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利益、逻辑与博弈
在202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学术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南开大学副校盛斌
（2024年7月3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大会组委会和主办方安排我发言，也很高兴、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见到我们国内数字经济领域的各位专家。今天我发言的主题围绕着数字经济、国际贸易与全球治理来展开，聚焦数字贸易规则问题。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我认为它在三个层面上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在国别层面，世界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都在积极构建自己特色鲜明的数字监管与治理模式。第二，在全球层面，大国之间在全球数字经贸治理领域的竞合博弈愈发激烈。第三，在中国层面，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特别是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数字经济议题谈判，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今天我从利益、逻辑与博弈的视角诠释与分析数字贸易规则的演进。首先，从数字贸易的概念和特点讲起；其次，规则基于利益，而利益基于比较优势和政策实施，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从一个国家自身的角度探究数字贸易的决定因素以及“数字化”对贸易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审视其他国家会存在什么样的数字贸易壁垒与限制；最后是如何通过制订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包括底层逻辑、全球框架和核心议题三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数字贸易的概念与范畴。国际贸易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价值链贸易、数字贸易。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这一拓展非常重要，因为服务过去认为是不可贸易品，而服务贸易的最大特点就是伴随着生产要素（如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当下的数字贸易就继承了这一特点，触及新型生产要素——数据的流动问题。另外，从贸易政策上说，货物贸易只涉及到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界措施，而从服务贸易开始，贸易政策的内涵与边界就扩展到了包括国内规制。价值链贸易、数字贸易没有改变交易的对象，还是货物和服务，但前者强调中间品贸易与全球生产网络，后者强调基于互联网联通和跨境数据流动，此外创新、信任和安全这些新的决定要素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的融合发展，数字贸易的概念与范畴也越发清晰。广义的数字贸易指通过数字订购和/或数字交付的国际贸易。数字订购可以是货物，也可以是服务，它也是我们经常提到另外一个相关概念，即“跨境电商”，是电子商务在国际层面的组成部分（区别于国内电商）。而数字交付只能是服务，即通过电子传输来实现的服务贸易，包括数字产品、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数字服务。这是狭义的数字贸易范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国际贸易，也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方向，同时会对全球经贸治理模式与规则带来新的挑战。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相关的重要概念，就是数字服务贸易，它既包括数字订购但通过线下交付的服务贸易，还包括通过电子传输来完成交付的服务贸易。
当前数字贸易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于统计。一种方法是基于现有的国际贸易分类与统计数据，把相关的数字贸易部分分离出来，这是一种统计估算的方法。目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建立了一套国别与行业数据库。在货物领域，将计算机、电子、通讯设备等五类产品定义为信息技术（ICT）产品。在服务领域，将电信、计算机服务明确划为可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将信息、金融、教育、租赁等可数字化或数字赋能服务定义为“潜在的”数字服务贸易。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按照上述数字贸易的概念界定建立一套新的统计体系和方法。目前，WTO、OECD、UNCTAD等国际经济组织在推进这项工作，利用贸易、国际收支、银行、税收、家庭调查、大型数字中介平台数据，开发了许多国别与行业案例。这些尝试虽然是局部性与探索性的，但对未来的数字贸易统计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性意义。
第二个问题讲讲数字贸易的特点。首先，数字贸易的本质是贸易的“数字化”，包括数字订购、数字交付、数字赋能。数字赋能是一个更广泛的口径，不仅针对贸易，更包括生产制造，可以贯穿到价值链所有环节。二是数字贸易由“贸易科技”（TradeTech）所驱动。当前在金融领域中有Fintech，在贸易领域对应的有TradeTech，我认为在数字经贸人才培养、教学实践中应大力倡导与发展这个概念，研究数字前沿技术如何改变贸易，例如客户搜寻、大数据营销、跨境电商、区块链电子提单、智能客服、智慧通关、数字支付等。三是数字贸易依托新型要素流动，即跨境数据流动。这是数字贸易继承服务贸易衣钵属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包括数据所发挥的载体（intermediation）、交易（transaction）、便利化（facilitation）作用。所以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在治理与规则中是紧密相连的“孪生兄弟”。四是数字贸易的主体多元化。传统的贸易主要依赖跨国公司与大型贸易商，而数字贸易的主体变成了数字平台企业、同时给了中小微企业乃至个人消费者更多地参与数字贸易的机会，这是国际贸易演进与转型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五是数字贸易成本不断减少。除了适用于一般贸易的信息与搜寻成本、运输与物流成本外，数字产品的复制成本几乎为零，但研发成本很高，因此对数字贸易的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核心技术保护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数字条件下拓展了贸易的成本范畴，新增加入了追踪成本与验证成本，怎样度量这些成本以及它们对数字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未来值得实证研究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数字贸易的决定因素。这里包括基本面与政策制度两个方面。它们共同决定了各国数字贸易的利益所在。首先，一国的数字贸易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什么？国际贸易的四代理论，即国家层面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的技术、产业间层面的要素禀赋理论强调的要素、产业内贸易层面的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强调的规模经济、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对数字贸易具有通用性的影响。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与影响机制在数字时代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在技术层面，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下我们侧重的是供给端的创新，而数字背景下也要同时关注需求端的创新，比如说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与定制化服务。在要素层面，资本仍然很重要，但对数字贸易作用更大的是高技术资本，特别是机器人和其他智能设备；此外，劳动禀赋的重要性在数字背景下对贸易的影响将会弱化，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会大幅度增加，在劳动力结构上高技能、高教育的劳动力的影响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数据要素以及数据价值链将是数字贸易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市场规模层面，数字条件下规模经济的“网络效应”影响巨大，范围经济与知识外溢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强。
除了上述传统因素外，数字贸易还决定于基础设施、制度与政策、信任与风险管理等新因素。在基础设施方面，对能源（特别是电力）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强，更重要的是各类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塑造数字贸易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包括硬件、软件、网络、云设施等。在制度方面，除了产权（包括数据）、契约、合同、法律法规外，更强调数字环境、数字良性监管与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最后，信任和风险管理成为影响数字贸易的关键新增变量，安全、隐私、个人数据保护、互联网规制将是保证与支撑数字贸易交易的前提条件。
总的来讲，从理论创新上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和新生的数字贸易模型，大多数现有文献和研究还是基于现有的贸易理论，研究数字技术驱动下新的动能、新的要素和新的制度会对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多数研究是经验性的，它们对贸易（流量）本身以及效率（如生产率、价值链）的关注更多，对数字贸易利得（福利）与各种收入分配（如在不同国家、性别、地区、行业、企业、劳动力技能之间的存在的“数字鸿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在数字贸易的理论与实证创新研究中还有相当多的空间与潜力。
另一方面，一国的数字贸易除了自身决定因素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与措施，尤其是数字贸易壁垒与限制。这也是数字贸易研究领域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