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讲话系列第8842期阮成发：在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VIP专享

在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1年4月6日）

同志们：

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是在“十二五”大幕刚刚拉开之际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两会”精神和刚刚召开的省委省政府武汉办公会精神，动员全市上下进一步凝心聚力、励精图治、克难奋进、开拓创新，努力开创武汉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下面，我代表市委常委会，讲五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一、高举旗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灵魂、是统帅，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保证我们的各项事业顺利健康地发展。如果政治方向不坚定，甚至搞错方向，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灾难。当前，武汉正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目标宏伟，任务繁重，我们靠什么去开创新局面，实现新跨越？第一位的就是要高举旗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高举旗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武汉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今后，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和局面，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这面旗帜、坚持这条道路、坚持这个理论体系，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十二五”时期，武汉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面临的困难会更多，挑战会更严峻，我们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这面旗帜、坚持这条道路、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们要认真吸取前苏联、东欧、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教训，既要认真解决发展不够的问题，又要及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关键是着力解决跨越式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何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如何在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和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良性互动；如何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些都需要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这个根本指导方针，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来解决。

（二）高举旗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坚决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中央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中央的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确保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在武汉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全市各级党组织在高举旗帜、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事关根本的重要问题上，态度一定要坚决，必须毫不含糊，不能有丝毫犹豫，没有任何价钱可讲。讲党性这是最高的党性，讲政治这是最重要的政治，讲纪律这是最严肃的纪律。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各部门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防止将政治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淡化于日常事务和应酬之中。在座的都是领导干部，我们的职责就是负责一方全局、带领一支队伍、推动一域发展，如果旗帜不鲜明，政治方向模糊，就难当大任、难受重托。领导干部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对错误思潮、错误行为、错误倾向的鉴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

二、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省与市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与省委、省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尊重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执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服从全省工作大局，这不是一般的工作要求，是基本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和政治要求。

客观地讲，在处理省市关系上，我市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部门和少数干部有严重的“老大”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自以为是，不讲规矩，对省里尊重不够，对省里的决策部署落实得不够，主动向省领导汇报、积极争取省里支持也做得不够。这些问题，不引起重视、不及时解决，不但会严重影响武汉的发展，而且会犯下重大政治和纪律错误。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武汉再大，是局部，是下级，是基层。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借这个机会，我和大家重温一下党的章程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党章》第二章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五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武汉市就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政方针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大基层。武汉市再大，也是省里的一个城市、一个组成部分；市直部门再大，也是省直部门的下级。如果我们连这个起码的上下级关系都搞不清楚，就是不讲规矩、不讲原则、不讲纪律。

其次，武汉取得的成绩，是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门的领导、指导、关心和支持的结果。一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提出举全省之力，支持武汉做大做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武汉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事关武汉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亲自策划、亲自协调、亲自督办，省直各部门也给予了武汉大力支持和帮助。

积极争取中央支持武汉发展。这几年，我们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就是武汉的发展再次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这个问题上，省委、省政府给予了我们全力支持。无论是国家将武汉定位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武汉城市圈获批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是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升格为国家级，等等，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都是亲自带队，到国家各部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汇报沟通工作。

支持武汉重大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协调解决武汉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支持武钢、武烟集团利用省内资源重组壮大，支持东风公司总部搬迁武汉，支持武石化油品升级改造，新上80万吨乙烯项目，促成中芯国际、富士康、武汉天马微电子、格力电器、东湖欢乐谷等一批重大项目落户武汉。2006—2010年，省财政累计返还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新增税收收入16．4亿元，并明确此项政策执行到2014年。省财政在自身资金紧张情况下支持了我市支铁项目征地拆迁资金8亿元。天河机场二期三期、武汉新港、轨道交通、武汉大道、东沙湖连通工程等一批城市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省里也给予了我们重大支持。

在4月2日召开的省委、省政府武汉办公会上，鸿忠书记明确指出，省委、省政府和省直各部门要按照倾力、尽力、竭力、全力的“四力”要求，千方百计、不留余地，支持大武汉复兴。省直各部门要将大武汉复兴的目标视为己任，是职责之任，是必负之责。还形象地提出“长子战略”，将武汉比喻为湖北的“长子”，是湖北“全家”的希望，再困难也要扶长子，穿草鞋、穿布鞋的，还要把好资源供给穿皮鞋的。只有长子出息了，才能带动“全家”振兴，只有大武汉冲出去了，更大、更强了，湖北才能更大更强。国生省长也明确提出，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创造更有利的氛围和更优的环境，支持武汉加快发展。省委、省政府对武汉重视有加、厚爱有加。我们应该心怀敬重、心存感激，应该自我鞭策，更加奋发有为。

其三，武汉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全省优势资源的聚集和全省上下的支持。从城市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心城市的发展必须有广阔的腹地空间，否则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后劲；北京、上海的发展离不开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和全中国的支持，广州、深圳的发展离不开“珠三角”。同样，武汉要加快发展，除了自身不懈努力外，也离不开周边城市乃至全省的支持。因客观、历史的原因，湖北的优势资源基本上集中在武汉。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规律的作用，同时也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和兄弟市州的大力支持，省内各地的人才、资金、企业总部、高端产业也加速向武汉集中。可以说，没有全省的支持，就没有武汉的今天。我们必须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进一步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融合与合作，在做好大范围内配置资源、聚集发展新优势的同时，争取更多地发挥武汉的辐射带动作用。

有了以上三点认识，今天我给同志们明确提出以下要求：

（一）认真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自觉维护和服从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对全省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对我市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上来。对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门的会议要认真参加，文件精神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研究部署任务、确定发展指标、制定工作方案、出台政策措施、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工作，都必须与省里保持高度一致。

（二）建立和落实定期汇报制度。市委要定期向省委报告工作和落实省委决定的情况。市委常委会成员至少每半年向省委相关领导汇报一次工作。各个委办局至少每季度向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一次工作，至少每年要请省相关领导和省直部门的领导来视察、指导一次工作。要把赴省汇报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这是硬性规定，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可能有的同志说，我不想上门、不想求人。这不是简单的求不求人的问题。作为个人，不求人是一种品行和操守，但是作为市长、区长、局长，这是履行其职务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履行的职责。要多请示、多汇报、多联络，积极争取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门的领导和支持，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城市发展环境。

（三）主动将武汉的发展融入到全省发展的大格局中，为湖北发展作更大贡献。鸿忠书记在强调、“长子战略”的同时，也强调武汉市要有“长子情怀”，长子出息了，要带着兄弟们冲出去，去谋生，去发展，带动“全家”振兴。武汉发展更大、更好了，要反哺全省、回报全省。我们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跨越式发展”总体要求和“两圈一带”发展战略，认真落实“一主两副”的重大决策，加强与省内兄弟城市的协作，进一步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当好全省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火车头、排头兵，为湖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作出更大贡献。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武汉科学发展

2005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湖北时，提出“湖北要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是党中央对湖北发展的战略性定位，是对湖北发展的目标要求。鸿忠书记说，这个支点从区域来讲指全省，从点上来讲就是武汉，武汉必须在构建战略支点中承担起非同一般的责任。面向“十二五”，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跨越式发展写在湖北‘十二五’发展的大旗上，武汉要做全省跨越式发展的排头兵和火车头”。奋力使武汉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解放思想是事关武汉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跨越式发展的第一动力。世界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解放思想也不能一劳永逸。客观世界的运动永无休止，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现“十二五”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我们要做的第一准备，就是解放思想的准备。要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解放思想，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正视差距、明确使命、改革创新、扩大开放、优化环境，全力推动武汉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解放思想，正视差距

成绩是个相对概念，或相对过去，或相对外地，或相对条件。相对过去，近些年来，武汉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事实，必须肯定。但相对国家对武汉的定位，相对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对人民群众的期待，相对武汉历史上的辉煌地位，相对同类先进城市，我们的步子还不算快，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是事实，也应该承认。

一是综合经济实力不强。经济总量规模与先进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在全国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2010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仅为上海的33％、北京的40％、广州的52％、深圳的58％、天津的61％。

经济结构不优，突出表现为：

工业发展不足。2010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在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排第13位，仅为上海的21％、深圳11的35％、天津的39％、广州的44％、北京的49％、青岛的56％、杭州的57％。近几年在经济总量上被我们超越的几个城市，工业规模也比我们大。去年，宁波、沈阳、南京、大连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分别比我市多4443亿元、3177亿元、2078亿元、1737亿元。

支柱产业的规模不大，实力不强。汽车产业是我市首个过千亿元的产业，去年汽车产量69万辆、产值1212亿元，但与上海（170万辆、3602亿元）、长春（168万辆、，3705亿元）、广州（136万辆、2878亿元）等国内几大主要汽车生产基地相比，差距较大。钢铁产业2010年产值875亿元，不到天津（2810亿元）的1／3，是上海（1710亿元）的1／2。光电子信息产业2010年产值925亿元，深圳8071亿元、上海7061亿元、广州1803亿元、成都1800亿元、南京1450亿元、重庆1359亿元，差距更大。石化产业2010年产值为385亿元，上海3443亿元、天津2800亿元、南京2605亿元、广州1968亿元、重庆534亿元。这四大产业，虽然是我们的支柱产业，但都没有进入前三甲。

民营经济发展滞后。2010年，我市民营经济增加值2259亿元，仅为广州的58％、沈阳的77％。经济发展排头兵国家级开发区的实力也不够强。去年，武汉开发区工业总产值虽然居中西部经济开发区第1位，但在全国居第10位。东湖高新区是我国第二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09年工业总产值在国家级高新区中排第8位，营业总收入排第10位。

二是开放水平不高。经济外向度不高。2010年仅为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在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均排第13位。外贸出口总额仅为深圳的4％、上海的5％、北京的16％、宁波的17％。

利用外资水平不高。去年为32．93亿美元，在全国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排第11位，仅为上海的29．6％、天津的30％、大连的33％、北京的52％。外资对投资的贡献减少。“十一五”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9％，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13．6％，少近16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2005年的16％下降至2010年的6％。引进世界500强企业81家，与深圳（180家）、广州（174家）等城市，差距很大。

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国际化、专业化商务设施和中介机构严重缺乏，与之相应的教育、医疗、餐饮等服务设施相对不足。开通的国际直达航线偏少。目前，天河国际机场国际及地区直达航线只有6条，在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仅比济南、西安、宁波3个城市多。

三是城市功能不完善。虽然武汉是国家定位的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但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还不够强，产业带动和要素服务能力都亟待提高。近三年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连续突破500亿元、800亿元、1000亿元，今年将超过1200亿元。有人议论，说我们在搞城市建设“大跃进”。其实我市基础设施水平与先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比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仅28．5公里，远低于上海（420公里）、北京（336公里）、广州（236公里）等城市。城市路网不够完善，快速路网尚未形成，已建成的快速路仅占规划里程的28％。“城中村”、旧城改造任务还十分艰巨。城市规划建设还没有很好体现出现代化大都市风貌，大江大河的山水自然禀赋，彰显得也还很不够。城市管理亟需改善，管理较为粗放，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不高，暴露垃圾、扬尘污染、占道经营等脏、乱、差问题仍然突出。

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压力大。城乡居民收入相对较低。2010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居第14位，在中部地区低于长沙；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居第13位，在中部地区低于长沙和郑州。社会保障水平不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总体水平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13位，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还较低，住房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公共服务离均等化要求差距较大，“入园难”、“上好学校难”问题较为突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有待改善。

五是城市发展软环境亟待改善。突出表现在：政务环境不优。政令不畅、作风不实、效率不高、服务不优等“顽疾”依然存在。根据我们对千家企业的调查，40．5％的企业认为政府决策到基层往往难以兑现；24．6％的企业认为政策即使落实了，落实过程也相当艰难；24．5％的企业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34．9％的企业认为政府执法部门和工作人员存在重管理轻服务、重罚款轻引导的现象。

人居环境不优。近年来，武汉先后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但还不是“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环境保护的最高荣誉），副省级城市中只有武汉、济南、哈尔滨、西安4个城市没有入选。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中，深圳是全国唯一的示范城市，青岛、南京、杭州3个城市是试点城市，武汉还处于创建阶段。全国118个“国家卫生城市”中，副省级城市只有武汉、济南、哈尔滨、沈阳4个城市没有列入。城市文明程度不高。武汉申报文明城市可谓是“坚持不懈、克难攻坚，但壮志未酬”，连续三届都因前置条件不够没有申报资格。

与此同时，我市面临的区域竞争、城市间竞争压力日益加大。当前，各地都在抢抓机遇，抢前争先，掀起了新一轮大发展热潮。东部城市在经济实力、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发展文化等方面优势明显，率先调整结构、优化发展。西部城市励精图治，利用政策优势加快发展，跨越式发展信心足，势头猛。中部城市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抢抓国家政策机遇，顺应产业转移和区域梯度发展时代潮流，成为全国重点发展区域。

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经济总量在5000亿元到5500亿元的城市有成都、宁波、大连、沈阳、南京。我们的发展稍有松懈就会被他们反超。

与沿海城市相比，他们在地理上具有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天然优势，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也比我们强很多。去年我市一般预算收入仅为上海的14％、深圳的35％、广州的45％、杭州的58％。在建成区面积、人口总量大体相当的情况下，我们较少的财力既要用于特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可用财力显得捉襟见肘。

与西部同类城市相比，我们在政策上处于劣势，如企业所得税率，西部地区是15％，比我们整整低10个百分点。近两年，我市先期洽谈的年产4000万台的惠普笔记本电脑项目、投资9．5亿美元的韩泰轮胎项目、马士基物流项目等一批产业大项目，相继被重庆、成都挖走。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不进则退，慢进亦退。

看到这些不足，看到竞争之激烈，是为了增强忧患意识。一个城市、一个单位、一个人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一个城市、一个单位、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句老话，是个真理。当然，在公开场合，在群众中，在宣传报道中，要多讲成绩，多讲大好形势，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但在党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在研究工作时，则要多谈问题，多看困难，多找不足，以保持清醒，作最坏的打算，图最好的结果。

（二）解放思想，明确使命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永恒的东西，只有一个永恒的原理，就是永恒的发展。没有发展，武汉存在的许许多多问题都无法解决；没有发展，武汉还会出现许许多多新的问题。

历史上，武汉就是全国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城市。明末清初，汉口已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是大汉口繁华胜景的生动写照。清代后期，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祥地、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设想把武汉建成“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武汉地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一批“一五”、“二五”计划的重大项目布点武汉，武汉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经济总量、工业净产值居全国大城市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两个大局”战略的实施，人、财、物、政策等重要资源都向沿海聚集，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综合实力排名下降。

新的历史时期，国家赋予武汉新的历史使命。进入新世纪后，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武汉在国家经济发展大格局中的地位再度上升。2007年底，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率先突破，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2009年底，国务院批准建设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求我们成为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2010年，国务院批复武汉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要求武汉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

省委、省政府对武汉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今年全省“两会”期间，鸿忠书记强调：武汉要在全省跨越式发展中带头，成为“龙头武汉”、“支点武汉”和“跨越式发展的武汉”。如果武汉不能实现新的更大跨越，将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历史机遇，有负于多年的积累，有负于湖北和武汉的优势，有负于武汉业已形成的有利态势。

在刚刚召开的省委省政府武汉办公会上，鸿忠书记对武汉的重要地位、奋斗目标作了更为清晰的阐述和要求。他说：“武汉要在湖北跨越式发展当中要有更大的担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做更大的贡献、实现更大的目标”。要“复兴历史的大武汉，做湖北的大武汉，更做中国的大武汉和世界的大武汉”。“实现大武汉复兴，应该要用‘五个大’来支撑，要有大武汉的文化（新时期的武汉文化，就是要有武汉特色、时代精神、融通天下）；要有思想的大解放（用思想大解放作为开路先锋，彻头彻尾解放思想）；要有大武汉的标准（以国际国内一流城市为参照系）；要有大武汉的境界（强调自主自立自强的精神）；要有大武汉人的风貌（一流的精神状态，奋发有为、能打硬仗、能打胜仗）”。国生省长也明确要求“武汉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格局，要勇于应对，敢于取胜，增强区域影响力、辐射带动力、核心竞争力”。

我们一定要提振信心，不辱使命。完成好国家和省委、省政府交给我们的重任，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同时我们也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年初召开的全市“两会”，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武汉要努力实现“五大跨越”的奋斗目标、“九个基本形成”的战略任务，这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广阔的市场腹地空间，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丰富的科教资源，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别是全市人民对武汉的发展充满期待，人心思进，这些都是我们加快发展的良好基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奋发有为，不负重托，努力推动武汉跨越式发展。

（三）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武汉人民历来有“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宝贵精神。改革开放之初，武汉有过很多在全国“率先”的改革举措。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汉正街成为“天下第一街”），率先聘用“洋厂长”，率先成立全国科技交易市场，率先推出商业上市公司（武商），等等。近年来，武汉围绕“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改革创新，如：成立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建设“人才特区”，建设公共自行车免费租赁系统，等等。这些改革创新举措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但是，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改革创新与承担的使命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先行先试步伐小，破解发展难题的办法不多，力度不够。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涉深水、破坚冰、啃硬骨头”，既着力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又积极研究解决转型时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探索推动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要紧紧抓住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围绕解决制约武汉发展的突出问题，以制度创新为主攻方向，用足用实用好先行先试权，大胆探索，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体制，力争在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要着力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加快推进科技改革创新试点，建立健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体制机制。要探索建立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可持续发展。要强化市场经济的意识和理念，用市场经济的文化、理念、机制，培育更多的敢于创业、善于创业的“经济人”，突破性发展民营经济。要赋予更多的权力给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鼓励其建设成为“经济特区”。要进一步向区级政府放权，使其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四）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扩大开放，是武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出路所在。历史上，所谓大武汉，主要就大在开放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武汉对外贸易额连续42年位居全国第二。对外开放，使武汉在当时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重要商埠。近些年来，武汉城市建设、产业发展之所以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对外开放。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神龙汽车、长飞光缆等一批骨干企业。没有对外开放，长江二桥、机场公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在当时就不可能顺利建设。要完成“十二五”宏伟发展目标，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样必须高举对外开放大旗，坚定不移地实施开放先导战略。

开放不够是突出问题，原因很多：眼界小、胆子小、本事小、招法小、步子小，“五小”办“洋务”不可能有大起色，最多是老牛换毛驴，快不了。要研究制订一系列措施促进对外开放。

当前，要把招商引资作为我们目前扩大开放的重中之重。要建立完善招商引资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要坚持内外资并举的方针，瞄准世界500强和国内500强，紧紧抓住一批央企看好武汉的良好势头，引进一批大企业、大项目。要结合投资环境改善，围绕大企业、大项目，着力引进配套企业，完善产业链条。东湖高新区、武汉新港、沌口开发区、武汉化工新区、吴家山开发区等是我们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市与国际接轨的先行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必须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完善功能设施，尽快在引进大企业、大项目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中心城区要围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远城区要围绕新型工业化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要放开思路，打破条条框框，进一步拓宽开放领域，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都要对外资开放，最大限度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

（五）解放思想，优化环境

投资环境不优的问题，已成为我市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障碍。春节以后，市委组织市“四大家”领导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同时，我们委托新华社湖北分社进行专题采访，形成了一个高水平的报告。调查反映，武汉投资环境的问题，感觉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却查不出病因，有一种“重症肌无力”的感觉，其实更危险。报告列举了我们在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报告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不足、问题甚至丑陋的一面。

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大刀阔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治，并且持之以恒，建章立制，从根本上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将武汉打造成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让投资者和企业家安心、开心、快乐。对于改善投资环境问题，良智同志还要作具体部署，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