从第三位驻校诗人李小洛到第十七位驻校诗人林珊，一共有十五位诗人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随着房地产市场不断升温，这套房的租金也不断上调，由一年1万8千元，升到一年6万5千元。这笔钱由诗歌中心的办公经费支付。直到2021年因财务部门不允许改变资金使用用途，这套私人房子无法再继续租下去，只能到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留学生楼订一间客房，但想要住一年，那原来的6万5千元租金就不够用了，当第十八位驻校诗人谈骁到来的时候，便只能住两个月了，上学期一个月，下学期一个月。不过，驻校诗人的入校仪式、朗诵会、给本科学生的讲座、与研究生的对话会、驻校诗人的研讨会等主要活动均保留了下来。比较之前，诗人驻校时间缩短了很多，对驻校诗人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的深入交流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损失，希望以后有条件时能够得以弥补。
二十年来，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实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无论是对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来说，还是对驻校诗人来说，都取得了双向互赢的效应。
从驻校诗人的角度说，他们从走出校门，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早就希望有回到校园再学习、再充电的机会。首都师范大学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的学习、进修的条件。驻校诗人可以利用学校的现有资源，包括开通校园网、办理校园卡，学校的图书馆、诗歌中心的资料室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他们还可以利用首师大距离国家图书馆较近的条件，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和查资料。驻校诗人杨方说：“我在首师大图书馆系统地阅读了一些这些方面的书籍，并且详细地做了五本厚厚的笔记。在我阅读的这些书中，有《穆旦译文集》，有拜伦的长诗《唐璜》，惠特曼的《草叶集》，弥尔顿的《失乐园》，辛波斯卡的《我曾这样寂寞地生活》，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荷马的《伊利亚特》等，首师大图书馆找不到的书，我就去国家图书馆找。我要求自己每个月平均有七到十天的时间呆在图书馆里看书。……在这一年学习结束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读书笔记，我总共读了五十四本书，可能还要多些，有些可能没有被记录。这其中还不包括对杂志的阅读。”应当说，这样的阅读量，是相当惊人了。此外，驻校诗人还可以在首师大各学院任意选听感兴趣的课程与讲座，有的诗人除了听首师大教授的课程与讲座之外，还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旁听了他们喜欢的课程。
对驻校诗人而言，写作是他们驻校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安排诗人驻校，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安心写作的条件，尤其是那些来自基层的诗人，他们可以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心思在创作上。至于驻校诗人写什么，怎样写，学校不加任何干涉和限制，也没有数量和品种的要求，给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实际上，每一位驻校诗人都非常珍惜这可贵的驻校机会，时间抓得非常紧，那棵白杨树下的驻校诗人公寓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驻校诗人来这里之前，平时的创作，多是孤军奋战，很难有与评论界交流的机会。首都师范大学则给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门安排了资深教授与驻校诗人保持联系与交流，对其作品和创作方向提出批评与建议。与研究生的对话更是平等的、真诚的，青年学子们往往坦率地说出阅读驻校诗人作品时美的或不美的感受。在与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评论家与读者的交流中，在不同诗歌观念与诗学主张的碰撞中，诗人们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诗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有了新的感悟。
驻校诗人立足于首都师范大学，除去可以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外，还可以大量运用北京的资源。北京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驻校诗人有机会参加中国作协及其所属的《诗刊》社、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等举办的诗歌活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作协立刻组织了赴震区慰问与采访团，当时就把驻校诗人邰筐吸收进去。邰筐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到了汶川，回来写了不少动人的诗作。此外，首都师大还为驻校诗人提供与兄弟院校交流的机会。比如介绍李轻松、邰筐、徐俊国、王夫刚、宋晓杰等到北京语言大学同外国留学生座谈，为他们讲课，很受欢迎。那些今天的汉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汉学家，他们和这一代青年诗人接触后，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对驻校诗人来说，最难忘的，恐怕就是在驻校结束的时候召开的有关自己诗歌创作的研讨会了。在通常情况下，为身居基层的年轻诗人开专门的创作研讨会，那是很难的。首都师范大学在驻校诗人结业时开的研讨会，是很正式的，有很高的规格，参加人除去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