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绪章：为党经营的广大华行“老板”

刘颖

2021年03月10日

来源：学习时报

卢绪章曾长期在隐蔽战线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是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卢绪章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体现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从社会童子军团到广大华行

‍卢绪章（1911—1995年），曾用名卢植之，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县一家经营米行的小商人家庭。1925年春，14岁的卢绪章辍学离开家乡，到上海工作。

‍卢绪章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人也聪明，念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老师、共产dang员王任叔原是浙江宁波第四师范的学生，后到卢绪章就学的鄞县第一小学讲课，经常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使卢绪章从小就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因此到上海后，除了在轮船公司兢兢业业上班、熟悉业务，他还参加了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学习商业知识，提高业务水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局势更加紧张。在目睹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败后，卢绪章更加坚定了追求进步和光明、反抗旧制度的想法。

‍1927年秋，卢绪章等补习夜校的爱国青年倡议发起“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社会童子军团”，积极投入救济难民、抢救运送伤员、参加战地服务、募集捐款等救亡运动中。1932年，因不满团内腐败，卢绪章等人愤然退出社会童子军团，组织了进步社团兰社。兰社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座谈交流心得体会，开展体育活动，吸引了不少爱国职业青年参加。但由于没有制定社团纲领和规划目标，缺乏固定经费来源，最后还是宣告停办。

‍卢绪章等人对兰社的停办并不甘心。他们从兰社的教训中明白，要办成一件事，除了顽强的意志和明确的方向目标，更需要稳固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早在1932年秋，卢绪章、田鸣皋、钱兴中3人合资创办了一家小企业——光大行，为外地教会医院、客户办理医药用品邮购业务。由于资金微薄、营业额低，加上钱兴中半途撤资，经营不到半年就出现亏损，最终夭折。

‍1933年3月，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等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在原光大行的基础上成立广大华行，卢绪章主管财务。广大华行在继续进行药品和医疗器械邮购的基础上广泛招揽邮寄业务，其宗旨是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取得可靠的经济来源，并作为进步社团的活动阵地。

‍在大家同心协力下，广大华行的发展非常顺利，业务不断拓展。到1935年下半年，已经拥有了“广大华行”“海思洋行”“友宁行”3块牌子，有了一大批稳定客户，业务蒸蒸日上。1935年底，卢绪章等人在浙江嘉兴南湖召开广大华行创始人会议兼庆功会。会议决定了企业发展方向和人事调整，确定了广大华行的主要目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书活动和爱国活动，争取早日建立进步的有影响的青年社团。

‍1935年的“南湖会议”，对广大华行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共产dang上海地下党第三线秘密组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救亡中入党

‍20世纪30年代，卢绪章积极活跃在上海，每天阅读进步书刊、出入进步社团，一心追求光明。除了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活动，他还参加了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

‍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的前身是洋行华员救国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洋行职员成立了洋行华员救国会，拥有会员1700多人，开展了诸如募集捐款、支援抗日义勇军、慰问伤员难民等抗日救国活动和宣传。193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到救国会工作，于1936年10月将其成功重建为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成立后，经常组织时事讨论会、专题报告会，开办读书会、军事训练班，吸引了大量洋行华员参加。作为骨干，卢绪章不仅在前期积极推动联谊会的筹建，还认真参加联谊会和战时服务团的各项活动，奔走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萌生了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dang的想法。

‍1937年，卢绪章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这个训练班由上海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卢绪章在培训班接受到了系统的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还认识了介绍他入党的共产dang员杨浩庐。

‍杨浩庐是四川宜宾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入党。彼时，杨浩庐奉地下党派遣在训练班工作。经过考察，他认为卢绪章的表现符合积极分子的条件，可以吸收到地下党组织中。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卢绪章和杨浩庐进行了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当杨浩庐询问卢绪章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dang时，卢绪章坚定地回答：“当然愿意，我已经找了很久了，我要参加的是胜利到达延安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dang。”那天夜里的谈话和即将入党的消息，让卢绪章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入睡。1937年10月，在杨浩庐的介绍下，由地下党上海市职委领导陆志仁主持宣誓，卢绪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dang。

‍这时，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军队被迫后撤，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处于日本侵略军包围中，上海沦为“孤岛”。为此，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将洋行华员联谊会改建为完全公开合法的群众联谊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将此任务交给包括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在内的10人核心小组。面对组织的信任，卢绪章明确表示：“绝不辜负党的信任，一定要尽全力将公开合法的华联同乐会建成建好。”

‍为完成任务，卢绪章等人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努力扩大上层联系面，寻求支持。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取得了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核准登记证和社会团体许可证。华联同乐会成立后，工作计划和活动由卢绪章、杨延修、陈鹤与理事会主席商议，再提交常务理事会通过并付诸实行。卢绪章还亲自发展广大华行同事杨延修、张平等加入中国共产dang，使广大华行成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阵地，也增强了华联同乐会的组织力量。

‍1938年秋，为加强党对华联同乐会的组织领导，考虑到卢绪章在筹建华联同乐会中表现出的组织才能和重大贡献，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批准，地下党职委决定卢绪章担任华联同乐会党团书记、党总支书记。在卢绪章领导下，华联同乐会继续开展吸收会员、组织募捐、支援抗战、参加义演等活动。1939年夏，华联同乐会已拥有会员1万多人，成为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中人数最多的公开合法团体。

‍赴重庆接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1940年夏季的一个清晨，两个身影借着黎明前天色的掩护，悄悄离开茂密树木掩映中的红岩村。这两个人正是刚与周恩来结束会面的卢绪章和刘晓。此时，卢绪章心潮澎湃，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周恩来的叮嘱：“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是险恶的，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样，但又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这是卢绪章跟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也是卢绪章从上海转重庆、正式负责党的地下经济等隐蔽战线工作的转折点。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决定在上海物色干部到西南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机构，执行党的交通、情报和经济任务。在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副书记刘长胜的推荐下，最终选定了卢绪章。彼时，卢绪章在华联同乐会的活动已有被敌特注意的迹象。为了隐蔽，他决定转移至苏南、参加入党介绍人杨浩庐所在的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地下党组织也同意了这个请求。当知晓组织要派遣自己去重庆当“资本家”时，卢绪章的第一反应是仍希望参加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