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思考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会议上的讲话
卫兴华
（2025年9月10日）
借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所）成立会议的机会，我想就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题目很大，内容很小。人民大学最初建立经济系，后来改成经济学院。人民大学从1950年起到60年代中期，给全国培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经济系也给全国高校培养了多批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人才，更早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还为全国培养了两届研究生。我于1950年当研究生的时候，就有北大的张友仁与我同班学习，后来有萧灼基等是我系的学生，分配到北大。复旦大学蒋学模也是与我研究生同班。还有一些外校的教授也来学习。经济系还办了多期教师进修班，以提高外校教师的理论水平。一直到1964年，还办了两期《资本论》进修班。后来搞“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原来我们系和学院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师，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的人才，也有西方经济学的人才，比如说高鸿业，他在美国就是专门研究和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回国以后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驾驭西方经济学，出版了全国通用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说明西方经济学哪些我们可以借鉴，哪些是错误的。可惜他已经走了。吴易风教授既深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深知西方经济学，但他也年老体衰。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需要后继有人。
人民大学过去还有多名既熟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精通经济学说史的人才，如孟氧、李宗正等。现在这些学有专长的老教师大部分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还继续工作的老教师中我是年龄最大的，94岁了。以宋涛同志为首的早期的一批经济学人才大都走了或退了。所以我在校院领导面前不断讲，我们经济学院要有紧迫感，要有危机感，要看到我们后继乏人，要赶快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要赶快扩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队伍。当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也要搞好和加强团队建设。我们怎么样走向未来？我觉得必须赶快培养新的能在经济学领域起领头作用的年轻专业人才。现在我说要有危机感，就是因为除了前述我院后继乏人外，还应看到目前全国重点高校的经济学院都在向经济学的高地不断地攀登，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取长补短。人家好的思路、好的举措，要认真学习。一方面，更要注重培养我们自己的人才，我们优秀的博士生、博士后要留下；另一方面，要引进有真才实学的高水平的人才。
我们经济学院的理论经济学多年来一直被评为第一。其中老本也许有点作用。但我们的老本不多了。怎么样培养新人才，怎么样加强我们的理论经济学团队建设，怎么样加强我院理论经济学教材建设，怎样做大做优做强我们的科研能力和成果，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习近平同志讲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学好，才能用好。如果学歪了，就很难用好。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理解错以后，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事例很多，我只举三个例子。
第一例，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决定发展生产力的要素是什么？长期以来我国不少政要和理论家浑然不知马克思的论著中一再强调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在“文革”后期，竟有掀起批判科学是生产力的怪事。起因是这样的：胡耀邦就职科学院时，搞了一个科学院汇报提纲，其中讲了科学是生产力。邓小平同意科学是生产力，但该提纲没有引证马克思强调科学是生产力的话，被认为是自己编造的。邓小平又被免职后，因他讲过科学也是生产力，《红旗》和《辽宁日报》都发表文章，批判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竟被当作反马克思主义批判。追根溯源，之所以会出现否定和批判科学是生产力的怪事，正是因为我们过去对生产力的概念本身就没有搞清楚。长期以来，我们讲生产力二要素，即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后来又讲生产三要素，加入劳动对象。国内学界还进行了二要素、三要素的争论。其实，马克思在其著作里讲了生产力的多要素，特别强调科学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把分工协作、自然力、管理、生产组织等也作为生产力因素，而且马克思明确地讲，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因素会更多。我们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新的科技创新，都超出了马克思所看到的生产力的诸因素，构成生产力的因素越来越多和越先进了。弄清构成生产力的多因素，才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因素快速发展生产力。
第二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等于过大江、大河，乘船过渡，由此岸过渡到彼岸，此岸是资本主义，彼岸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分成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低级阶段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原来毛主席也是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立是一个过渡时期。他讲社会主义建立，没有说社会主义建成——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建成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毛泽东主席认为在过渡时期，就是过渡到建立社会主义。后来，我们跟苏联论战，发了九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过渡时期的论战。邓小平在1989年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说，过去两家讲了很多空话，我觉得是讲了一些错话。我们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叫做过渡时期，批判苏联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过渡时期，主张过渡时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讲过渡时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更加残酷和更加尖锐的时期，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作为过渡时期就不能不是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残酷的时期。但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建立前的过渡时期，而不是整个社会主义。本来，过渡的彼岸是共产主义，而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在彼岸的前方，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过渡到彼岸。错解“过渡时期”是服从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需要的，导致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第三例，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权利）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哥达纲领》离开所有制，空谈“公平分配”“平等权利”。即使是搞按劳分配，它的平等权利也只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劳动产品的权利，这个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上相当于商品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等价交换也是等量劳动交换。而资产阶级承认等价交换，而且能够实行等价交换，所以马克思从按劳分配原理中抽出其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将其视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