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受聘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晚会上的致辞
邓正来
（2023年11月23日）
尊敬的主席，尊敬的同学们和老师们，尊敬的宗智兄和子堂兄：
大家晚上好！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出席这个晚会。
首先，我要对西南政法大学给予我贵校的最高荣誉表示感谢，因为第一，我们知道，“名誉教授”通常是一个大学给予某个身份极高或权位极重的人的一种大荣誉，而贵校却将这一褒奖给了像我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纯粹的读书人，而由此可见贵校以及贵校主事的诸位对知识和学术的尊重——去年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而感到自豪，而今年我则出于同样的理由而为自己能够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员感到荣幸。第二，我认为，贵校给我这样一份荣誉的目的，不仅是对我过去学术研究的一种承认，实际上更是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提出的一种更高的要求，我喜欢这种要求，因为这种要求乃是我所谓的“知识激励”，是与我对知识的那份不变的爱相符合的。第三，我之所以要感谢贵校邀请我为你们的教授，实是因为你们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很大的心愿。大家知道，我是四川外语学院78级的学生，母校当然也就是四川外语学院。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实际上也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学生。（掌声、笑声）当时，两个学校的学生一起住在东山大楼，每天清晨在东山大楼外面的工地上借着工地照明灯读书，在一个工棚里打饭，在一个球场打球、踢球，当然还一起打了一场很有名的架……。最重要的是，我从二年级起就一直在西南政法大学上课，与许多同学老师一起讨论学习，尤其是讨论商务印书馆当时重新出版的“汉译名著”。长此以往，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同学都以为我就是贵校的学生了，而且我也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前两年，有一次西南78级的同学在北京聚会，他们邀请我参加，还正式任命我为西南78级“第11班”的班长。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西南政法大学是我的又一个母校，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母校的培育下，在许多西南78级同学的帮助下，我考上了法学硕士生。现在，母校给了我一次机会，帮助我实现了正式归依母校的心愿，真的谢谢你们！
为了对母校表示感谢，我把自己从离开母校至今所走的学术道路向诸位做一汇报，并简单地谈一谈我对日后学术研究的一些想法。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他的研究始终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研究的水平将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意味着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当下阶段，中国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状况，必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而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后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除了外部条件的配合以外，至少还必须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类型的发展不具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予以支撑。但是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已然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因此，梁任公当年指出，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梁任公的这个观点，尽管我所依凭的理据与他的理据不尽相同。我认为，知识是不存在国界的，而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这类知识进行翻译，因为这样的努力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社会科学这类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复前人的知识劳动而不自知，而这实际上是在根本上无视前辈先哲为人类作出的知识贡献。
第二，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真正发展的基本条件乃在于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就不知道往何处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当然也无从知道提出何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没有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有效的研究和应当加以激励的研究，我们当然也不会知道我们应当去做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甚至都不可能知道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否还是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
第三，当然，除了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以外，我们在考虑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还必须直面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实践活动以及由此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研究成果来切实地建构我们自己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并通过我们的知识努力去丰富和推进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传统。
正是立基于上述的判断，我明确了自己在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所应该走的路，也就是与此相应的我在这些年中所走过的三条学术道路。当然，这三条道路是互补的，也是相并行的。
第一条是学术翻译之路，我更愿意称之为“研究性”翻译的道路。我认为，在中国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阅读。因为在这种“研究性”的翻译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各种问题、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问题提出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成问题等。再者，学术翻译在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与学术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与学术研究的水平紧密相关的。我本人从1987年翻译出版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开始，先后翻译了各个学科的重要的学术论著：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三联书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