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自信从哪里来
在最近的200年中，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从1840年林则徐禁烟开始，一直到1949新中国成立这100年时间，先进的中国人，从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所有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理念都是“救中国”这三个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50年，这100年的使命是“复兴”。在前100年里，我们历经坎坷，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也走了很多弯路。后100年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也经过了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也是走了很多弯路的。但是，在中国共产dang领导之下，我们今天还是取得了重大成就。面对今天的成就，我们难以想象。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我们用1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曾崇尚过各种思想主义，但最后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
第一，近代中国执着的探索。
我们有过多次尝试，但是屡屡失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要用中国化的基督教来改造中国，最后证明那是行不通的。所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最有利的旗帜，就是保卫中国的文化。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提出以洋务自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兴起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用了30年时间，发展产业、发展科技、发展教育，想要产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最后，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戊戌维新想要中国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
旧中国的问题出在制度上，要改制才能救中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从制度层面改造中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是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1912年死后，我们还尝试了12年共和制，结果军阀混战、生灵涂炭。那几十年，各种尝试都不成功。五四运动兴起，从“制度层面改造中国”发展到从“思想文化方面”改造中国，精英们提出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那一套。其实，当时的思想是有些极端的，措施也过于激烈。
第二，中国共产dang发展的艰辛。
中国共产dang成立之前，当时社会主义是边缘性的思想，没有人信服它，梁启超认为搞不成，中国共产dang成立之后，孙中山也认为搞不成。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不存在成功的建立共产主义或者苏维埃政府的条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同意这个看法，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导人的意见。
1921年中国共产dang的成立，只是当时中国社会300多个政治团体又多了一个党派而已。当时的中国，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和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都不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党能持续多长时间，甚至连参加者都不知道。
诸位早期的共产dang员其实也不是很重视“一大”。比如，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北京小组成员刘仁静，当年才19岁。当年“一大”召开，李大钊要为北大教职工向北洋政府讨薪，所以不能去。当时北京小组还有资深党员邓中夏，但是邓中夏也没去。他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其实这些理由都是非常荒诞的。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一大”很重要，李大钊怎会放弃“一大”而去讨薪？邓中夏怎会选择到南京参加那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年年召开的年会？他们都不去，所以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的落到了刘仁静的头上。虽然最后刘仁静被党开除，但不管什么时候介绍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一被展示出来，刘仁静就赫赫在目。但中国共产dang绝不是命运的幸运儿。这些当年参加建党的人，有谁知道这个党28年后会夺取全国政权呀？所以党刚一成立，走的走散的散。1921年7月底建党，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另外，还有在后来革命中牺牲的，王尽美1925年病逝，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这13位代表，从头走到尾的就毛泽东、董必武两个人。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这个党的发展是何其艰难。所以，她绝不是一个命运的幸运儿，她的每一个发展和成功都来之不易。
艰苦斗争中的指路人
第一，居功至伟的毛泽东。
这样一个党，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今天，影响以至改变世界格局，毛泽东居功至伟。这个人物与新中国、与中国共产dang紧紧地连在一起。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成功”的问题。如果不看毛泽东1928年写于井冈山的那篇文章，我们自己回答一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问题。答案很可能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指引；第二，中国共产dang的英明领导；第三，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第四，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还有第五、第六等。这种经验式的、教科书式的回答比比皆是。当我们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毛泽东的回答，你就会觉得，如果当年毛泽东像我们今天这样想，估计中国革命可能就不会成功了。当人们按照革命的一般理论在推断革命发生不发生、成功不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寻找革命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认为，一个国家在白色政权包围之内，可以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毛泽东说，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随着另一种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重要的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社会看透了。后来的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黔苏区、湘鄂西苏区，都是在各个白色政权结合处。红军长征时，我们又充分利用了蒋介石与广东军阀陈炯明、广西军阀白崇禧、湖南军阀何建、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
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搞工农武装夺取政权，而在德国搞不成？为什么在中国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在日本根本没这可能？关键就是中国的白色政权四分五裂。所以毛泽东后来讲，我们只需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则红色的存在和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病体，毛泽东把住了这个病体的脉象。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有病乱投医的话，毛泽东现在开出了一个管用的方子。这个方子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不把中国社会认识透，这种结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经常讲，毛泽东从来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党的上一届领导人指定的接班人。毛泽东曾经讲，真正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不是神，也会有犯错的时候。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不犯错误，而是他的思维极富历史自觉。什么是历史自觉呢？第一，对社会运行规律有深刻理解。第二，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营造。毛泽东一辈子不甘心被命运左右，一辈子都在主动营造，这是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第二，德高望重的朱德。
朱德同志原来在滇军当兵，已经当上主将了，却一门心思要加入中国共产dang。这就是历史自觉在推动他，让他一定要干一点大事。
他到上海找陈独秀，陈独秀婉拒了他，因为陈独秀把朱德当做军阀了。朱德在国内入不了党，就从上海跑到巴黎，想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dang。到了法国，才知道巴黎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去了德国。于是朱德又追到德国。朱德同志为了入党，从上海跑到巴黎，又从巴黎跑到德国，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dang。
朱德回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起义时，朱德地位很低，所带兵力只有一个营，大约500人，而且年龄偏大。起义部队南下，这500人几乎跑光了，朱德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后来陈毅讲，朱老总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一个老同志罢了。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朱老总就扮演一个打杂的角色，不是开路，就是殿后。五六天后，朱德带领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把部队收拢了，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可是，这时南下的主力军全军覆没了，领导人也分散了，周恩来、聂荣臻去了香港，贺龙回湖南，刘伯承去了上海，叶挺去了南洋。一瞬间，整个南昌起义部队只剩三河坝留守的那2000多人。当时大家说散了吧，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朱德。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朱德说他有办法，于是大家就跟着他了。
八一南昌起义时，士兵们都穿着短衣短裤，跟着朱德走到10月底，依然是短衣短裤，而且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于是队伍越走人越少，走到江西安远时，只剩800人了，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朱德没有动摇，他在整编大会上坚定地说，大革命虽然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就跟我走。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1917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年。
后来据留下来的同志回忆说，我们当时站在下面，谁都不知道俄国人的1905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从朱德这种充满激情的信心中，感觉到了信仰的力量。陈毅后来回忆，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前途，给大家以信心，这就是总司令的伟大。这800人谁能够想到二十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威风呢？但是每一个自愿留下的人，从朱德身上都感觉到了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排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帅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帅之六的陈毅，还有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这800人的队伍里面。这800人奠定了中国共产dang埋葬蒋家王朝的基本班底。这是朱德的重大贡献，朱德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人。解放以后，谭政同志回忆说，假若朱德不能把南昌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我们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队伍只有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全党的典范周恩来。
周恩来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把党内力量聚焦起来。
1934年长征之初，毛泽东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他可是低估了蒋介石剿灭江西红军的决心。这封信交给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他把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那天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毛泽东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共产dang极为重大的贡献。
长征途中周恩来与博古也曾有一次重要谈话。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要让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毛泽东，把中国革命搞成功。第二天一早，博古把全部权力交到中共中央。在后来毛泽东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中国共产dang的领袖集团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结合，他们相互弥补，彼此完善。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人。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有分歧，也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拍摄的领袖电视剧那样，毛泽东不出来谁都不出来，毛泽东一出来大家都跟着出来。毛泽东不说话大家都不吭气，毛泽东一说话大家都赞同，都争着去执行。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比比皆是。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中国共产dang的伟大。他们依然是一个中国共产dang完整的整体，而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的矛盾，正是形成党的生命力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dang正是依托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体，才能够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蒋介石集团。
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美国有一位著名作家写《蒋介石传》，他说蒋介石几乎具备成为历史伟人的一切要素。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手段、他的实力几乎一切具备，只欠缺最后一点运气。我认为用运气差来解释他的失败是不够的，但是这位作家讲的另外一句话我是很赞同的，他说，国民党的确有些好故事，但共产dang的故事更好。国民党打了败仗就散了，共产dang打了败仗却可以不屈不挠，继续奋斗，一往如前。我觉得这就是双方的差距。
艰辛而残酷的革命历程
人必须要有理想，没理想的人走不远，没有理想的人就是行尸走肉。革命时期，共产dang人前所未有的为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党曾经在1927和1934年遭遇了两次重大挫折。世界政党史上，从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dang这样，领袖集团一层层被强大的敌人清除掉，再换一批，再被清除掉，然后再换一批，一直前仆后继，百折不挠，这种情况真是前所未有。当然，其中也有因为大革命失败而牺牲或是叛变的。
大革命时期牺牲的中国共产dang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他是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相当于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贺治华做过朱德的夫人，与朱德同志生了一个孩子，后来离开了朱德同志，与党内另外一个叫霍家新的人结婚。大革命失败后霍家新、贺治华希望出国定居，他们为了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奖金，就把政治局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