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系列第51期（45篇）2025年1月调研报告汇编VIP专享

目录

一、理论经验

1．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批改：

从传统走向现代：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回溯与展望………………1

2．江苏省委办公厅周聪：

调查研究问什么………………………………………………………………11

3．申进科：

善用大数据赋能调查研究……………………………………………………14

4．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怀友：

做足做实调查研究基本功……………………………………………………16

5．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卓航：

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20

6．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刘剑桥：

做好调研工作要抓住五个关键………………………………………………28

二、调研报告

7．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好风气”何以浸润人心北京市顺义区“好风气机制建设”实践调研…31

8．光明日报调研组：“行走”的思政课，“走新”又“走心”云南省积极

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38

9．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5年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45

10．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

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报告…………………………………………………49

11．成都工业学院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王义：

成都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56

12．深圳罗湖医院集团宫芳芳：

党建引领下医联体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与思考…………………………65

13．昭通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王菊：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以昭通红色文化为例…70

14．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郭翰铮：

东北新经济转型路径研究以吉林省重工业企业调研为例……………76

15．河北经贸大学万文婕：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及对策分析…………………………81

16．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樊王妮：

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推进路径…………………………………86

17．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陈新新：

高校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95

18．争创“都市型”开放新优势课题组：

关于天津争创“都市型”开放新优势的路径分析………………………100

19．刘嘉文：

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105

20．暨南大学湾区国际智慧应急与安全发展研究院卢文刚：

基层县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与发展贵州平塘县的实践探索…………111

21．金英爱：

基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四位一体”育人模式实践探索…………………119

22．太原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加快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125

23．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李兆杰：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作用 关于唐县齐家佐镇提升党员队

伍建设质量的调研与思考…………………………………………………128

24．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刘笑寒：

街道基层统计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131

25．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134

26．郑永年、杨丽君：

重振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145

27．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系统优化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150

28．张祝平：科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实施路径以

河南省调研为例……………………………………………………………154

29．袁宗泽：

鲁南地区农业经营现状及对策基于枣庄市D村的调研………………160

30．农发行赴瑞士研修班课题组：

瑞士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启示与借鉴……………………………………165

31．韩丽萍：

山西电动汽车的现状及其问题与建议的调研分析………………………173

32．长春大学经济学院董馨阳：

商业银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研究………………………………181

33．西北师范大学纪委李亚琴：

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87

34．中国石化江苏油田采油一厂组织室（人力资源室）主任张军：

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实践探索……………………………………196

35．国家统计局“新时期农民生活质量研究”课题组：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研究…………………………………………199

36．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孙琳：

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209

37．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四地质队谢菊：

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管理问题研究以Ｌ公司为例………………………217

38．杨海利：

新时代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224

39．广州市胸科医院何菲岚：

新形势下医院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230

40．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尹玉辉：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现状、困境与推进策略 基于职业教育改革

创新发展的调研报告………………………………………………………235

41．河北省阳原县农业农村局田振红：

阳原县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调研报告……………………………………247

42．光明日报调研组：圆安居梦筑幸福家辽宁沈阳加强社区服务、推动社区

建设的生动实践……………………………………………………………251

4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编辑、助理研究员孔晓红：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家朋乡………………………258

44．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子赟：

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261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课题组：

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研究…………………………………………265

从传统走向现代：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回溯与展望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批改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同步重建和发展。1979年3

月，邓小平鲜明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167他亲自提出和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重建，也推进了调查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创新。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学习和掌握正确方法，努力提高调查研究水平和成效”[2]。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而且不断探索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的命题。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几乎所有的政策措施和重大发展都与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调查研究的方法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探索与发展过程[3]。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发展的成绩，一些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教材和专著作了简要的介绍[4-6]，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发展中的问题及未来的走向，迄今却很少有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调查研究方法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2]。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正本清源，对于在新时代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重建和转型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学科得以重建，尤其是系统性地引进了西方调查统计技术，让各类调查方法在实践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既是汇集大众智慧和力量加快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调查研究方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

（一）学科的重建与专业化发展

改革开放后，调查研究方法随着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重建和发展，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社会学是直接以调查研究为方法的学科，这也决定了社会学研究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都需要结合本身的学科属性不断探索适合本学科的调查研究方法。在各学科调查研究方法发展的基础上，调查研究方法也开始跨越各学科进行交流和融合，逐渐

具备了形成独立学科的条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比如概念、范畴、规律等；具备理论渊源基础，包括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和现代统计调查方法；符合发展的需要，已有长期实践的积累。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高等院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经验研究类论文共有242篇，占杂志刊文总量的71%。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调查研究方法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学术刊物上应用专业方法的调查研究逐渐成为主流[7]。

（二）政府机构统计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直以来，政府的统计机构在中国调查研究方法应用和创新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978年，国家统计局恢复成立，之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相继建立和完善了统计机构。在继续运用报表方法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进行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方法不断创新发展。1981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的报告》提出“凡是适合用抽样调查的，就不用全面调查”。随后，农业产量的抽样调查、城市物价抽样调查相继开展。由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城镇社会经济调查队、企业调查队相继成立，这些机构主要从事抽样调查。而普查中心的成立，则开启了对统计报表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步伐。从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了以周期性的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的抽样调查为主体，以重点调查、科学推算为辅助，综合运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尤其是近年来，新的信息技术，如卫星遥感测控技术、互联网技术得到广泛运用，政府统计机构立体的调查研究方法构架逐渐成型[8]。

（三）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引进和普及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开始从西方社会学界引进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问卷热”由此兴起。通过设计问卷、抽样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了社会科学界调查研究的代名词。据统计，1982年至1988年《社会学研究》及其前身《社会调查与研究》共刊登调查研究报告94篇，其中48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占比51.1%；39篇运用传统个案和典型调查方法，占41.5%[9]。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那些提出研究假设并用统计检验的定量方法化身为科学研究的标准范式。相关培训班大量出现，如“社会学方法高级培训班”相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围绕着定量统计分析展开教学和研讨，进一步促进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的普及和应用。

（四）市场信息调查方法的蓬勃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信息调查需求大幅增加，为市场信息调查方法快速研发应用提供了条件。1985年国家统计局成立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可以看作中国市场调查行业的开端。为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西方跨国公司如宝洁、可口可乐等在进入中国市场前，就开展了广泛的市场信息调查，进一步从实践上推动了国内市场信息调查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6]370。市场信息调查主要用问卷采集数据，开始主要采取入户面访、街头拦截访问等方式，后来逐步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和计算机辅助个人访问（CAPI），而后又发展为网络辅助调查。从模型的使用来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是采用来自跨国调查公司的模型进行标准化的统计分析。2000年后，国内市场调查公司开始自主开发专业化的软件，形成自己的调查流程和标准。

（五）网络调查和大数据的崛起

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调查从国外传入国内，并快速发展和流行。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国内市场研究支出中仅有10％用于网络调查，2003年发展到23.6％，2006年达到33％[10]。在线调查平台如问卷星、百度问卷、腾讯问卷等都积累了超过千万的样本数，覆盖国内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调查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工具，在国内的调查研究领域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中国各领域信息感知、采集终端无处不在，源源不断出现的信息借助“云计算”建构成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大数据世界。在大数据时代，中国虽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如今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

三、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查研究方法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迅速，取得重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学习西方统计方法中出现的偏差

改革开放后，各学科积极向西方学习，这是当时各学科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学习的过程中，部分人对西方调查统计方法趋之若鹜，认为只有西方的方法才是先进、科学的方法[12]。与引进的其他一些理论和方法一样，作为“舶来品”的调查统计方法似乎成了可以炫耀的资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一度认为只有通过抽取样本、回收问卷等方式收集资料、建立模型、进行

统计分析的研究，才能被认定是科学研究。传统意义上进行实地调查、定性分析的方法，被定义为落后的非科学研究的代表。当数字被认为比文字科学、定量分析被认为比定性分析更加专业时，片面追求所谓“大样本、长问卷和多数据”成为时尚。这也导致大量的调查研究看起来“规范”，实则空洞无物，基本上停留在“初步了解状况”的阶段。

（二）脱离群众和远离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党政机关和社会科学界在调查研究中还存在着脱离群众和远离现实的不正之风，“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2]。在学界，一些人大搞书本调查、数字游戏，不深入实际，对中国国情缺乏基本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统计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实行的还是全面统计报表制度，统计报表采用自下而上逐层汇报的方式，不少单位事实上是通过预计或估算得到的报表数据，然后以此层层上报，每个层级的调整都导致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偏差越来越大。

（三）调查与研究割裂的问题

调查的目的本是为研究服务，不少学者片面追求“以事实和数据说话”，把调查研究等同于搜集材料，仅局限于对客观事物进行详尽的描述，却不作深入分析，宣称调查“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这种将“开矿”与“化炼矿石”分两步走的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得十分详尽，写成的调研报告看起来也很全面很专业。然而，实则是罗列一大堆数据和案例，轻重不分，浮于表面，往往是有事实无道理。

（四）片面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问题

受西方“价值中立”原则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要求在调查研究之前在思想上保持空白，不带立场和感情地进行调查。而这种所谓“价值中立”实质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同时也压抑了调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导致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拉开了距离，双方沟通困难。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刻意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专注于对具体社会问题尤其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有意识地回避对改革开放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论，由此也进一步降低了调查研究的实践意义，调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小。

（五）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问题

在一些调查研究者看来，把用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搜集上来，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就是科学方法。而本应该作为调查研究指导思想的辩证唯物法，却被一些研究者故意排斥或在实际中束之高阁。由于缺乏明确的方法论的指导，导致一些研究的目的模糊，或者为理论而理论，或者为数据而搜集数据[3]。一些人崇尚技术，宣称放弃任何主义指导，实则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结构功能主义、逻辑形式主义等社会学的主观主义作为其思想指南，从而窒息了先进的方法和便捷的技术。因此，严格来说，在唯心主义的框架中，无论方法和技术多么先进都难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

四、传统调查方法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产生的上述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妥善处理传统研究方法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之间的关系。虽然关于传统调查方法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一般认为，传统调查方法主要指实地调查，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主要指采取问卷调查等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以实地调查为主的传统方法与源于西方的以问卷调查为主的方法之间，进行了长期争论和互相比较。

（一）传统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优点和问题

实地调查是中国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为其主要代表。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及其方法的总结，构建了“观察、访问、座谈”的实地调查“三部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了“解剖麻雀”、面对面开调查会的方法技术，形成了以革命为导向、重视实地的调查研究方法体系[15]390。在实地调查中，调查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选取有代表性的个案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采取访谈和座谈会等方式收集调研资料，主要用定性的方法来分析搜集到的资料。一些学者指出，这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不可替代的深刻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桥梁。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着调研时间长、调研对象代表性难以推定、调研过程缺乏标准、调研结果难以比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研的质量与效益[17]。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短板也越来越明显，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二）关于应用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争论

源于西方的调查统计方法是近代以来数理统计学成果的应用，问卷、抽样

等成为调查的基本形态，调查研究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统计方式和技术的重大变革，发展到电子化、数据化的现代统计分析阶段。1969年，“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发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加速了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应用计算机进行调查和分析，是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和技术的主要标志。现在人们所谓的“现代调查方法”，就是指以统计学为原理，基于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搜集某个社会问题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其基本程序是：提出研究假设—抽取样本—问卷调查—统计分析—验证理论假设—提出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了激烈争论。一些人对此全面进行肯定，认为只有像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那样，吸收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应用统计学和计算机的调查研究才是科学的，提出要用“先进”的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来取代传统的落后的调查方法。一段时间内学界形成一个公式：科学研究=定量研究=西方调查统计。另一些人对此则持全面否定态度，认为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只反映事物的表象，不能正确认识社会阶级问题，毫无可取之处。这两种极端看法在认识方法上陷入了以偏概全的泥潭，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三）正确认识西方调查统计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引入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定量化研究的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仅采用实地调查进行定性研究的局面。然而，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对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盲目崇拜，以致现实中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先进性”的一面，同时在学习和借鉴时也要警惕其另一面。

一是统计学在认识社会现象时内在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学界，应用统计分析的不少学者对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并不了解，却对统计结果盲目崇拜。统计学作为一种以概率计算为中心的学科，在认识社会现象上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那些看起来很新颖、很方便的统计方法和技术，如果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实地调查作为支撑，可能会变成玩弄数字、公式、技巧的“科学”游戏。更有甚者，不少研究者本就不具备统计学基础，在调查研究中不能正确遵循统计学规范。不恰当应用统计学方法，不仅使调查研究结果偏离实际，还会将科学的外衣披在偏误的研究上。

二是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难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间接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例，通常雇用一批调查员批量投放问卷，要求被调查者按标准化的选项作答。调查研究者缺乏与被访谈者的沟通和互动，无法观察和体会被调查者的非言语行为。调查得到的信息是间接的，以及经过标准化后进行的不完整选择。面对复杂、多变的各种社会现象，片面强调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其实难以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甚至会陷入主观性、表面性与机械性的泥潭。对于运用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成果，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些调查成果充其量也不过在罗列某些实际现象，不能说明任何实质性问题，甚至有时会掩盖一些社会现象的实质问题。

三是照搬的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难以适合中国国情。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西方现代城市的市民生活，形成了比较健全的隐私保障和相对如实填答问卷的习惯。由于工业化程度高，非农就业和正规就业比例高，再加上完善且严格的收入申报制度，通过调查能较为准确地掌握家庭收入或财产。而中国大量人口分散在农村地区，多数从事农业劳动或兼在城镇务工，以灵活就业为主，且没有建立收入申报制度。在调查时，只能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法采集数据。这些数据随意性较强，精准度不高，因此难以完全反映事物真相。

四是中国学界应用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不足。林彬、王文韬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学界调查统计的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少研究的论文没有根据文献提出理论假设，导致定量数据缺乏理论基础和验证标准；二是随机抽样方法不规范，非随机抽样方法的调查比例过大（占39%），这样得出的调查结果难以推论到总体[7]。根据1999年初至2001年底出版的《社会学研究》杂志，选取其中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论文加以分析，发现这些论文在方法上普遍存在下列问题：忽视应用统计方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统计指标选择不科学，不能区分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的指标；使用非随机样本或不规范随机抽样的结果推论总体；研究模型不能有效解释现象；没有对计算机统计的结果进行正确解释，不能对计算机统计结果进行恰当的取舍；统计分析方法与变量的测量层次不相匹配。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果产生较大负面影响[6]。

五、与时俱进构建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

“调查研究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这是习近平总结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传统、立足时代发展需要提出的新要求。他同时也指出，“在运用我们党在

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2]。这一论述把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指明了新时代构建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的基本方向和路径。

（一）坚持实地调查的优良传统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传家宝”，是经历史验证过的研究中国社会的基础调研方法。置身于“田野”中，通过与被调查者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调查者可以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提供坚实基础。毛泽东反复强调“从直观到思维”，“作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调查”。习近平指出，“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2]。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的中青年进入党的干部队伍中，他们具有很多优势[3]，但一些同志对于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学习不透、体会不深。正如习近平所批评的，一些领导搞“盆景式”调查，走马看花[3]，脱离现实，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学术界一些人唯西方为“圭臬”，轻视中国共产党实地调查的传统，用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解构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新时代要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和一些学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取得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就要在中国大地上，俯下身去倾听群众的心声。认识中国社会，需要延续实地调查这一基本传统，并将其作为构建新文科体系的重要基石，并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创新发展。

（二）推动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相结合

实践表明，实地调查和统计调查作为两种基本的调查研究路径，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单纯用实地调查方法，难以实现精确化的量化管理。源于西方的统计调查遵循类似自然科学的程序，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测量，用数据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显得客观、科学而便捷。但如果离开了实地调查方法，纯粹用西方统计调查方法，则可能将活生生的调查变成玩弄表格、数据的游戏。

把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实质是把传统的定性的调查研究方法与现

代定量调查方法结合起来。一是推动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优势互补。实地调查研究偏重于个案、定性分析，搜集资料的速度较慢，分析资料的手段简单，选取的调查对象不一定具有代表性，这些缺陷恰恰是统计调查可补足的。在统计调查中，难以从资料中把握问题的因果关系，还必须借助于观察、座谈等实地调查方法来达到对事物的深刻认识。二是综合运用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国家统计局建立的农民工调查监测体系就在运用这一方法上作出了较多探索[22]。三是立足中国国情消化吸收统计调查方法。譬如，变量的选择和测量方式不能照搬西方。一些主观变量，如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如果照搬西方的指标体系，就会搜集来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造成“假数真算”的现象。在抽样调查中，不仅需要掌握随机抽样对总体代表的概率关系，还需要对中国民情、文化和地理等方面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正确地由样本推断总体[6]。

（三）科学应用网络调查和大数据

现代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应用现代科技工具。电脑、互联网、音像等高科技设备的发展，使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形成报告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18]。综合应用现代科技工具，可以扩大调查空间、提高调查时效、加强对调查质量的监控，使调查研究更精确更便捷[23]。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观察法、网上问卷调查法、网上访谈法和网上文献法等网络调查方法迅速发展。同时，作为一种全新的数据获取方式，大数据在探讨事物的相关性和预测事物

的发展上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önberger）指出：“大数据因为更强调数据的完整性和混杂性，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真相。” [24]65当一个人的习惯、潜意识、社会关系等被汇集成大数据，大数据似乎成了算命先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未来[25]。正因为大数据具备这些特性，一些社会研究者正致力于研究如何从大数据记录的人类行为习惯中，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关系。

调查研究方法要充分整合网络调查和大数据，创新数据搜集和分析方式。然而网络和大数据技术在给调查研究提供强大支撑的同时，也给调查研究带来不少隐患[18]，同样需要客观看待大数据这一新兴事物对认识方式的影响[26]。一是失真的风险。在网络调查中，材料的代表性难以区分。网络新闻为了增加其点击率，往往夸大、裁剪和渲染事实。各种平台上网友的帖子和点评，情绪化“吐槽”较多，妨碍对基本事实进行理性的判断[18]。这样，通过网络调查搜索到的案例和观点，往往偏离现实真相，信度较低。二是认识事物的表面化。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维从探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转向关注相关关系，内在的科学规律有可能湮没在海量的数据之中。三是垃圾信息的泛滥。近年来，以ChatGPT与Sora为标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所产生的充斥网络的AI产出物，最终将回馈至如OpenAI等技术公司的训练数据库，形成一种“数据反馈循环”，其中蕴含的大量低质或重复内容如同“数据泔水”一般[27]。伴随着各种信息呈指数性增长，非结构化数据和结构化数据混杂在一起，人们被这些真假莫辨的数据包围，如果没有有效的识别方法，可能在大数据面前无所适从。四是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网络调查和大数据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庞大的数据信息，更重要的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18]，也就是对数据的“提炼加工”[28]。而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依赖于专业的信息技术，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制于技术的发展，而可能忽视理解和体验能力的提升。为克服这些影响，网络调查和大数据愈是发展迅速，愈需要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调查研究方法的整合、互证和检验。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查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虽然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的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正逐步成型。当前，受信息科技快速发展的影响，国际上调查研究方法进入反思、批判和重构时期，这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机遇。新时代要坚持实地调查的优良传统，推动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相结合，科学应用网络调查和大数据，构建与时俱进的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并在国际调查研究方法变化的新形势下形成中国的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

调查研究问什么

江苏省委办公厅周聪

问题是调查的灵魂，决定研究的方向。高质量的调查研究不仅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更要将问题导向贯穿始终。让调查研究真正成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公开讲话”，关键要会问三个问题。

一、问主题明方向，发现真问题

明确主题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关键，主题吃不透、主线把不准，调研方向就

会有偏差。

紧扣选题收集问题。要精准理解主题、把握要义，沿着课题脉络摸排难点、排查堵点，确保问题有用、有效。

如，开展“新三样”产业专题调研，从一开始就根据实际锚定稳链补链强链这一主题，围绕国际环境、外贸出口、行业发展三个方向制订方案、安排行程，最终收集到大量有针对性的问题素材。

结合时势筛选问题。如果不了解发展形势、不关注前沿动态，筛选甄别时就会漏掉最新、最具吸引力的问题，调研工作也会失去创新价值、探索意义。

如，开展人工智能大模型专题调研，基于大模型从“百模大战”转向垂直应用的最新趋势，实地调研时主要走访大模型应用型企业，座谈访谈时多交流应用落地、场景挖掘、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问题，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等方面问题则适当了解、面上掌握。

抓住关键提炼问题。调研中收集的问题繁多复杂，有时难以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容易犯“不深入、不典型”的错误。想避免这类现象，就要进行深入思考，挖掘出深层次的问题。

如，开展数据开发利用专题调研，既广泛收集数据质量、平台建设、共享应用等发展现状问题，又深挖总结数据意识不强、对数据价值认识不深等思想观念问题，“深浅结合”增加调研深度。

二、问差距知不足，真研究问题

将问题研究透、分析透，不能仅靠堆砌素材，还需多方比较、相互印证。只有从不同维度审视差距、分析不足，才能让问题的演变脉络、内在逻辑、因果关系清晰起来。

研究政策与实际的差距。制定出台的政策在执行落实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存

在偏差，研究好这类问题至关重要。可以采用对标找差的工作方法，“对”政策文件，系统梳理中央、省委近年来出台的政策，逐一列举部署要求；“找”执行落实的差距，摸排地方、部门、行业在落实中出现偏差滞后的情况，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所在。

如，开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专题调研，我们将有关政策分解为32个大项120个具体项，逐一比对每项政策当前落实进度上的差距，再结合问卷收集的问题不足、期盼建议，详细分析、深剖细研，全链条呈现科技创新、枢纽功能、双向开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研究过去与现在的差距。比较时间维度的差距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如，用数据变化来反映经济发展问题，采用年度同比、月度环比方式，对主要指标、增幅增速、规模占比等数据进行分析，经济运行情况即可一目了然。

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差距。这一视角要求我们跨越区域边界，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宏阔视野中审视分析，紧盯国内先进乃至国际一流的标杆，深入探寻本地在政策创新、实践探索等方面的不足。

如，在开展高铁枢纽经济专题调研中，我们精心选取上海、成都、杭州等国内高铁城市，以及巴黎、东京、法兰克福等国际知名交通枢纽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从“站”“产”“科”“城”四大维度细致对比，精准识别出本地高铁枢纽经济在“站产融合度”“站科联动性”及“站城一体化”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为后续改进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三、问实效找路径，真解决问题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力求实效，提出的对策建议要切实可行。

借鉴经验“增效”。广泛借鉴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经验教训，

确保对策建议客观科学、务实管用。

如，针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问题，我们既大量掌握先进地区、企业创新的成功经验，吃透不同地方遇到同类问题的应对办法，又对照个别反面典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个别看一般、透过苗头看趋势，最终从典型经验中总结出“产才融合”“开拓市场”等务实管用的破解之策。

推动转化“促效”。调研提出的建议不能止于理论、停在纸上，还要力所能及把务实管用的对策纳入政策文件、把新颖独特的点子化为思路办法，促进调研成果落地见效。

如，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专题调研获得领导认可后，我们主动联系分管部门，通过参与文件起草专班，适时介入文件起草、可行性研究、征求意见等环节，分享最新观点、提出修改建议，最终将部分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

跟踪校验“优效”。调研成果必须要经得起现实检验，从提出建议到实际操作都要跟踪回访，与时俱进优化措施、改进政策，努力找到最优路径、最佳答案。

如，在初步形成调研成果时，召开小型座谈会，邀请部门单位针对问题和对策发表意见、进行论证。再如，在调研成果形成政府决策后，定期回访了解实施情况，调研一些地区、部门、项目，对短期能够见效的，看变化、纾堵点；对需要长期推进的，看机制、推进度，及时更新细化对策建议。

善用大数据赋能调查研究

申进科

（2025年1月21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提高科学性和实效性。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善于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调研中，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是过河的桥和船。蒸汽时代的“马”，拉不了信息时代的“车”。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应随时代发展不断进步。步入大数据时代，现代信息技术为调查研究插上“科技的翅膀”，使调研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调研手段从传统向智能升级，调研效率从低效向高效跃升。实现大数据赋能，必须用好用足现代信息技术，这有利于全面挖掘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措施，让信息与数据更好为战斗力服务。

坚持大、小数据并重。如果说大数据关注的是总体规律，那么小数据关注的则是细节特点，两者缺一不可。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通过编造“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的数据，对庞涓实施诱杀。庞涓轻信了“灶”的大数据，却忽视脚印等细节的小数据，最终败北。大数据并非“全数据”，而是由小数据构成的，数据多不意味着面面俱到，很多颇有价值的小数据也蕴含发展趋势。从辩证角度看，小数据很可能就是未来的大数据。在调查研究中，领导干部应实事求是，既善于用好大数据，又善于从细微之处发现鲜为人知的小数据，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观察结合起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

大数据分析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大多数。例如，单位的平均训练成绩，可能因为几个训练尖子的带动而水涨船高，但这是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切不能因为平均成绩提高而忽视平均线以下的同志。大数据分析往往偏重于显性现象，难以反映个体的真实情感和诉求。调查研究需要对被调研对象有全面的认知和理解，仅凭大数据分析，就认为掌握全局，明显失之偏颇。我们应像保护武器弹药那样保护好各类数据，像维护使用武器装备那样采集梳理总结各类数据，构建覆盖全域、畅通高效的数据采集网络，建立健全数据采集、传输、处理、

分析、应用体系，既通过数据掌握大量信息，又捕捉数据之外更真实、更全面

的情况，提高问题分析的精准性和预见性，推动调查研究不断提质增效。

当然，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再先进，“键对键”也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我们应继承发扬以往有益的调研方法，统筹运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既发挥好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又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坚持走实地、听实话、察实情，把情况摸透、把症结找准、把对策提实，确保调研结果精准管用，为辅助决策部署、推进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做足做实调查研究基本功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吴怀友（2025年1月20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总结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改革攻坚信心、把准改革攻坚方向、强化改革攻坚责任、汇聚改革攻坚合力，推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必须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个重要传家宝，做足做实调查研究基本功。

1．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重视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只有始终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落实。

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的结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等，都是以调查研究开路、调查研究破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适合国情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等，无不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和监测指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都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和前提的。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领导工作的首要职责是了解和掌握实情、制定和实施政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可能来自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办法”，也不可能是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里写着的东西，更不可能出自照抄照搬外来的现成经验和做法，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科学的调查研究。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是明了情况、正确决策的基础。因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制定对策、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贯彻群众路线、虚心向群众学习、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就是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敢于修正错误、强化责任担当的过程，就是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过程。可见，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

2．深入调查研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调查研究价值意蕴的深刻揭示和崭新概括。新时代初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出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头密切联系群众，带头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轻车简从到广东考察工作，强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党中央作出重大改革决策、制定重要改革文件，都坚持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为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近7个月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又如，为研究、确定全面依法治国的思路和重大举措，文件起草组成立8个调研组分赴14个省区市实地调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全会决定，并将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再如，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调研。中央改革办、中央编办组成10个调研组，分赴31个省区市、71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当面听取139位省部级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共向657个市县的1197位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个人发放调研问卷，收集31个省份深化地方机构改革调研报告。文件起草组深入开展专题研究论证，广泛吸收调研成果，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还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同样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2023年12月8日，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7个多月时间里，文件起草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反复讨论修改。在起草工作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进行审议、修改，形成了提请全会审议的决定稿。

不仅如此，深化军队改革和建设、推进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完善社会治理等重大政策的出台及其施行，都离不开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贯穿改革实施全过程，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3．调查研究是推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落实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明确了未来五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推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落细、落实，必须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摸清情况、精准施策的过程。科学的调查研究不仅是正确决策的必要前提，而且是精准施策的坚实基础。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就要把《决定》作出的各项重大战略举措转化、细化为有操作性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为此，必须做系统翔实的调查研究，把各领域、各方面、各地区乃至各部门、各单位的真实情况摸清、摸准、摸细、摸透，真正做到一切从具体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精准施策。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汇聚民智、凝聚民力的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对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蕴藏着改革发展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唯有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拜人民为师，虚心向人民请教，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合力，使改革的正确主张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攻坚克难的过程。调查研究旨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调查研究就是要奔着问题去，实行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着力打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卡点、堵点。各级领导干部应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在调研过程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涉险滩、破难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进改革、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督促落实、跟踪问效的过程。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贯彻落实各项重大改革举措，光靠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领导干部要在抓好督促落实上下功夫，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实施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督查督办，对实施过程进行跟踪问效，定期对调研对象和解决问题等事项进行回访，及时对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总之，只有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解决问题的思想和对策研究透彻，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制定的政策措施才能具有较强可操作性，才能为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具体工作提供有效方法和可靠保障。

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

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卓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头，深入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全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要求、内容、方法和步骤。这些论述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是新时代推动全党调查研究的核心指南。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2］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治国理政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刻领悟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增强理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逻辑：坚守大兴调查研究的“魂脉”和“根脉”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有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灯塔。调查研究不仅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党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其理论和文化源流来看，既要赓续于“魂脉”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厚植于“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智慧。

（一）赓续魂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逐步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革命实践。这一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马克思的调查研究思想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分析。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形成了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他的两个早期时政性评论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正是他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后写就的。在这些调研的基

础上，马克思不仅揭示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不公，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内在矛盾。“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调查研究的深刻认识，即理论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对实际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哲学的研究方法脱离了现实社会，并没有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具体分析，才能揭示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他们的调查研究方法强调，必须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实际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4］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即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通过对俄国社会的深入调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推动了社会发展。列宁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远的价值，还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为日后的中国革命提供了指导。

（二）厚植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调查研究基因

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推动了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哲学家们就提出了大量与知行关系相关的思想，这为中国后世的思想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例如，墨子提出的“耳目之实”（《墨子·明鬼下》），强调经验知识的积累，认为只有通过实际观察才能获得真实的知识。他还指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即任何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具有生命力，否则都是空谈。法家的韩非子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就曾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他认为要在实际接触中来判断“是”还是“非”，也就是通过实践的考察才能明辨是非。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进一步丰富了知行观，认为“行”是“知”的来源，同时也是知的目的，如曾子所言“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中国先秦时期的知行观都体现了重“行”的特质，这也开启了中华文明中知行关系的辩证讨论。从两汉时期扬雄提出的“强学而力行”（《法言·修身》）到宋代程颐提出的“故人力行，

先须要知”（《二程遗书·语录》），再到明代王守仁提出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的辩证持续不断，这也造就了当代中国独有的实践观，是当代大兴调查研究的文化基础。

除了哲学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包含了许多历史人物通过调查研究推动社会变革的生动实践。管仲的“明法审数”思想，通过对国情的详细调查，帮助齐国制定了有效的治理政策；商鞅依靠对全国资源的详细调查，提出了“强国十三数”的策略，推动了秦国的强盛。历史上许多改革者和思想家，都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调查，验证并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不仅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不断发展，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也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

二、历史逻辑：党的百年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5］本研究遵照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提出的历史分期，将调查研究工作分为起源、发扬、成熟和创新四个发展阶段，探讨党如何通过调查研究应对时代任务，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行。

（一）调查研究之风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此，党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逐步掌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不仅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还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井冈山时期，他先后到宁冈、寻乌、兴国等地多次深入调研。毛泽东通过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等报告，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特别是在《寻乌调查》中，他对江西寻乌县的土地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调研，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方法，成为党观察形势、制定政策的重要工具。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在全党的广泛开展，并编印《农村调查》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调查研究观。他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最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胜利。

（二）调查研究之风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党中央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自1955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调查粮食征购和供销情况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在接到通知后将有关统购统销的几个问题调查清楚报告中央［6］，再到后续《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1961年“调查研究年”的实施，标志着这一时期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的重大进展。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理论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从1955年底到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且广泛的调研，听取了各个部门的汇报，总结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毛泽东成功撰写了《论十大关系》。这部著作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重要关系，提出了根据中国国情灵活处理这些关系的方针，旨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毛泽东曾回忆道：“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在理论创新中的关键作用［7］。《论十大关系》不仅为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还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奠定了基础。1961年“调查研究年”的实施则是党应对“大跃进”失败后经济困难的重要实践。为解决经济问题，党中央决定通过基层调查制定恢复经济的政策。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条例，如“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工业七十条”等，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明确观点，他指出，调查研究始终是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工作。

（三）调查研究之风发扬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面对不同的时代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通过调研形成了“南方谈话”，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通过考察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明确了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邓小平的“问数字、算细账”是作决策之前进行调查的重要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基础，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在1990年至1996年间，江泽民同志每年深入基层调研，覆盖农村、企业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特别是在黄河流域的调研，为后来的治水和生态保护政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通过调研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突出的挑战，进一步深化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胡锦涛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他通过62项专题调研，为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落实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四）调查研究之风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发展，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新时代的调查研究不仅是党领导国家的基本方法，也是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解决发展难题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和体系化的发展。过去的调查研究多是由领导人或个别部门发起，具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特点，缺乏系统性的安排。而在新时代，调查研究已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要求，从2012年的“八项规定”到2018年的《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通知》，再到2023年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调查研究被全面规范化，成为党内常态化的工作流程。这种制度化安排，确保了调查研究在全党范围内持之以恒地推进，奠定了科学决策的基础。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引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这大幅提高了调查研究的精准度和效率。各级政府通过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社区等平台，运用现代技术高效、精准地

掌握社会动态，针对复杂问题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同时，新时代的调查研究也更加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具有显著的人民性和问题导向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必须紧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确保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国内基层，累计134天，足迹遍布全国，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方面的调研，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依据。

“文可载道，以用为贵。”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数十年如一日的科学探索和革命实践，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深刻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动力。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说正是依靠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才逐渐明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调查研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工作方法，更是党的思想精髓、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三、现实逻辑：大兴调查研究是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查研究在实践中的应用愈加深入，党中央通过调查研究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制度、理论和实践方法的创新。特别是随着党的主题教育的深入推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已经成为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方法和重要手段。

（一）大兴调查研究，是回应人民之需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如何回应人民之需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9］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这一原则导向不仅贯穿于党的理论和政策中，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大兴调查研究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与群众交朋友，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掌握人民的所思所想。要知道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要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只有通过精准的调查研究，才能有效解决当前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调查研究是坚持人民立场的生动载体，新时代推进调查研究是党保持初心如磐的清醒和坚定的现实需要。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应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10］。大兴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期盼，就是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人民立场的生动实践，是党持续保持清醒和坚定的内在要求。

（二）大兴调查研究，是破解大党难题的重要途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具有大党的优势，也面临大党的难题与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发展，还包括如何持续提升执政能力和改进工作作风。历史反复证明，大兴调查研究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途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列主题教育中，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必要性。理论学习深入一步，调查研究就要前进一步。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再到党纪学习教育，每一次党内学习教育都对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党员干部通过学习能够自觉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将理论学习转化为实践应用，调查研究都成为党内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解决大党面临的大事、难事的重要举措［11］。为帮助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到调查研究的必要性，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回答“六个如何始终”这一独有问题的现实需要［2］。为了解决大党难题，党必须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理论学习、实践应用的全过程［12］。党中央借助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使党员干部在理论认识上逐渐成熟，在改革实施中更加精准，探索问题之源，破解大党难题，确保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

（三）大兴调查研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新时代面对如何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这一答案，通过调查研究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工作实效［13］。当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可预见性和未预见性挑战增多。实践

发展永无止境，调查研究也永无止境。在国际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危机四伏”，全球发展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在国内，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涉及改革“深水区”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等，其难度不容小觑。面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入而切实有效的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着重找出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瓶颈，尤其是找出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才能探索出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改革措施的落地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一些地方的政策在制定时就由于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沦为“万分正确、十分无用”的形式化举措。当下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领导干部更是需要带头深入一线，问计于民。大兴调查研究，寻求解决之道，保证方案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做好调研工作要抓住五个关键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刘剑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对于办公室人员来讲，更是如此。日常工作中，办公室人员要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为各层级的决策部署提供与时俱进、系统完备、准确翔实、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下面从五个方面就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作一探讨。

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当前，开展调查研究最有力、最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开展一切工作包括调查研究工作时，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善于学习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实践，识别局部和全部、偏见和公正、客观和主观、支流和主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提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二、有明确的目标

开展调查研究要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做到察实情、找问题、谋良策、促

落实。具体要抓住广泛性、真实性和前瞻性。

1．广泛性

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做到从整体上把握客观规律。既要到后进单位发现问题，又要到先进单位学习经验，做到从系统上掌握客观趋势。既要向各层级领导了解情况，又要深入基层听取一线意见，做到从不同角度掌握客观实际。

2．真实性

求真务实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更是根本遵循。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得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影响深远。陈云同志也一直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办公室人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这样才能摸准实情［2］，拿出实招，求得实效。

3．前瞻性

开展调查研究，需要预测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办公室人员要不断培养高

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境界和气质，善于用改革发展的眼光分析研判热点、焦点、重点、难点以及苗条性、倾向性问题，基于此提出的对策措施才能够推动事业的发展。切勿鼠目寸光［3］，让调研成为“马后炮”。

三、有科学的方法

一要用好用足传统调研方法。比如开展监督检查是现场调研、读书看报是资料调研、与人交流是座谈调研、文件会议是督办调研，既可以系统、全面地获得各种信息，又可以细致入微，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开展调研。二要与时俱进运用“短平快”的调研方法［4］。要充分利用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优势，进一步提高调研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例如利用微信、微博、公众号发布音视频或文本信息，跟踪重点评论，针对性开展回访。再比如通过电子问卷，迅速获取所需关键信息，让调研成为推动工作的利器。

四、有正确的态度

事物发展都有自身规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便是对同一个事物，每一个人的认知可能因所处阶段不同而不尽相同。办公室人员一要增强调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接受一项工作、面对一个问题、处理一项任务，首先想到的就是调查研究，常绷这根弦，才能迅速地从表象、苗头、倾向中发现矛盾根源，千万不能未经调研就匆忙决策，甚至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二要心系一线群众。各级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要多到一线深入调研，既“身入”更“心入”，群众是开展各项工作依靠的坚实力量，只有贴近一线，察民情、解民忧，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五、做好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

1．在形成成果方面

内容上，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个别中找出一般，从特殊中找出带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方法上，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运用好“既要、也要、还要”等多目标管理手段，抓住关键、抓准重点，紧紧牵住“牛鼻子”，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比如，标准上既要高标定位，也要科学实用；投入上既要提高安全系数，也要防止过度冗余；应急上既要保安全，也要提效率；管理上既要精细规范，也要精简灵活。

2．在成果运用方面

一要及时向上汇报［5］，尽快推进调研成果转化为领导决策。重点汇报在

调研中发现的典型经验、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等，争取领导认同；呈递签报或请示件给领导审阅，争取领导批示；深入领会领导意图，把调研成果和领导要求写进文件和讲话材料中，寓谋于文、寓谋于会、寓谋于事，主动当参谋、出主意、献良策。二要积极向下落实，尽快推进调研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一方面要将调研成果转化成工作试点或改革先行方案；另一方面要以文件或通知形式印发基层，指导基层在学习借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逐一细化，形成各自工作方案，推进工作不断深化。三要主动对外宣讲，尽快推进转化为舆论成果。利用微信微博、报纸刊物、官方网站等媒体平台发布调研文章和成果，扩大影响力。把调研成果融入会议讲话、经验介绍、纪要信息等材料，引发各层级人员共鸣。开展专项行动、召开专题会议，得到领导专家、职工群众的支持帮助，在思想和行为上达成共识。

“好风气”何以浸润人心北京市顺义区“好风气机制建设”实践调研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1月9日）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改革部署，提出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首善之区”，围绕大力培育社会文明风尚，“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作出一系列改革部署，成效显著。为深入了解北京市相关做法，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北京市顺义区开展蹲点调研，系统梳理了“顺义好风气机制建设”的实践经验，并提出相关建议。

1．基层好事层出不穷

在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下西市村，老人们都说刘军好。刘军却说，能成

为顺义好人，是因为自己先遇到了好人。

2013年，刘军从老家河南来到了北京，有着绘画特长的他想创办一个培训

班，就租住在顺义村民家里。

“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多亏大爷大妈帮忙。”刘军口中的大妈叫李士云，

是顺义人，曾是刘军的房东。

“看着这么朴实的孩子吃不上饭，你不心疼？”当年，李士云告诉刘军，

“好孩子，你就来家里吃饭，大妈不要你钱。”

“大爷大妈对我这么好，我就想着，得为他们做点好事。”就这样，刘军开始教乡亲们画画，风雨无阻、分文不取，一做就是11年。在刘军画室，一屋子正在挥毫泼墨的老人中，李士云就是其中一位。“我现在不仅是学员，还是画室的志愿者！”李士云说，好事做多了，就像做大事一样让她有成就感。

“我们这个时代，是有利于出好人的。在基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又去怎样对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教授认为，好人的基本面貌是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身体力行向上向善。好人越来越多，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显著成果。

在顺义区，调研组还遇到了这样一群好人。

不久前，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北京市推荐的好人暴晓燕入选助人为乐类别。

“我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是2006年，意外得知自己是‘熊猫血’，那咱还说啥，别人有难更得帮了。”暴晓燕笑着说。她家中，收藏着厚厚一摞献血证。从20岁起，她就志愿参加无偿献血，累计捐赠血液超过6000毫升，帮助了20多个家庭重燃希望。

2023年，一个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的16岁女孩急需输血。接到紧急求助后，暴晓燕立即赶往医院。当时，女孩因红细胞未达标准而无法手术，需要不断输血，预计使用的血量是未知数。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暴晓燕就通过媒体紧急呼吁全国同血型的志愿者。

“真是一呼百应！大家从全国各地赶来，自掏腰包付路费。有的人连夜驾车赶来献血，直到孩子移植成功。”暴晓燕告诉调研组，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每一场好人好事的接力，都让她感到了社会风气的向上向善。

善不嫌小，事不怕微。很多群众向调研组反映，衡量一个地方社会风气正不正，要看想做好事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调研组在顺义区深入走访发现，众多来自乡村、街道、学校的群众自发集

结成志愿者队伍。其中，“顺义区第十一中学志愿服务队”“星火志愿护河队” “潮白红领巾”“80后义工社”都拥有广泛的号召力，群众基础不断扩大。

在基层农村，文明风尚往往反映在村容村貌和村风家风之中。亟待发展的

村子，根上的问题往往在于风气。

调研组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南彩镇南彩村。

据群众讲，这个村的党支部很有办法，组织了一支“巾帼志愿服务队”。

党支部书记叫袁立新，是一位女同志，带着姐妹们一起做好事。

“南彩就是我的家，我想让自己家更好。刚当书记时，我发现大伙心里也想好，但都互相看着，没人愿意站出来干。”袁立新对调研组说，“会开着开着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是村书记，我就得带头干，可也不能一个人蛮干。”

袁立新组织起来的“巾帼志愿服务队”平均年龄53岁，大姐们长期为村里老人理发、打扫卫生，还为孩子们成立“阳光暑期托管班”，友好互助的邻里之风一传十、十传百。

“我们做好事，图的就是人心换人心。”袁立新告诉调研组，现在，南彩

村没有一户乱堆乱扔。“过去有点儿牢骚的村民，看你给他做了好事，反而带

头遵守乡规民约，也成了我们的一员。”

调研组发现，基层从来不缺好人好事。社会风气的建设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紧紧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以更加接地气、聚人心的形式存在着。社会风气建设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工作，要想真正将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辐射效应，必须进行常态化、机制化建设。

2．成风化人盼机制

在顺义区，层出不穷的好人好事，为构建良好的社会文明风尚奠定了基础。有专家学者向调研组提出，好人好事并不等同于好风气，也不一定都能自然转化成社会文明风尚。一方面，负面信息往往更抓人眼球，如果不积极传递正能量，社会舆论空间就容易被负能量挤占。另一方面，凡人善举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放大，零散的好人好事难以直接转化成浓厚的好风气。

调研组也发现，不少单位和基层组织缺乏发掘好人好事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行动。有的认为好风气建设费工夫、见效慢，不愿抓；有的缺少发现“真善美”的眼睛，甚至对好人好事熟视无睹，不会抓；有的对影响力大的善举关注和宣传多，却忽视了身边的温暖小事，抓不细。

在机制层面，亟待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集发现、表扬、宣传、激励于一体的社会好风气塑造机制。对不文明行为，尚缺少管理约束机制。在实际推动中，往往仅是宣传部门或者行业部门抓得多一些，在顶层设计上还缺乏“一盘棋”的整体谋划与系统设计，“一把手”亲自推动社会风气建设还不够有力。

“只有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建立健全发现激励引导培育好人好事的机制，激发人们向善、向好、向上的内驱力，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才能蔚然成风。”北京市顺义区委负责同志向调研组坦言，要推动大家做好人好事并形成好风气，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一些关键环节、关键小事。

顺义区的做法是将营造“顺义好风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坚持高位统筹，边探索、边推动、边总结、边提升，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引导全区民众自觉成为好风气的守护者和践行者。

建立好人好事发现、表扬、激励机制，以榜样力量营造好氛围。“妈妈，现在班里同学都认识你，我感到很骄傲！”前不久，暴晓燕的女儿在学校收到了一封表扬信，学校根据教育主管部门塑造好风气的细则要求，在各种育人场域朗读并宣讲暴晓燕的事迹。这并非个例，通过机制建设，顺义全区已向好人

好事所在单位、其子女所在单位或学校寄送“表扬信”千余封。各学校借助接收和宣传表扬信的方式，持续推动好风气更加深入校园、与教育教学有效结合，让培育文明风尚真正从娃娃抓起。

创新发现机制，汇集日常暖心事；建立表扬机制，宣传选树模范人；构建激励机制，关爱礼遇有德者。顺义区委要求全区基层党组织将挖掘、传播好人好事纳入网格员、街巷长、楼门长的日常工作，随时随地发现凡人善举，要求村（社区）在每月一次的党员大会上通报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文明行为。建立健全区—镇（街）—村（居）三级分层表扬机制，村（居）委会定期通过大喇叭广播、公示栏张贴、戴红花表彰等多种形式专题通报好人好事。

完善城乡基层自治体系，以村规民约培育好习惯。在推动文明风尚建设落实落细的过程中，顺义区大力推动全区民众广泛参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修订，并积极遵规守约，依托社会规范的约束作用，引导民众自觉遵循公序良俗。

在顺义区旺泉街道宏城花园社区，小到邻里矛盾，大到社区建设规划，都可以在《居民公约》中找到答案。社区党组织的具体做法叫做“1234”，即依托1个“社区党组织”，运用“现场约”“网上约”（楼栋熟人圈微信平台）2种方式，瞄准“社区事”“邻里事”“家里事”3类突出问题，采取“居民自我约”“邻里监督约”“百米党小组协同约”“‘三圈联动’激励约”4种“约”法。

在村里，村（居）规民约与村居民众的福利和个人荣誉相关联，采取奖惩措施形成“利益约束”，用以提升群众遵规守约的自律意识，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效衔接。

调研组在顺义区杨镇了解到，各村都成立了由“3名‘两委’干部+2名党员+2名村民代表”组成的村规民约“执约小组”，负责检查村民的履约情况。在“违约者‘失面子’，遵约者‘有甜头’”的风向引领下，越来越多群众发自内心地遵守公共文明行为规范，一种守望相助、和谐向善的文明新风尚逐渐兴起。

健全志愿服务动员机制，以志愿精神引领好风尚。2024年以来，顺义区新增志愿者2.8万人，全区志愿者总数达到了26.7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开展志愿服务的关键是党员带头。顺义区委将2024年定为“党员志愿服务年”，各级党组织建立1306支党员志愿服务队伍，以党员“双报到”带动志愿

服务推广深化。截至目前，顺义全区已经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1.1万余次，志愿服务成为党员作用发挥的重要平台。近期，顺义区还调动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力量为志愿服务事业“加油”，并树立评优评先、招聘录用等方面志愿者优先的价值导向，举办全区志愿者回馈专场主题活动，让志愿者得到更多礼遇。

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如果听之任之，不及时予以纠正制止，就会形成“破窗效应”，继而衍生扩大成社会性问题，破坏好风气。为了让好风气长久，让好人好事持续，近年来，顺义区还紧盯与群众生活相关的重点行业，持续加强医德医风、师德师风建设，向不文明养犬、破坏环境卫生、辱骂诬告他人等不良风气“亮剑”，健全抑恶扬善机制，不断促进社会文明和谐。

3．树正风气助发展

将风气建设作为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关键抓手，是做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调研组发现，自大力营造“顺义好风气”以来，该区社会风气建设成效逐步显现，城市魅力和精神文化内涵得以彰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社会风气建设成效逐步显现——

北石槽镇下西市村1户需要看护的空巢老人，原来由村“两委”人员进行照顾。启动“伴夕阳”志愿服务项目后，全村已有8人报名参与助老志愿服务，目前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裕龙三社区老党员们自发成立“星火志愿护河队”，通过常态化义务巡视潮白河倡导群众保护生态环境，从最初的32人发展到目前的110余人，不断彰显“银发”担当。成效不止于此，2023年以来，顺义区共有21人获评中国好人、北京榜样等荣誉，人数居北京市前列。

基层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好风气成风化人，久而久之，群众知道该向谁学习、以谁为榜样，自觉从内心约束行为，养成了推己及人的同理心，不仅邻里、家庭等关系变好了，越来越多的人还主动参与到村和社区治理中，推动了从“袖手看”到“拍手赞”再到“动手干”的转变，实现了以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

在空港街道三山新新家园社区，快递员争做“新”网格员，他们将包裹送入千家万户的同时，积极融入社区治理，主动将发现的隐患、问题、线索向社区上报。社区则积极为快递员提供工作、生活便利，社区与新就业群体间的“双向奔赴”不断上演。

发展实力明显增强——

顺义区将弘扬好风气作为提升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坚持边探索、

边推动、边总结、边提升，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得益于好风气建设，顺义全区上下焕发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据调研组了解，2023年，顺义区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203.6亿元，总量在北京市十六个区中保持第五，同比增长7%，增速第三。2024年1— 3季度，该区GDP同比增长6.1%，增速超过全国平均1.3个百分点，高于北京全市1个百分点，增速全市第四。1—10月，规上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北京市前列，PM2.5累计浓度始终保持全市9个非生态涵养区第1，11类重点警情下降35%，邻里关系类案件减少27%，其中前三季度，市级环境建设管理和农村人居环境考核保持全市5个平原新城第一。

很多干部群众都认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一座城市宝贵的精神内核。过去一年，顺义区大力营造“顺义好风气”，推动好风气逐步内化为区域软实力，为引领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好风气机制建设”的启示

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关乎高质量发展成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必须高质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使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力量。

北京市高度关注和总结基层一线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积极做法，提出“完善好人好事发现、宣传、激励机制，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社会氛围”具体改革举措，具有表率意义。

调研组认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首善之区”，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探索实践理应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和辐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总结北京市培育社会文明风尚，持续推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好，特别是推动基层一线积极探索和实践，对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通过持续推动好风气建设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做法，是管用可行的。

体制机制建设是久久为功的“关键一招”。在顺义，好人好事连点成面、形成规模、产生影响，最终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就在于机制建设。其中，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顺义区在党委层面推动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一揽子机制建设，“一把手”亲自抓社会风气建设，先后建立好人好事发现表扬激励机制、完善基层自我管理机制、建立持续推动工作机制，从崇德向善的维度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径，社会风气建设成效不断显现，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明显成效。很多专家学者坦言，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持久支撑的“关键一招”，

就在于体制机制建设。

顺义区从持续深化机制建设的层面，使得好风气建设向纵深推进，促进良性循环，涵养独特的城市文明气质。

系统协同使好风气建设“常”“长”有为。调研组认为，推动好风气建设体系化、常态化、长效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好风气建设不是靠“运动式”“堆盆景”就能干成的，党员干部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和扩大群众基础，才能不断释放正面效益。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顺义区的做法是，把好风气建设摆在与抓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妥善处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个体参与和组织动员、扬善和抑恶等关系，从全局着眼做好谋篇布局，不断优化好风气建设的政策框架、落实举措，将诸多系统观点和系统思维广泛运用到具体实践中，打破部门界限，确保好风气建设全面、系统、可持续推进，推动社会精神文明持续向善、向好、向上，通过一系列扎实的工作，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赢得了有关各方衷心支持。

必须坚持协同推进。好风气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复杂性强，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很难抓出成效，必须在发挥党委统筹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比如，顺义区教育部门不仅通过好风气建设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志愿服务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更将好人好事作为日常开展教育教学的重要资源，运用暴晓燕等榜样人物事迹作为鲜活素材，引导青少年学生成为“新时代、新家乡”好人好事的积极践行者，从身边小事出发，深刻感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从而坚定“四个自信”。

“行走”的思政课，“走新”又“走心”云南省积极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

探索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5年1月20日）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冬日暖阳里，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旧址，曾经的校舍静默不语，革命烈士的衣冠冢、纪念碑沉寂无言，来此参加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的云南工程职业学院师生，将他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化作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的高声合唱。

“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要去巡边，还要擦界碑、涂红漆！”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隔界村紧挨着边境线。红河州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代表面前，护碑、巡边十几年的村支书普玉忠话语铿锵！在这场行走国门的思政课集体备课会上，普玉忠守边固边兴边的生动经历，为各思政课老师的课堂备课加了油、充了电。

“幸福花开石榴红，籽籽同心育新人。”清晨，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门前人流不息，校长石梦媛和学校的吉祥物“榴小幸”“榴小福”一起，张开怀抱迎接着孩子们的到来，“人生如字，要带孩子们写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每一笔，我们把象征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吉祥物放在门口，就是要给每一位学生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颗种子。”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调研时强调，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五年来，云南省牢记殷殷嘱托，各地各部门各学校积极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广大青少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行动更加自觉。日前，光明日报调研组一行深入云南各地大中小学，探寻云岭大地思政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看云南各地如何不断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金课”。

一、知与行合一：思政课“看得见”“听得进”

一节思政课怎么才能真正打动学生？

“‘行走的思政课’——我从西南联大来”是云南师范大学在充分挖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