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随着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大势，多次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战略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要求，既是立足当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主动作为，又是着眼长远、引领全球合作的战略谋划，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深刻领会重要意义

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我国经济在开放中实现历史性跨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正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条件下实现的。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必须依托更高水平的开放。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1.79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7.2%；进口8.79万亿元，同比下降2.7%。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逆势破局、韧性凸显，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和旺盛活力。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不仅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的主动选择，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离不开同世界的广泛交流合作。只有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才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中抢占先机。从国际层面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家推动“脱钩断链”，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只有坚定扩大开放，才能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合作，以合作共赢化解封闭保守带来的风险。从国内层面看，外贸、外资在推动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就业稳定中具有独特作用，通过扩大开放，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从治理层面看，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把握丰富内涵

进入新时代、迈上新征程，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既面临保护主义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挑战，也拥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聚焦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着力点。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等探索阶段，正逐步迈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系统构建阶段。相较于传统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不仅关注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更注重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与国际高标准接轨，助推开放实现质量和效能的整体跃升。其中，规则提供制度框架和法律约束，规制强调市场准入和行为规范，管理关乎制度执行和行政效能，标准则为商品、服务和技术提供统一标尺，四者相互嵌套、协同推进，构成制度型开放的整体体系。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制度型开放仍面临一定的挑战。一方面，全球范围内，部分主要经济体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供应链安全等领域重构规则体系。另一方面，我国在涉外法律制度、贸易规制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在此背景下，推进制度型开放需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攻克关键难题。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实施，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相关进程，提升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调整的能力；加快关键领域规制改革，围绕数字贸易、绿色低碳、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构建符合国际标准又适合国情的规制体系；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统筹“走出去”与“引进来”，增强技术、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兼容力、影响力；构建企业合规治理体系，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制度培训、法律支持和出口服务，提升经营主体国际竞争力。

第二，拓展开放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的层次和广度不断提升。但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开放领域还需进一步拓展。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这既体现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主动性，也展现了以自身开放引领全球共同开放的责任担当。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近年来，自贸试验区等开放平台不断扩大覆盖范围，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地区加快延伸，22个自贸试验区构建起覆盖东西南北中的“雁阵”，“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正加快形成。在优化贸易布局、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施RCEP等深化新兴市场合作，推动开放网络更加多元、更富韧性。聚焦制度对接，拓展开放领域的深度，积极推进加入CPTPP、DEPA等进程，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塑。通过提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水平，打破制度性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更大话语权。

重点突出服务业扩大开放，探索新兴领域开放。目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电信、医疗、教育等服务领域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业开放不仅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而且能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领域已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这些新兴领域开放潜力巨大，应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2024年，我国数字贸易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节能环保家电、再生纤维纺织服装等绿色产品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

第三，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离不开对外开放平台的能级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多层次、功能化、国际化的方向加快布局，推进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建设。以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为代表的高能级开放平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窗口，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引领区域协同开放和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推动平台布局从沿海领先向东西协同延伸，增强内生动力。我国已初步形成沿海引领、内陆跟进、口岸突破的多层级平台体系。沿海地区加快打造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标杆性平台，内陆地区则不断强化通道型、枢纽型、产业型平台建设，依托中欧班列、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培育开放新高地，呈现从通道开放向制度开放、功能开放的跃升趋势。高能级开放平台的关键不在于物理空间扩张，而在于规则、标准、治理体系等制度创新的集成突破。近年来，上海、广东、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