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错误地对待历史
二、错误的改革路线
三、错误的意识形态政策
四、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种主义两条道路：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
在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形势政策报告
（2019年4月19日）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只能靠学习苏联模式。那时候，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全党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但是随着中国的建设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我们党认识到苏联的这套办法存在着问题和弊端。所以，我们放弃了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开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一种主义两条道路”，就是指苏联与中国秉持同一种主义，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最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苏联方面，随着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积累，1991年12月25日，苏联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的超级大党瞬间瓦解。按照普京的说法，这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而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逐渐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崛起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经济政治强国。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二十多年来有很多著作论文分析。苏联解体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罗伯特·盖茨作为胜利者飞到莫斯科，他骄傲地在红场散步，宣称：“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的确，苏联解体内因大于外因，主要是内部“爆炸”造成的。今天我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苏联是如何从内部发生爆炸，最后轰然倒塌的？在叙述过程中，也将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国的做法和苏联做一个对比，来分析中国崛起的原因。
一、错误地对待历史，摧毁了苏共政权的合法性
今年4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署名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苏联历史时说，“在苏联的历史上，新的领导人一上来总是从批评自己的前任开始，然后一切又恢复原样。”在我看来，虽然每一任苏共领导都在否定前任，但是造成危害最大的应该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和否定，它动摇了苏共和苏联的党本、国本，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二十大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揭批斯大林的罪行，一是揭露了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残酷镇压，这里面举了很多数字，比如，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二是揭露斯大林独断专行导致卫国战争特别严重的后果。一方面是在德国1941年6月22日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之前，斯大林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警告，也忽视了逃兵的报告，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最后造成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苏联的空军、炮兵和一系列重大军事设施遭到惨痛的损失。另一方面，斯大林在1937年到1941年间清洗了大量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其中在西班牙和远东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军事骨干基本全被消灭，造成德国入侵苏联时，苏联作战能力大幅度下降。在清洗过程中，苏联的军队中形成了一种告密、整人的风气，极大损害了苏联军队战斗力。另外，在战争中斯大林在干预战事时所表现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也使苏联军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人统计，苏联在二战中损失的军人共约有六百多万，但是就在从“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到莫斯科保卫战出现转折的短短几个月内，苏联就损失了 250多万军人，占苏联二战牺牲军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报告还列举了斯大林对列宁民族政策的残暴践踏、斯大林千方百计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的颂扬等情况。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出后，使苏共很多人感到十分不安，认为苏共难以经受“秘密报告”的打击。戈尔巴乔夫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真相使我们国家，使社会主义大家庭，也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震惊。这件事是对理想的亵渎，震动是巨大的”。“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这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还有一些人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雅科夫列夫回忆参加二十大时的情况，“赫鲁晓夫刚刚讲了几句斯大林的罪行，我就感到浑身发冷。心中感到一种令人压抑的空虚。”亚纳耶夫回忆说，“赫鲁晓夫给苏联社会占有优势地位的心理道德状况、群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赫鲁晓夫破坏甚至毁灭这种信任，却没有提出任何替代的东西。”
实际上，“秘密报告”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带来了很大的震动。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里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共随即组织了九篇文章来反击批驳苏共，史称“九评”，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中苏“大论战”。“九评”中第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疑问和发展》发表于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讲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阵营当中有相当部分的国家对“秘密报告”关于斯大林的全面揭批是反对的。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揭批，大大地损伤了苏共政权合法性。从那时候开始，苏联很多人逐渐对苏共失去了信任。后来，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执政二十余年间，苏联实行封锁新闻舆论的专制高压制度，“秘密报告”没有发酵。但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又开始进行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重新清理，带来了对苏联历史上的一些不光彩事情的揭批，苏联的旧伤疤不断被揭开。这里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卡廷森林事件”。1939年，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 9月17日，苏军开始入侵波兰，战中俘虏了大量的波兰士兵。1940年春，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大约2.2万名波兰战俘根据斯大林的命令遭到苏联军队杀害。其中4400多人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处决。1943年在德国入侵苏联，来到卡廷森林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填埋尸体的大坑。德国调查后发现这些是当时苏联枪杀波兰战俘的尸体，随即进行公开，并对苏联进行谴责。苏联当时并不承认，谎称这是德国进行的屠杀。战争时期，“卡廷森林事件”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波兰人开始追究这件事情，要求苏联公布真相。在波兰的压力之下，苏联开始调查这件事情。但在官方还未公布调查结果时，苏联的《莫斯科新闻》在1989年发表文章揭露了事件的真相。《莫斯科新闻》的文章称，“卡廷森林事件”不是法西斯德国犯下的罪行，而是苏共所为。屠杀的目的是防止战后波兰“资产阶级”卷土重来。波兰军官大部分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留守人员包括律师、医生、商人。如果清除了波兰“资产阶级”，时机成熟时就可以把它变成对苏联唯命是从的“工人国家”。在舆论的压力下，直至1990年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苏联才正式承认对“卡廷森林事件”负全部责任，称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还向波兰转移了一些当时的档案。
第二个例子是苏联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即“波罗的海三国”。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波罗的海三国位于波罗的海岸，是欧洲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带，当时被称为“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如果苏联能够控制甚至吞并波罗的海，就可以把自己势力前沿向欧洲推移。另一方面，苏联当时在波罗的海只有列宁格勒一个出海口。如果将波罗的海三国收入囊中，苏联历史最悠久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可以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若干基地，对于其控制波罗的海，进而扩大其对欧洲的军事辐射将发挥很大作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9年8月至1940 年5 月的签约控制阶段，苏联处心积虑谋划，寻找借口吞并波罗的海三国。1939年9月份，波兰“雄鹰”号潜艇从瑞典返回途中，舰长生病被误诊为伤寒，为避免传染，潜艇就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停靠。当时，德国已经和波兰开战，波罗的海三国都属于中立国。所以，德国就要求爱沙尼亚把“雄鹰”号潜艇扣留，但是因为当时收到种种信息，潜艇逃离了塔林。苏联当时也正在进军波兰，就指责爱沙尼亚让潜艇逃离对苏联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并且在“雄鹰”号潜艇逃离沿线制造事端。苏联称他的两艘商船“五金工人”号和“少先队员”号在“雄鹰”号潜艇逃离的线路上被击沉，指责爱沙尼亚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海域，对苏联造成了危害，并强迫其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以“保卫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的海军基地和保证爱沙尼亚安定”为由要求驻军。爱沙尼亚被迫签订条约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相继被迫签订互助条约。
第二阶段，1940年5月至8月的正式兼并阶段。1940 年5 月10 日，苏联借口红军战士在立陶宛失踪，指责立陶宛不能保护苏联的利益。另外，声称波罗的海三国曾缔结军事同盟以反对苏联，要求波罗的海三国成立新政府来保证苏联的利益和安全。在成立新政府过程中，苏联做了大量工作扶持起了亲苏政府。1940年8月初，苏联决定吸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为苏联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正式被苏联兼并，苏联增加了17.4 万平方公里土地、586 万人口。上个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波罗的海三国民族情绪高涨，质疑苏联和德国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外是否还存在一个关于瓜分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从1987年起就要求知道历史真相，公布秘密附加协定。1989年 8月23日在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首都连接起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坚决要求公布真相。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秘密附加协定，最后迫于三国压力设立了调查委员会，并于12月承认苏德条约存在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这证明了苏联对三国的占领不合法。
1989年，不光翻了历史旧账，这一年公布的资料还显示苏共隐瞒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真相。核电站于1986年4月25日凌晨1点21分发生爆炸，到26日晚全世界都知道了苏联核电站发生事故，莫斯科却还在保持沉默，28日晚9时才在电视和广播新闻中发布公告，但却对爆炸造成的危害轻描淡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130公里，事故造成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但是几百万住在某些受辐射最严重地区的居民，既没有得到疏散，也没有得到警示。甚至以前作为民防计划组成部分而发放的放射线测量仪反而被收回，以防止当地居民测出日益升高的放射级别造成恐慌。
1989年是对苏共执政转折的一个历史时刻。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他的《苏联解体亲历记》里这样写道：“对许多人来说，1989年是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一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上，中共和苏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亚纳耶夫在《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中，把苏联与中国作过对比。他说，“经历过极其巨大的社会灾难的中国人，在毛泽东死后，没有把他的纪念碑连同底座一起拔掉，中国人没有进行毁灭性的思想政治改革。不对政治基础作出部分修理也是不行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绝对没有效仿他们的北方邻国”。在我国，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对待历史问题则是非常慎重的。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了总结和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决议》的精神一直为我们党所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实际上，今天的俄罗斯领导人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全面否定历史、全面否定领袖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普京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苏联历史，强调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要培养公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公民爱国主义情感、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自豪感，并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的修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教科书一直处于无人审查的混乱状况，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版本，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清算揭批苏联的历史。普京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对，他组织有关部门对教科书进行修改把关，形成了官方教科书。在官方教科书中对前述一些历史问题，俄罗斯的态度有了调整。比如，认为斯大林当时对党的干部、少数民族的镇压和清洗，是为了加强对苏联的管理，为了提高国家运行效率而采取的必要做法。在“卡廷森林事件”上，一方面表示要共同铭记、永远哀悼“卡廷森林事件”的波兰受害者；另一方面却也指出在1920年苏联的红色政权刚刚建立时，波兰参与了14国对苏联的联合围攻，在战争中有8万名苏联官兵和共青团员，其中还有儿童在波兰集中营里被杀害。所以无论是俄罗斯当局还是波兰当局都应该忏悔，不应再互相指责，波兰和俄罗斯要互相谅解。俄罗斯还拒绝了波兰提出的进一步解密有关“卡廷森林事件”档案的要求。再比如，在评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指出谴责该条约“不道德”的观点是不对的。如果苏联不签这个条约，德国也会同英国、法国签订类似条约，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条约的签订无非是使苏联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参与决定欧洲的命运。
二、错误的改革路线，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首先，和大家回顾一下斯大林去世后30多年苏联的改革轮廓。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至1964年10月担任苏共总书记，一方面走了一条“去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另外一方进行了一些政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一些历史学家评价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是苏联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但是改革触动了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后被勃列日涅夫推翻。勃列日涅夫在位18年期间改变了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做法，又回归到斯大林模式，在其执政前期苏联经济实力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下实现增长，但在其执政的中后期苏联经济江河日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逐步走向衰亡。而且其执政时期也是苏联制度弊端体现最明显的时期，苏联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公款送礼在当时已到达登峰造极的程度，就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到地方调研，也要用公款给地方官员送礼物。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68岁高龄成为总书记，也曾经实施了一些改革，整顿党风党纪，反对腐败，试图扭转形势，虽然给苏联人民带来了一些希望，但无奈廉颇老矣，从1982年11月开始，在位15个月，实际上有效工作时间只有七八个月，最后几个月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1984年2月，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其时已近73岁。契尔年科能力低下，老迈年高，执政13个月，毫无作为。苏联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不仅经济发展每况愈下，“老人政治”问题也日益严重。短短两年时间内，苏共三位总书记去世。在当时苏联高层干部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因此，在苏联民众盼望有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出现。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的背景。与之前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相比，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刚满54岁。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教育程度高，长期在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得到安德罗波夫赏识后，被调到中央，负责农业方面工作，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勤奋、严谨、踏实。在苏共中央全会宣布他当选总书记后，他受到中央委员的热烈欢迎，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比安德罗波夫当选时还要热烈。苏联人民对他也给予了无限希望，特别是他上台以后提出要进行改革，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走到哪儿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据他的夫人赖莎回忆，1985年人民群众给他个人的来信有40多万封，1986年达到70多万封。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持续下降，粮食连年减产，长期商品匮乏，民众买东西从来都要排长队，有时队伍要蜿蜒几个街区，生活困难重重。为了遏制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戈尔巴乔夫启动了改革。他在《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里说道，“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现象和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它具有更大的活力。”然而，一直到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有效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更大的活力”也根本没有看到，改革以失败告终。关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基本情况和失败的原因分析，专著和文章汗牛充栋。这里，我谈两点认识。
第一，经济改革没有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反而使之更加恶化。无论哪一种政治制度、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改革，能使人民得到实惠，人民就会拥护，反之，人民就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1985—1987、1987—199、1990—1991三个阶段。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实施“加速战略”，加快发展，提升国力，努力逐渐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加速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大企业、抓劳动纪律、提高产品质量，核心是发展机械制造业，实现机械制造业的现代化。仅从这里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加速战略”注定是要失败的。一是这些措施完全没有触动苏联经济体制的根本，还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没有对经济制度进行有效改革。二是发展机械制造业，实现机械制造业现代化，归根到底，重点还是发展重工业。但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扭曲，农、轻、重比例2：2：6，农业和轻工业这两个事关民众衣食住行部门仅占40%，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加速战略”没有调整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仍然把重点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经济运行发生了严重波动。1987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速只有2.3%，比上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由于“加速战略”缺乏对民生的足够关注，加之在国际油价下跌、农业连年歉收的情况下，苏联还在用有限的外汇，不断增加机器设备进口，减少消费品进口，在普通民众眼里，生活不仅没有丝毫好转，日用消费品的短缺反而加重了。
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进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根据苏共中央1987年六月全会出台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苏联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包括国营企业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农业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改革、合作社改革等。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不重视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没有把所有制改革放在应有的位置，不敢触动价格体制，改革措施不配套甚至自相矛盾，再加上改革重心转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很多经济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所以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经济形势继续恶化。按照苏联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国民收入下降4%，劳动生产率下降3%。1989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7%，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居民4100万人，占总人数的14%，1990年增加到34%。1989年末989种大众消费品中，在某种程度上敞开销售、未严重断货的只有11%；1990年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商店中已看不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包括洗涤剂、大部分日用化学品、家具、刮脸刀片、化妆品，甚至练习本、铅笔等都成了脱销商品。大部分地区实行凭票供应，定量供应的食品达到15—20种，包括每日不可缺的面包。
民众对此十分不满。在群众集会上，人们打出了抗议标语：“谢谢您，雷日科夫总理，我们没吃没穿”，“没有短袜我们不能参加改革”。叶利钦在自传中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莫斯科人在会见、集会时递给他的条子上写道：请说一说，我们党的领导人是否知道，现在国内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洗澡等等，领导人对此操不操心？难道他们是按别的方式生活。当时苏联一些报纸在自己的版面上登载了一张西方讽刺画：苏联的大型百货商店里什么商品都没有，只在靠近墙角的货架上摆着个头矮小的戈尔巴乔夫雕像，他手中抱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一个单词——“改革”。这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巨大讽刺，也反映出当时苏联民众对改革结果的愤怒。
改革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是向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总方向。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苏联出现了两个方案，一是雷日科夫主持起草的政府方案，也叫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这个方案计划用5年时间使苏联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用了多长时间才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地完善当中。但是雷日科夫总理却计划五年时间把苏联非常僵化死板的计划经济改变成为市场经济，不得不说是一个笑话。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笑话，就是另一个方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叶利钦另组班子起草的“500天计划”，又叫沙塔林—亚夫林斯基计划，计划用500天时间实现向市场经济过度，而且每一天要完成的工作、达到的目标都写得很清楚。这一计划受到媒体的热捧，戈尔巴乔夫也倾向“500天计划”，但迫于雷日科夫的压力，最后是把两个计划揉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方案，但是由于新的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没有可操作性，各方都不满意，并没有得到落实。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也是计划用5年的时间实现苏联经济市场化。此时，经济形势继续下滑，离苏联解体已经为时不远，此法也没有实施。
各方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评价并不高。亚纳耶夫在《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一书中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改革的6年是废话说够和真正到处欺骗的时光。改革所宣布的任何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人民的生活急剧地恶化，到处都在怠工、腐败，各级权力机关的瘫痪加剧了反社会情绪的增长。”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他的《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中说，“对莫斯科、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其他城市居民情绪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整个国家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戈尔巴乔夫自己也在回忆录中反思说，“经济方面的改革，如果要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改革，也就是说从能够为人们带来迅速的、明显的效果的部门开始改革，那就要好得多。”
第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反而造成一片混乱。苏共提出的“加速战略”以失败告终，苏共认为这是“阻碍机制”的作用造成的。阻碍机制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认为，就是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他感到，党内和管理阶层官僚在强烈抵制改革。为此，1987年之后，他把改革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