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队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70

3. 王松：

江苏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调研报告 探寻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的政策驱动效应… 75

3.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3

3. 辽宁省建平县城乡规划事务服务中心卞德智：

辽西地区中小城镇规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6

3. 枞阳县农业农村局吴小光：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枞阳县为例…89

3. 旌德县农业农村局韩羽：

浅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95

3.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课题组：

税制改革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若干思考… 101

3. 杜勤：

四川省德阳市开发区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与成效… 110

3. 中国就业促进会支持和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研究课题组：

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114

3. 周姗姗：

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 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119 22．石家庄市委改革办：完善“三个机制”构建社区治理新生态 关于平山县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调研… 125

23. 西安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赵科刚：西安市高素质农民“1346”人才培养

模式基于西安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实践调研… 128

二、高校

23.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倪芳：

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135

23. 空军军医大学刘慧：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现状与路径 基于X市调研数据分析……140 26．王娟、胡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现状与对策分析 基于17所

学校的调研… 151

27. 孔祥营：

东北地区地方高校人才引进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59

27. 北京化工大学宏德书院郭艺伟：

辅导员助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实践探索…166

27.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陈文欣：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L村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171

27. 王仁亮、杨事武：

高职院校定问培养军士课程思政价值问题及对策研究… 179

27. 张佩琳：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与依法治校能力提升的实践探索

与理论反思… 183 32．佳木斯职业学院张佳育：

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89

33. 河北工程大学师小钰：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问题及对策研究… 195

33. 赵瑛琦、孙颖：各类乡村教师的现实状况、发展困境及保障措施研究

基于全国五省域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198

33. 彭文锴、刘敏：

国有企业巡视整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209

33. 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助理研究员彭文锴：

国有企业加强巡视整改的对策建议… 212

33. 哈尔滨商业大学尤明慧：

黑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15

33.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政策与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张国磊：

基层减负政策执行悬浮化的情境、过程与结果 基于T镇的调研分析…221 39．韩雪：

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德州实践探索… 233

40. 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徐珍珍：

民办高校商科人才培养现状的调查报告… 237

40. 攀枝花学院张旭辉：

攀枝花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 242

40. 燕山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盛湘钰：新时代青年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构建

研究基于河北、新疆、四川、江西四省七县的调研… 251 43．太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朦予：

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现实问题及对策建议… 258

44.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镇山村…264

三、企业

44. 联合调研组：

“三网”协同数实同生县域供销高量发展的昆山路径… 267

44. 中国联通研究院课题组：

从德日韩经验看国有企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发挥…275 47．中交一航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郝婧华：

关于国有企业党务管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探索… 279

48. 调研组：国企转型与智能重卡发展的融合实践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调研报告… 284

48.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赵雪：

国有企业审计整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95

48. 厦门同安城建管护有限公司郑亚玲：

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303

48.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供电局袁文芳：

基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监督质效提升实践探索… 310

48. 苏州城市学院曹金飞：

江苏省中小商业银行金融韧性问题及对策研究… 313

48. 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供销合作社张彩云：

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难题 陕西省彬州市供销合作社开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试点调研报告… 320

48.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杜婧辉：

我国中小企业风险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324

四、医院

48. 吴峥：

北京市46所公立医院廉洁文化建设现状调研与路径探索…329

48. 冀杨：

北京市属医院门诊窗口服务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333

48. 陈莉莉、金敏：

公立医院廉洁文化品牌建设的实践探索研究与实践… 338

48.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葛珍珍：

业财融合下公立医院运营管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43

五、其他

48.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AI潮涌，如何“共舞” 我国青年群体人工智能

使用行为与感受现状调研… 348

48. 光明日报调研组：从“自家事”到“大家事” 吉林长春创新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355

48.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工资福利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欣欣：

科研人员薪酬激励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362

48.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助理研究员查梓琰：

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问题及对策研究… 377

48. 广西云-广西日报调研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是一家人 来自

广西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调… 383

48. 吉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张利建：

浅析吉林省森林质量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405

48.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让文化甘露润泽百姓心田 来自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调研与思考…409 66．光明日报调研组：让中原粮仓更充盈更稳固 河南打造全国粮食生产核

心区的实践与启示… 415

67. 光明日报调研组：盛夏逐“绿”行 山东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的实践探索… 422 68．光明日报调研组：

探寻“弯道超车”的密码 安徽“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的实践探索……429

“大人才观”指引下 财政支持培育现代“新农人”政策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浙江省财政厅农业处课题组

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将农村实用人才培养纳入人才强省战略，强调要加快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农民。20年来，浙江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工作走深走实。2024年，浙江省召开以人才为核心的“新春第一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大人才观”，并将全面实施现代“新农人”（以下简称为新农人）培育行动作为新征程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者大军。

一、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重要意义

一是支持新农人队伍壮大。新农人是农村人力资源中较为年轻、素质较高、掌握较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强化财政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有效投入，能够有力解决农村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素质偏低、老龄化严重等重大紧迫问题，提升财政支农的有效性。

二是引导促进产才互融。新农人培育需要与乡村产业发展相结合，强化以产育人、产才融合。通过财政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引导作用，一方面围绕产业链部署人才链，立足产业发展所需，着力引育领军型农业科技工作者、高水平涉农企业家，以及各类农业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能够有力支持打造乡村创业创新平台，从而打通各类人才进入乡村产业的通道，加快乡村人才链与产业链的互融互促。

三是强化创新成果转化。新农人是最有潜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群体。通过强化财政对农业农村创新体系的支持，有助于解决新农人从知识生产活动跨越到生产经营活动之间的堵点痛点，更好激励新农人的劳动价值创造，缩短创新产品和研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周期，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四是撬动多元资金投入。针对新农人所从事的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化项目具有前期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通过发挥财政引领与撬动作用，可以有效扩大对农业农村的重大投资，降低农业项目的融资门槛与成本，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风险抵御能力。

二、浙江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举措、成效与经验

（一）浙江省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举措与成效

自2004年浙江省提出人才强省战略以来，浙江省财政始终坚持人才工作优先保障的原则，不断加强资金统筹、优化资金投入，积极助力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一是全力保障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新农人队伍增量提质。近年来，省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以上支持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对参加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学员给予差别化补助，促进农民劳动技能和就业水平提高，增强农民创业增收能力；积极争取中央农民培训补助资金，深入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大力推行农民田间学校模式，支持农村青年创业兴业，逐步壮大现代农业发展人才队伍。在财政政策资金支持推动下，浙江省已构建起省市县三级贯通、农村实用人才、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全覆盖的培训体系，累计培训农村各类实用人才280万人次，乡村各类人才总量达225.9万，包括新农人15.9万名、农创客6.8万名，新农人队伍呈现出规模日益壮大、人员年轻化、高素质化的良好发展态势。

二是推动新农人与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以人兴业、以业育人的互促格局。省财政积极鼓励和引导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创客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园区创建、农业产业数字化建设和全产业链发展，参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设施设备购置、农业科技推广，发展数字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多年来，通过对新农人的引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超过17万家，形成产值过亿的农民培训促富品牌25个，推动建德草莓、嵊州小吃等66个亿元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省内走向省外，带动发展“地瓜经济”2000亿元；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兴产业，培训电商人才10万余人次，推动农村电商成为万亿产业；开展农文旅人才培训，带动10多万人就业，超百万名农民增收致富。乡村产业育人、人才兴业的产才互促格局正在形成。

三是激发新农人创新活力，科技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成效显著。省财政每年安排资金支持省级农业产业技术创新与服务团队建设，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服务平台，加强农业科技先进适用技术模式的指导和培训；争取中央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水平；支持科技特派员携技术、项目、资金到派驻地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实体，或以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入股、资金入股、技术服务等形式， 与服务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目前，浙江省已建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9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57个，省级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65家，此外还累计设立科技小

院129家，居全国之首；全省累计派遣科技特派员3.9万人次，助力农民增收63.5 亿元、企业增效45.1亿元，在激发新农人创业动能与创新活力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四是构建多元资金投入机制，财金协同保障精准有力。浙江省财政向内整合财政资金，构建财政支持“大三农”政策体系，使政策支持重点更加聚焦； 向外积极撬动社会资金投入，构建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投资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国有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入。建立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机制，省财政厅牵头组建成立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积极创新银担合作、省地合作、政策嵌入等担保业务模式，为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主体提供政策性担保和融资增信服务，逐步推动建立覆盖全省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截至目前，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规模已达到16.3亿元，累计担保金额突破450亿元、在保余额达到140亿元，在全省建立68个办事处或代办点，覆盖主要农业大县，其中有55个市县纳入政银担合作，共建风险资金池规模达3.12亿元，服务全省超10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省农担公司还专门推出“浙里担·农创贷”产品，建立新农人白名单，通过“浙里担”数字担保支持新农人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业创新，目前已累计为2000多户新农人提供超过24亿元担保贷款支持，有效缓解融资难题。

（二）浙江省各地方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典型做法

一是培训育才的衢州模式。

2003年，衢州市实施“万名农民素质工程”，得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充分肯定，并在全省推广为“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近年来，衢州市坚持把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市财政统筹整合各级财政资金2亿元， 建成“1个总校（共富学院）+4个专业教学区+N个专业教学基地”的“1+4+N” 线下培训体系；建成“十百千万”线上培训体系，组织开发“培训一件事”应用，统筹农业农村、人力社保等18个部门培训资源、超百门培训课程、超千人师资库，每年为新农人提供超万人次培训服务。截至2024年底，衢州市已培育南孔精英19名、部级头雁219名、省级头雁290名、农创客6361名，初步构建起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人人才矩阵。

二是产才互促的台州模式。台州市财政以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为导向，培育共富工坊运营师、乡村规划设计师、乡村经营管理师、农村电商推广师、乡村文化和创意师的“五师”队伍；围绕台州农业主导产业，培训瓜农、

梅农、茶农、橘农、蟹农等“五业”新农人。在资金政策保障方面，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新农人培育，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学分银行”，通过项目制形式合作， 多渠道筹措保障资金；市县两级按“农创客扶持政策+N个乡村行业发展扶持政策”，整合形成政策清单“农创汇”，从土地、技术、资金等要素全方位支持新农人创业创新。在平台建设方面，积极建设农创园、青年小镇、农创客人才培育基地、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新农人共享法庭等平台，打造“研学基地+农创园+共享法庭”的农创阵地；以项目形式资助一批龙头农业经营主体搭建平台， 为农业创业主体提供研修培训、示范推广农业新成果新技术。在财金协作机制创新方面，迭代升级“台富·农创贷”，支持新农人创业就业项目，金融机构单列50亿元信贷计划，贷款利率优惠10%到20%。财政在金融机构优惠基础上， 通过AI模型信用画像+专家团评审的方式，对新农人项目评价分档，给予分级贴息支持。将“农创贷”纳入“政银担”系统白名单，农创客向系统中担保机构贷款时，享受担保费用全额财政补贴，全市还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4300万元，兜底农创项目。

三是系统集成的杭州模式。杭州市财政打造聚才“磁场”，成立市县两级农创客发展联合会，增强新农人组织体系凝聚力；支持“人才山乡荟”等品牌活动、实施新农人“同心共富”工程、实现山区四县乡镇省市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助力各类人才向乡村集聚；构建育才“平台”，依托2家省级农创园与20家省级农创客示范基地，打造农业双创平台，实施农创客“五大行动”计划，推进万名农创客培育工程；拓宽强才“载体”，依托全市各层级314个现代农业园区，聚焦于园区的主体培育工作，出台财政配套政策，着力支持涉农科研人员、家庭农场主、在地村民等农创客群体，积极扶植农业龙头企业，同时构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增收。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银行“春雨计划”和政策性农业保险“春暖计划”，降低新农人双创的融资成本与风险；坚持市地联动，市财政出台激励政策，支持各地先行先试、创新特色新农人培育模式，对当年农创客培育成效明显的区、县（市），分A、B两档分别给予50万元、25万元财政奖补，在特色人才培育方面，支持各区县市打造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探索乡村职业经理人等创新机制。

（三）浙江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主要经验

一是在政策理念上体现敢为人先、与时俱进。自浙江省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以来，各级财政始终坚持加大对农业农村人力资源的投入力度，

为新农人队伍壮大注入了持续的动力。此外，浙江省各级财政紧扣农业农村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等不同发展时期的中心任务，适时迭代升级财政支持政策，从最初的“提升农民素质”、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再到“培育新农人”，使得浙江省财政支农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二是在政策谋划上突出系统思维、一体推进。坚持将支持培育新农人的政策，置于财政助力乡村振兴的全局来通盘谋划，系统梳理人才链“引、育、用、留”全过程中的政策需求，在人才集聚、人才服务、人才选拔、人才激励等方面精准施策，着力解决新农人在培训深造、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创业空间、融资贷款等方面的痛点问题，一体推进乡村人才、产业、科技、土地、金融等各领域政策集成落地、相互促进、形成合力。

三是在政策目标设置上注重实效、守正创新。浙江省各级财政较早跳出对农民培训进行财政补贴的传统政策目标，将支持新农人队伍建设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共富等政策目标有机结合，提升了财政政策的实效性。同时，鼓励各市县财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发展现状、产业特色与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设置不同的财政支农目标，按需育才，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支农政策体系。

四是在投入机制上注重多元协同、要素集聚。在充分发挥财政投入“主渠道”职能的前提下，浙江省各级财政积极探索财金协同机制，通过财政贴息、保费补贴、政策性担保、激励农业农村重大投资等方式，引导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新农人的培育。同时，积极推动对乡村土地资源与闲置资产的盘活利用，创新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引导科技人才下沉到基层，依托财政政策与项目，为新农人创业创新提供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保障。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政策的建议

对标《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的新要求，我国乡村人才培育工作仍十分艰巨、人才培养体系与保障机制亟待完善。应进一步发挥各地财政的投入保障功能，更加系统、全面、精准、有效地支持乡村人才振兴。基于浙江省的经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系统重塑地方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政策体系。

（一）健全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精准投入体系

一是支持新农人梯队建设与动态选育。聚焦农业农村链主型骨干型龙头企

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返乡青年等关键群体，迭代优化农业农村重大投资激励政策、农业“双强”项目扶持政策以及新农人培训、深造的财政支持政策， 以分层施策的举措，支持新农人梯队建设；推广分层分级选育人才的做法，依托各层次新农人的分级标准，引导地方综合运用赛事选才、孵化育才、市场竞争等方式，逐级选育各层次人才，建立省市县一体的新农人动态选育机制。

二是支持各领域新农人的协同发展。聚焦农业农村“三支队伍”建设，重点支持乡村产业、乡村公共服务与治理、农业农村科技技术等各类人才的培育。引导和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按需选才育才，注重各类新农人所发挥功能的相互支持，形成人才支撑农业农村发展、乡村为人才创造宜业宜居环境，“产-村- 人”和融共生的良性发展格局。

三是支持乡村人才全链条政策体系建设。围绕人才链建设，梳理、整合、提升财政支持培育的政策。在人才招引环节，着力优化农业农村领域营商与就业环境，改善乡村人居生活环境，提升对新农人的吸引力；在人才培育环节， 探索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培训资金分配机制，支持优化培训课程体系和培训机构遴选机制，对各类人才开展分层培训培育；在人才使用环节，坚持实效导向、优化人才评价机制、拓宽财政支持新农人的渠道，进一步加强对农创客的创业扶持，通过财政引导各类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加强对新农人就业创业的激励与保障；在人才保留环节，引导各地提升对新农人服务的便捷性与有效性，优化人才政策兑现条款，加强对新农人落户、住房保障、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持保障。

（二）搭建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三位一体平台

一是打造多维贯通的新农人培训平台。支持构建学用贯通的新农人培训体系，鼓励地方打造“综合性培训机构+高校院所培训机构+实践基地+田间学校” 的新农人培训机构集群，整合理论学习、实操训练、学历提升等多重培育功能； 推动建设线上线下贯通的新农人培训场景，鼓励开发新农人培育数字化应用， 整合培训资源、匹配培训需求、便捷培训服务、赋能培训实效；建立选育用一体贯通的农创客培育机制，打通新农人培训、“双创”赛事、产业孵化等环节， 以赛促培训、选项目、育人才。

二是打造功能多元的新农人集聚平台。聚焦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返乡人群工作生活需求痛点，探索构建集成乡村自然资源、创业空间、就业岗位、餐饮住宿、商业配套、社区生活空间、公共服务等多元功能的新农人集聚平台，同时

建立辐射县（市）域的人才服务区与人才驿站。依托集聚平台，探索乡村季节性创业、旅居式就业、家门口就业等新模式。

三是打造高能级的新农人服务平台。支持建设提升高能级、强服务的农业产业园、农创园，引导园区科学布局研发、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等功能区块，能够为入驻企业提供项目运营、展示、融资等创业一站式服务。支持各级农创客发展联合会建设，加快构建创业指导、信息发布、业务咨询、融资支持、产销渠道对接等一体化服务机制。

（三）构建财政支持培育新农人的统筹协调机制

一是构建四链融合发展协同机制。积极发挥财政统筹协调功能，加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引导新农人培育工作与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的相互融合、促进； 围绕各地乡村特色产业链，精准部署人才链，强化产业聚才、育才功能，实现产人互促；健全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机制，面向新农人的生产、服务需求， 加强农业科技先进适用技术模式的指导和培训，缩短研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周期，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转化为农业新质生产力。

二是完善财金协同机制。加快完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服务体系，推动银担合作、省地合作、政策嵌入等担保业务模式的迭代升级，为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主体提供政策性担保和融资增信服务，降低新农人创业成本。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加快重要农产品保险扩面提质、完善补贴险种清单管理机制，降低新农人的经营风险。提升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数字化服务能力，探索农村信用数字化评价机制，将财金协同政策的红利更充分地释放给新农人。

三是积极构建产村人共富生态。坚持和深化“千万工程”，通过建设“五好两宜”和美乡村等项目载体，支持优化乡村人居、工作环境，增强乡村对新农人的吸引力；结合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进一步创新财政奖补模式，支持新农人依托相关产业项目，牵头或合作创办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和合作社等，并积极探索土地、知识产权、技术服务入股等方式，构建“人才+经营主体+村集体+ 农户”共建共享的利益联结长效机制，发挥龙头企业经营者、农创客等各类新农人在促进村强民富方面的带动作用，形成人才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良好态势。

安徽六安对口合作视域下乡村产业振兴研究

六安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组

安徽省六安市作为传统农业大市，2024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43.5亿元， 同比增长3.8%，粮食产量达367.5万吨，实现“二十一连丰”。六安已构建茶叶、稻虾、皖西白鹅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与革命老区振兴政策叠加背景下，六安市与上海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开启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探索。

一、六安乡村产业发展与对口合作的协同逻辑

1. 六安乡村产业发展的结构特征。一是产业结构呈现“一产稳、二产弱、三产升”的特点。一产根基稳固，拥有110余种农副产品，其中六安瓜片、霍山石斛等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显著，但深加工率不足30%，附加值较低。二产短板突出，农产品加工企业多集中于初加工环节，缺乏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产业链条断裂现象明显。三产融合加速，2024年全市共接待游客687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和29%，然而文旅产品单一化、服务标准化欠缺，限制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二是特色产业发展面临“三重瓶颈”。品牌价值弱化，尽管拥有“霍山黄芽”（品牌价值84.61亿元）等区域品牌，但市场认知度不高，缺乏统一有效的营销策略。要素供给失衡，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率超60%，新型职业农民占比不足5%；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突出。生态资源转化缓慢，森林覆盖率达50%，但民宿经济、康养产业仍处于粗放开发阶段，尚未充分挖掘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

2. 沪六对口合作的战略分析。一是上海市场与技术双轮驱动。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农产品年消费量超3000亿元，品质化个性化升级趋势明显，对绿色、有机食品需求年均增长15%，为六安特色农产品提供高端市场入口和市场空间。二是六安资源与生态双重优势。六安具备丰富的资源，是上海“米袋子” “菜篮子”的重要基地，可规模化供应优质粮油、中药材等原料。同时，依托大别山生态屏障，在发展绿色农业与文旅康养产业方面独具优势，高度契合长三角地区消费升级的趋势。三是两地建立政策协同机制。依据《上海市与六安市对口合作实施方案（2023－2025年）》，明确“产业飞地”“品牌共建”“技术转移”等合作载体，构建起“政策互认、要素互通、利益共享”的跨区域治理框架，为两地合作提供政策保障。

二、对口合作视域下六安乡村产业振兴的创新实践

1. 多维创新产业合作模式。一是“上海企业+六安基地”模式。上海企业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六安投资建设特色产业基地，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在霍山投资建设万亩油茶种植基地，在霍邱建设优质水稻基地，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形成完整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户增收。上海蔬菜集团建立“农超对接”直供体系，年销售额突破3亿元。盒马鲜生在金寨建立猕猴桃直采基地，通过“订单农业”定向收购，依托盒马线上平台销售，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关系，有效保障农产品稳定供应和农户收益。二是“上海市场+六安产品”模式。两地政府着力为企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设立六安农特产品专区， 举办农产品展销会等活动，提高六安农产品在上海市场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设立“六安农特产品专区”，常年展示销售六安茶叶、石斛、山核桃等产品，2023年销售额达5亿元。电商平台助力农产品销售，销售范围拓宽，销售效率提升。拼多多在六安举办“农产品上行”直播活动。三是“上海技术+六安产业”模式。上海农科院等科研机构与六安开展合作，在茶叶品种改良、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推广新品种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智慧农业技术引入，建设示范园，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提高。金山区与霍邱县长集现代农业产业园多领域开展合作， 农业骨干企业加速融入供沪农副产品供应链。金山区投入700万元支持的霍邱绿色融合发展中心已建成投用。松江区在舒城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园，应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种植养殖，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四是“上海文旅+六安资源”模式。上海旅行社推出“沪皖红色之旅”，推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六安金寨红军广场等景点项目。2024年1月至10月，六安市接待游客63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86%，其中上海游客251.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75%。打造康养基地， 上海企业在天堂寨投资建设康养度假区，融合中医理疗、森林康养、红色文化体验等项目。2024年，全县民宿营业额7000余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650余万元。

2. 三产融合进阶路径。一是纵向融合：产业链延伸。六安积极推广“茶旅融合”“林药套种”等模式，霍山依托丰富的茶叶资源，开发采茶体验、茶文化旅游等项目，将茶叶种植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延长了茶叶产业链，提高了茶叶附加值。开发茶衍生品（茶面膜、茶糕点），附加值提升25%。加大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力度，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技术，对六安特色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生产茶叶制品、中药材饮片、果蔬罐头等产品，推动

霍山石斛从原料到药食同源产品的转化。二是横向融合：业态创新。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和乡村生态旅游产品。推出“千里跃进大别山”精品线路，整合红色遗址与天堂寨生态资源。积极探索“农业+” 新业态，天堂寨康养度假区引入上海资本，开发中医理疗、森林瑜伽等高端项目。建设康养农庄、青少年农业科普教育基地等，金安九十里山水画廊建设康养民宿集群、青少年研学基地，实现“一产接二连三”。

三、对口合作中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问题挑战

1. 产业协同深度不足。两地产业链衔接不够紧密，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合作较少。六安农产品加工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缺乏与上海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难以满足上海市场对高品质、个性化农产品的需求。区域品牌共建滞后，六安特色农产品在上海市场的品牌认知度不高，缺乏统一的品牌运营策略，品牌宣传推广缺乏规划与协同，“小而散”的问题突出，品牌价值未能充分体现。

2. 要素流动存在障碍。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不完善，上海专家到六安挂职或提供技术服务均是短期，对当地人才进行系统培养持续不足。六安农村地区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尤其是农业技术、电商运营、旅游管理等专业人才短缺。部分对口合作资金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领域投入不足， 市场化融资渠道拓展不够。上海的先进技术与六安产业需求匹配度不高，技术引进后缺乏适应性改造和本地化推广，技术落地较为困难，智慧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普及率较低，实际效益未充分发挥。

3. 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订单农业虽短期增收，但可能加剧六安对上海市场的依赖，需探索内生动力培育路径。没有确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常为简单的订单收购关系，缺乏风险共担意识。当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时，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弱，二者利益容易受影响，双方合作的积极性受挫。

4.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异。六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老化，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严重不足，农产品运输有损耗，物流成本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足。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滞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有限，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制约上海人才及企业落户，吸引外部资源和人才的流入条件不足。

四、深化对口合作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对策

1. 破解产业协同发展的矛盾。一是强化产业链高端链接。共建“长三角绿

色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吸引上海企业在六安设立区域研发中心（如光明集团食品创新实验室）。设立“沪六产业协同基金”，重点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短板领域。二是品牌共建与市场共拓。联合制定“大别山珍”区域公用品牌标准，通过进博会、上海农博会等平台集中推介。推动农产品质量检测互认，降低跨区域流通成本，提升六安特色农产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2. 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生态系统。一是人才“双循环”机制。建立人才长效交流机制，鼓励上海专家长期扎根六安，开展技术指导和人才培养工作，将研发生产专项津贴重点奖励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成绩突出的人才。设立“上海专家工作站”，推行“技术入股+绩效分成”激励模式；依托党校、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乡村振兴专题班”，定向培养实用型人才、电商、旅游管理人才。二是技术适配性改造。建立“需求库-成果库-项目库”三库联动机制，推动上海技术本地化应用，如山地智慧农业设备轻型化改造，提高技术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

3. 创新利益分配与风险共担机制。一是深化农户权益保障。推广“保底收购+二次分红”模式，探索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三方契约，明确违约责任与补偿标准，确保农户的基本收益，让农户更多地分享产业发展成果。二是探索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试点GDP分成、税收共享机制， 激发两地政府合作内生动力，促进合作持续深入推进。

4.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质工程。一是优化物流网络。建设六安-上海农产品“绿色通道”，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完善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农村物流配送中心和冷链物流设施，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 减少物流损耗。二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 引进上海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六安共建“上海实验学校六安分校”“上海名医诊疗中心”。实施“数字乡村”2．0计划，实现行政村5G网络全覆盖。建设中心村及园区人才公寓、文化活动中心等配套设施，提升人居环境，为吸引外部资源和人才创造良好条件。

5. 政策协同与考核激励机制。一是建立“政策互认清单”。上海企业在六安享受土地、税收等本地化待遇，破除政策壁垒。“标准参数互认”实现农产品质量检测结果互认互通。二是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在两地政府绩效考核中纳入“农民收入增幅”“品牌价值增长率”“技术转化率”等指标，确保对口合作有效落实。沪六对口合作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更是革命老区振兴的

实践突破。深化合作还需强化三大核心机制，市场驱动、技术赋能和利益共享。推动“山海协作”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共赢”转型，持续优化产业合作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创新体制机制，为全国革命老区振兴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六安样本”，助力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迈上共同富裕幸福的新征程。

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一批示范创建调查与思考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党的二十大以来，北京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高质量打造首都乡村振兴样板，于2023年10月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简称“百千工程”），计划到2027年建成100个左右产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一批村强民富、生态宜居、数字乡村、文化繁盛、文明善治的样本村，引领带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北京市农研中心组织课题组对“百千工程”第一批“1+12”示范创建片区进行了跟踪式、全覆盖调研，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

一、第一批示范片区创建类型

此轮“百千工程”第一批示范创建任务共确定了19个示范村、52个提升村， 分布在“1+12”个示范片区当中，见表1。从示范片区的创建形态和核心动力来看，第一批“1+12”示范片区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一）融合社区型：吸引城市要素住乡，形成人才兴村气象

该类片区拥有较好的乡村治理基础，重在为外来创新创业、居住生活的“新村民”提供便利、开放、包容的生产生活环境，不断吸引人才、科技、艺术、资金等城市要素叠加住乡，“新村民”与原村民共同参与村庄建设、治理与发展，形成了城乡融合的新型共生社区，铸就了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如昌平兴寿、密云溪翁庄可归于此类型。

（二）农业主导型：传统特色农业叠加科技力量，专注农业提质增效

该类片区在蔬菜、花卉、林果种植等农业产业上具有良好基础，示范建设中以做大做强农业产业、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为重点，依靠科学城、农业科技园区等项目辐射带动作用，引入农业科技企业和先进技术，科技赋能产、加、销、服等环节，带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如平谷峪口、怀柔北房、顺义赵全营可归于此类型。

（三）农文旅商型：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该类片区示范建设立足当地历史文化、特色餐饮、民俗风情等区域特色，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精品民宿、非遗工坊等新产业新业态，实现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如延庆井庄、通州台湖、大兴魏善庄礼贤、房山周口店可归于此类型。

（四）空间盘活型：统筹布局集约利用，开辟乡村发展新空间

该类片区示范建设重在借助整村搬迁、险村搬迁或灾后重建政策，对乡村空间利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进行统筹规划，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改善设施配套、引进新业态等方式，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如门头沟妙峰山镇水峪嘴村、雁翅镇，房山佛子庄可归于此类型。

（五）功能叠加型：拓展乡村城市保障功能，实现乡村发展新飞跃

该类片区示范建设抓住乡村特色功能开发利用等政策机遇，主动融入国家和首都发展大局，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基础上叠加安全保障、紧急避险等城市功能，对乡村发展规划布局、资源利用、产业发展、资金统筹、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为乡村发展创造新机遇，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成色， 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南山村可归于此类型。

二、第一批示范片区创建主要做法

第一批“1+12”片区在北京市“百千工程”工作协调小组的领导下，以“市级支持、区级为主”为工作总原则，围绕“三宜三化”（宜居宜业宜游、绿化美化清洁化）、“五个提升”（提升乡村风貌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片区互联互通水平）目标，截至2024年底全面实施了209个项目，完成进度超过90%，其中产业类项目占50%、风 貌类项目占26%、建设类项目占11%、互联互通类项目占7%、治理类项目占6%。

（一）注重顶层设计，健全组织体系

一是强化主体责任。在市级层面，2023年9月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北京市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高质量打造首都乡村振兴样板的实施方案》，2023年10月北京市委农办印发《北京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方案》，细化示范创建工作内容。在全市“百千工程”工作协调小组领导下，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抓总、各部门协同配合，加强指导、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示范创建工作。在区级层面，各区发挥主导作用，健全工作体系，为片区创建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如昌平区成立区“百千工程”工作协调小组，组建工作专班、设立现场指挥部，做到两周专题会调度一次，指挥部每周调度一次； 重组成立北京昌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加强对示范片区的支持。二是强化政策统筹。市级印发了支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政策清单，细化明确18个市级部门工

作任务和55项具体举措，指导各区用好用足政策措施。各区注重财政政策与金融、产业的协同配合，积极争取市级、区级相关部门政策，整合发改、农

业、文旅、水务、园林等各部门资金，加大对示范片区风貌景观、产业设施的基础投入，引导金融资源、社会资本投向乡村现代产业。昌平区发挥市级财政资金3500万元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应，撬动区级各职能部门预算向示范片区倾斜，配套财政资金2亿元，带动政策集成、项目集成。

（二）注重风貌提升，打好基础底色

一是加强环境整治。高质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五边”整治， 结合绿化美化工程，织补片区环境短板，开展绿化美化和风貌改造31万平方米。如延庆区“醉美井庄”示范片区在创建期间累计整改侵街占道20余处、拆除私搭乱建82处、整治乱堆乱放920余处，完成飞线规整入地，实施房屋立面提升工程、持续开展植树造林。二是提升景观风貌。依照“微改造、精提升”原则， 结合村庄产业定位，对村庄建筑、主街区、道路、入口、连接线路等进行风貌提升，使乡村风貌整体“改头换面”“焕然一新”“眼前一亮”，推进乡村宜居宜业宜游。三是凸显乡韵乡味。通过保护传统建筑与文化遗迹、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举措，彰显乡村文化底蕴和民俗风味。如房山区佛子庄乡示范片区依托煤矿工业遗址、京西古道等历史文化资源，增设有关煤矿文化展示、京西古道文化体验、乡野艺术装置等微景观来展现英水沟域的古道文化和煤窑文化。

（三）注重产业发展，做好富民文章

一是发展“新业态”。各片区通过推动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落地生根， 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消费者对乡村的多元需求。如延庆区“醉美井庄”示范片区，引入华商安胜公司创新文旅业态，合作开发“乡村奥莱”商业综合体作为配套项目，吸引知名餐饮企业入驻，开发美食文创、商铺等文旅业态，形成文商旅网红生态圈。大兴区“礼善？南中轴”示范片区布局系列非遗业态，推进非遗文化产业化。二是延长“产业链”。通过积极培育和引入新主体，凝聚多元市场力量，延长片区农业产业链条，将简单的初级农产品变成复杂度更高、知识含量更多的高级农产品。如怀柔区北房镇“科学田园？渔阳北房”示范片区通过搭建小辛庄村农产品综合加工车间及农产品展示体验中心，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来提升农产品的整体价值。门头沟区雁翅镇“雁翔云谷”示范片区突破政策瓶颈，成功取得蜂蜜、香椿和杏仁SC食品认证，实施田庄村“蜂蜜加工厂”和苇子水村“香椿、杏仁加工厂”项目，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三是发挥“品牌力”。挖掘和利用地方特色资源，建设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

志农产品品牌、农文旅品牌等，推动片区产业提档升级。如密云区溪翁庄镇“五兴”山水小镇示范片区提出“何必去远方，浪漫溪翁庄”镇域品牌口号，打造金叵罗“创客花园”，尖岩“雅宿乐园”等村庄特色品牌。

（四）注重乡村建设，持续改善条件

一是强化承载力。示范创建中，各片区通过提升水、电、气、热、通讯、路、物流等基础设施承载力，加强农村道路、村庄停车场建设和养护管理，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如平谷区峪口镇“农业中关村”示范片区在东樊各庄产业提升项目中，主要对桃棚基础加固和建设挡墙、停车场、物流主道路， 为大桃产业发展奠定基础。通州区台湖“环影宿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围绕“民宿+”产业定位，开展上下水改造工程，通过小工程营造适合产业发展的好环境。二是加强新基建。通过建设农村5G网络等基础设施，实现5G网络全覆盖、推动物联网和大数据应用，促进数字技术与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乡村数字化进程。如延庆区“醉美井庄”示范片区实现5G网络全覆盖，建立井庄镇应急视频、环境监控指挥调度体系，通过数字化手段大力提升卫生健康、弱势人群和乡村养老等日常监管服务水平。强化数字井庄小程序的旅游精准宣传、产品预订和评价等功能应用。

（五）注重基层治理，突出首善标准

一是创新治理品牌。基层党组织探索治理新方式，创新基层治理品牌，引导村民共治共建。如昌平区兴寿镇示范片区和延庆区“醉美井庄”示范片区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提升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门头沟区雁翅镇“雁翔云谷” 示范片区田庄沟域创建“听党话、跟党走”沟域党建品牌；推出“雁落枫桥” 基层治理品牌，建立“睦邻恳谈室”，打造“乡里乡亲”调解品牌。二是文化赋能治理。开展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活动，营建乡村崇德向善氛围， 提高乡村善治动力。昌平区兴寿镇示范片区辛庄村创造性地将“百千工程”示范村创建和中国传统节日相融合，持续举办“百家饺子宴”“百千工程”乡村文化生活年、首届“龙腾辛庄村晚”等活动，促进新老居民融合共治。密云区溪翁庄镇示范片区主动融入“演艺之都”建设，全力打造“小镇有戏”品牌， 开展第二届“戏剧季”活动，多点化、定制化组织沉浸式演出。三是“建治” 互融互促。注重发挥项目建设的治理带动作用，通过“村民自施”“以工代赈” 等举措，提高村民参与度和获得感，从而实现村民理念从“要我振兴”到“我要振兴”转变。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民主推进乡村建设，

实现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互融互促。如顺义区赵全营镇“全营乡创”示范片区在开展乡村公路修缮工作，部分符合实际需求的村庄充分利用“以工代赈”政策，对小微工程项目、重大项目的具体环节，优先分配村集体施工建设，优先使用村民自有建筑材料，优先租用村集体或村民的自有设备，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激发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

（六）注重互联互通，发挥片区作用

一是以党建联动加强片区沟通协作。如门头沟区“雁翔云谷”示范片区创建了沟域党委，搭建雁翅镇、五村及各相关部门沟通交流平台，统筹推动示范片区整体发展。房山区佛子庄乡党委将上英水、中英水、下英水、西安、查儿五个村成立了“英水沟”联合党总支，统一步调、携手发展。二是以建设联动加强片区风貌交通互联互通。部分片区统筹实施村庄连接道路、景观风貌、照明设施、导览导视等风貌和建设项目，让片区内部路网更加科学合理、环境氛围更加和谐统一、配套设施得到集约利用。如延庆区“醉美井庄”示范片区建设18.84公里自行车骑游道路，对北西路、西莲路、房柳路等文旅产业发展干线进行修缮和景观提升。大兴区“礼善南中轴”示范片区通过创建龙王路、张佟路、魏东路、半壁店环村路4条美丽乡村路，提升了示范片区的交通便利性和整体形象。三是以利益联动统筹产业发展、实现改革共富。成立镇级联营公司或地区商会，用股份制等方式建立示范村与提升村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村庄抱团连片发展。如通州区台湖镇“环影宿游”示范片区将单村统筹机制提升为片区统筹机制，新成立镇级产业发展平台星湖文旅公司，统筹1个示范村和4个提升村，根据各村投入情况分配利润，有效实现“镇、村、民、企”四方共建、共管、共享、共赢。再如延庆区“醉美井庄”示范片区镇政府主导成立乡村产业发展商会，整合各村土地、资金、资源，大力招商引资，培育主导产业，孵化全产业链条等。商会将取得的效益按照比例返还组团内的村庄，促进村集体增收，形成“镇政府+商会+村”的联动发展机制。

三、第一批示范片区创建取得的新成效

自示范创建以来，全市强化政策集成、资金整合，统筹18个市级部门出台55项支持政策，市区两级财政向12个示范片区投入10亿元左右，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约10亿元，引进城市创客、企业等市场主体150余个，推动了体制机制创新， 乡村发展活力明显增强。

（一）乡村展露了“新颜值”

示范创建中风貌类和建设类项目占比37%，投入较大，村庄面貌在主干道、公共活动区域、飞线治理等方面有明显提升，展露出简朴时尚、清新自然的“新颜值”。大部分片区内村庄的主干道得到翻修整治，道旁绿树成荫、花坛点缀其间、飞线治理入地，导览导视系统、景观小品、网红打卡地等“精提升”项目营造了现代村庄的文明时尚感。村民们积极参与环境整治和绿化美化工作， 共创建美丽庭院3100户。

通过随机对片区100个村民开展“百千工程”满意度调查显示，96%村民感受到“村容村貌”在提升；71%村民感受到“村庄的基础设施”在完善。

（二）乡村引入了“新主体”

示范创建让新老经营主体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前景和潜力，一定程度提振了他们进入乡村经营的信心和决心。截至2024年9月，第一批示范创建片区共撬动社会资本投入约10亿元，引进新主体150余个。据调研，昌平区兴寿片区辛庄村创建期间，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7家，达到99家。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民宿投资主体达33个，示范带动了周边提升村发展，唐大庄村、东下营村、西下营村、北姚园村的村民出租农房、经营民宿的意愿快速上升，意愿出租户达到257个（上涨3倍），已经签约了131个（上涨2倍），正式运营78个（上涨1倍）。密云区溪翁庄镇示范片区创建中引进社会资本1240万元，其中尖岩村260万元、金叵罗村500万元、东智北村100万元、北白岩村80万元、黑山寺村300万元。平谷区南山村“平急两用”示范村民宿项目由平谷区国资委下属国企联扶实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斯维登集团共同投资运营，累计撬动社会资金高达9344万元。

（三）乡村探索了“新机制”

第一批示范创建片区围绕提升乡村互联互通水平的要求，掀起了对于集体经济联村带农发展、村庄运营的探索热情，探索组建强村公司这类新型集体经营模式，以项目联建等形式统筹村集体资产资源，投资、参股实行公司化运营。通过采取“乡镇统筹、集体所有、农民持股、长期收益”模式，将农民带入产业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全过程，让农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探索构建新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目前，延庆区“醉美井庄”示范片区、通州区台湖镇“环影宿游”示范片区、平谷峪口镇“农业中关村”示范片区都已在镇级统筹之下建立了片区村庄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了“强村公司”的雏形，目前虽不成熟， 仍在探索，但却是乡村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的新转变、村庄运营的新突破。

（四）乡村呈现了“新气象”

示范创建激发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以及担当作为的责任心，片区党支部、联合党支部以及沟域党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干群关系更加融洽，乡村治理成效得到提升。调研组对片区100个村民开展“百千工程”满意度调查显示，72%村民表示对“百千工程”的实施效果“非常满意”，25%的村民表示“满意”，仅有3%村民表示“一般”，没有村民表示不满意。对村干部工作的满意调查显示，80%村民表示“非常满意”，17%村民表示“满意”，仅有3%村民表示“一般”，未有村民表示“不满意”。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村干部认为，村庄治理关键在人心，“百千工程”改变了村庄面貌、促进了村庄发展，也提升了老百姓的心气。当地村民跟随产业发展脚步、从务农思维转换为农文旅思维，能够主动在村庄产业发展中解决就业、创造就业，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既能搭乘村里产业发展快车致富，又能因有事可做自觉维护村庄秩序，一举两得。

（五）村民创造了“新生活”

“百千工程”不仅改变了村民生活的村容村貌，而且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创业机会，进一步营造了更有利的生产生活环境，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2024年9月，第一批示范创建片区吸纳本地村民就业人数超过1000人， 示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普遍提高20%以上。对村民的满意度调查显示，有94%的村民认为“百千工程”实施改善了生活环境，有39%和41%的村民反映“收入增多”和“就业机会增多”。据调查，91%村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百千工程”中， 其中4%村民承担了“百千工程”相关项目建设，33%村民参加了村里组织的工程， 66%村民参与规划设计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昌平区兴寿镇“莓好山水”示范片区新村民牵头创办了集资源共享、旧物交换为一体的环保市集，举办市集25次， 日均吸引客流3000余人次，带动新老村民增收200万元。通州区台湖“环影宿游” 示范片区提供民宿管家、保洁、司机等就业岗位约100个，每人年均薪资5万-7 万。门头沟区雁翅镇“雁翔云谷”示范片区5个村“以工代赈”项目直接带动村民增加劳务收入113.6万元。平谷区南山村“平急两用”示范村物业公司提供50 个岗位，村民务工收入预计可达370万元。

四、持续开展好第一批示范片区创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由于示范创建时间不到一年，各区将精力主要聚焦于工程建设上，而对片区化建设、组团式发展、区域性协同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创设和制度创新发力还不够。如何在此轮“百千工程”示范创建中实现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和产业发

展的综合成效，带动各片区因地制宜形成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体制机制，达到“产业强、乡村美、农民富”的目标，高品位推动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强化各区对实施“百千工程”重要意义的正确认识，解决“为什么干”的问题

一是市级主管部门可专门成立全市“百千工程”专家顾问团，借助第三方力量加强对各区示范创建的工作指导。在申报评审阶段，通过第三方评审机制， 进一步加强对创建方案的专业评审；在创建过程中，专家顾问团可分组随机到示范片区进行监测评估，了解汇总问题，共同解决困难和问题；在创建完成之后，专家顾问团可随机到片区考察监测后续风貌和设施投入长期管护情况以及产业培育发展情况，确保创建效果可持续，如果认定后续发展没有达到创建要求，可以取消其示范村资格。二是加强示范片区之间的交流互动，定期举办示范片区内乡镇党委书记、村书记之间的对话沙龙活动，可邀请外地优秀典型乡镇村的基层干部参加，带动片区之间形成“比学赶帮”的良好创建学习氛围， 也可以打开我市乡镇村干部视野、突破一窝蜂搞农文旅商产业的思维局限。要使各片区在专家指导下，在交流互动中，在实践推进中深化对“为什么干”等目标导向问题的认识与运用。

（二）抓住关键少数带头人建设，解决“谁来干”问题

一是各级主要领导要提高站位。要采取高位指挥方式、加强统筹协调，推动政策集成和资金整合，着力解决乡村要素畅通流动和营商环境问题，探索通过示范创建构筑首都未来乡村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二是加强对村镇带头人的全过程选拔、培训和管理。在市级主管部门评审方案环节，要求乡镇或示范村带头人进行现场答辩，选出方案做得好、带头人答辩表现好的“双好”方案， 把好第一道关。示范创建期间，通过组织外地考察、撰写调研报告、加强交流探讨、邀请专家授课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带头人的眼界、思维、能力的全方面培训。示范创建评估认定之后，组织达标示范镇、村书记介绍经验做法，组织未达到评定要求的村庄到达标示范村参观学习。三是大力选拔懂管理、善经营、谋发展的优秀人才到村里任职。让干事创业“尖刀力量”成为村庄发展的“最大增量”，借鉴平谷区构建“1+4”制度体系狠抓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经验，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回村任职、第一书记帮扶、镇领导兼任村书记、村书记季度述职、建立村级后备干部库、提高干部待遇和激励保障等措施，健全完善农村基层干

部“选储、育、管、用”全周期培养机制。

（三）科学有序组织推进示范创建工作，解决“怎么干”的问题

一是加强各片区在方案制定、项目设计、工程实施、招商引资、运营管理等各环节主体之间的统筹联动。探索运营前置，围绕产业定位选准经营性项目， 做好策划规划，以运营引领深化设计和施工，打造与运营定位相适应的乡村风貌，并将运营招商贯穿项目建设始终。充分利用专家顾问团、“百师进百村” 专业团队、乡村责任规划师等“一懂二爱”队伍，全过程参与指导，打造规划团队“陪伴式”服务新模式。二是要求各区同步推进工程项目和片区联通产业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学习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延庆区井庄镇等地经验，在风貌类、建设类、治理类等看得见的工程项目推进中，加大对片区互联互通、资源整合、收益分配等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三是加强对《关于推动乡村地区空间规划管理全覆盖服务首都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通知》的宣贯工作。让基层了解不同情况下如何采取不同渠道解决相关用地项目的规划审批问题。市规自部门已经发文明确对于村庄建设边界内的项目，探索优化项目审批管理的程序机制。四是完善村民自治机制，降低绿化成本。

以村内诚信台账机制为基础，结合绿化现状，网格化划分管护工作责任区， 借鉴房前屋后的“一米菜园”等形式，以自治管理为基础、志愿服务为补充、先进评比为榜样，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绿化、自觉维护绿化美化工程效果。五是探索乡村善治的新模式。综合运用积分制、道德银行、党建数智化等治理方式， 推动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借鉴福建屏南县“新村民”赋能古村落经验，引、留、助、融“新村民”；借鉴浙江安吉县“深蓝计划”“青来集”等形式建立“项目+政策”“工位+服务”等模式，完善新村民村务参与机制和公共服务保障机制。

（四）建立片区联通和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确保“干的效果可持续”

一是进一步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探索通过示范村带提升村、提升村带普通村、联村并村等方式，统筹整理农业生产、农民住宅、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用地空间。二是进一步破除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障碍。少对基层说“不能干”，多跟基层说“怎么干”。比如园林绿化部门要尽快出台林下经济发展指南，规自部门要研究和解决乡村产业用地指标落地难问题，经信委要关注和解决农产品加工业项目落地难问题。三是推动构建片区联村带农的市场化运营体系。培育乡镇联社、乡镇联营公司、强村公司或其他乡村投资发展

公司等乡村投资运营主体，加大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统筹金融资金、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等参与乡村运营，注重建立利益分配机制，最大限度调动各村参与片区联建的积极性。四是优化乡村营商环境。当前，农宅兼具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双重属性，需要有关部门探索农宅的工商经营功能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另外， 要完善农村商业基础设施的配置，使得用水、用电、用气标准能适应于乡村产业发展；优化乡村法治营商环境，构建城乡规则统一、公平合理的营商制度支撑环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更多城市要素向乡村流动，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定远县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定远县农业农村局 蒋士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县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这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言至关重要。要加快培育乡村产业与乡土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推动农村经济繁荣。笔者对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任城区，江苏省邳州市以及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这4个县

（市、区）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和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情况展开了调研。此次调研旨在借鉴先进经验，补齐定远县农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解决定远县农业农村发展存在的瓶颈问题。未来，将以科技示范引领为主线，以农产品赋能提质增效为目标，加速推进定远县农业产业向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引领农业特色产业实现振兴，助推定远县建设现代农业强县。

1. 部分县（市、区）农业产业发展模式

   1. 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路口乡严格按照旅游业发展规律，统筹考虑各种旅游要素，配套建设了休闲度假、娱乐购物、产业观光、生态民宿等多个项目，

形成了布局科学、结构合理、配套完善、市场效益好的旅游项目群和产品体系。目前，梁山贾堌堆农家寨景区建成了陶艺体验区、农家民宿区、农家餐饮区、戏曲体验区、饮茶赏花区、农民艺术展卖区6个大区，初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服务体系。该乡实现了农（黄桃产业）、文（贾堌堆文化）、旅（农村休闲旅游）三产融合，形成了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良好发展局面，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2]，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2. 社会化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

济宁市梁山县拳铺镇积极探索“党建联盟·联农共富”乡村振兴示范区邻里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党群服务阵地的示范作用，以联建共建为契机，在邻里中心设置红色直播间，帮助本村农户推广销售时令鲜果、无公害农产品等，不断为本村农产品拓宽销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村庄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实行小麦育种、土地深耕、播种、施肥、田间管理到收获一体化的社会化服务新模式，结合“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摸清居民各类需求，明确村庄邻里中心各项功能建设规范要求及标准配置，形成硬件设施配置标准，为

其他村庄建设提供参考，进而形成统一且各具特色的邻里中心，为务工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

3. 电商孵化基地发展模式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快手（济宁）“三农”网红直播基地项目总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1.6万m2。孵化基地实施“一中心三品牌，四联双突破”运作模式

（以电商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为发展核心，精心打造“村村红、红未来”电商品牌，“任·你品尝”农业品牌，“运河之都”城市品牌，通过构建“基地联政府、企业、村党组织、农户”的协同发展模式，突破乡村产业发展瓶颈、突破乡村和人才发展瓶颈）在线上平台大力推广特色农产品，助力周边企业及个体户提升产品竞争力。同时，以网友需求为导向，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与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农村产业振兴发展途径。

4. 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在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和安徽省宿州市泗县，重点推进全产业链融合发展， 从多品种种苗的培育、种植基地的管理到农业企业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全方位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此过程中，制定行业发展标准，推行标准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打造农产品特色鲜明、市场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品牌信誉好的区域农产品品牌，从而加快推进农产品提质升级，实现由质量优势、规模优势向品牌优势转变。这些举措全方位提升农产品的品牌竞争力，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了农产品的经营成本，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 吸引了农户返乡创业，解决了农村“空心村”问题。

5.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了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开辟了新型农业农村生态循环经济新路径，促进了农民增收，实现了化肥减量替代，提升了区域内群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利用中国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 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将农作物秸秆、瓜菜秧、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转化为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生产出农用酵素肥、生物有机肥、微生物菌剂、复合微生物肥料、全水溶肥料等高科技优质产品，从而提高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走出了一条绿色环保、惠民富民之路。

2. 定远县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层次低

一是定远县农业产业发展多以小农户传统家庭作坊式为主，小而散，农村

土地仍存在“碎片化”现象，仍以简单的初级生产为主，精深加工较少，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产业规模不大，品牌效应不明显。二是产业链条短，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产品仍是初级产品，多而不精，缺乏规模化生产。三是品牌培育力度还不够。“定有良材”区域公共品牌仍处于初级阶段， 品牌效益差，市场占有率低。如定远卤鹅、池河糕、定远粉丝、粉皮、三和千张、蒋集饼折、风肉等农产品，以家庭作坊式手工生产为主，未形成规模较大的规上企业。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的生产标准、检测追溯、质量监管、品牌体系还不健全，导致品牌的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强。

2. 规模小

“5+N”主导产业虽然基本培育形成，但受地形条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约，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特色产业园区，这直接影响到标准化生产水平的提升。一是“共富工坊”机制不紧密。农户和农业企业之间只是简单的购销，联结不够紧密，尚未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企业返利少， 农户收入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农户的种植规模不稳定，农业企业收购量时多时少。“订单农业”规模较小，产、加、销脱节现象仍然存在。二是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农业龙头企业多以生产初级加工农产品为主，多采用家庭作坊式企业模式，存在管理机制不完善、市场占有率低、示范带动作用差等问题， 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三是产业基地建设滞后。农业产业规模小而分散，如同“天女散花”，分散在县域范围内，很难形成规模，客观上制约了产业集聚，难以发挥集聚效应。

3. 产量低

一是粮食单产较低，还未真正实现“吨粮田”，提质增效仍存在短板弱项。全年粮食播种面积21万hm2，粮食产量120.3万t。夏粮面积9.22万hm2，总产为58．2万t，单产6312.36kg/hm2。二是生猪产能仍存在欠缺。建成规模畜禽养殖场439家，生猪存栏52.53万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4.76万头，生猪出栏34.4万头。三是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不足。畜禽养殖量持续增长，肉牛存栏0.94万头， 出栏0.16万头。肉羊存栏量较少，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家禽存栏655万羽，出栏250万羽。畜产品产量4.14万t；水产品产量26500t，渔业产值为44350万元。蔬菜累计播种面积4186.67hm2，总产10.19万t。油料作物、时令蔬菜、新鲜水果等产量偏低，不能满足县域市场需求。

4. 增收慢

一是农民增收渠道窄。年龄大的农民收入来源主要是种地，乡镇企业较少， 难以实现家门口就业。部分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较少，增收渠道较窄。二是农业发展资金较少。受信贷政策影响，农民申请用于生产的小额贷款比较艰难，原因在于缺少所必需的借贷抵押物，导致申请到的资金远低于需求，影响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升级。三是社会资本有限。农业生产投入资金大，且收益周期长，制约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可用于社会建设的资金匮乏，难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对策

   1. 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培育农业产业，不仅要注重提升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还需要注重三产融合发展。通过不断延长产业链，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具体从以下4个方面发力。一是聚焦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依托国家农业科技园、现代农业产业园、乡镇农产品加工园等平台以及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坚持种养并重、粮肉齐抓、头尾兼顾，做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畜头肉尾”的增值文章。二是聚焦品牌打造。要深入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将其与提升地区文化软实力和扩大影响力有机结合。通过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最终实现较良好的溢价销售。加强“定有良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线上+线下”推介，举办“定有良材”年货节农产品展销等线下活动，积极参加滁州、合肥等地供销年货大集、农展会、庙会等展销活动，在县内开设“定有良材”生鲜旗舰店。同时，组织人员到江苏省射阳县、河北省大名县等观摩交流，学习品牌建设经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三是聚焦产业融合发展。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适宜农村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丰富乡村经济业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布局， 通过引导土地流转、实施政策扶持、发展订单生产等多种方式，激励农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养殖。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村人才的作用，做好农产品就地消化和对外销售工作，确保农产品有产出、有销路、有市场、有收益，提高农民积极性。四是聚焦质量提升。在培育良种方面，坚持种业强县战略，擦亮“定远猪”这一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在推广技术方面，大力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推广“截污建池全量收集、粪肥就近就地还田”的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在确保良品方面，提档升级县检验检测中心，健全肉制品销售和农产品的全流程检测和监管体系，实现全过程溯源。

2. 锚定特色产业，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是基础。发展产业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着眼长远，循序渐进，才能精准施策。一是聚力招大引强。着力在项目招引数量和质量上实现重大突破。重点围绕生猪、牛、羊屠宰加工，以及高端大米和糯玉米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领域，持续跟踪有价值的项目，加快对接洽谈进度。二是做大产业集群。谋划设立产业化发展引导基金，积极与乡镇对接工作，实现信息共享、协同发展，依托乡镇农产品资源禀赋，推动乡镇产业园区提档升级，做大产业集群，采取新建、入股、联营等方式共同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三是降低流通成本。建设农产品配送体系， 紧跟电商发展步伐，完善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公里”流通环节。完善农村交通体系建设，利用自提点、乡镇物流中心以及农村公交开展农村物流配送服务工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配送工作，切实提高物流网络覆盖程度。四是完善联动带农机制。通过农村产权交易、村企共建等方式， 联结企业、村集体和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打造共富产业。盘活村集体经济， 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

3. 整合优势资源，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提升农业整体科技实力，积极招才引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和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新技术引进，助力产业发展升级。围绕县域农业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深入基层开展技术推广和科技服务工作，实现农业技术创新“最初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无缝对接。引进设施栽培促根早发技术、水稻全程机械一体化技术等农业新技术，全力提供技术支撑和信息化服务，及时解决企业及农户的种植养殖难题，有效改善农业种植方式，提高平均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品质。二是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通过统筹各类涉农资金，并引入社会资本、争取政府补贴和贷款等方式，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为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加强人才培养， 打破农业人才发展瓶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三是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可以通过人才引进、培训、学习等方式，提高产业联盟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围绕县域农业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深入基层开展技术推广和科技服务工作，及时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四是实施人才定向培养。积极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人才定向培养工作，争取培养一批政治过硬、业

务精湛、满足需求、扎根基层、服务“三农”的新时代基层农技推广人才，为增强农产品有效供给能力和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3]。

4. 发挥“顶端优势”，特色产业优中选优

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找准目标定位，推动县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一是特色产业优中选优。找准定远县的优势产业，集全县之力发展1~2种特色产业， 从种苗培育、种植生产、产品研发、品牌打造等环节推进建设。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或借助电商+直播带货模式，推动定远县特色农产品进入市场，打响“定有良材”品牌。二是联农惠农富民强民。发挥规上企业“头雁领飞、群雁齐随” 的带动作用，建立健全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积极打造“共富工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着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帮扶工作，促进农产品销售，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三是部门协作保驾护航。发挥城投、农发、供销社、金融、保险等部门的作用，积极为农业企业建言献策，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为定远县的示范企业、标杆企业保驾护航。同时，可以发展“订单农业”，开展社会化服务。四是做大做强产业联盟。鼓励农业企业之间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组建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发挥“盟主”型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实现技术、信息、渠道和利益共享，走好农业精深加工之路[4]。可以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培育本土企业等方式，构建紧密的产业链条，实现产销对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增强产业联盟的竞争力。为实现共赢发展，产业联盟需要建立合作机制，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5. 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发展新动能

一是坚持乡村产业发展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充分听民意、汇民智、解民忧、聚民心，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群策群力，同时发挥“田秀才”“土专家”的作用。二是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引导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按照中央、省、市部署要求，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公平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持续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积极探索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机制。做好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充分尊重农民群众意愿，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三是深化农村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因地制宜制定扶持政策并提供一站式服务，深化政策对返乡创业的激励引导和扶持推动作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主动上门对接返乡创业者，提高政策知晓度和享受度，以政策红利吸引更多人返乡创业。要在

制度层面实现突破，积极引导青年，尤其是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创业；要加强农民技能培训，引导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变，加快农村实用人才培养步伐。四是盘活资源促农增收。摸清家底，梳理现有农村资产、资金、资源，分门别类建立台账清册，盘活村集体闲置的办公用房、农村中小学、废弃卫生院等建筑设施设备，通过自主经营、出租、投资入股等形式发展物业租赁经济。充分发挥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作用，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拓宽“一村一品” 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以股份分红模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5-6]。

多方联合破解农村物流困局 关于辽宁省法库县供销合作社三级物流体系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的调研

中华合作时报社社长 曾峰

今年辽宁省法库县供销合作社开通无人配送车，有40多个行政村的村民不出村就可以在村级快递驿站收发快递，再不用跑十里地到镇上去了，再也不愁“快递不快”了。

无人配送是法库县社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的末端环节。2023年7月，在法库县委、县政府重视和支持下，法库县社大力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由县社投资公司——法库县供销总公司出资成立法库供销物流仓储有限公司， 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让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便捷的物流服务。近日，针对法库县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研。

基本情况

法库县社整合县域内物流公司的分拣配送环节，构建县域农村物流体系， 提高仓储配送和区域分拨能力和效率，夯实物流配送到村工作，整合资源，完善乡村物流设施，拓宽农产品上行渠道，形成以“县乡”配送为主干，“乡村” 串点配送为延伸的县乡村三级网络，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难题。

法库县域物流仓储分拣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1000万元，目前县社已投资300 多万元，2023年7月建成投入运营，分拣中心租用法库县大东北陶瓷城卫浴三街的库房，总占地面积9500平方米，仓储分拣库房3238平方米，运营中心约400平

方米，购置300格口溪鸟自动化环形分拣设备，设立网格仓、云仓、分拣区、流通区，具备仓储、保管、分拣、配货、配送等功能。截至目前，申通、极兔、中通快递已入驻仓储配送中心，每天分拣量约为3万件，通过共同分拣、共同配送合作模式，降低了企业的分拣配送成本，节省了企业运力及人力支出，减弱了企业间的竞争，保障了县域快递市场的良性发展。

主要做法

法库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项目以其独特的创新模式与深远的战略意义，在打通农村寄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与显著的成效。

（一）快递联合，实现降本增效

清晨6点，法库县域物流仓储分拣中心内，一辆辆满载的厢式货车将当日的

快递集中运送到此，通过自动化环形分拣设备，各个公司的快递高效、精准、迅速地分拨到相应区域。

“非常方便快捷，比自己分拣节省了一半的时间，大大提升了配送速度。” 极兔分拣员李响说，以前他最头疼的就是分拣环节，现在反而是最轻松的环节。

“以往各快递公司都是单打独斗，在分拣与配送环节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今大家在分拣中心共享资源与设备，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分拣配送成本，还节省了运力及人力支出，企业间的竞争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法库县供销物流仓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鹏介绍。快递公司联合后可共享运输车辆、仓储中心、分拣设备等，减少重复投资，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单家企业的固定成本；多家快递的网点和线路互补，既能减少迂回运输和空驶率，节省燃油、人力等可变成本，又能使货物中转更高效，缩短配送时间，让更多用户尤其是偏远地区用户享受便捷快递服务；联合后的规模效应使其更能抵御市场风险， 灵活应对行业政策和需求变化；快递联合后形成的统一的服务流程和标准，减少用户在不同快递间切换的困扰，提升整体满意度。

在仓储分拣中心的支撑下，法库县快递企业实现了联合发展，快递市场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为乡村物流的高效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网点联合，打通快递堵点

在法库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中，遍布村镇的快递网点是物流的关键。法库县社积极整合资源，通过联合合作不断建立和扩展快递网点，打通堵点，为快递及时送达奠定基础。

据王鹏介绍，法库县社全新打造建设覆盖全县19个乡镇街道的物流综合服务站，完善乡镇快递网点布局，实现快递服务的全面覆盖，提高农村地区的物流可达性。同时，在每个建制村精心筛选一家经营时间长、信誉度高的综合超市，以联合共建的方式，巧妙利用超市闲置位置设立村级快递驿站，为乡村物流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落脚点，实现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在规划选址上， 法库县社的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进行实地调研，确保每个服务站都能覆盖到尽可能多的村民，且交通便捷，便于快递车辆的进出与货物的运输。在服务站的建设标准上，每个服务站都配备了宽敞明亮的工作区域，确保货物能够得到妥善保管；安装了先进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该系统实时掌握快递的进出库情况、运输状态等信息，实现物流信息的精准追踪与高效管理； 还配备了搬运车、扫码枪等专业物流设备，提高快递处理效率。法库县社还对

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内容涵盖快递业务操作规范、客户服务技巧、物流安全知识等方面，使他们能够熟练应对各种工作场景。

据调研，对超市而言，随着快递业务的融入，每天都有众多村民前来取寄包裹，同时会顺便购买一些生活用品，超市的销售额显著提升。对村民来说， 村级快递驿站的出现，让村民们随时都能轻松收取、邮寄包裹，再也不用担心取件不便的问题。村民们还可以借助快递驿站，将自家的农产品卖出去，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的渠道。

随着这些物流综合服务站在各乡镇的陆续建成与投入使用，法库县农村地区的快递服务实现了质的飞跃。快递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以往一些难以送达的偏远村落，如今也能按时收到快递，通过乡镇快递网点的整合与协同运作， 物流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降低了快递企业的运营压力，为乡村物流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法库县社已与150家乡镇超市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三）多方协作，开启智能配送

在法库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中，智能无人车的加入为乡村物流配送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实现了降本增效，开启了乡村物流配送的崭新时代。在法库县委、县政府的积极协调下，在项目筹备阶段，相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交通部门深入调研乡村道路状况，结合无人车的行驶特点，精心规划出一条条安全、高效的运行路线，确保无人车能够畅行无阻；公安部门全力投入到安全监管方案的制定与完善工作，对无人车的上路行驶进行严格规范与监管，为其保驾护航；工信部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积极推动无人车技术研发与创新， 协调解决技术难题，助力无人车不断优化升级。多次组织这些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各方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针对无人车运行路线、安全监管等关键问题逐一排查解决，为无人车顺利上路试运行扫清了重重障碍。

2025年4月3日，法库县社进行新能源无人配送车的道路测试。无人车采用了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配备了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多种传感器，能够实时、精准地感知周围环境信息，独立应对复杂多变的路况。

无人车配送宛如一把开启降本增效大门的钥匙，为乡村物流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它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配送，打破了传统配送时间的限制。以往快递从县城到乡镇，再到村组，次日达是常态。如今，凭借无人车的高效运行，变成了当天12点前到达，单票配送成本降低40%。截至目前，无人车配送已完成建设并实现柏家沟镇、包家屯镇、四家子乡、孟家乡等乡镇的40个行政村的快递进

村点位配送服务，让这些乡镇的村民切实感受到了现代物流带来的便利。

启示与思考

与城市相比，农村快递长期存在资源分散、快递件少、效率低、成本高等难题，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对于很多村民来说，不少进村的包裹停留在乡镇， 快递进村就“卡”在了“最后一公里”。法库县社通过多形式联合与合作为打通“最后一公里”，破局农村“快递不快”这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是整合资源是破局的核心。农村寄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本质是低密度经济下的效率与成本博弈，需政府、供销合作社、快递公司等多方协作，通过“一盘棋”思维，用好现有资源，从“重建设”向“重运营”转变，盘活存量运力，求同存异、互联互通，共同打通“最后一公里”。

一方面，县委、县政府充分用好了供销合作社这支力量。从“快递下乡” 工程到“快递进村”工程，再到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近年来，快递业在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环境持续优化、路径清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快递发展。在政策指引下，在当地县委、县政府支持下，作为市场主体，法库县社充分发挥网络优势、组织优势和龙头带动作用，把其网点、快递公司的运力、村小卖部和超市的闲置空间整合盘活，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实现“一点多能、一网多用”，形成“1+1>2”的效果。

另一方面，建立合作共享机制。过去，县域多家快递公司均各自为战，各自建点，各送各的，单个快递公司日均单量到村里可能就几个包裹，资源严重浪费，物流成本高，低端竞争致使农村寄递快件无利或亏本。要破解农村寄递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就要打破“单打独斗”这一传统运营模式，让快递进村量形成一定规模。法库县社积极加强与县域快递公司合作，将申通、极兔、中通快递等昔日竞争“对手”变成竞合“队友”，建设现代化县域物流仓储分拣中心，通过“统仓共配”模式，共享分拣线和无人配送网络，重复建设少了， 农村寄递服务集约程度高了，成本降了，形成了规模效益，实现了合作共赢， 也激发了物流体系自我“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

二是技术赋能是破局的关键。要想改变农村传统物流模式的高成本、低效率和难覆盖问题，技术要先行。法库县社构建的集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无人配送于一体的集约化物流体系，应用先进技术，通过大数据优化路线、调度和实时监控，共用末端配送网络，省时省心又省力。过去，快递从县城到村屯多

则要一周时间，即使有快递小哥到村屯送快递，最快也要次日达，而有了新能源无人配送车，它如同一个移动的“智能快递柜”，充足电就能跑，将快递包裹当日送到村屯，极大提高了农村快递末端服务水平。

三是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综合施策。法库县社用“资源整合+智能分拣+无人配送”的组合拳，破解了传统物流模式痛点和难点，其做法表明，唯有通过基础设施共享化、运力调度平台化、数据应用场景化的深度整合，才能下活“县域农村物流配送”这盘棋，让资源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转起来”。

法库县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是惠民项目，自今年4月运营以来，取得了初步成效，迈出了可喜一步。下一步，县社按照规划将无人配送服务延伸到全县159个行政村，但是随着入驻快递公司的增加及业务内容的丰富，法库县社也将面临现有场地无法满足发展规划、资金配套不足等问题。这一非营利性项目的运营和持续发展需要相关部门政策及资金的大力支持。

关于加快推进河北省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中心课题组

引言

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中心成立课题组，历时一个多月，围绕“紧密结合河北实际，建设燕赵和美乡村”主题开展了调研。课题组先后赴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乡村建设服务处、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天津）等部属有关乡村建设科研单位进行了学习对接，征求被调研单位对河北省开展乡村建设工作的意见建议；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召开乡村建设大家谈活动，向各市负责乡村建设工作的同志和基层干部代表问计，征求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有关乡村建设领域专家意见建议；深入石家庄、张家口、秦皇岛、保定等市开展调研，实地察看部分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重点村建设情况；与省住建厅、省生态环境厅等省有关单位进行工作交流。在深入了解河北省乡村建设总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推进河北省乡村建设的有关意见建议。

一、工作成效

近年来，河北省认真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以“环、带、片” 为布局重点，因地制宜、梯次推进，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健全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全省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是建立五级书记抓和美乡村建设工作机制，成立由省委书记、省长担任双组长的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设6个工作专班，省级每年召开高规格工作推进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二是聚焦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优势产业集聚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乡村社会善治度，研究制定《河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参考标准（2024）》《河北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指引（2024）》，将全省农村分为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以及和美共富村，分要素、分阶段指导建设内容和发展重点；三是以环京津、雄安新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滹沱河沿岸等区域为重点，省市县三级每年布局建设一批重点片区，整合引导政策资源、资金项目向重点片区集聚，推动重点片区逐步扩容升级，率先建成典型样板。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设和美乡村重点村8242个，建设重点

村1198个，布局建设和美乡村重点片区22个；四是实行县级投入为主、省级以奖代补的方式，通过“竞争性遴选+差异化奖补方式”，建立激励机制。省级财 政每年安排约19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乡村建设，各市、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障建设任务落实到位；五是高质量推进农村厕所改造， 连续7年将农村厕所改造纳入省委、省政府民生工程，围绕农村厕所问题，逐村逐户逐厕开展问题厕所排查整改，实行销号管理，所有问题厕所清仓见底、动态清零；六是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采取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段，每季度随机抽取县和乡镇进行全覆盖航拍，对农村人居环境群众满意度、长效机制落实情况进行暗访调研，既减轻了基层负担，又促进了末端落实。

二、存在问题

虽然河北省乡村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还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亟须解决，主要表现为：

（一）部分干部群众存在畏难情绪

一些地方干部群众对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认知出现偏差，有的同志认为，浙江经济发达、农村底子好，河北的基础差、底子薄，财政收入困难，没有多余的财政资金投入乡村建设领域；有的同志认为，要解决目前乡村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困难重重，办法不多等等。

（二）基层基础工作较为薄弱

一是行政村规模偏小，不利于整合资源发展农村产业、集体经济和公用事业。以农村常住人口规模相近的秦皇岛市与浙江省湖州市相比，秦皇岛市有2265 个行政村，而湖州市行政村仅647个，每个行政村平均人口分别为461人和1728 人，见图1；二是乡镇缺乏实力和活力，没有建立乡镇财政，乡镇发展自主权受到诸多制约，不利于人口集中、产业集聚、要素集约、功能集成。

（三）资金投入不足且项目监管难度较大

一部分地区依赖于省级专项资金，地方配套资金难以到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融资渠道不畅，现有投入水平与资金需求不相适应，未有效建立完善投融资机制；一些地区集中财力力度不够，发展后劲不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多为村庄道路硬化、绿化等工程类项目，涉及主管部门多，从立项、审批、招投标到签订施工合同、工程监理合同等环节多、程序烦冗，项目监管难度较大。

（四）规划设计编制较为滞后

调研中发现，一些和美乡村重点片区和重点村由于缺乏顶层设计规划，整

体创建水平不高，建设模式单一化。如对于农村旧房改造，多采用“穿衣戴帽” 的方式，过度关注外观，而忽视了民居的多样性；有的出现项目选址用地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符等情况，严重制约了建设项目报批和建设的进程。

（五）乡村运营机制不够成熟

各地一些乡村闲置资源未能得到有效盘活和充分利用，供需信息不对称， 市场主体找不到合适的项目，村庄找不到专业的运营团队，乡村运营机制和模式相对滞后。有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过度依赖土地流转、租赁等费用，经营性收入偏低，村集体收入增长空间有限，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营维护缺乏有效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庄可持续发展。

（六）特色产业支撑不足

部分县（市、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发达，自然资源匮乏，一些乡镇没有形成“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格局，更没有形成规模发展、富裕一方的主导产业，加之村党支部战斗力不强，村党支部书记富民举措不多，造成村集体经济薄弱，长效管理维护经费不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覆盖面、整治深度和长效维护管理都有不小差距。

（七）群众主体作用发挥不够

村民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建设的主体。但有些地方的村民，把村庄环境整治看成政府的事情、干部的事情。“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动不动的就要伸手要钱，政府不给钱，门前屋后的卫生保洁就没人搞，“干部干、群众看”现象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

（八）农村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在农业领域全省成立了23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但在农村领域，专家团队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和乡村振兴部门并入农业农村部门后，组建乡村建设技术支撑体系迫在眉睫。

（三一、）对坚策决建克议服畏难思想

引导各地充分认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工作符合中央要求、河北实际、群众期盼，充分认识到相比于2013年提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浙江，我们河北更有实力和财力把乡村建设好、经营好，见图2，进一步强化创新精神、为民情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决扛起新时代赋予的重任和使命。

（二）夯实基层基础性工作

学习借鉴浙江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能人回农村“两进两回”行动和“农创客培育工程”经验，打通城乡要素的双向通道，让先进生产要素进入乡村。建议参照浙江做法，可以成立强村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经营乡村，发展乡村新业态。开展强村带弱村，位置相邻、产业相近的村通过“飞地”抱团、片区组团等模式，实现大片区、大社区抱团发展。

（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项目资金倾斜力度，切实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公共服务发展资金保障。强化资金多元投入机制，乡村振兴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乡村建设。市县应逐年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统筹安排支持乡村建设。市县可在上级下达的限额内，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债券支持范围。完善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允许县级按规定统筹整合相关资金，集中财力支持乡村建设。

（四）做好乡村建设规划

立足未来乡村变迁、居住人口变化，统筹县域范围内村落位序、分布格局， 科学确定村庄分类，防止资源错配造成浪费。注重前瞻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加快编制村庄规划，统筹考虑乡村建设各项任务，防止出现“拉链路”现象。坚持久久为功推进，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将乡村建设各个项目划入县域发展总体规划，把握好整治力度、建设程度、推进速度与财力承受度、农民接受度的关系，确保重点建设任务顺利推进。

（五）完善乡村运营机制

建立乡村闲置资源信息平台，及时发布供需信息，建立完善土地、金融等资源要素优先保障机制，促进要素流通。一方面不断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盘活闲置资源，挖掘土地要素潜能；另一方面，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外出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城市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新创业政策，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将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嵌入县城优势特色产业体系，因村因地制宜个性化发展乡村产业，可以利用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行市场化开发，发展物业经济[1]，不断增加村级集体经营收入。选拔培养有创业经历的党员任村党支部书记，发挥党员致富带富作用，采取委托经营、入股经营

等方式，兴办示范性、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推动村集体资产保值增效。

（七）建立乡村建设技术支撑体系

建议参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有关做法，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经费支持， 建立省级乡村建设技术支撑体系，组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专家创新团队（包括农村厕所改造、生活垃圾治理、农村污水治理）、乡村规划管理专家创新团队（包括村庄规划编制、村庄规划管理、村容村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专家创新团队（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乡村治理专家创新团队（包括社会治安防控、平安乡村创建）、农村精神文明专家创新团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农村移风易俗、文明村镇创建）， 为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

（八）深入研究乡村发展长远问题

紧密结合河北省乡村建设工作实际，建议认真研究以下事关当前和长远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见表1。通过对这些战略性、前瞻性、应对性问题的研究， 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对策建议，推进河北省乡村建设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结学语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河北省乡村建设是一篇大文章，要坚持系统治理、久久为功，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2]，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一年接着一年干，聚焦现阶段农民群众需求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重点实事，抓一件成一件，让农村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关于深入实施“十百千万”工程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提档升级的建言报告

四平市政协调研组

（2025年7月1日）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习近平总书记擘画乡村振兴的战略基点。近两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吉林省委锚定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围绕深入实施“十百千万”工程重点谋划重点推进。今年， 市委、市政府紧扣中央和省委要求，因地制宜提出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的建设目标。广大政协委员高度关注，认为这是我市争当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排头兵”，下好“先手棋”的关键“棋眼”，标志着我市乡村建设行动从“全域治理”迈上“全面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此，市政协甄选“深入实施‘十百千万’工程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提档升级”这一议题，作为政协常委会胸怀国之大者、服务中心大局的年度重点协商计划。会前，在市政协主席侯川的指导下，副主席刘红军率队组成专题调研组，紧盯党政所谋、部门所为、群众所盼，致力我市和美乡村“整体达标”向“品质示范”跨越，打造东北“黑土粮仓·和美典范”的四平样板，比照先进、深度调研、精谋建研，形成报告如下：

一、基础优势：深学“千万工程”精髓，四平实践成效显著

调研组通过深入“三县两区”，直观乡村环境明显改善和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显著成效，一致认为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上下牢记总书记嘱托，交出一份乡村建设高分政治答卷，为下步提档升级再上新台阶夯实了振兴基底。

（一）政治对标见行动，全局谋划站位高

市委、市政府站在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全局高度，把高质量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大力实施“十百千万”工程，奋力描绘乡村全面振兴四平新图景。在市委八届八次、九次全会和市委农村工作会上作出的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施政要点，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委部署要求高度契合，通过有的放矢的深入实施，为我市高站位、高标准统筹推进城乡共同繁荣打牢坚实基础。

（二）五级联动齐上阵，全域推动力度大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市农业农村局精心指导推动下，全市上下市、

县、乡、村、社五级联动，各担其职、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形成“一盘棋” 一抓到底的强大合力。扎实推进市域内771个行政村（社区）全面开展“三清一改一建”村庄清洁行动，持续开展春季、夏秋集中整治攻坚战，村庄清洁覆盖率达100%，共创建“千村美丽”村86个、“百村示范”村22个，切实打牢组织保障基础。

（三）多维提升下真功，全景呈现效果好

全市上下蓬勃发展现代化种养殖特色农业和庭院经济、休闲农业等新业态， 粮食产量实现二十一连丰，村级集体收入达到1.8亿元，农民收入实现20614元， 全省前三。持续完善水、电、路、网建设，新改建农村公路341公里，自来水普及率已达99.21%。持续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展现和气和谐和顺新风貌。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产值”与“颜值”俱佳，为不断提升农村现代化生活水平，打牢“形魂兼备”的发展基础。

二、短板和不足：制约提升因素潜在，有待做好多重强化

调研组通过汇总农林界别委员深入一线问计问需的反馈，认为我市和美乡村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标“千万工程”经验和先进典型案例，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划引领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少数乡村建设规划属于工程建设式单项规划，距系统建设发展型复合规划尚有一定差距，与当地自然资源及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缺乏统筹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引领发展建设作用不够强。

（二）产业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升级

部分乡村产业仍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产业结构单一，支撑农民持续增收难度越来越大。近两年，玉米价格低迷致使部分从业者收入减少。特色农产品还没形成优势产业，“平地生香”“伊鹿高鸽”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有待加强，促进农民多元化增收的乡村新业态还需进一步提级增效。

（三）长效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少数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管护机制还不完善，如自来水每年120元定额收费导致维护费用不足和少数村民用自来水浇地、饮牲畜引发的不公平问题， 垃圾处理不及时第三方与乡镇责任不清、相互推诿问题，中小养殖户畜禽粪污处理不规范问题等。

（四）示范村建设资金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大

示范村建设资金基本依赖于政策性资金，来源单一且数额不足，缺少平台公司和民间资金注入补充，与高标准、多元化需求不相匹配。少数示范村建设资金使用有“撒芝麻盐”倾向，尚未形成“压强效应”，致使示范村建设提档升级受到制约。

（五）“领头雁”式能人选育有待进一步加速

农村人口流失和老龄化日趋严重，类似伊通建国村孙国柱、双辽巨兴村赵德仁等“超期服役”的带头人不在少数，具备现代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新生代“领头雁”后继乏人，加快选育新型乡村发展带头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三、域外启示：更新理念做足特色，勇于探索破题密码

当前，全国各地掀起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热潮，涌现出一批成功典型案例。本着学好用足域外经验，为我市和美乡村提档升级提供有价值参考的思路，调研组精选农业农村部推荐典型案例，深入山东烟台和四川德阳进行实地考察，深度剖析梳理四方面典型经验。

（一）超前精谋规划，片区化激活全域价值

一是跨乡镇“区域规划”。龙口市创新引入片区化理念，探索水源地保护利用新模式，规划“王屋湖融合共富先行实践区”，涉及2个乡镇，涵盖20个村庄，打造环湖休闲观光美丽乡村示范带，成功实现“筑巢引凤”，现有农光旅一体化等亿元项目4个，数字农业产业园等5000万元项目3个，带动当地酸枣、松茸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增收5000万元以上。二是精品村“单点规划”。德阳市统筹规划乡村建设，明确每个县必须集中力量打造一个“精品村”。中江县觉慧村以“一碗面，一座城”为理念，以国家地理标识产品和省非遗产品一手工空心挂面为核心产业，聘请清华大学设计院作总体规划，成功打造中国“挂面村”，年接待游客55万人，走出富民强村新路。

（二）资金资源融合，多元化破解投入难题

一是国企龙头项目带动。烟台市“王屋湖融合共富先行实践区”，成功引进国有企业华电集团，总投资6亿元建设农光旅一体化项目，打造“清洁能源+ 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科普教育”农业产业化新业态。二是组建利益联结。德阳“挂面村”，有机吸纳整合市属平台公司中江建投集团、新华网亿连与村集体合股成立的田园欣荣运营管理公司，以及村民投资资金，建立“村集体+国企+ 民企+农民”的四位一体利益联结机制，有力支撑发展建设资金所需，形成共同创富、繁荣发展良好局面。

（三）激活闲置资源，集群化发展新兴业态

一是创新发展小业态集群。德阳市长江村打破乡村依赖传统种植养殖业观念，树立小业态集群发展理念，通过灵活多样的经营模式，广泛吸纳社会资本入驻，充分盘活乡村闲置资产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新业态，已建成2个项目区，汇集众多新型乡村田园文旅子项目，走出一条集约集群发展新业态的新路。二是活化利用闲置房产。长江村集体充分利用乡村空壳学校闲置资源，采取村民入股分红方式，创建“撒野营地”项目，吸引大批露营爱好者前往。此外， 有效利用农村空置房资源，打造法国乡村休闲场景的金悦雅斋项目，成功引入

“在野”咖啡和“無染”文创休闲小院2个子项目，下步还将有中医名医馆、尼

泊尔名匠工坊、旌创温泉民宿酒店、国家级非遗文化传承等项目陆续入驻，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和源泉。

（四）能人引领带动，雁阵化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招引能人返乡创业。烟台市大力加强乡村人才引进，打造头雁矩阵。其中龙口市渡口村招引高层次人才回乡创业，投资1300余万元建立“爱渡农业” 网红5D草莓大棚和精品民宿两大特色景点。改变单一产业模式，把直播带货、电商加盟、商超供货、观光采摘有机结合，推动各类农产品的销售，促进休闲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年初到4月中旬共销售樱桃10万公斤，草莓17.5万公斤，其他农副产品5万余公斤。二是推选能人上任带富。烟台市福山区西马疃村推选能人担任村书记，通过“土地入股+保底分红”模式鼓励村民入股，按照“四季有瓜果，月月可采摘”的理念，采取草莓、黄瓜、西红柿等20余种暖棚果蔬轮种的方式，先后垫资440余万元建设草莓、西瓜大棚48个，实现全年采摘不断档，累计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200万元。

四、对策建议：贯通五大升级路径，加速提档升级突破

经与对口部门协商、征集专家建议和综合分析比较，调研组建议，我市当前应着重扭住规划、产业、机制、典型、人才五个关键，统筹多路并进，加速率先突破，必将推动和美乡村建设提档升级取得更大成效。

（一）绘制一张蓝图，构建全域科学规划新体系

坚持规划先行，构建“三级联动、多维融合”规划体系，为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引领。一要谋定市县战略坐标。对标《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 围绕“高质量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水平”，一体谋划和深度融入四平市及各县区“十五五”规划。创新“全域景区化”规划理念，

系统布局“山湖林田村”共生的和美乡村风景体系。二要提升各县区“主题片区差异化规划”维度。借鉴烟台王屋湖模式，因地制宜规划打造平原粮仓提质区、城郊农文旅融合创新区、山林医药康养示范区等特色片区。三要制定“一镇一册”规划实施方案。推行产业布局图、生态保护图、设施建设图“三图合一”，建立实施规划刚性约束机制和特色发展联动机制，推动“一村一品”向“多村一品”升级。

（二）扶持一批产业，做优特色强农富民新业态

坚持增加农民收入，全面推行“特色产业+富民”行动，开创“黄金玉米链铸产业根基、小业态集群拓共富路径、黑土地IP树振兴标杆”和美乡村兴业致富大格局。一要重点围绕玉米做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主链。延伸拓展特色种植、养殖产业链优化，强化“平地生香”区域公用品牌运营促进产销两旺，筑牢农业强市根基。二要激活“小业态集群”强引擎。复制德阳“一碗面搞活一个村” 路径，聚力打造“笨面村”“花生村”“豆包村”“大棚村”等特色品牌网红村屯。创新“轻资产运营”模式，着力围绕空置房改造、空壳校舍转型、庭院经济升级，打造农村闲置资产再生场景。三要擦亮黑土地特色文化IP。融合创新拓展“黑土地+农文旅数”融合赛道，大力发展民宿、宿营地、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田园综合体、农村电商、乡村养老等新业态，促进乡村百业兴旺繁荣发展，铺展粮仓变金仓、村庄变景区的四平画卷。

（三）完善一套机制，构筑协同长效管护新常态

坚持宜居宜业，统筹“环境长治久美、多元主体共治、资金源头活水”三大维度，整体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一要建立健全“政府指导-多方参与-村民主体”的协同共建机制。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多元化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充分激活村民自治主体功能，开创共建共享新局面。二要建立健全“一时美”变“持久美”的管护机制。升级完善农村安全饮水收费、生活垃圾处理、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等机制，逐步推行智慧化环境监测督促体系，促进和美乡村“天天美、年年美”。三要建立健全“村集体+国企+民企+农民”多渠道资金资源联结创富机制。创新转化烟台德阳吸纳资金投入模式， 充分发挥市属国企功能作用，设立市级乡村振兴基金，开发推广“保底分红+溢价分成”“村民劳务入股”等模式，构建国资撬动、市场运作、集体活权、村民受益的四级资金保障网，实现“建管一体、永续发展”的四平善治标杆。

（四）培塑一流典型，树立精品示范引领新标杆

坚持典型引领，实施红色堡垒筑基、精品片区攻坚、乡风文明润泽三措并举，打造精品和美乡村示范标杆。一要实施红色筑基行动，深入落实固本强基工程，强化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创新“党群共治双轮驱动”，将各村党支部打造成强农兴业富民的红色驿站和党员致富先锋岗，筑牢组织保障根基。二要实施示范攻坚行动。对标德阳“五个集中”经验，积极争取国家和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黑土地保护与粮食安全专项、农村流通与农资保障等资金，以及国家农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转移支付项目、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形成“集中投入——重点突破——示范带动”的良性循环。三要实施文明新风润泽行动。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动移风易俗革新，大力弘扬和谐和顺新风尚，切实为和美乡村建设凝心聚力、塑形铸魂。

（五）招揽一班能人，点燃雁阵梯队带动新引擎

坚持政策激励撬动、市场化机制联动、培育体系驱动，实施“本土育强+新锐激活”双轨战略。一要实施本土头雁精锐化工程。创新“村级CEO”培育机制， 推选推广一批双辽，巨兴村“赵德仁式”产业领军者和致富能手，联合高校开设“红雁特训营”，全面提升创业带富、产业链运营能力。二要实施经营主体规模化工程。加大经营主体孵化、育强、示范全链条扶持，推动“小、散、弱” 向“链主群”转型升级，打造一批领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型、管理型能人。同时建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推选成村干部带头人”双培机制，不断壮大我市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主力军队伍。三要实施引雁归巢集聚化工程。制定推出吸引域外新锐人才返乡的创业贷款、安居补贴、包保服务、荣誉激励等“引才政策包”，推广“专业团队+村集体”联营模式，积极引入“乡村运营官”操盘文旅项目，领航乡村新兴业态矩阵式发展，全面打造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澎湃动能的“头雁示范引领、强雁集群攻坚、雏雁接力续航”四平雁阵样板。

关于乡镇财政管理的研究与建议 基于对河南省X县的调研

河南省滑县财政局 索振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税收结构、加强财政管理，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乡镇财政作为我国财政体制中最基层、最基础的一环，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维护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尚不够完善，必须在预算管理、会计基础、资产管理、财政监督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着力打通基层财政“最后一公里”，实现乡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X 县乡镇财政管理现状一、乡镇财政收支情况

X县下辖20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处。2023年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5298 万元，其中最多的完成11028万元，最少的仅完成967万元；乡镇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1531万元，其中最多的支出9507万元，最少的支出2210万元。仅有2个乡镇收大于支，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绝大部分乡镇财政收支缺口较大，需要依靠上级财政补助予以弥补。近年来，各乡镇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广泛联系发动乡贤，激励引导乡贤回乡投资兴业、返乡创业、自主创业， 因地制宜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经济活力的产业，在拓展收入来源、增强财政实力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乡镇税收收入从2021年的56822万元增长到2023年的65298万元，增加8476万元，增长14.9%。

二、农村“三资”趋于规范化管理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日益发展，“三资”规模不断壮大，推行“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各乡镇设立农村集体“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对村级财务实行代管，主要为代管村集体经济、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收支等工作。中心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及业务报账工作流程，明确专人负责，对各个行政村财务收支经济业务实行分村代理核算。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由县财政统一保障，每季度初统一下达至各乡镇，村干部报酬按月发放，办公费和服务群众支出实行报账制。

三、惠民惠农政策落地见效

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工作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涉及面广、资金量大、影响广泛，乡镇财政大力推进此“民生工程”，认真履行职责，及时统计审核基础发放信息并上报

县级主管部门，通过“一卡通”账户足额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包括但不限于农业补贴资金（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等）、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如农村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扶贫专项资金等。2023年，X县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集中发放补贴61项，累计发放资金7.6亿元，惠及群众263万人次，使用社保卡的比例达到100%，全面实现“多头领取”向“一卡通享”的跨越，惠民惠农政策更加高效顺畅直达群众。

乡镇财政管理存在的问题一、预算管理不够精细

预算编制是财政管理、政府管理和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时，人员类项目按照核定编制数、实有人数及规定的工资标准和有关补贴政策编制，运转类项目中的公用经费项目支出按照实有在职人数、人员编制情况和相应分类定额进行编制，此类基本支出的编制精准度较高，而其他运转类项目和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的编制往往较为粗糙。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乡镇财政自身财力不足。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和乡镇自身财力状况，大多数乡镇的财力仅能满足基本支出需求，项目资金主要靠向上争取，往往只能先行预留部分支出，年终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进行调剂。二是规划对年度预算的约束和指导作用发挥不够。为提高年度预算安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有效性，编制部门预算的同时编制中期财政规划，将收支计划作为以后年度编制的基础数据。而实际上，项目规划的前瞻性往往不够，缺乏各部门间的广泛参与和各方面的充分论证，一些突发性支出项目很难事先进行准确估计，影响了预算管理的“全面性”。

二、会计基础较为薄弱

2019年开始实施行政事业单位新政府会计制度，2022年河南省推行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新的会计制度体系能够对原有财务管理工作的漏洞进行补充， 也更加贴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但对财务人员无疑是很大的挑战。当前乡镇财务人员掌握的会计知识有限，知识获取渠道有限，缺乏系统的专业性培训，专业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新旧会计制度衔接和转换不到位，会计核算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账簿设置不全、记账不符合要求、对账不及时、结账不规范等。甚至部分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并非专业人员，系统操作不够熟练， 工作效率不高且容易出错。

三、资产管理不够规范

部分乡镇对资产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设置专人负责管理和监督，导致管理责任不够明确、资产账目混乱。固定资产购置了却没有及时入账，使用了却无人维护，没有按规定计提折旧，达到报废条件的也未进行处理，导致账面上的固定资产与实际存在的资产不一致。例如一些基建项目、产业项目资产未进行移交，未及时登记固定资产账目，导致账实不符。另外，乡镇政府领导干部人事调整频率高，绝大多数对乡镇资产底数掌握不透彻，几乎未开展过全面的资产清查，长期闲置的土地、房产等造成资源浪费，有些资产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四、专业人才严重匮乏

X县乡镇财政所人员平均年龄46岁，已进入退休高峰期，近几年也几乎未进行人员招聘，“年龄扎堆”和“年龄断层”并存、“年龄老化”与“后备不足” 并存。各乡镇财政所普遍存在一人多岗情况，有的甚至仅有所长和1名工作人员， 内部制约机制难以实现。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后，乡镇财政所更是处于“两难境地”，财政所划归乡镇政府管理，财政工作专业性强，入门难、人才培养难， 乡镇政府缺乏会计专业人才，业务烦琐、风险大、职级晋升难等诸多因素，导致年轻人并不愿从事财务工作，严重影响乡镇财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乡镇作为基层工作的“神经末梢”，风险感知敏锐度不够，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比如，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资金使用不规范，资金支出审批流程不够完善和优化，对专项资金从拨付到使用等各个环节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会计核算不规范，有的未按规定实行专账核算，没有严格做到专款专用，资金到位后不能按要求及时拨付，甚至与其他一般性资金混着使用，无法准确掌握专项资金的收支和结余等情况，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再如，内部控制一纸空文。虽然每年编报内部控制报告，但对内部控制的执行认识不足，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尚不健全，有的虽已建立但未及时更新，特别是对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既没有检查监督，也没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导致内部控制制度成为一纸空文，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

加强乡镇财政管理的工作建议

一、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一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进一步健全“依法规范、权责一致、县乡协

调、运转高效”的县乡财政体制，合理确定乡镇事权范围，努力做到财力与事权相一致，以运转高效的财政体制助推县乡协调发展。二是保障乡镇政府基本支出。加强县乡财政统筹保障能力，结合乡镇人口和村庄数量多少，适当提高困难乡镇的基本财力保障水平，保障基本支出需求。属于乡镇管理事务且县级每年给予补助的，参照上级财政做法，提前安排部分资金，如乡村垃圾清运、农村环境整治等事项，完善乡镇预算编制。三是强化预算执行。预算执行是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需建立健全监控和管理机制，通过预算一体化平台，适时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二、规范财会基础工作，提升财务工作质量

一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从强化会计基础工作入手，狠抓会计制度和岗位责任制的有效落实，对现行财务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查找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不合理之处，结合最新的财经法规、会计准则以及工作实际，对其进行补充和修订。同时，细化和明确财务各岗位的职责和权限，通过建章立制真正使各项财会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二是规范财务会计行为。要求财务人员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要求，规范做好凭证审核、记账、结账等各个环节的会计核算工作，定期进行账账核对，及时发现和纠正账务处理中的差错，确保财务会计信息合法、真实、准确、及时和完整。三是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对不相容岗位分离、会计档案、会计工作交接等环节制定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措施，加强内部控制执行，通过制度和流程约束，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制度化、规范化为标准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财务工作质量。

三、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推动资产盘活利用

一是完善资产管理制度。按照资产的分类标准，明确从资产购入到处置等各个环节的详细流程和审批权限，使资产管理有章可循。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制定奖惩措施，对因人为因素造成资产损坏、流失等情况的依规进行责任追究。二是加强资产日常管理。明确责任心强、作风严谨的人员进行专门负责，加强对固定资产的日常监督和管理，对每项固定资产建立档案卡片，详细记录资产的名称、型号、购置日期、使用部门、折旧方法等关键信息，同时建立电子版和纸质版的固定资产台账，及时更新资产增减变动情况，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提升会计核算规范性、数据准确性、信息一致性，促进资产账与财务账实时核对、账账相符。三是开展资产清查盘活。进一步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乡镇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由一

把手承担第一责任，组建工作专班，认真开展资产的清查核实工作，全面澄清资产底数，通过自用、共享、调剂、出租、处置等多种方式，对可盘活资产分门别类进行盘活，提升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效率。

四、加强财政队伍建设，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把好财务人员“入口关”。挑选政治素质高且有相关专业基础的人员配备到财务岗位上，鼓励和支持财务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会计职称提升，不断适应新形势下乡镇财务管理的发展要求和需要。提高财务人员招录频率，对财务人员匮乏的乡镇进行及时补充，定人定岗、各司其职，确保遵循不相容岗位分离原则。二是提供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环境。财务工作琐碎繁杂、事无巨细， 乡镇政府应当充足保证财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尽量不对其安排过多其他无关工作，让其安心本职、专注专业，确保财务工作质量和效率不受影响。三是实施多样化激励措施。强化对财务人员的绩效考核，可设立专项奖励，对有创新财务工作成果的、财务管理成效突出的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也可通过表彰、晋升职位等满足财务人员职业发展需求，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一是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清晰界定专项资金审批、拨付、使用范围、支出标准及结余处理等各个环节的具体规则，加强对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更好地发挥专项资金对各项事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二是用好乡镇人大监督职能。支持乡镇人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要求正确行使权力，强化乡镇人大对乡镇政府财政行为的监督与约束，进一步规范乡镇政府财经秩序。三是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加强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的有机贯通，强化监督合力，尤其对支出较大、项目较多、群众反响不好的乡镇开展审计与巡察。检查出的问题要及时整改，违纪违规问题要依法进行处理，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切实形成震慑效应，筑牢风险防控屏障。

积极破解基层工会经费保障难题 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的调研报告

为加大基层工会经费保障力度，甘肃省天水市总工会调集相关部门人员深入5个县（区）总工会、4个企业工会、2个乡镇（街道）工会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绩效评估、检查会计账目等形式，重点了解基层工会经费保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天水市基层工会经费保障现状

近年来，天水市工会系统高度重视基层工会的建设与发展，通过完善预算管理体系、优化经费保障机制、加强人员配备以及提升阵地建设等措施，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积极破解基层工会经费保障难题，推动基层工会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强起来。在预算管理方面，构建了以市总工会、县（区）总工会和基层工会为主体的三级预算管理体系，其中县（区）总工会作为预算管理的第二级，基层工会作为第三级，乡镇（街道）工会则视同基层工会纳入统一管理。目前，全市123个乡镇（街道）均已建立工会组织，其工会主席大多由乡镇（街道）干部兼任。为确保基层工会具备基本的经费保障，市、县（区） 总工会每年为每个乡镇（街道）工会安排约2万元的经费补助，有效缓解了基层工会经费不足的问题。基层企业工会经费的主要来源包括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2%计提后按60%留成的工会经费、会员交纳的会费以及企业行政补助3个方面。

完善经费收缴机制，保障经费稳定增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市、县（区）财政紧张，税务代收工会经费政策调整以及工会经费断崖式下滑等复杂局面，市总工会积极建立工会经费收缴联席会议制度，市、县

（区）财政和税务部门以及工会组织紧密协作，认真筹备并召开全市工会经费收缴联席会议。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忠诚履职尽责，全力落实财政划拨和税务代收工作，为工会经费收缴的止跌回升、趋稳向好作出了积极贡献。2022年， 市、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预算安排的工会经费较2021年增长22.75%； 全市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入库金额虽较2021年下降17.68%，但从工会经费总额来看，2022年与2021年总体持平。

优化工会经费分配，助力基层工会发展。市总工会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理念，将更多工会经费向基层倾斜。市总工会本级每年实际支出额中约85%用于补助下级工会和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群众，每年投入30万元以上用于乡镇（街道）、工业园区工会建设。县（区）工会也积极行动，主动配套经费支持基层工会组

建、“职工之家”建设和工会活动开展，县（区）财政更是把乡镇（街道）工会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充实工作队伍，提升服务职工能力。为加强工会工作力量，市总工会积极争取公益性岗位，推动社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2022年11月16日召开的天水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议定：给每个县（区）配备2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并按5万元的标准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驿站的管理费用列入财政预算。同时，加大对社会化工会工作者的经费补助力度，目前全市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有72人，其工资总额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50%动态调整发放，每年按80元发放工龄补贴，最高补贴800元，并为其办理“五险一金”。

强化财务监督，规范经费收支管理。市总工会高度重视财务监督和审计工作，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流程，确保基层工会经费收支规范有序。大多数基层工会能够认真执行《甘肃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甘肃省总工会预算支出管理细则》《甘肃省总工会本级资金存放管理实施办法》等制度办法，坚持依法依规、科学有效管理工会经费。通过加大财务监督和审计工作力度，基层工会的内控制度逐步健全、报账程序基本完善、财务账目比较清楚、会计凭证普遍齐全、经费支出结构较为合理，有效保障了工会经费的合理使用。

二、基层工会经费保障存在的问题

工会经费划拨留成到位率不平衡。从近几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天水市各地区工会经费的划拨留成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多数地区财政预算安排的工会经费能够足额划拨，且各预算单位与县（区）总工会间的分成比例较为合理，工会经费能够有效用于服务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然而，有些地区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部分地区财政预算安排虽有明确数额，但实际划拨金额远低于预算安排，甚至出现实际划拨金额为零的现象，这直接影响了工会经费的正常使用。部分地区各预算单位与县（区）总工会之间的经费留成分配不平衡。有的地区各预算单位留成比例过高，县（区）总工会留成不足， 使得工会在开展大型工会活动和工作时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有的地区县（区） 总工会留成比例过高，各预算单位留成不足，影响了基层工会工作的开展和职工权益的保障。这种不平衡的划拨留成情况使工会在统筹开展维权服务、困难职工帮扶、职工技能素质培训提升等重点工作时受到制约。

乡镇（街道）工会财力基础薄弱。一是财务管理不完善。乡镇（街道）工

会没有专职财务人员与独立财务机构，财务管理大多由行政财务人员兼职。其中一部分自行独立管账，另一部分则采取“乡镇（街道）工会财务由县（区） 工会管理”模式。二是经费来源单一。部分乡镇（街道）工会收到上级补助的经费偏少，部分县（区）总工会没有按照甘肃省总工会《关于对全省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专项工作经费实行定额补助的通知》中规定的配套比例落实资金。例如，温泉镇和洛门镇工会每年的工会经费收入，除财政划拨用于办理职工福利和消费扶贫的经费外，只有县总工会每年拨付1.6万元专项工作经费，难以满足工会工作的实际需求。

基层工会财务管理存在短板弱项。从日常工会经费财务监督和审计监督来看，部分基层工会财务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的单位工会经费有限，且上级工会对其经费补助主要是送温暖资金补助；有的单位财务组织不健全，没有配备专职工会工作人员，未依法开设独立银行账户，只在行政计提经费后挂往来账，并在往来账中核算工会经费；有的单位工会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报账程序不够规范，会计凭证资料不够齐全，记账会计科目不符合新《工会会计制度》规定；有的单位没有落实工会经费预决算制度，存在超范围、超标准使用工会经费以及滞留专项资金的现象。

部分基层工会经费来源渠道不畅。在现行工会经费管理体制中，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并非一级经费管理单位，既缺乏地方工会经费分成权利，又没有基层工会的经费留成。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市、县（区）等上级工会的补助、县级财政预算拨款和本级行政补助。然而，由于目前多数县（区）、乡镇（街道）财政困难，对工会的经费补助十分有限。此外，不少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的下属企业很少，且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例较大，留成的经费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例如，国家级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现辖各类企业771户（其中工业企业183户），成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和单位有53个，拥有8000 多名会员，分属不同层级管理（市总工会9个、秦州区总工会2个、麦积区总工会22个、经开区总工会20个），由于其未纳入工会经费分成层级，经费无法正常划拨，不仅制约了经开区总工会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影响了工人俱乐部的正常运转。

三、基层工会经费保障问题产生的原因

客观原因。一是受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滑，导致工会经费增收的后劲不足。二是随着工会建会筹备金收缴政策的

调整，未建会企业工会经费（建会筹备金）大幅下降。三是小微企业和小额缴费工会组织工会经费全额返还支持政策的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也导致县（区）工会经费留成减少，影响了工会经费的整体收入规模。 四是工会经费分成管理等工作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财务监督管理长效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工会经费收缴、管理和使用规范化水平仍有待提高。

主观原因。一是少数单位领导对工会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待工会工作的态度不够端正，把工会视为仅为机关职工发放福利的机构，而非职工权益保障和服务的重要组织。在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各项工作中， 工会工作排序相对靠后。兼职工会主席和干部将更多精力投入其他工作中，导致投入工会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不足，基层工会作用难以发挥。二是部分县（区） 对工会经费收缴相关政策理解不深入、执行不到位，没有形成良好的工会经费收缴政策环境和管理环境；部分地区没有严格按照规定足额划拨和代收工会经费，导致工会经费收缴工作难以顺利推进。三是少数企业负责人对建立工会组织有抵触情绪，认为成立工会和缴纳工会经费会给企业增加负担。在申报缴纳工会经费过程中，存在随意性较大，不积极、不足额缴纳等现象。部分县（区） 税务部门对企业申报工会经费的审核不严格、检查稽查力度不足，未能有效督促企业履行缴费义务。四是市、县（区）总工会在汇报衔接、协调服务和联络保障方面力度不够，尤其在督促指导基层单位建会、及时提供新建工会组织信息数据方面工作滞后，致使全市工会经费收缴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五是工会财务人员岗位变动频繁，现有人员大多是兼职且业务水平参差不齐。部分财务人员对工会财务制度和业务流程不够熟悉，导致各项工作未能有序高效开展，制约了工会财务整体服务作用的发挥。

四、加强基层工会经费保障的对策建议

落实工会经费收缴措施。一是在持续推进工会经费税务全额代收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基础上，建议省总工会进一步加强工会经费收缴管理，实现全省“一盘棋”。建立工会经费收缴全国统一的大数据库，通过工会会员管理信息系统、国家政务信息平台、财政部门工资发放系统，对接全国工会经费代收数据、缴费单位工资总额等基本数据信息。这将有助于促进工会经费足额收缴， 解决工会经费收缴率偏低的问题，消除收缴中的盲点、空白点，真正做到工会经费依法收缴、应收尽收。二是探索将企事业单位依法拨缴工会经费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提高拨缴工会经费的社会协同性。对拒缴工会经费的违法行为，

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对拒不执行支付令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三是各级工会应落实经费收缴主体责任，积极开展政策宣传活动，答疑解惑，争取缴费单位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密切与财政、税务、人社等部门的合作， 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召开工会经费收缴联席会议，借势借力将未纳入代收范围的企业纳入其中，扩大工会经费收缴覆盖面。

完善工会经费财务管理制度。一是坚持做到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联合会账户独立，且必须与机关工会账户分开运行，以保证工会经费真正用于辖区内基层工会和职工，杜绝将上级拨入联合工会、园区工会的经费用于机关工会开支现象的发生，确保工会经费专款专用。二是工会独立建账、独立核算、独立管理和使用经费，将更多的工会经费用于开展宣传、教育、维权服务和工会各项活动。改变工会就是发放福利的固化观念，提升工会经费的使用效益，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

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建设。从调研情况来看，县级工会所辖职工主要集中在县城所在地的城镇和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除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外，企业职工90%以上集中在开发区（工业园区）。建议上级工会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建设，推动会员人数较多的开发区（工业园区） 建立总工会，并从工会组织、编制、人员、经费上予以保障。目前，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已出台推动乡镇（街道）工会建设的意见和办法。建议上级工会出台相应的工作条例，明确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的基本职责、职能、机构设置、经费管理、干部待遇、与上级工会和基层工会的关系等，强调其对所属基层工会的指导和服务职能，推动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建起来、强起来， 更好地为职工群众服务。

改革完善工会经费分成管理体制。调研显示，基层工会经费不足的问题较为普遍，乡镇（街道）联合工会、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缺少经费来源和渠道。2022年，乡镇（街道）工会会员人均经费只有几百元。建议上级工会对经费分成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一方面，提高基层工会经费留成比例；另一方面， 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从辖区内基层工会收缴的经费中确定一定比例的留成，即从现在的五级分成体制改为六级。对未达到一定规模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和乡镇（街道）联合工会经费实行项目化补助，根据基层工会会员人数、开展职工活动情况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采取以奖代补措施，对开展工会重点工作、重大活动、特色服务较为突出的基层工会加大奖

励力度；对下属企业工会较多、工会会员较多的乡镇（街道）和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在工会经费补助上给予大力倾斜。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税务代收和财政统一划拨工会经费工作，不能一代了之，还须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将工会经费60%留成部分及时足额拨付到基层工会账户上。

健全基层工会工作考核激励机制。一是建议制定包括乡镇（街道）和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在内的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将权责清单、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评价结果运用、责任追究、绩效奖罚等有机结合起来，实行规范的定性和定量考核。二是改进税务代收、财政划拨目标考核办法，立足实际、适度增减、综合施策，科学设定、合理分配年度预算任务，做到收缴目标合理、方式精准、措施有力，确保年度收缴任务的完成。三是建立健全基层工会工作的激励措施和约束手段，着力提高非公企业工会组建率。在提高基层工会财务干部相关待遇的同时，加强财会业务培训，切实提高其责任意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四是积极推行会员普惠制，在依靠职工群众管好用好工会经费的基础上，充分激发企业和职工建会入会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基层工会建起来、实起来和转起来，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工会是“职工之家”，工会干部是最可信赖的知心人、贴心人和“娘家人”。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福建省沙县区夏茂镇为例

中共三明市沙县区委党校 阮伟强

党的二十大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村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沙县夏茂镇人民在当地基层党组织的带动下，喊出“1元进店、2元吃饱、5元吃好”的口号，提供味美价廉的拌面、扁肉、蒸饺、炖罐等小吃产品，以薄利多销的小吃产业发展模式赢得了巨大的市场。1997年， 成立全国首个县级小吃办和同业公会，开启商标注册与品牌化进程。2008年， 沙县小吃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推动“总公司+子公司+加盟店”模式，统一装修、管理和供应原料，实现沙县小吃由“夫妻店”向标准化连锁转型。2018 年开始，沙县小吃加速三产融合，扩大小吃原材料种植面积，加快小吃产业园区建设，拓展小吃文旅发展，形成“政府引导+民间创业+标准输出”的模式。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沙县夏茂镇俞邦村考察时指出，沙县人走南闯北，把沙县小吃打造成了富民特色产业。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要抓住机遇、开阔眼界，适应市场需求，继续探索创新，在创造美好生活新征程上再领风骚［2］。本研究以沙县区夏茂镇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为例，探索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以期为其他革命老区乡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基层党建工作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推进政党建设的本质属性。列宁要求苏联共产党将党支部建成为可以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宣传和实际组织的据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掌握农村基层政权。针对农村提出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牢牢掌握了农村基层政权，有力推动了苏俄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鉴于此，列宁进一步指出：“农村中的贫苦居民才开始组织起来，就在他们中间，在贫苦

农民组织中间，社会主义正在获得巩固的基础。”［4］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始终重视基层组织的工作实践和创新发展。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对革命发展的重要作用，先后提出和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基层组织建设的组织制度”等一系列基层党建原则和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强调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要求“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5］。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历程，不仅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体现，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创新发展。

（二）党管农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在建党百余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发挥党组织的基层组织力和号召力，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通过先进的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农民推进社会革命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公社体制有效地将农民组织起来，整合农村社会资源。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充分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逐步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村工作高度重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管农村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通过党的农村工作实践，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以政治功能引领服务功能，以组织优势带动治理效能［6］，不断创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引领乡村振兴事业的不断发展。

（三）建强基层组织能够有效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实践历程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7］。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面临许多复杂、严峻的问题。脱贫攻坚任务刚刚完成，农业农村发展依然存在短板与不足，如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地域出现“空心化”现象，人口结构失衡，产业发展速度

较慢，基层治理效率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制约着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环节在于抓住党建引领这个重要引擎。一方面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农村群众的作用，通过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8］。另一方面，利用基层党建引领能力整合乡村资源，确保农业农村稳步发展，解决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这是中国特色，其理论呈现为乡村全面振兴理论体系中的特论［9］。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在乡村振兴中筑牢“红色堡垒”，以组织振兴带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全面振兴。

二、沙县区夏茂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沙县区夏茂镇土地面积24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7万人，常住人口约1万人。作为沙县小吃的发源地，连续三届获评全国文明乡镇、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全国重点乡村旅游乡镇。近年来，夏茂镇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采取跨村联建、人才回引、小吃文旅产业培育等一系列举措， 整合乡村资源，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地方群众收入稳步提升。2024年，全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12亿元，较2023年增长4.9%；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9.47亿元， 增长8.03%；地方公共财政收入3775.59万元，增长28.8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968元，增长7.03%，走出了一条具有“夏茂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虽然夏茂镇通过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探索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依然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

（一）跨村联建内生动力机制有待健全

跨村联建是在不改变原有行政区划和自治主体前提下，以地缘、人缘、产业等为联结点，以组建联村党组织为抓手，以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和龙头经济实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为重点，打破区域界限，统筹区域资源，推动强村带弱村， 带动联建村共同发展［10］。2021年，三明市委、市政府针对乡镇农村“空心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决定广泛推行“跨村联建”党建模式，持续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探求以抓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实践道路。沙县区夏茂镇基于自身特点，以俞邦村为联建主村，联合周边长阜、松林、儒元、东街、西街等5个村党支部和益鑫合作社、沙县宏苑茶业有限公司等跨村联建，成

立区域联建党总支，共同谋划特色产业发展，突破资源整合界限，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但是，跨村联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运行机制不够完善，跨村联建党组织架构较为松散，权责边界比较模糊，决策议事流程不够规范，易出现“联而不统”“合而不聚”现象；考核评价机制不够完善， 联建成效缺乏科学量化标准，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难以形成紧密协同发展格局。二是跨村联建对产业发展引领力不足，联建党组织统筹谋划能力较为薄弱， 资源整合尚停留在土地、劳动力等初级层面，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跨村流动不畅，难以形成产业链协同。部分联建项目利益分配机制模糊，村际权责不清，企业与村集体、农户间合作多为短期松散型，缺乏长效利益联结，产业附加值较低。同时，联建党组织对市场需求研判不足，品牌培育、电商营销等现代经营能力欠缺，特色产品“走出去”渠道较窄，尚未通过联建充分实现“强村带弱村、资源变资产”的乘数效应，制约了乡村产业规模化、市场化发展。

（二）乡村亟须回引人才

由于中青年群体长期在外经营小吃和务工，沙县区夏茂镇存在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特殊群体，呈现空心化、老龄化趋向，乡村人才队伍建设面临挑战。一是除了俞邦村、长阜村之类的明星村，其他村的党员队伍和班子成员年龄偏大，部分年龄大的村支书党龄长、讲党性、在村中德高望重，但学历不高，创新意识较为缺乏，对新知识、新技能学习运用不足， 对上级下派的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依赖程度较高，在发挥党建引领带头人作用上还不够充分。二是夏茂镇积极实行人才回引政策，以期发挥本土在外人才优势，吸引年轻人才加入党组织，使之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归雁”， 但部分青年人才缺乏联系群众开展工作的实践经验，与老党员有着思维差异， 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同时，部分回引青年人才为追求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在村内保留组织关系，但是工作重心却在村外，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时间精力大幅度缩水，对村内事务和群众生活了解不深入，先锋模范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三）红色文化资源转化需要大力提升

沙县区夏茂镇是闽西北第一个中共基层党组织—中共沙县特别支部诞生地、中央红军主力驻扎地、中央苏区补给保障地、开国将军张廷发出生地，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部分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导致创新工作的活力不足，红色文化资源转化效能不足。一是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较

为淡薄，缺乏系统规划，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存在“等靠要”思想，未能结合本地实际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未能有效整合本地红色文化资源。二是宣传与文化产业管理运营人才支撑不足，导致红色文化资源缺乏市场开发运营手段， 文旅协同发展效率较低，未能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和小吃文化优势，整体上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率和整合效率较为低下，难以形成品牌竞争力。三是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融合度较低，基层党组织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未能与人居环境改造、生态保护、乡风文明等有机结合，尚未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

三、推动基层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需要从筑牢跨村联建的组织基础、建立健全人才引育管理机制、推进“红色+”产业发展等方面下功夫，从而有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政治领导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一）筑牢跨村联建的组织基础，健全跨村联建内生动力机制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11］。这一表述从顶层设计上谋划推动乡村基层党建，为筑牢跨村联建的组织基础指明了工作方向。

一是建立健全跨村联建组织的运行机制。乡镇党委牵头组建联村工作领导小组，由乡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组织委员任常务副组长，明确联村党组织的权责任务；实行“党委会议提议—各村‘两委’讨论—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同意—党委组织实施”的五步工作法，完善片区党委议事机制，研究议定片区内项目争取、产业发展、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协调处理关系到健康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建立联建党委委员“月例会、季述职、年考评”机制，探索建立发展贡献积分制度，结合日常实绩、季度述职和年度综合考评，定量考核评价片区各党支部工作实绩，对表现突出的跨村联建党委的干部给予表彰奖励，对联建成效显著的村落给予政策倾向和资金奖励。通过健全跨村联建组织的运行机制，使得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效能得以充分发挥，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形成“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发展局面。

二是发挥跨村联建对产业振兴的积极作用。搭建跨村要素共享平台，整合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组建产业联盟统一培育区域公用品牌，联合拓展电商、农旅等市场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建立清晰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保

底分红+效益分成”“飞地经济”等模式，明确各村资源入股比例与收益分配规则，保障村集体与农户长效共赢。同时，加强联建党组织成员市场化能力培训， 引入高校、企业等外部智力支持，建立以产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的考核激励机制，对成效突出的联建项目给予资源倾斜，推动联建从“形式联合”向“实质联动”转变，实现产业资源跨村整合、产业链条跨村延伸、发展成果跨村共享，切实增强联建对产业振兴的带动力。

（二）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人才引育管理机制

基层干部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其党性修养、业务素质、作风能力等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效果［12］。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要素支撑。乡村振兴的事业，需要凝聚众多有专业、能创新、强实干、有情怀的人才。

一是建立“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从退役军人、回乡创业人员、返乡大学生中选配村党组织书记，加强对基层党员队伍的培育， 逐步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建立递进培养机制，实现乡村“领头雁”的人才梯队建设。推进“以老带新”干部培养体制建设，定期组织老党员带着新党员参与矛盾调解、项目策划等实践锻炼；积极破解女性参与不足问题，强化女性人才培养。明确设定乡镇基层党组织村“两委”中的女性比例，选拔文化素质高、协调能力强、有一定影响力的女性党员担任妇女干部，与市区妇联合作， 积极为乡镇女性开设电商运营、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培育女性致富“领头雁”， 推动留守妇女就业、儿童关爱等民生问题的解决。

二是构建“人才引育”驱动机制，谋求破解“空心化”困局。一方面，坚持实施乡贤、能人、英才回引的人才工程计划。通过基层党组织牵头组织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激活内生动力，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 将回引的中青年人才嵌入产业链，以此吸引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与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推进“产业留人”。发展民生事业，完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新建养老服务点和乐龄学堂，推进集镇“长者食堂+乐龄学堂”常态化运营。打造夏茂卫生院精品中医馆，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成立乡村“复兴少年宫”，助推当地小学融合办学，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与此同时，定期举办乡情恳谈会、子女暑期托管班等活动，加强情感留人。另一方面，加快培育农村实用人才队伍。通过定期组织专家指导、宣讲教育、网络学习等方式，开展对村干部、大学生村官、驻村干部等一线干部的教育培训，持续加强科学理论武装。进一步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人员、村民的技能培训，定期举办技艺

技能比赛，培养更多高素质职业农民、“新农人”、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乡村工匠等各类人才，切实提高本土人才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撑和创新动力。

（三）有序推进“红色+”产业发展，发挥特色文化教育引领功能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革命老区红色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到2035年，形成红色文化繁荣等发展新局面。这为革命老区指明了红色文化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面对大好机遇，保护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加快“红色+”产业融合发展，推进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是当下亟须推进的工作。

一是推进“红色+”产业发展。遵循“传承历史、修旧如旧”的保护原则， 实施革命遗址文物保护修缮工程。运用数字化技术，以三维全景、VR技术、AR 技术等动态方式优化红色展馆的陈列方式。依托党校、档案馆、方志馆等单位建立党史研究队伍，加强革命历史资料挖掘研究。大力推广“互联网+”红色文化传播模式。积极探索运用小红书、抖音等新兴媒体，邀请网红主播、县领导、知名乡贤等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等途径宣传展示夏茂的小吃文化和红色历史， 积极为夏茂地区引流量、聚人气。打造“红色+”乡村文旅事业。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推出“红色+沙县小吃”的乡村旅游体验，结合当地红边茶文化产业园、龙峰溪、“沙县小吃第一村”俞邦村等文旅康养资源，统筹做好红色文化+ 小吃文化+绿色康养等产业体系。与此同时，推动与邻近地区进行区域合作，推进红色文化旅游共同体建设，共拓红色教育客源市场。推进“红色+”文创产品的研发销售。引导沙县地区文旅产业各经营主体吸引专业动漫人才、文化创意设计公司等协助挖掘、开发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积极打造红色IP，开发与设计系列时尚流行、富有当地红色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打造红色文创产品产业链条。

二是发挥特色文化教育引领功能。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是拉动旅游业发展的新增长点。红色文化资源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载体［14］。总结党在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打造以烈士陵园、革命遗址、革命故居为主体的乡镇党员教育基地，提升革命遗址周边的人居环境，便于定期进行党性教育培训。总结沙县小吃特色产业发展中形成的“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奋斗精神，组建红色故事宣讲小分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讲方式，深入村落街巷，做好红色故事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宣讲，不断提

升农村党员政治素质和群众工作能力，培育乡村振兴的基层“领头雁”。通过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发挥特色文化教育引领功能，进一步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深入贯彻实施，在当地形成“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良好氛围。

吉安市林长制存在问题及对策

峡江县巴邱镇政务服务中心 朱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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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市地处赣中腹地，生态优美、资源丰富，是全境入选“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的设区市，也是我国南方地区主要的商品林主产区，所辖的13 个县（市、区）有11个重点林业县。现有林地面积180.67万hm2，活立木蓄积量1.15亿m3，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80.7m3/hm2，森林覆盖率67.61%[1]。辖区内孕育着3700余种高等植物和1000多种野生动物，是国内杉木、湿地松、毛竹、油茶、楠木、大叶芳樟、龙脑樟的重要生产基地，素有“古樟之乡”“陈山红心杉之乡”“毛竹之乡”的美誉。

2018年，为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进一步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构建由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担任林长、全面负责相应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的管理机制，江西省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全面推行林长制[2]。几年来，吉安市构建组织体系，完善制度措施，夯实责任，统一安排， 周密部署，扎实推进，确保了林长制工作落地见效。

1. 吉安市林长制实施成效

   1. 落实了森林资源保护责任

全市市、县、乡、村四级林长实行了全覆盖，有效地把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的目标和责任落实到各级党政领导肩上，并以此调动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形成了责任到人、分工明确、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森林资源保护格局，进一步凝聚了守护青山绿水的合力。全市共设立市、县、乡、村四级林长9022人，其中：市级林长9人，县级林长316人，乡级林长1753人，村级林长6944人；落实基层监管员2778人，护林员整合后，管护国有山场1933人，集体山场5046人，人均管护面积266.7hm2。

压实林长责任，几年来，市、县两级林长积极履行林长职责，林长开展巡林督导1500多人次，切实解决吉安市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突出问题300多个。抓好森林资源源头管理体系建设，通过整合护林员队伍，组建林长制专职护林员队伍；整合管护山场，明确每个专职护林员的管护面积和责任区域，并实行网格化，落实到具体的山头地块，建立森林资源管护责任区与护林员一一对应的责任关系；整合防火管护资金、生态公益林和天保林管护资金，提高护林员待遇；

推广应用林长制巡护信息系统，森林资源管理逐步实现网格化、科学化、规范化。全市整合资金4000多万元，13个县（市、区）全面完成巡护信息平台建设， 购置了3000多台手持巡护终端。强化森林资源监管，2018~2023年森林督查全市共2096个问题图斑，通过整改销号，非法占用林地和采伐图斑数量下降30%；开展了松材线虫病疫木清理攻坚专项行动，完成除治面积3.67万hm2，清理疫木61 万余株；开展湿地整治专项行动，对重要湿地和突出问题开展督查督办，对发现的湿地未批先建、采砂堆积点占用岸线等问题形成督办函，要求各县相关单位限期整改。

2. 推动了林业发展

通过林长制这个平台，借助各级林长之力，更有效地推动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全面推进绿色产业增长和效益提升。据最新调査统计数据，全市林地面积

稳定在180.67万hm2以上，森林覆盖率达67.7%，活立木蓄积量达1.15亿m3。为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双向通道，全市确立了推进竹木精深加工、木本油料、香精香料、森林大健康等四大产业链建设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市绿庐陵公司投融资平台作用，针对四大产业链特点，实施“一产一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全市林业年总产值达到500亿元。

2. 主要经验

吉安市始终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落实林长巡林责任，突出抓好森林资源源头管理，构建森林资源保护长效机制，实现了林长制由“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转变。

1. 林长巡林制度化

一是科学划分林长责任。全市已实现市县乡村四级林长全覆盖，按照《江西省林长制条例》规定落实各级林长责任。在市级总林长的积极推动下，全市各级林长积极履行林长职责，以区域森林资源清单为“责任田”，把林长巡林责任落实到了山头地块。二是林长高位推动。召开市总林长会议，发布总林长令，及时部署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疫源疫病监测等重点工作，推动林长巡林。据统计，全市共召开县级以上总林长会议29次，签发总林长令41次，市、县两级林长巡林1237人次。三是主动对接林长。市林业局成立9个市级林长对接小组， 分别对接9个市级林长，按照林长工作提示单提请林长巡林制度化。

2. 科学构建森林资源网格

把现有的山场全部整合，实行网格化，每一名护林员对应一个网格。同时

对各种护林员队伍进行整合，组建林长制专职护林员队伍，明确毎个专职护林员的管护面积和责任区域，构建起全覆盖、网格化的森林资源管理网络。

3. 强化专职护林员管理

印发《吉安市林长制“一长两员”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一长两员”工作职责、专职护林员管理、考核奖惩等事项，强化专职护林员管理。2021年， 全市按“五统一”的要求实现了以市为单位统一款式，为专职护林员配置服装， 全市专职护林员巡护率达100%，上报事件处理办结率98%，森林资源源头管理成效显现。

4. 保障护林员的工资待遇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集中投入、形成合力”原则，统筹现有生态护林员补助、公益林和天然林管护补助、村级森林防火补助等资金用于提高护林员工资待遇。不足部分全部由县级财政兜底，据统计，全市同级财政安排专职护林员工资总额达4125万元。

5. 推行“三单一函”制度

以林长巡林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让“三单一函”在资源管理中发挥最大作用。一是主动对接提示林长巡林。主动向各级林长报送区域《森林资源清单》，让林长及时了解辖区内森林资源情况。二是开展重点时段巡林。针对造林绿化、野生动物保护、森林督查等林业工作重点时段、重点领域，拟制《问题清单》，提请林长协调解决。三是重点问题重点督办。对于久而不决的“绿盾”问题整改、森林督查、松材线虫病防控等重点问题，给辖区内总林长印发

《工作督办函》，提请协调解决生态保护突出问题。据统计，2018~2023年，全市共提交《森林资源淸单》448份、《林长工作提示单》940份、《问题清单》760份、《工作督办函》656份，协调解决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问题576个，有力地

推动了各级林长履职尽责，各级林长责任意识不断强化。

6. 推进森林督查整改

创新工作方法，市级评估采取以“推磨转圈”方式对辖区内开展全覆盖评估检查，对存在的问题采取“过筛式”整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省林长办

《关于抓紧完成森林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的督办函》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督办，落实问题整改。市级总林长深入部分乡镇，对森林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开展专项巡查督办。

7. 自然保护地问题整改全面完成

2018~2020年“绿盾”专项行动中，通过采取问题提示、林长督办、整改推进等措施，自然保护地存在违法违规问题60处，已全部完成整改并销号，整改销号率达100%。三是野生动物保护更有力。围绕保护“千年鸟道”，吉安市与湖南郴州市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开展“天剑”专项行动，有效切断跨省贩卖野生动植物犯罪链条，遂川县营盘圩鸟类环志站获“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考核制度有待完善

吉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吉安市林长制考核办法》，办法中有的考核指标比较笼统，没有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比如“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到位得2 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到位得1分”。办法中加分项少扣分项多，问责多于激励， 使基层工作人员对林长制工作产生畏难情绪。

2. 巡林护林工作仍需改进

按照《吉安市林长制“一长两员”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市、县两级林长每季度至少巡林1次，乡镇级林长每月至少巡林1次，村级林长每周至少巡林1次。从实际情况看，市县两级林长能够做到定期巡林，但乡镇级特别是村级林长还不能按时按次完成巡林任务，同时，缺少详实的巡林资料，巡林成效有待进一步提升[3]。护林员巡林一般有固定线路，有的森林事件发生不在巡护路线上就难以被发现；由于有的山场通讯信号弱，造成巡护终端中的林长通APP系统不稳定，导致无法连接专网，造成数据无法上传，影响巡护工作。

3. 森林资源管理仍存漏洞

森林资源分布点多面广，在一些山场，老百姓因农事擅自点火引发火警， 未报采伐申请私自偷砍、盗伐，还有的在松材线虫病疫区山场检拾松柴造成传播风险，以及擅自取土、采砂等一些破坏森林资源现象时有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分散性和偶发性，给查处工作造成一定困难。

4. 对策

   1. 加强队伍建设

林长制有“一长两员”“一长”是领导，“两员”是办事，按照《江西省林长制条例》要求，一是通过各种方式招录大学生加入林业队伍，为林业系统补充新生力量。增加乡镇林业工作人员编制，扩大基层队伍，让森林有专人监管。同时提高基层人员待遇，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优化护林员选任

标准，通过公开招聘专职护林员，按照“自愿、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聘用遵纪守法、责任性强、年龄在16~6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护林员工作的当地村民担任护林员[4]。完善护林员待遇保障机制和绩效考核方式， 增强护林员责任意识；定期开展培训，提高林业专业技能，更好地发挥护林员的作用。

2. 优化考核体系

要实行林长制政策跟踪审计，从林长制政策更新、落实的整个过程都进行跟踪审计，通过审计的方式一方面能够敦促县、乡、村各级林长及护林员严格按照政策和制度的规定来贯彻落实林长制工作，另一方面能够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5]。建立健全林长制奖励和容错机制，提高工作积极性，激发工作热情， 避免形式主义。

3. 提高信息化水平

充分利用江西省政务协同办公平台“赣政通”，完善升级现有的林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将林业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库纳入系统，逐步实现“以图管地、以图管林”的森林资源精准化管理目标。创新应用遥感卫星和大数据等技术，与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合作，开发更为稳定的吉安市智慧林业综合管理平台，融合“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展四级林长制组织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推进林长制考核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为林长制工作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检察队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宣传教育处处长 张志远

为探索增强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的方法和路径，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检察机关为切口，通过随机问卷、个别谈话、集中交流、家庭走访等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各类检察人员的政治意识、职业认知、工作状态、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以期厘清检察机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徐州市检察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徐州市检察机关坚持以理论学习、党的建设、文化建设、队伍管理等为抓手，不断完善“理论引领—制度保障—价值认同—行为规范”全链条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凝聚、激励和育人等作用，并以如下措施为抓手，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代焕发更强的生命力。

一是先进理论固本铸魂，夯实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仰根基与核心内容。把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引领检察人员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合开展理论学习、思想交流和业务研究，不断提升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出台《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八学”工作体系实施细则》，制定《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任务清单》，意识形态工作连续3年获全市优秀名次，名列前茅。依托“一得讲堂”“政治与业务双融双促培训班”等平台提升教育培训质效。2024年以来， 全市10人次获评全国、全省检察业务竞赛“标兵”“能手”，72人次入选全国、全省检察业务（专家）人才库。二是党的建设强基提质，筑牢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依托与制度保障。将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与党支部组织效能、业务部门工作职能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推动党建优势转化为检察工作新质生产力，以履职成效提振检察人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每年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机关党建、机关纪委、支部建设和作风建设工作，印发要点清单，明晰“三级七岗”党建责任，推进“四强”党支部创建。2024年，市人民检察院2个党支部获评市级机关“四强”党支部，1个项目获优秀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制定《健全完善谈心谈话制度的规定》， 明确谈心谈话“六项原则”。2024年，由分管院领导对被上级检查点名的2名干警进行谈话提醒。

三是检察文化凝心聚力，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载体与实践形态。把检察文化精神内涵融入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文艺作品创作、文化品牌创建等活动， 丰富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检察人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激发向心凝聚力、向上精气神、向前责任感。依托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王杰烈士纪念馆等本地红色资源，开展“沉浸式”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完善思想交流、心理辅导、纾困解难等工作机制，增强检察人员的职业归属感。发挥“大风·卓尔”青年学习社等平台作用，组织开展法律研学、廉政教育、读书沙龙等主题活动。推进“一院一品”建设，《水韵睢检》《逐海云帆》分别获评全省优秀检察文化品牌、全省十佳检察文化品牌。

四是三项机制管人用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约束作用与激励效能。把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入案件管理、业务管理和质量管理，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贯穿检察履职和队伍建设全过程。明确“下”的负面清单， 对不适合担任现职岗位的干警及时进行调整。近3年，全市2名员额检察官因办案问题被惩戒并退出员额。精准容错纠错，落实“三个区分开来”，2023年， 对1名面临惩戒的员额检察官办案问题进行说理解释，最终被认定为一般过错。激励担当作为，大胆选用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优秀干部，2024年，在全市政法机关率先实现“90后”正科、“95后”副科的突破，选拔获评全国业务竞赛“十佳”的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检察院入额，组织18名基层检察院高等级员额检察官职级晋升，有效激发干事创业动力。

二、徐州市检察人员思想政治状况调研分析

本次接受调研的409名检察人员占全市检察人员总数的32.51%，样本选取量大、覆盖全面、分布科学、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准确性。调研结果显示，全市检察队伍能够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中国式现代化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思想政治状况整体稳定。但是面对新形势、新政策以及履职实践中的新问题，部分检察人员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和情绪波动，亟须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业务工作与理论学习较难平衡，部分检察人员“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的水平有待提高。检察人员普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但又普遍认为存在工学矛盾。检察人员希望以理论学习引领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在贯彻“三个善于”“三个效果”等工作理念、贯通“四大检察”融合发展、提高案件精

品度和影响力等方面渴望深入学习，在优化知识结构、提升业务能力方面期待更多机会，但无法有效平衡学习的需求与工作执行等现实问题。在“希望单位提供哪些支持”的多项选择问题中，65%的人员希望“获得更多外出学习交流机会”，52%的人员希望“提高教育培训针对性和实用性”。

集中交流座谈时，一些青年检察人员希望把“有意义的事”变成“有意思的事”，给政治理论和检察业务学习增加互动性、实践性、趣味性元素，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觉得“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学习计划执行效果不理想”的人员占比约68%，认为“学习动力不足且自我约束不到位”“有大致想法，但未形成具体学习计划”的人员占比也比较高。

二是管理机制与改革要求适配不佳，“高压式”“侧卧式”两种不同倾向在一些检察人员身上都有显现。近年来，各类案件发生数量和复杂程度呈上升趋势，社会舆论对司法工作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业务部门人员在确保办案质量、效率、效果等标准不降低的同时，还要做好内外部沟通协调等工作。综合部门人员则往往“身兼数职”，承担各类服务保障性工作，每逢专项任务或岁末年初，压力更是成倍增加。对于青年检察人员来说，面临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责任，难以找到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点，容易产生愧疚感和心理压力。调研问卷中，认为自己“压力非常大，经常感到身心疲惫”的人员占比约19%， 认为“压力较大，偶尔会感到焦虑”的人员占比约50%。与此同时，随着“一取消三不再”改革逐步推进，与新形势新要求相匹配的管理考核等机制正在完善， 部门之间、部门内部都存在忙闲不均现象，跨部门调整岗位也比较频繁。约17% 的人员认为本院现行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一些地方有待改进”，约11%的人员坦言自己“偶尔逃避和拖延工作任务”，一些人员陷入“既不愿彻底躺平、又不想全力进取”的状态。

三是个人发展与职业保障不够完善，少数检察人员干事创业积极性和职业获得感出现一定程度下降。检察人员投身法律监督工作普遍出于对法治的信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岗位工作的重要意义有着清醒深刻地认识，职业荣誉感和价值认同感比较高，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调研问卷中，约29% 的人员认为工作积极性受到“个人发展受限”因素影响，体现在检察官助理遴选员额、司法行政人员晋升职务职级、不同类别人员之间身份转换等方面难度较大。员额检察官在工资待遇、职业荣誉等方面相对较高，而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以及其他类别人员个人发展受到诸多限制，部分人员心理落差明

显，工作主动性受挫，甚至陷入职业倦怠。调研问卷中，认为自己“对待工作有时缺乏热情，敷衍了事”的占比约12%。从个别经济落后地区基层检察院调研情况来看，一些青年检察人员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陆续通过考公、遴选等方式去往更高平台发展，造成检察人才流失。

三、加强检察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建议

针对本次调研发现的检察人员思想政治状况存在的共性问题和隐患，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更好地激发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努力“提质效、塑品牌、抓基层、强队伍”，推动徐州检察机关“争一流、做示范”。

一是“引”字为基，聚力赋能，拓展学习教育路径。发挥“三带领”（党组带领支部、支部带领党员、党员带领非党员）机制作用，提高“第一议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八学体系”落实质效，促使全体检察人员学深悟透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对检察工作的实践要求。分层分类、紧扣需求开展政治和业务融合式培训，提高检察人员高质效履职办案的意识和能力。增强上级调训、本级培训的针对性，优先安排有相应工作需求的人员参训，坚决避免降格调训、重复培训等现象。常态化开展“导师带训”“跟案学习”等工作，定期组织公安、法院等单位交流研讨典型案例，让学习成效在实战实训中得到进一步深化。用好各级各类培训网站和手机App等平台，帮助检察人员利用通勤等碎片化时间开展学习，提高培训覆盖率和灵活度。

二是“细”字为先，见微知著，把准思想变化脉搏。关注关心检察人员工作、生活等方面情况，通过个人报告、微信问卷、家属走访、社交媒体账号备案等多种形式，及时发现思想认识、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存在的偏差或错误苗头，及时采取个别谈话、单独辅导等措施进行干预。畅通检察人员诉求表达渠道，定期分析研判队伍思想动态整体情况，形成专项报告并提交院党组研究，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见性、实效性。建立检察人员压力预警机制，定期测评心理健康与工作负荷状况，针对过度承压人员提供强制调休和心理辅导等服务，针对懈怠松散人员采取精神激励和岗位调整等措施，让他们都能在科学管理体系中找到自身价值的支撑点，既能舒缓压力又能激发斗志。

三是“实”字为本，筑梦暖心，构建多维关怀体系。根据检察人员不同类别，综合年龄、学历、岗位、特长等情况，量身定制培养计划和成长路线，打开个人上升通道。完善分级分类考核以及差异化激励机制，对年轻同志侧重能

力提升激励，对骨干力量侧重职业发展激励，对资深人员侧重价值认同激励， 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依托“一得书吧”“钟鼓和鸣”等平台，适时举办情绪管理讲座、亲子互动课堂、健康生活指导等活动，帮助检察人员调节工作和生活节奏，增强归属感、幸福感，激发队伍持久活力。强化先进典型选树宣传工作，推出一批“明星”人物和案例，举办“学习身边榜样”“先进事迹报告会”等活动，借助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平台扩大影响，增强检察人员职业获得感和荣誉感。

总之，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不断完善院党组统一领导、政工部门组织协调、各业务部门齐抓共管的“大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要健全人才培养、使用、流动、管理等工作机制，全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徐州检察铁军，为助推更高水平平安徐州、法治徐州建设提供坚强有力保障。

江苏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调研报告 探寻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政策驱动效应

王松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关于“双碳”目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重大决策部署，探究政策落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驱动效应，中国设备管理协会组织专项调研组于近期赴江苏省宜兴市、苏州市、南京市等地开展实地调研。调研旨在通过深入走访代表性国有及民营企业，分析江苏省在政策响应、产业转型、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成效与经验，提炼政策协同驱动企业动能转换的有效模式，发现当前存在的瓶颈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全国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二、国家战略引领与江苏政策响应

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地方政策相继出台，江苏实践的协同效应逐渐显现。

（一）国家战略驱动框架

1. 新质生产力培育战略：自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以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国家核心战略导向，通过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其内涵、方向与路径。

2. 绿色发展顶层设计：“双碳”目标（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及相关 政策（如《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要求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形成倒逼机制，驱动企业加速绿色技术革新。

3. “两新”政策驱动：2024年3月，国务院出台《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及后续配套政策，为淘汰落后产能、支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改造提供了持续性支撑。“两新”政策正在重塑我国制造业的竞争格局。

（二）江苏的政策协同与落地举措

1. 新质生产力培育机制：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 强省之要。为此，专门出台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行动方案，部署1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50条产业链“1650”产业体系建设。迄今，江苏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累计达14个，总数居全国第一；为激

发创新活力，江苏省推出了“科技改革30条”，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奖励比例提高至70%。

2. 绿色转型政策包：以“2035年前建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为目标，从产业、能源、基建、技术到消费，全链条推进绿色转型；实施“绿色发展领军企业计划”，获评企业将得到企业财税政策、环境管理、科技服务、执法监管等4大类23项激励措施，如支持企业申报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逐步简化环评审批流程，统筹项目建设所需排污总量，企业通过源头管控、节能改造、污染防治削减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考虑用于企业项目建设等。

3. 设备更新支持政策：通过推进《江苏省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的落实，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抓手，以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为重点，争取到2025年，全省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15%以上，重点行业落后低效设备更新基本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9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70%左右，重点用能行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退出；全省技改投资、企业购置智能设备补贴等政策相继出台。

三、绿色发展：政策约束与激励转化为产业新动能

调研发现，国家“双碳”目标及地方的配套政策有效驱动了企业将绿色压力转化为发展机遇，形成显著减排增效成果。

（一）企业涌现低碳转型新动能

在政策约束与激励下，企业进行低碳转型的动能不断提升。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具有显著特征的企业。

据了解，为加大节能降碳工作推进力度，中国石化《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出，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0% 左右，重点领域和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形成节能量约50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3亿吨，尽最大努力完成“十四五”节能降碳约束性指标。在此背景下， 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积极响应，多方发力，大力推进缠绕管换热器、热泵、余热发电等节能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推进“汽改电”，逐步将压缩机组油站小透平改电驱动，稳步推进凝气式和背压式透平电气化改造；应用电伴热技术替代蒸汽伴热；大力推进低温余热利用，打造零消耗蒸汽罐区、零消耗蒸汽气分，推广热媒水伴热等。该公司于2021年启动的CCUS示范工程，年减碳10万吨，翻开了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的崭新篇章。

（二）多重政策叠加激励企业绿色发展

为了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国家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积极申报绿色工厂。多重政策的叠加，企业把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南京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受益于我国绿色发展的政策驱动，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绿色发展之路。其围绕一个环保路径、两个事业板块：即以天加环境为主体的专业空气环境制程事业板块和以天加能源为主体的绿色再生能源事业板块，从研发空气洁净极端环境制程技术，到向地热发电、工业余热发电、LNG冷能发电等能源市场延展，再到推出健康人居环境技术解决方案，进入C端家用市场，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绿色”成为其恒久坚定的关键词，成功入选江苏省首批“双碳”试点单位。宜安控股有限公司尽管业务范围涉及建筑安装等不同业务领域，但其围绕国家绿色发展的主旋律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其成立的“宜安梦公益基金会建筑业碳中和示范项目专项基金”，在助力企业研发绿色建材、建设节能建筑，推动建筑业绿色转型方面做出了许多卓越贡献。

四、设备更新：驱动效率与质量双跃升

加快工业领域设备更新，推动工业投资保持合理增长等成为今年稳工业的重要发力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智能化升级与国产化替代等， 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

（一）智能管理赋能生产变革

大规模设备更新，不仅拉动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而且为服务型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以满足不同领域的产业需求。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鼓励的重点软件企业，也是工信部颁布的“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该公司聚焦电力、煤矿、化工、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等重资产流程工业，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在运行优化、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等专业领域精耕细作，为企业智能化生产提供了诸多优秀案例，已积累4000+工业模型。其为化工企业提供“设备健康管理云平台”， 预警准确率达98%，设备非计划停机时间减少70%。

中亿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科技创新、要素创新催生传统产业的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成为一家集城市建设、先进制造、科技孵化、产业金融、现代服务5大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团。其打造的“1+6+N”数字孪生产品矩阵，实现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和智慧运维创新突破，获评江苏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江苏省大数据产业试点示范项

目及苏州市首个“智能建造示范企业”。

（二）设备更新换代为国产化提供更多机遇

淘汰落后低效设备，更新高端先进设备，升级试验检测设备，是设备更新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在这场变革中，勇于创新的国产化设备装备迎来新机遇。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行业领军企业，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近百项产品实现了国产化替代进口，国际领先水平的新产品180余项，拥有专利680 余项，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奖项40余项。作为全球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核心供应商，累计供货超1000公里，国产化率提升至92%，彻底改写了我国核电“用缆靠进口”的历史。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国产替代+全球布局” 双轮驱动，彰显了市场对国产高端产品的强劲信心。

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和维保为一体的综合型整梯电梯高科技企业，它已从一家普通的电梯制造商，发展到如今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行业内具有广泛的品牌影响力。它积极拥抱2D/3DCAD等数字化设计工具，不仅助力设计师和工程师高效、精准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电梯需求，更在各种复杂场景中大放异彩，在助力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社会难题方面成就卓越。

五、新质生产力：创新生态的江苏实践

创新驱动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它强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作用。江苏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构建聚合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的生态系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战略发展蓝图。

（一）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

江苏省积极布局未来产业体系。构建了以第三代半导体、基因技术、通用智能、前沿材料、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等为主的“10+X”未来产业体系。各地区也重点布局一批具有前瞻性和竞争力的未来产业，以期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挖掘新动能。

南京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打造江北新区“芯片之城”，集聚台积电、紫光存储等龙头企业，形成设计-制造-封测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等；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方面，集聚比亚迪、LG新能源等电池及整车企业，打造新能源乘用车基地。建设氢能产业园，发展制氢、储氢、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在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方面，江宁药谷聚焦CAR-T、mRNA疫苗等前沿技术，依托中科院南京分院，推动微生物制造等；在智能制造与航空航天方面，建设南京临

空经济示范区，引入中国商飞大部件制造、航天科工卫星研发等项目。在江宁开发区发展高端数控机床、工业互联网平台；在绿色低碳与未来能源方面，布局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等下一代储能技术；在未来材料与元宇宙方面，发展氮化镓、碳化硅衬底及器件；在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方面，金融集聚区试点数字人民币场景，吸引蚂蚁集团、恒生电子等机构设立研发中心。

宜兴市：在新能源与环保产业方面，依托国家级环保科技工业园，发展高效光伏组件、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在集成电路与半导体方面，建设宜兴集成电路产业园，与无锡国家集成电路设计基地联动，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业；在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方面，规划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聚焦体外诊断、高值耗材、医疗机器人等细分赛道；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方面，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建设智能工厂。发展智慧城市应用，如环保监测、交通管理的AI解决方案；在新材料产业方面，发挥宜兴“陶都”优势，升级特种陶瓷材料。布局前沿材料研发，如石墨烯在新能源、电子领域的应用；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发展环保设备、新能源装备等特色领域。引入航空航天配套企业，融入长三角高端制造供应链。

苏州市：在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方面，苏州工业园区“中国药谷”集聚2000+企业，重点发展抗体药物、细胞基因治疗等；在数字经济与元宇宙方面， 苏州工业大数据中心接入10万+企业，工业园区建设元宇宙产业园，培育虚拟数字人、3D引擎等。

（二）创新要素聚合机制

1. 创新人才引育机制。江苏省创新实施了“双创”人才计划、“333”人才工程、万名博士后集聚计划等，建立起国家省校三级高层次人才建设体系， 推动高校真正成为集聚人才的“蓄水池”。已累计建设了50个省级重点产业学院，实现江苏16个重点产业集群全覆盖，其中10个入选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南京市：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支撑体系，形成了具有南京特色的“政策牵引-平台赋能-生态培育”人才机制。紫金山英才计划设立专项基金规模50亿元，实施“战略科学家（A类）-科技企业家（B类）-青年创客（C类）” 三级人才梯度支持。首创“人才举荐制”，由龙头企业CEO直接推荐亟需人才。建立“新质生产力人才白名单”，动态覆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15个关键领域。成立全国首个“人才集团”，推行人才贡献度积分制。

宜兴市：在无锡地区率先出台了“陶都英才”政策，从政策保障、资金扶

持、服务举措等多个方面为人才集聚创造条件。依托高端人才资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院士经济”发展模式。近3年来，宜兴认定了市级创新创业人才（团队） 项目135个，人才综合竞争力位居全省县级市前列。以战略眼光布局未来，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科学装置的落地布局，在集成电路、新能源等领域规划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高能级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

苏州市：姑苏领军人才创办企业3135家，超过1/3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贡献了全市60%的科创板上市企业、70%的独角兽培育企业，培育了信达、旭创、迈为、长光华芯等行业龙头企业，有力推动了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发展。

2. 创新金融服务机制。人行江苏省分行联合省科技厅创设“苏创融”政银产品，通过再贷款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支持。“苏创积分贷”能有效识别和挖掘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科技型企业，帮助银行解决对科技型企业看不准、不敢贷的问题；在业内首创服务技术转移转化的“成果转化贷”，与创投机构合作创新推出投贷联动“融合贷”，并推出全线上智慧化融资产品“科创e贷”，先行先试贷款利息前低后补的“共赢贷”；发行全国首单“碳中和+科创”双标债券，募集资金专项支持绿色技术研发。

南京市：南京作为全国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出“宁科投”“宁创融” “宁科贷”“宁科债”“宁科保”“宁创担”及“企业上市行动计划”等全生命周期服务产品。全国首创设立科创金融服务驿站，南京银行推出“科创鑫贷投”3.0模式，通过“贷款+外部直投”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设立“4+N” 产业基金集群，首批合作设立4支产业专项基金，包括软件和信息服务、新型电力、未来产业天使基金等。

宜兴市：通过“绿色金融破题、知识产权激活、产业基金撬动、科技金融护航、资本市场赋能、供应链金融贯通”的多维创新，宜兴构建了“金融-科技

-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作为江苏省首批绿色金融创新改革试验区，宜兴推出“绿票惠”“绿宜贷”“水权贷”等特色产品；建立“政府+银行+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推出“苏知贷”“中银知贷通”等产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建立“技术成熟度+市场前景+专利质量”三维评估模型，将专利转化为可量化资产。设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低空经济与空天产业、未来产业等4支专项母基金及天使基金，形成“母基金+子基金+直投”架构。

苏州市：苏州科技金融服务惠及面不断拓展，科技型企业的投融资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不仅构建起服务科技型企业的融资服务平台，还打造了专属的“科

创指数”融资模式。金融监管部门与科技主管部门紧密配合，推动辖内200余家银行、保险、创投等机构入驻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等科技金融平台，并指导辖内30余家银行成立“企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中心”专门对接，实现科技金融供给端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主动响应科技企业金融需求。创新推出“科创指数贷”，通过整合企业研发投入、专利质量、技术团队等60余个维度数据，构建“科创能力”量化模型，将科技资产转化为信用资本；构建“评估-质押-保险- 交易”全链条服务体系。

六、挑战与优化建议

江苏省作为我国经济强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动能方面肩负重任， 但也面临多重挑战，需精准施策以突破瓶颈。

（一）面临的挑战

产业结构转型阵痛：传统产业路径依赖深，新兴产业尚未形成绝对优势， 现代服务业协同不足，科技创新动能转换不畅等。

区域创新协同不足：苏南、苏中、苏北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联动机制尚不完善，全域协同创新生态有待加强等。

生产要素与制度保障瓶颈：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顶尖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和高水平产业工人供给不足，培养体系与产业发展契合度有待提高等。

体制机制约束需突破：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存在壁垒；金融体系对前沿技术、早期创新项目支持不足，容忍度偏低；部分政策法规滞后于新经济形态发展等。

能源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任务重、成本高等。

（二）加速发展建议

强化创新策源，打通转化链条：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与布局：聚焦国家战略前沿（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依托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组织重大攻关项目。试点“前沿探索+目标导向”结合模式等。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要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更多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鼓励联合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聚焦“高精尖缺”人才，健全“引用育留”全链条机制等。

构建高效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壮大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推动发展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保险、投贷联动等多元金融工具。

七、结语

本次调研表明，江苏省通过深度耦合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积极探索并初步形成了“绿色化筑基、数字化赋能、高端化突破”的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在绿色发展、设备更新、未来产业布局和创新生态构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有效激发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江苏经验”。

展望未来，为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将短期动能转化为可持续竞争力，江苏省需着力打破制度壁垒、强化创新协同，特别是在攻克关键技术瓶颈、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统一区域标准体系等方面寻求突破，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具示范意义的“江苏智慧”。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课题组

（2025年7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我们要靠改革破解发展动力不足的难题，理顺地权关系，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立足“特”“优”战略，构建产业融合体系；贯通“三治”经脉， 织密善治共生网络；坚持“三个融合”，绘就城乡共美新画卷。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宗明义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并对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重要部署。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强化农村改革创新，在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要立足省情实际，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擎，奋力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理顺地权关系，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制度改革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要紧扣“保障权益、激活要素、优化配置”三维目标，以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为主线， 深化关键改革：一是巩固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效能。完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机制，健全土地经营权市场化流转与法治保障体系。重点推广“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模式，有效整合小农户分散化经营资源， 为有机旱作农业规模化提供制度支撑。二是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机制。在严守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权前提下，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跨村流转、复合利用路径。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承载空间，同步强化土地用途监管，妥善管控“非农化”“地产化”风险。三是深化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责同管，建立全省统一产权交易平台，完善入市规则、价格评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实现闲置资源向活化资本的有效转化，壮大集体经济根基。

立足“特”“优”战略，构建产业融合体系。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山西要立足山多地少、气候多样的资源禀赋，聚焦“特”与“优”深化农业产业革新，着力构建多业态融合的创新体系。一是强化科技赋能。建设农业

大数据平台，推动5G、物联网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实现精准化种植、智能化管理和高效化运营；通过品种培优、标准引领强化“有机旱作·晋品”品质内核，依托“区域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矩阵提升溢价能力，实现优质优价的市场转化。二是延伸全产业链条。依托“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 五大平台，推动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集群化发展；构建“生产—加工—流通— 消费”全链条，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高效流通；同时衔接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资源，发展休闲康养、农事体验等“农业+”场景，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增值。三是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小农户”协作体系，通过订单生产、基地示范、技术服务等模式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轨道；同步探索集体经济壮大新路径，通过资源发包、资产参股等多元实践，实现集体增收农民致富“双赢”。

贯通“三治”经脉，织密善治共生网络。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治理现代化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铸魂”工程，关键在于深化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融合。一是党建引领强化自治根基。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完善村民议事、村务监督机制，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通过“网格化+数字化”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群众事群众议、群众定、群众督”。二是法治护航平安乡村。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靶向式”普法教育，提升农民法治素养，引导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行动自觉。聚焦土地纠纷、集体资产分配等痛点，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源头治理。同步强化“三资”监管信息化建设，推动集体资产交易透明化、规范化。三是德治浸润乡风文明。挖掘晋商文化、黄河农耕文明等深厚文化底蕴，实施乡村文化记忆工程，建设村史馆、乡风文明长廊，以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构建精神共同体，为乡村善治注入持久精神动能。

坚持“三个融合”，绘就城乡共美新画卷。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解决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路径。要立足省情， 以“县域一盘棋”规划为统领，统筹空间重构、要素流动与民生共享，推动城乡从“双向奔赴”迈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新境界。一是坚持规划共绘。推动城乡规划管理一体化，编制“多规合一”县乡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产业集聚区与宜居生活圈。依托“三个一号旅游公路”串

联城镇节点与特色村落，重点打造驿站节点村、城郊融合型精品示范村，推动乡村成为城市生态屏障、文化名片，形成“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网状融合结构。同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解决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二是坚持要素共通。以市场化改革为引领，全面打通城乡要素流通堵点。实施“乡村振兴合伙人”计划，吸引专业人才投身乡村；设立乡村振兴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助力产业发展；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城市技术与先进理念向乡村流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同时，借助电商平台， 让乡村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走进城市，也让乡村的休闲旅游、民俗文化吸引城市居民，带动乡村人气与财气，激活城乡要素双向循环。三是坚持服务共享。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下沉，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县域医共体、三级养老网络，缩小城乡“幸福差距”，推动公共服务“同质同标”。

辽西地区中小城镇规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辽宁省建平县城乡规划事务服务中心 卞德智

中小城镇的规划过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旨在协调中小城镇的经济发展， 优化空间布局，提升人居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具体措施与对策方面，需以总体战略与规划为引领，科学编制规划体系，强化规划刚性约束，积极实施“多规合一”，打破不同规划间的壁垒，实现“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的目标，进而提高规划的协同性与可操作性。同时，要秉持控制城市无序扩张、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均衡配置公共服务等原则，促进中小城镇及其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

1. 辽西地区中小城镇规划中的主要问题

   1. 城镇道路与城镇广场规划缺乏科学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城镇在交通、休闲、娱乐、集会等各方面的需求日益提升。在辽西地区的中小城镇，人们对道路与广场的使用标准愈发严格。道路和广场主要承担着疏散人流、提供休闲娱乐空间、满足车辆停放需求以及举办大型活动等的功能。近年来，辽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中小城镇的经济水平随之提高，机动车保有量急剧上升。然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停车位紧张、农贸交易不便、大型活动场地容量不足等。造成这些状况的主要原因如下：①中小城镇道路宽度设计不合理，未能充分考虑未来交通流量的增长；②城镇集散广场规模不足（数量过少或面积过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群活动需求；③在商业区、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缺乏有序、规范的停车场地规划。这些问题导致人群聚集地附近车辆停放杂乱无章，主次干道两侧常有违规占道停车现象，造成交通堵塞。不仅扰乱了人们活动秩序，严重时还会阻碍紧急抢险和救灾工作。

   2. 中小城镇规划与当地经济发展脱节。20世纪中后期，辽西地区中小城镇的规划是以当时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实施的，缺乏对市场经济转型的预测与分析。其基于计划经济制定的城镇总体规划，与该时期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脱节。例如，在城镇人口规划、贸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村工商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均与现实需求存在偏差。从中小城镇宏观规划层面看，对工业、商业及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潜力评估不足，在规划与当地主导产业经济的衔接上，对优势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存在失误。特别是在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的规划中，对土地资源的未来需求预判不足，导致整体规划缺乏前瞻性。微观层面则未能精准预测城镇发展潜力。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城镇规划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甚至导致脱节。

3. 中小城镇规划科学性不足。辽西地区城乡规划部门在启动中小城镇规划工作之初，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一方面，相关技术指标、系统规章制度尚未确立，专业技术人员也未配备到位。在此情况下，规划只能以理论性的规划数据为基础，在实际的调查、计算与评估过程中逐步推进。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却发现，最终制定的规划与最初设定的指标偏差巨大，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积累的数据，在实际应用中完全脱离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在对城镇各部分进行功能分区时，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与系统性，致使城镇功能区位模糊不清。

1. 提高辽西地区中小城镇规划水平的主要对策

   1. 积极拓宽城镇规划发展的资金投入渠道。资金是中小城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以及配套工程建设的基础条件，充足的资金投入是辽西地区中小城镇建设发展顺利推进的有效保障。在新时期的中小城镇建设工作中， 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资金的科学合理利用，另一方面要动员并吸引社会资金，鼓励其积极参与辽西地区的中小城镇建设。只有具备坚实的资金基础，中小城镇建设工程才能有序实施。为此，需广泛宣传发动，制定相关激励政策，运用科学的措施与方法，鼓励社会企业、团体、协会、合作社等各类机构投入资本， 促进城镇建设在多渠道、多举措方面实现开放发展，从而获得更多的城镇建设市场融资。

   2.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建立并完善辽西地区中小城镇建设领域系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制度，对于推动该地区中小城镇建设规划科学、有效地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套完善且有章可循的法律法规体系，能够为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新问题提供有力依据。辽西地区中小城镇建设发展是一项周期较长、涉及范围广泛的工程。为确保各项城镇建设工程顺利推进， 必须切实加强依法管理。只有这样，才能让辽西地区中小城镇规划建设工作更加高效、系统且完善。

   3. 科学规划辽西地区中小城镇体系。要准确把握辽西地区城镇建设在整个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在此前提下，依据城市发展潜力、趋势以及重点产业发展方向，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实施辽西地区中小城镇规划时， 需着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为城镇地理位置；第二是城镇内各产业的

系统布局与功能划分；第三是要将辽西地区中小城镇建设中的设施配置、资源共享、环境保护等内容纳入总体规划。实践表明，城镇规划是城镇建设工程启动前的关键基础，唯有规划完善、科学且合理，才能实现城镇资源的高效且最大化利用。

4. 树立对城镇规划的科学认知。在过去多年的小城镇规划建设过程中， 往往将核心聚焦于经济建设，结果常常顾此失彼，往往忽略了建设过程中衍生的各类不利因素。如今，社会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城镇规划设计工作必须摒弃传统观念，将重心转移到资源的科学利用与节约上，尤其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进行城镇建设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城镇区域内弱势群体的需求、城乡结合部的衔接以及土地的科学利用等。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以枞阳县为例

枞阳县农业农村局 吴小光

1. 基本现状

枞阳县辖16个乡镇和1个开发区，行政村190个，村改居5个。2023年底，全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总额11190.38万元，其中经营收益4259.89万元，占比38．1%，发包和上交收入5643.72万元，占比50.4%，投资收入1286.77万元，占比11.5%。全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村均57.38万元，同比增幅33%。村集体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强村95个，占比48.7%；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百万元以上的强村17个，占比8.7%。全面消除村集体经营性收入12万元以下的村。全县村集体经营支出2093.81万元，管理费用260.24万元，经营收益总额8836.32万元，村均收益45.31万元，同比增幅30.8%。村集体经营收益50万元以上的强村64个，占比32.8%；村集体经营收益百万元以上的强村9个，占比4.6%。开展现金分红的村11个，村均分红52.4万元；开展福利分红的村22个；分红村占比16.9%[1]。

2. 存在的问题

   1. 发展资金不足，后劲乏力

农村集体经济积累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首要问题。许多村集体经济处于“空架子”状态，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和运营资金。同时，随着银行信贷部门风险意识的增强，农村贷款难度加大，创办集体项目的资金难题愈发突出。此外， 部分村集体债务沉重，进一步削弱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后劲。

2. 集体经济积累缺乏有效保障机制

资源开发不足，村集体对自身资源的开发手段有限，导致大量资源闲置浪费。许多具有潜力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收益分配不均， 虽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农村土地等资源归集体所有，但在实际操作中，农民个体往往成为直接受益者，而集体收益难以得到保障；资金管理混乱，部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财务管理上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有的村实行“家长制”管理，集体资金、资产的管理权集中在少数村干部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3. 缺乏领头人和人才支持

村干部素质不高，部分村干部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开拓创新精神，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他们往往满足于现状，缺乏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农村人才外流，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大量农村能人选择外出务工或创业， 导致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短缺；人才培养不足，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不足，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机制，难以培养出懂经济、会管理的人才队伍。

4. 思想认识不到位

一些村干部对发展集体经济的认识存在偏差，将发展集体经济等于“上项目、找贷款、办企业”，缺乏长远的规划和思路。他们往往过度强调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资金、人才、技术等不足，而忽视了现有土地、产业、资源等优势的开发利用[2]。

5. 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单一

从整体上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部分村集体经济发展迅速，而大部分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此外，许多村集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依赖农业种植和养殖业等传统产业，缺乏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渠道。

6. 治理机制不完善

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制度不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村民的参与度和监督力度不足。同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基层干部收入、表彰、晋级等机制不挂钩或者挂钩不明显，缺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奖励激励机制。

7. 政策支撑及制度保障匮乏

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的缺失是关键问题之一。尽管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制定了一些政策，但地方政府的政策落实与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农民和农业企业难以享受到政策红利，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导致农业生产效益不高。此外，农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存在政策环节脱节与执行困难的情况。涉及农业生产的土地、资金、技术等领域的制度保障不健全，使得农民和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诸多棘手问题。

8. 市场意识及竞争能力缺失

我国众多农民与农业企业缺乏市场意识，只关注生产而忽视市场需求，导致产品供需脱节，市场竞争力低下。尤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我国农产品的市场份额较小，品牌影响力较弱，难以在与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销售环节，许多农产品缺乏有效的市场营销手段，品牌建设滞后，致使产品

附加值低，市场认可度不高。农民以及农业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渠道有限，对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反应迟缓，难以及时调整生产销售策略。

9. 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动力不足

当前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匮乏，农业生产仍以传统模式为主，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不佳。许多农业企业缺乏创新意识和动力，技术与装备落后，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此外，产业升级动力明显不足，农业产业链较短，附加值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产业集群。农产品加工及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多样化、高附加值产品。

10.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我国农业正面临资源环境压力沉重、生态环境退化的局面。许多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缺乏科学性，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增大。如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以及滥用水资源，导致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断减弱。在农业生产中，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失， 忽视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阻碍了农业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3. 对策建议

   1. 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

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争取上级财政扶持和政策支持，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和补助资金用于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吸引社会资本，通过招商引资、项目合作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探索建立村企联建、银村对接等合作模式，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资金管理，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财务行为。加强财务监督和审计力度，确保村级集体经济的财务状况良好。同时，加强对村干部的财务管理培训和学习，提高财务管理水平[3]。

2. 加强资源开发和利用

深入挖掘资源潜力，对村集体拥有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进行全面摸底和评估，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计划；培育特色产业，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发展具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等。通过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以及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服务水平等方式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加强资源整合，加大村集体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的合作与交流。通过联合开发、共同经营等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3. 培养高素质人才和领头人

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人才培养机制，完善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举办培训班、邀请专家授课等方式加强对村干部和村民的经济管理知识和技能培训，同时依托农村党员远程教育平台等网络资源提供在线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引进外部人才，积极引进外部高素质人才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搭建创业平台等方式吸引更多的人才到农村创业就业；选拔优秀领头人，注重选拔经营理念先进、管理经验丰富的乡村能人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

4. 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县乡村各级领导干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紧迫感和自觉性。要深刻认识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领导机制。明确各级领导的责任和分工，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同时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纳入年度考核范围，作为评价领导干部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

5. 优化产业结构，拓展经营领域

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禀赋调整村级集体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减少对传统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依赖，增加现代服务业和高效生态农业的比重。通过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积极拓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领域，发展物流配送、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满足村民和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依托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增加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

6. 完善治理机制，加强民主管理

建立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分工， 加强内部监督和制约机制，确保村级集体经济的规范运作；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加强村民参与和民主监督。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设立意见箱等方式收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村级集体经济的决策和运作符合村民的利益和期望； 同时建立健全奖惩机制，激发村民参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7.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出台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农业发展政策，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与执行到位。同时，要扩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规模，增加资金及技术支持，助力农民和农业企业提升生产能力与现代化水平。

其次，要完善农业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土地管理、资金运用、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法规，使农业生产有法可依。再次，加大政策宣传与普及力度，提高农民及农业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与运用效率，确保政策红利全面惠及农民和农业企业。最后，应建立健全农业政策监督评估机制，让政策执行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实施中的问题，推动农业有序稳步发展。

8. 增强市场意识，提升竞争能力

一是加强市场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引导农民与农业企业把握市场需求及变化，及时调整生产与销售策略。政府及相关机构可通过搭建市场信息平台，提供快速、精准的市场信息，帮助农民和企业做出科学判断。二是扎实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增强品牌意识，制定品牌发展战略，提升品牌在市场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政府可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支持农产品品牌开展市场推广与宣传活动，提高品牌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三是着重加强农产品质量管控，建立全面的质量追溯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符合安全要求，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信任度。

9. 加强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一是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积极开展农业技术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安排更多科研资金与相关项目，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二是引导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升级，开展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构建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结构。三是增强农业企业创新意识与动力，引导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四是积极加强技术培训与推广，帮助农民及企业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提升农业产业整体水平。

10. 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生态农业

一是加强环保意识的宣传与引导，提高农民和农业企业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政府应制定并推行生态农业相关政策标准，鼓励和支持农民与企业采用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和水资源消耗，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二是需着重加强农业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推动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与可持续管理，降低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4]。三是推动有机农业与绿色农业发展，生产更多环保、高附加值农产品，满足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

4. 结论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

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本文以枞阳县为例，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资源开发和利用、培养高素质人才和领头人、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优化产业结构，拓展经营领域以及完善治理机制，加强民主管理等对策建议。

浅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旌德县农业农村局 韩羽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确立了到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这一战略全面统筹了乡村发展要素，其中生态宜居是重要目标，必须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探索和美乡村建设模式，形成了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结合型和文化传承型等多种建设模式。然而，在实践中，部分乡村地区的建设思路与美丽乡村的要求存在偏差。和美乡村建设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旨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完善乡村建设制度，优化乡村建设水平，全面勾勒中国乡村发展的美好图景。

1. 乡村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的内涵

和美乡村建设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实现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跨越，推动乡村建设由满足基本温饱需求升级为全面小康发展目标。作为美丽宜居乡村的进阶版本，和美乡村的内涵体现在两方面：“和”突出体现在提升乡村文化内核及精神风貌上，彰显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 “美”侧重于建设功能完善、乡韵浓郁的现代化乡村[1]。

1. 和美乡村建设之“和”

首先，和美乡村建设要注重人与自然之“和”。乡村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选择的结果。为此，和美乡村建设必须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守生态安全红线与底线，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其次，和美乡村建设要注重城乡关系之“和”。和美乡村建设并不是依照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乡村改造，而是以尊重城乡功能差异为基础，实现城乡功能有机互补。因此，相关部门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推进城乡居民公共保障、财产权利平等化和一体化发展，确保城乡要素流动畅通，促进城乡发展融合。最后，和美乡村建设要注重社会关系之“和”。“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多样化和差异化也是乡村美的重要特征。未来，和美乡村建设必将构成开放包容的乡村，实现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的协调发展[2]。

2. 和美乡村建设之“美”

“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马克思曾提出，劳动创造美，社会的进步就是

人类对美的追求的重要结晶。这一论断揭示了美的双重维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美的源泉；另一方面，人类对美的感受及追求是现代社会向前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乡村振兴语境下，和美乡村建设之“美”，主要是采取有效的方式，推进乡村生态产业、文化及环境建设等各方面资源的整合，从而打造环境宜居、生态美丽的乡村，全面推动我国乡村振兴。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1. 规划建设方面

在和美乡村建设中，规划建设环节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规划制定的不合理性、建设标准的不统一性等方面，对乡村整体发展和振兴产生了不利影响[3]。首先，规划制定不合理。一些乡村在制定规划时，往往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科学的论证，导致规划内容与实际需求脱节。因此，规划可能过于理想化或过于保守，无法有效指导乡村的建设和发展。其次，部分地区在规划过程中忽视了村民的意愿和需求，使得规划方案难以得到村民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影响规划整体实施效果。最后，建设标准不统一。由于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不同乡村在建设过程中各自为政，导致建设水平和质量参差不齐。这不仅影响了乡村的整体风貌和形象，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建设标准的不统一也加剧了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实现乡村振兴的整体目标。

2.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生态环境保护在和美乡村建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挑战。部分乡村地区在发展经济、推进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比较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长期保护。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仅违背了和美乡村建设的初衷，而且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足。一些乡村在开发过程中，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为了迅速提升经济效益，盲目进行土地开发和资源利用，导致自然植被遭到破坏、水源污染、土壤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损害了乡村的自然景观，而且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污染治理不力。由于一些乡村地区缺乏完善的环保设施和有效的污染治理机制，导致生活垃圾、工业废水等污染物无法得到有效处理，进而对环境造成持续性的伤害。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会影响乡村的整体美观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可能成为制约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3. 产业发展方面

产业发展在和美乡村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产业发展落后。目前，一些乡村的产业发展明显滞后，这主要体现在缺乏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许多乡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上，未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优势开发出具有特色的产业[4]。这种情况下，乡村的经济发展难以取得突破，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其次，乡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现阶段，很多乡村仍然过度依赖传统农业，而传统农业受天气、市场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最后，由于缺乏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一旦传统农业遭遇困境，整个乡村经济就可能陷入停滞。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不仅限制了乡村经济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增加了乡村经济发展的风险。

4. 社会治理方面

社会治理在和美乡村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关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社会治理方面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 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不完善。在许多乡村地区，治理机制和组织体系尚未健全， 导致乡村管理的混乱和无效。例如，一些乡村缺乏专业的社会治理人才，无法有效处理乡村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其次，由于组织体系不完善，乡村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最后，村民参与度不高。许多村民对于乡村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明显不足，他们认为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这种心态导致村民在乡村建设中的缺位，也影响了社会治理效果。

3. 乡村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建设推进的有效路径

   1. 完善规划建设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和美乡村规划建设机制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为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需要深入挖掘每个乡村的独特资源和文化特色，将这些元素融入规划中，从而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和美乡村。同时，建立统一的标准不仅能保证乡村建设的整体协调性，而且能提升乡村美观度和居住舒适度。为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方面，建立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规划团队，对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进行深入研究，以确保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通过广泛的村民参与和公开征集意见，确保规划方案真正反映村民的需求和期望，从而提升他们的满意度和参与

度。其次，在实施规划过程中，需开展监督和评估工作。相关部门应建立定期检查和评估机制，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和反馈，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同时，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让村民了解规划实施的进展和成效，进一步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最后，为提升乡村建设品质，可引入现代化的建筑技术和材料，结合传统建筑元素，打造出既具有地方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乡村建筑。同时，注重绿色生态理念的运用，通过植树造林、污水处理等措施，保护乡村生态环境，提升村民生活质量。总之，完善规划建设机制是和美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科学制定规划、统一建设标准、加强监督和评估工作，可以推动和美乡村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2.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在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相关部门需要从制度建设、投入力度、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以及环保宣传与教育等多个维度入手，形成全方位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5]。首先，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确保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这包括明确各级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职责和权力、建立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以及完善环保监管和执法机制。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对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有效制约和惩罚，为乡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其次，加大环保投入力度，提升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水平。政府应增加对乡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等，以改善乡村环境状况。同时，还应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环保事业，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再次，在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方面，应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对已经受到污染的乡村环境进行治理和修复。这包括对污染水源、土壤和空气进行治理，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性。同时，还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广绿色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最后，加强环保宣传和教育工作，增强村民环保意识和提高参与度。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向村民普及环保知识和法规，引导他们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同时，还应定期组织环保主题活动，鼓励村民积极参与环保实践，共同建设美丽宜居的乡村环境。总之，强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从制度建设、投入力度、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以及环保宣传与教育等多个方面入手，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格局。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乡村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和可持续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3. 促进产业发展

在促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和把握乡村产业的现状和潜力， 从而有针对性地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一方面，注重乡村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培育，提升乡村经济竞争力。每一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自然、文化和历史资源，这些资源是发展特色产业的宝贵资产。深入调研、挖掘并整合这些资源， 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传统的乡村经济中，农业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而二、三产业的发展则相对滞后。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乡村经济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因此，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推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6]。另一方面，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工作的落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换代。相关部门应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引进和培育农业科技人才，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装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量，还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方面：首先，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意愿，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民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只有让他们真正参与产业发展过程， 才能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注重市场导向和需求导向，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最后，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总之，实施上述措施可以有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的全面振兴。这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还可以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4. 加强社会治理

在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加强社会治理尤为重要。社会治理不仅关乎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和美乡村建设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构建一个更加健全、高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首先，建立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组织机构。该体系的建立应充分考虑到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确保贴近村民生活、解决实际问题[7]。例如，可以设立村民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组织机构，吸纳各方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其次，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是关键所在，通过提升基层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村

民的需求和期望。再次，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灵魂，通过挖掘和传承乡村文化，可以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提升乡村社会的凝聚力。最后，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有助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实际问题，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例如， 可以设立公益基金、开展志愿服务等活动，为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总之，加强社会治理是和美乡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可以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迈向新的台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税制改革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若干思考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课题组

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①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作出重要改革部署。②而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加快推动税制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适应性，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对我国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一、税制改革是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必然要求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目标是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税种设计有利于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自由流通

税种设计应兼顾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两个目标， 通过公平的税种设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减少税收效率损失，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 税种设计应维护市场环境稳定有序。为保障市场环境稳定有序，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税法与其他市场规则共同作用于市场环境。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构建统一协调、有序调整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稳定市场主体预期，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

2. 税种设计应维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维护公平竞争。税收公平一方面体现为通过公平合理的税种设计活动，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体现为通过差别征税进行调节，减少或消除企业因规模效应、占有资源、消耗环境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益，以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3. 税种设计应维护市场机制高效运行。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高效运行的市场，征税应尽可能提升效率，既要减少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影响，又要实现征

管效益最大化。税种设计改革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采取分步实施的策略：当效率为矛盾主要方面时，税种设计改革应以效率为先，兼顾公平；而当公平上升为矛盾主要方面时，税种设计改革则应优先追求公平，效率次之。

（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税收优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而税收优惠是政府用于激励科技创新的重要税收手段。

1. 税收优惠应服务产业结构优化。应通过支持科技创新行为及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减轻相关产业负担，打通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链高效整合的通道，打破地域限制，促进我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①

2. 税收优惠应服务中小微企业壮大。中小微企业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关键力量，但其资金实力较弱， 经营压力较大。税收优惠要鼓励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向“专精特新”方向迈进，从而形成大中小微型企业各展所长、协同高效的科技创新格局。

3. 税收优惠应服务产业科学布局。对特定区域产业发展给予税收优惠支持，是国家战略安排的需要。一方面，有助于保障战略目标实现。如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 都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产业科学布局。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应充分发挥各地要素和市场资源的比较优势，高效整合产业链，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税收分配有利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过合理的税收分配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问题，可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使地方政府更主动地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税收分配应保障央地政府收入持续稳定。我国自1994年起实施分税制改革，以统一的制度安排终结了财政包干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且不稳定的分配关系，使央地税收分配走上制度化轨道。从2013年至2022年的数据（见图1）来看，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维持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

格局。

2. 税收分配应保障央地政府之间合作共赢。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税基共享、统一税率后收入按比例分成的共享税模式，将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置于同一框架内，体现出中央主导下的财政合作机制。分税制改革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培植税源、推动经济发展，通过招商引资、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促使地方政府更主动地谋求增长机遇，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带动区域经济繁荣。

3. 税收分配应保障区域资源利益互补共享。由于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结构方面存在差异，地方政府更熟悉本地实情和资源优势，通过加强合作可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共同“做大蛋糕”。与时俱进的税收分配制度和协调机制有助于公平“分好蛋糕”，从而激发地方政府开展区域协作的积极性。

二、现行税制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尚存待完善之处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迫切需要深化税制改革，通过上层制度变革打破市场分割、重塑大国竞争优势、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尚不顺畅，税种设计需强化税收中性

增值税应突出税收中性，减少对生产者决策的干预；所得税设计应保障收入归属公平，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1. 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程度应进一步加强。一是税制仍较为复杂。当前增值税包括四档税率以及3%的征收率等，部分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庞杂，存在滥用优惠空间，影响市场公平竞争。二是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适配性不足。增值税法对数字经济等新业态的征税对象归类、适用税率以及纳税地点等要素的规定需进一步细化，以避免实体产业与虚拟产业间的不公平竞争。

2. 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资本合理流动作用有待优化。一是总分机构间税款分配计算因素有待完善。总机构所在地获得汇总纳税企业的绝大部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支机构的市场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易导致利润创造地与征税地错配。二是部分集团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及不合理定价侵蚀税基。三是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剧了以生产地为主要分配原则的税收收入与税源之间的背离。生产地原则促使地方政府聚焦生产性税基企业和平台企业的招商引资，易引发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干扰市场经济正常运行。

3. 个人所得税促进劳动力产生和个人资本流动作用有待增强。一是未充分考虑各地的人口贡献。个人所得税往往跟随劳动力流动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不利于鼓励劳动力输出地的地方政府加大民生和教育支出，持续培养高素质劳动力。二是个人合伙人投资存在税收筹划空间。尽管相关部门已出台文件完善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①但对于通过合伙企业持股的个人合伙人，其限售股转让所得的纳税地点尚未明确，导致个人合伙人限售股减持的个人所得税纳税地点可能与被投资企业所在地（实际利润创造地） 不匹配。

（二）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产业科学布局尚不完善，税收优惠需提升政策效能

税收优惠应充分发挥灵活有效的调控作用，引导产业科学布局，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防止地方无序竞争。目前，我国税收优惠体系在政策系统性、协同性、规范性等方面仍需增强。

1. 政策系统性不强，促进创新作用有待加强。一是多税种支持政策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集中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等企业所得税政策以及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其他税收支持政策相对有限，政策联动性不强。二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覆盖仍需拓展。初创期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基础研究的政策覆盖面有待拓展。三是科技创新人才支持政策体系仍需完善。相关政策覆盖面相对较窄，且以递延、分期方式为主，制度设计仍需优化。①

2. 政策协同性不够，整体效能受到制约。一是税收政策间协同性不够。针对特定事项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同税种在优惠期限及留存备查资料等方面可能存在标准差异。二是区域税收政策对产业协同支持力度较弱。当前，区域税收优惠主要依赖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灵活度不高，不利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引导作用。三是与国际规则对接有待强化。全球最低税规则已在多国陆续实施。该规则可能削弱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软件企业“两免三减半”等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②

3. 政策规范性不足，制度体系保障尚需完善。一是缺乏存量税收优惠政策的评估退出机制。少量陈旧的税收优惠政策需及时调整。二是执行监管和效果评估仍需加强。部分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未明确要求企业在当地实质性运营。

（三）财权和事权尚不匹配，税收分配需激发地方政府打破区域壁垒的内

生动力

尽管分税制维持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关系的基本稳定，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对比并不均衡，财权与事权尚未实现有效匹配。

1. 地方主体税种建设不足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地方级税收收入约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5%，③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但当前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相对有限，难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控。在现行地方税体系中，占比较高的契税、土地增值税等与土地价格高度相关（见表1）。

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始终高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近年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全国比重约为85%，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仅接近55%（见图2），地方收支缺口主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和政府债务弥补，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日趋突出。

2. 税收分享不彻底导致基层政府财力薄弱。分税制改革在制度上规范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但未对省以下财政体制作出明确安排，从而使各地划分方式差异较大。总体而言，越往基层可支配财力越少，呈现“倒三角”结构， 削弱了市级及县（区）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涵养税源的动力。以广州为例： 近年来稳定增长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在中央、省、市之间按6∶2∶2的比例分成， 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的土地增值税收入则在省、市之间按5∶5分成，区级政府均无法参与共享。

3. 城市间财政体制不统一影响公平竞争。目前，我国城市财政分为二级财政和三级财政，①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4个实行二级财政体制， 仅哈尔滨、成都、西安、长春、广州5个实行三级财政体制。

从表2中数据计算得出，在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实行二级财政体制的城市平均市级留成比例约为46.0%，比实行三级财政体制的城市高出近8个百分点。以广州为例，尽管其税收规模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名列前茅，但由于现行财政体制影响，广州的市级税收留成比例明显较低。二级财政城市享有更大的财政自主权，能够更灵活地使用财政资源，更好地支持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和创新产业发展。而三级财政城市的财政自主权较小，对城市资源调动和发展造成一定限制。这种差异化的财政体制导致不同城市在事权执行上的显著区别，进而影响生产要素在城市间自由流动。

4. 征退不一致加剧地区间财政收支矛盾。在增值税的征收环节，按照

生产地原则，每个环节地方政府均可按比例分享税额，但在留抵退税环节，通常责任主体仅为最终采购企业所在地政府。增值税收入和留抵退税分担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加重了净购买地的退税压力。②这一问题在汇总纳税企业中尤为突出。以航空公司为例，其取得的收入可在分支机构所在地预缴增值税，但留抵退税全部由总公司所在地政府退还，导致财政收支不匹配。

三、税制改革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相关建议

《决定》指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此， 应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利于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的税种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税收优惠体系，以及调动地方政府建设统一市场积极性的税收分配制度。

（一）优化税种设计，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自由流通

1. 发挥增值税中性制度优势，优化税制设计并合理让渡调控职能。一是进一步简化增值税税制。要逐步清理不符合或有碍中性原则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取消差额征税等特殊税制安排，稳步推进增值税税率简并及下调，并使相关调控职能更多由企业所得税等其他税种承担。二是将数字经济纳入统一征税框架。应将数字资产或虚拟财产的生产、交易等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并依据消费地原则确定增值税归属。

2. 优化企业所得税收入归属，重视价值创造与风险匹配。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旨在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亟需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归属机制。一是优化汇总纳税企业总分机构税款分配制度。可考虑取消总机构设立独立经营部门参与分支机构税款分摊的做法，并在现行分摊因素基础上引入利润指标。二是规范关联企业间的利润分配制度。应在对接国际反避税规则的基础上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加强对境内关联企业，尤其是跨区域、税负差异较大的企业之间关联交易利润调整的监管，防止集团企业违规转移利润或侵蚀税基。三是探索市场联结度在跨区经营企业所得税收入分配中的运用。应以数字经济为试点，探索按消费地原则分配跨区经营企业所得税收入。可借鉴支柱一方案，对年营业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企业，依据市场联结度确定市场所在地应获得的企业所得税收入。

3. 优化个人所得税收入归属，合理降低工薪阶层综合所得的税负。应继续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一是建立支持地方培养人才的横向税收分配机制。考虑到地方在促进生育和保障民生方面的贡献，建议将人

口出生地和各阶段学历毕业地作为参考因素，按比例向地方分配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收入。二是明确经营所得和财产所得按照所得来源地原则确定纳税地点。在现行政策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持股平台类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在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三是减轻工薪阶层税收负担。可考虑提高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并将残疾康复费用等保障性家庭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

（二）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税收优惠体系的系统性、协同性、规范性

1. 增强系统性，加强对科技创新的精准支持。对科技创新实施精准支持，应聚焦创新链的关键环节，在保证税收优惠普惠性的同时提高政策针对性， 以增强支持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一是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多税种联动政策体系。应探索多税种、多形式的组合激励政策。例如：对鼓励类行业的企业投资者和高管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用于科研的房产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允许符合特定条件和比例的企业研发准备金等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并优化延长弥补亏损年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二是聚焦关键环节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持政策体系。应加强产学研合作引导，允许企业向科研机构捐赠的科技创新资助资金全额税前扣除；降低成果转化阶段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负担；借鉴“专利盒”制度，对自主研发成果所得适用低税率优惠政策；等等。三是健全面向科技创新人才的税收激励机制。应强化对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个人所得税激励，对国内高端、紧缺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扩大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税收优惠的适用范围，加大对长期持股股权激励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力度；等等。

2. 增强协同性，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效能。一是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协同性。应安排相关部门负责综合审核税收优惠政策一致性，收集和接收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提升政策协同性的意见和建议，并适时进行调整。二是完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应强化对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统一明确“实质性运营”概念；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特点，引导发展本地特色产业，避免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三是增强税收优惠与财政激励的协同性。建议各级政府在制定支出政策时，加强与税收优惠之间的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合理释放整体效能。应在全国范围内整治违规招商引资行为，禁止各地自行出台与招商引资、税费收入挂钩的财政激励措施，引导地方

政府转变发展理念，从“拼优惠”向“拼服务”、从“重招商”向“重民生” 转变。四是做好国际税收规则与国内税收优惠政策的衔接。参考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规则相关条款，实施合格的可退还税收抵免政策，利用个人所得税等其他税种加大对重点行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全球最低税改革对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影响。

3. 增强规范性，构建税收优惠管理制度。建议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优惠预算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政策规范性，以最大程度发挥税收优惠政策效应。一是将税收优惠逐步纳入预算法律规制。应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公开性，逐步推动实现税收优惠向“全面预算管理模式”转变。二是构建税收优惠绩效评价机制。要制定合理的绩效评价计划，设立绩效评价框架和指标，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定期评审并决定是否延续、修改或废止相关政策，并据此提高新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引入税收优惠报告制度。财政或税务部门应定期报告税收优惠的规模、结构和效果等信息，增强税收优惠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升纳税人对政府让渡税收利益的获得感。

（三）优化税收分配，为各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创造条

件

1. 增加地方财力，增强地方政府平衡收支的自主权。应通过积极稳妥

推进税收分配体制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确保各级政府间财力分配与其承担的基本职能相适应，为地方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一是将消费税、进口环节增值税纳入共享税范围。可将进口环节增值税由中央税调整为中央与货物（服务）购买方所在地共享税； 将消费税由中央税调整为共享税，将珠宝玉石等适合在销售环节征收的项目后移征收，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将其他项目的征税环节后移。二是探索在地方税税制要素确定和执行中赋予省级政府更大自主权。例如，可赋予省级政府自主拓展车船税应税项目的权限，并按年实行定额征收。三是深化共享税的分配层级。为解决基层财政薄弱问题，避免县（区）级政府在部分税种上无分成的情况，建议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公共服务需求等因素，提升基层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和公共服务能力。

2. 优化副省级城市税收分配体制，提升财权事权匹配度。副省级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在行政规格上均为副省级，在所承担的事权方面差别不大。为减少因财政体制差异带来的副省级城市间不公平竞争，建议赋予所有副省级

城市同等的财政自主权，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升财权与事权的匹配度，在副省级城市之间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夯实制度基础。

3. 完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缓解地方政府收支矛盾。为保障留抵退税负担的合理性，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退税协调与补偿机制，设立专门的“留抵退税财政调节基金”，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应科学设定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的提存比例，对因入库与退库不匹配而产生的地方负担给予适当补偿。同时，建议调整汇总纳税企业的退税方式，由总公司所在地负责退还纳税人申请的留抵退税，在后续增值税税款覆盖已退税额后，再向各分支机构分配税款， 促进区域间协作与一体化发展。

四川省德阳市开发区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与成效

杜勤

德阳市地处长江上游，四川成都平原腹心地带，辖旌阳、罗江、广汉、什邡、绵竹、中江六县（市、区）和国家级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土地面积5911km2，人口387.7万人。德阳市正加快打造装备智造之都、改革开放高地、古蜀文化名城、美丽幸福家园“四张名片”，全市现有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15个，面积350km2，开发区内生产建设项目多、建设时间长、扰动范围广、土石方转运量大，是水土流失易发区域和水土流失监管重点、难点区域。近年来，全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做好开发区水土保持监管为主线，持续深化水土保持“放管服”改革，规范区域评估制度，实行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强化全过程监管，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对防治人为水土流失，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做了有益探索。笔者对德阳市开发区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产生原因及主要对策、成效进行分析，以期为新时代开发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提供思路和参考。

1. 开发区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

根据历年来开发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成果，开发区水土保持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宣讲不到位，参建单位水土保持意识不强。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宣传责任不明确，宣传环节缺失，宣传方式方法单一，造成宣传效果不理想，参建单位自觉主动履行水土保持义务意识不强，“未批先建”“未验先投”和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等违法案件时有发生。二是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环节多，审批时限长。开发区内规模较大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要经过申请、开评审会、修改、报批等环节，存在多次跑、时间长等问题， 严重影响项目开工、建设、投产进度，阻碍了开发区社会经济发展。三是土石方转运、调度不规范，存在乱堆乱弃现象。生产建设项目土石方挖、填量大， 在时间、空间上缺乏科学调度，土石方堆存困难、水土保持防护措施不到位， 存在水土流失风险。四是表土保护意识不强，表土保护不到位。很多开发区完成征地拆迁后，管委会即刻组织开展场平工作，未及时有效剥离、堆存表土资源，造成建筑垃圾与表土相互占压，致使建设单位进场后无法剥离表土，后期

绿化又无表土资源。五是监管不力，管护责任不到位。开发区作为特殊机构， 工作人员少，机构不健全，水土保持监管职责不明确，存在水土保持监管真空、监管死角问题。六是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不到位，企业负担大。对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在建设过程中要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及时报备监测实施方案、监测季报，在竣工验收时提供监测总结报告，而监测工作专业性强，各生产建设单位通常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增加了生产建设单位经济负担[1]。

2. 原因分析

开发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分析其原因：一是开发区水土保持监管制度亟待完善，缺乏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二是“放管服”改革还不深入，招商引资条件还不够优越；三是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宣传亟待加强，保水保土意识淡薄，责任压实不够。

3. 主要对策与成效

针对上述问题，德阳市采取强化政策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履行监管职责等多项措施，全面加强开发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减少人为水土流失，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

1. 强化政策保障，推进区域评估制度落实

一是率先出台区域评估实施方案。2020年10月26日，《德阳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实行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的通知》（德水保委办〔2020〕7号）和

《德阳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德水保委办〔2020〕8号）印发，明确了区域评估的范围、年限、审批部门，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自主验收报备的要求，以及承诺制的适用范围、承诺内容、办理程序、事中事后监管等。2020年12月，罗江经开区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完成审批，成为四川省第一个完成水土保持区域评估的开发区。

二是主动对接实行承诺制管理。德阳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主动与开发区对接，对满足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条件的开发区进行情况摸底，做好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及时组织审批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目前，全市15个各类开发区已全部完成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审批。同时，对所有区域评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都采取承诺制管理，实行即来即办， 审批时限由原来的7个工作日缩短为1个工作日，有效缩短了审批时限。另外，

水土保持设施自主竣工验收报备只需提供竣工验收鉴定书，为生产建设项目节省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评估费、水土保持监测费约10万元/个。

2. 压实工作责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现象

一是提质增效，下放审批权限。15个区域评估报告中，按照审批权限，省水利厅批复了2个，德阳市水利局批复了1个，区（市、县）行政审批局审批了12个。通过下放审批权限，强化属地管理，压实了开发区管理机构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加强了开发区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管理，提升了审批效率。

二是压实管委会属地监管责任。强化属地意识，督促入驻项目业主履行水土保持法定义务，并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开发区开展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确保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落到实处；委托第三方统一开展水土保持监测，重点对生产建设单位履行水土保持义务情况，以及生产建设项目扰动范围、土石方转运、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水土流失危害等内容开展监测，按时向管委会、生产建设单位报送监测季报，共享监测成果；每年4月、7月定期召开通报会、整改会，确保整改到位。全市已有13个开发区落实了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依法依规开展监测活动，为开发区防治水土流失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监管提供了依据和支撑。三是落实入驻项目水土保持法定责任。要求入驻开发区的项目法人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要求，自觉履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等法定义务， 保障资金投入，督促施工单位做到绿色文明施工。现场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已得到加强，“乱堆乱弃”“跑冒滴漏”和扬尘四起等现象呈逐年减少趋势，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3. 履行监管职责，推动突出问题落实整改

一是监管与宣教有机结合。将监督执法与宣传教育工作有机结合，把宣传教育工作贯穿在每一次监督执法中。在开展监督检查时，通过开座谈会、宣讲

《德阳市水利局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告知书》、发放区域评估政策宣传手册等方式，加强开发区管理机构、入驻项目业主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学习，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督促生产建设单位履行法定义务，坚守法律底线，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人为水土流失。

二是加强督查，确保整改落实。为确保开发区公共基础设施和入驻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依法严格落实到位，德阳市水土保持委员会组织市经信、住建、水利、税务部门会同县（市、区）相关部门每年对开发区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落实、水土保持义务履行、水土保持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专项联合检查。在此基础上，市、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综合执法部门增加对开发区生产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频次，对开发区生产建设项目履行水土保持义务情况实行清单制、销号制管理。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未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等问题的项目采取约谈、信用监管、立案查处等方式督促整改。全市专项检查工作自2022年开始，已连续开展至今，开发区内生产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意识逐年增强，水土保持违法案件逐年减少，水土保持率持续提升，绵竹市、旌阳区先后于2021年、2022年成功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 有力助推了美丽中国建设。

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发展 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

中国就业促进会支持和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研究课题组

一、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意义

（一）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1. 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就业形态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稳定的就业局势，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显著推动了服务型数字消费升级。以外卖骑手为例，既作为服务供给者支撑即时配送需求，又以消费者身份高频使用外卖、家政服务，并催生“骑手专属消费场景”。据美团有关调查显示，骑手以20—35岁为主，易接受新兴消费模式。60%骑手会将收入用于休闲娱乐、线上教育等非必需品消费。再者，骑手家庭使用社区团购的频率比普通家庭高40%。近年来，下沉市场骑手数量增速超一线城市，其收入增长带动低线城市服务型消费占比从2019年的32%提升至2023年的41%，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2. 有力推动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新就业形态的兴起依赖于技术创新， 反过来也刺激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平台通过技术优化供需匹配效率，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新就业形态推动了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同时，它为数字内容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行业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劳动供给。在疫情等不确定性环境下，新就业形态表现出较强的弹性，提升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劳动者通过平台快速找到替代性工作，电商、外卖等行业成为疫情期间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3. 拓展与优化了社会服务新就业形态推动了社会服务的多样化，许多传统未覆盖的领域得到了补充。例如，即时配送、个性化内容创作、在线教育等服务，为公众提供了更多选择。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提高了服务流通的效率。平台技术实现了服务和商品的快速流通，优化了资源分配效率。例如，生鲜电商平台缩短了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时间，降低了损耗和成本。新就业形态通过互联网连接了城市和农村，为农村地区提供了更便捷的物流服务和就业机会，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效弥合城乡差距。

4. 改善了群众生活方式，提升了群众生活水平新就业形态通过技术驱动， 提升供需匹配和资源整合效率，显著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进而推动服务与商

品价格普惠化。例如，即时配送网络的算法调度使单均配送成本从2018年的7元降至2023年的4.3元，传导至终端消费者表现为餐饮外卖客单价较堂食平均低12%—15%；兴盛优选社区团购采用“中心仓—网格站—自提点”模式，减少4层传统分销环节，使生鲜流通损耗率从30%降至8%以下，终端价格下降20%；美团“闪电仓”整合便利店库存，利用骑手空闲运力实现30分钟应急配送，商品价格比便利店低8%—12%。国家统计局显示，2022年城镇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占比达44.2%，较2015年提升9.7个百分点，其中50%的增量由外卖、网约车等新业态贡献；同时，服务类CPI涨幅连续5年低于商品CPI1.8个百分点，印证效率提升对通胀的平抑作用。

总之，新就业形态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还极大地优化了社会服务供给和流通效率，提升了群众生活的便利性和质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灵活就业获得收入的同时，也能享受更多个人生活时间，提升了生活满意度。而消费者通过享受高效便捷的服务，生活幸福感明显增强。

（二）在促进就业方面

1. 成为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大幅缓解了就业压力，尤其是为年轻人、低技能劳动者和特定人群（如女性、残疾人）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截至2024年，我国蓝领就业规模达4.25亿人，其中数字经济平台通过低门槛就业模式创造规模化岗位：外卖骑手超1500万人、直播从业者逾1800万人、快递员达430万人。其显著特征在于突破传统就业壁垒，以学历技能要求低、入职灵活的特点，有效吸纳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人口、下岗职工及低学历青年等群体，缓解结构性失业压力。同时展现出广泛包容性，为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和低学历待业青年，包括应届毕业生、女性、老年人和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开辟就业通道。在传统产业收缩、新兴产业崛起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新就业形态为受产业调整影响的劳动者提供了再就业机会。例如，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剩余劳动力可通过培训进入数字经济领域， 如直播电商运营、平台客服等，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期的就业平稳过渡。

2. 灵活用工模式创造了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以众包模式为核心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典型岗位，满足了劳动者对短期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需求。这类用工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骑手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早晚高峰时段接单，网约车司机可自主切换“兼职赚外快”或“全职拼收入”的工作强

度。在突破地理边界方面，新就业形态构建了虚实融合的劳动场景。跨境电商运营师可通过杭州的直播基地对接东南亚消费者，自由程序员在云南小镇远程参与硅谷项目研发，陪诊师依托线上平台精准匹配同城客户需求，西藏牧民可以通过短视频推广牦牛肉走向全国，都市白领可以转型为数字游民，在旅居生活中承接设计、咨询等线上业务。

更为重要的是，新就业形态持续催生职业创新。共享用工调度师、直播选品专员等新职业产生并不断分化。例如，人工智能训练师已细化为数据标注、算法测评、伦理审核等专业方向，从业规模突破20万人。

3. 重构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构建了多元化收入渠道，拓宽了劳动者收入来源劳动者可以通过多平台接单、自由选择任务来增加收入。劳动者可根据自身工作能力、时间投入获得与之匹配的收入。部分劳动者能依托技能资本化、资源复用化等模式实现收入提升。以“即时配送+技能变现”的复合增收模式为例， 北京美团骑手张强在完成日常配送任务后，利用电动车空闲时段承接同城急送订单，并通过平台认证的摩托车维修技能为同行提供有偿服务，使其月收入从基础配送的7500元提升至11000元。这种“主业+副业+技能服务”的三维增收结构，在网约车、家政服务等领域形成范式：滴滴司机王玲通过车载屏幕广告分成每月增收600元，家政保洁师李芳借助平台培训认证后承接高端收纳服务，时薪从40元提升至150元。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收入增长机制呈现显著的乘数效应。快手三农创作者@草原阿古通过直播带货将家乡风干牛肉单价从68元提升至128 元，并衍生出牧场参观导游服务，带动家庭年收入突破50万元；跨境自由设计师陈默运用AI设计工具将接单效率提升3倍，在Upwork平台同步承接欧美企业VI 设计项目，实现收入较传统工作室时期增长400%。调研显示，掌握数字化工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收入增幅达18%，较普通从业者高出10个百分点。

4. 助力提升就业质量新就业形态对劳动者提出了新技能需求，许多平台提供技能培训服务，如美团平台为外卖骑手提供骑手职业全阶段的人才发展机制， 打通专业、事业、学业、转岗、转行的“三业两转”成长路径。抖音平台为主播提供直播技巧课程，阿里巴巴为电商经营者提供运营指导。在权益保障维度， 截至2024年11月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达1022.64万人。其中，美团作为首批试点企业，三年累计投入14亿元，为试点区域累计600多万名骑手参保。同时， 人社部表示，将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准备将试点省份从7个增加到17个，并逐步推动在全国实施。

值得关注的是，新型就业质量观呈现“动态进化”特征。近期美团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城区试点为骑手补贴养老保险，面向全类型骑手开放，逐步推向全国。滴滴“橙意保障计划”实现200万司机意外险即时生效。这种质量提升并非对传统范式的简单替代，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将社会保障的“刚性框架”转化为“柔性网络”，使工作时间弹性化与收入稳定性、职业自主性与权益保障性形成创新性平衡。

（三）在治理共融方面

新就业形态通过增强社区服务能力（如应急配送、便民服务）、促进信息流通（从业者作为“移动节点”反馈基层问题）、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正在深度融入基层治理。调研发现，北京回龙观“骑手友好社区”通过设立驿站、共享充电桩等设施，为外卖骑手提供休憩、换电服务，并联合美团开发“异常天气预警系统”，实时推送交通管制信息，既提升配送效率又降低交通事故率； 上海杨浦区则将骑手纳入“社区网格观察员”队伍，借助其高频次社区穿行优势，2023年累计上报井盖破损、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1200余起，同时通过“党建+新业态”模式组织骑手参与反诈宣传、独居老人关爱行动，实现治理效能与群体归属感的双提升。

近年来，平台企业通过分层保障体系赋能劳动者，收入兜底+职业保险筑牢生存底线，晋升通道+技能认证拓宽发展空间，驿站服务+子女关怀强化社会认同，推动劳动者从“生计型劳动”向“价值创造者”转型，实现体面就业与职业尊严的双重提升。截至2025年1月，美团响应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关于建设“骑手友好社区”的指导和要求，联合街道、社区、物业企业等社会各界力量，已在全国150多个城市共建1.6万余个骑手友好社区。

二、新就业形态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一）新就业形态处于快速发展初期，行业规范跟不上

新就业形态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涌现出一批发展规模较大、规范性较强的平台企业，对从业者的赋能与服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在各类行业， 仍然有一批平台企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对从业者的支持和服务能力不足，部分从业者技能参差不齐，影响用户体验和行业整体形象。部分平台企业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采取过度补贴、恶性竞争的策略，导致行业发展失衡。

（二）就业的不稳定与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相互交织

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使得劳动者在收入、工作时长和工作量上缺乏稳定性，

增加了职业风险和不确定性。部分新就业形态职业发展空间受限。部分新就业形态职业对技能提升和职业晋升的支持不足，从业者难以实现长远职业发展。

（三）劳动者就业观念与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存在较大落差

许多人仍倾向于传统的固定就业模式，对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持怀疑态度，对新就业形态的就业优势缺乏应有的认识。部分新就业形态职业

（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由于其服务行业的属性，被社会视为低端岗位， 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较低。

（四）劳动者的劳动保障水平提高缺乏制度性机制性保障

目前头部企业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已经被新职伤覆盖，但仍有大量新业态群体未被新职伤覆盖，工作中受伤时缺乏有效保障。许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未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风险暴露较高。需要通过制度性机制性的政策设计予以保障。从今后发展趋势来看，新就业形态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并重”，技术赋能、保障创新与治理协同构成核心驱动力，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友好型发展。新就业形态在发展过程中，面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平台企业的创新实践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将会得到逐步解决，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之，当前新就业形态正从“规模扩张”向“质效并重”的趋势快速发展， 技术赋能、保障创新与治理协同已构成其核心驱动力。未来新就业形态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方协同创新，不断补齐发展短板， 更好地释放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潜力，以推动经济和就业良性循环和高质量发展。

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践探索 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周姗姗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党的建设在新领域拓展、新阵地巩固和新课题破解等方面面临的需求。当前，以平台经济为载体的新业态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下快速发展，催生了以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及网络主播等为典型代表的灵活就业群体。根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职工总量达4.0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达8400万人[1]，占比20.9%，构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的关键性力量。在此背景下，如何切实增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领与组织凝聚力，提升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成为新时代基层党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泉州市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践经验

福建省泉州市是民营经济大市，其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2]。其中，快递物流、电商直播等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快递员、外卖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数量日益庞大。泉州市牢牢抓住党建引领，积极探索实践，破解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问题。

（一）“一盘棋”完善工作机制，解决“谁负责”问题

一是坚持党委领导。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纳入大党建格局，按照统筹协调、横纵联动方式，健全市委“两新”工委和相关部门“1+11”领导体制机制，即两新工委牵头抓总，网信、邮政管理、交通、商务、市场监管等11 个部门作为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负党建主体责任，积极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构建由街道社区具体落实的“属地为主、条块结合、多方联动”的新就业群体党组织管理体系，确保党的领导能够“一以贯之”地得以实现。二是明确部门职责。坚持系统化谋划思路，明确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党组织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成员单位具体责任。如鲤城区下发了《鲤城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及职责》，明确了宣传部（网信办）、城市管理局、商务局、工信局、人社局、市监局等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形成一体推进、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南安市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心向党融‘新’共治”行动加强新就业群体党

建工作的实施方案》，把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纳入乡镇（街道）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对摸排建档、推进组织覆盖、建立积分考核体系等多项具体任务进行细化。三是强化保障支持。实行“四个优先”，即优先安排新建党组织经费补助、党组织书记工作津贴、党务力量招录、党内关怀帮扶对象。支持并指导具备条件的新业态企业建设党群活动阵地，推动“党建+”邻里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向周边的新业态企业开放。构建“财政拨助、党费补助、企业赞助”的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对新成立的新业态企业党组织以及党建工作基础较扎实、成效较好的给予适当经费补助。

（二）“一张网”织密组织体系，解决“怎么建”问题

一是常态排查摸底数。由县（市、区）“两新”工委牵头，网信、工信、人社、税务、市场监管、统计等部门对登记注册、纳税、缴纳社保、经济普查等数据进行综合比对，全面摸排新业态企业及末端网点分布情况，全面掌握辖区内新就业群体人员有关信息，从新就业群体中找党员；通过发动镇街、村居等属地党组织力量，从基层党员中找新就业群体，分级分类建立党建数据库。二是分类施策建组织。按照“好管理、起作用”的原则，泉州开展新业态领域“两个覆盖”攻坚行动，通过采取龙头企业单独建、园区企业组团建、集中区域联合建、行业部门牵头建等方式，因企制宜组建党组织，目前全市新业态党组织覆盖率达94.5%。三是明确主体严管理。根据新就业群体的不同特点，明确管理主体。对企业管理层等工作相对固定的，由所在企业党组织进行管理；对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流动性强的群体，结合其工作生活半径，由工作地或居住地所在街道（乡镇、园区）党组织直接联系管理。

（三）“一揽子”政策集成资源，解决“力量弱”问题

一是选优党组织书记。按照“讲政治、爱企业、有能力、懂党建”标准， 把政治素质好、具有较强经营管理和党建工作能力的优秀企业党员选拔为党组织书记，实行党组织书记、委员与企业中高级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二是配齐党务工作者。推动重点新业态企业统筹设置党务工作部门，按照“员工过万的企业按员工总数万分之三的比例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员工1千至1万人的企业按1至3人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原则引导新业态企业配齐党务工作者。引导泉州各县区将新业态企业党务工作者纳入党务干部“双选聘”对象， 加强日常管理，给予一定工作补贴。三是派强党建指导员。按照“一人一企” “一人多企”的办法，选派党性强、业务熟的党员干部和业务骨干担任党建指

导员、驻企联络员，建立各县（市、区）党员领导干部、“两新”工委委员、行业党委委员挂钩联系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制度。例如南安市探索推行“3+12”机制，从组织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新业态企业所在乡镇（街道）分别选派干部挂钩新业态企业党支部，并严格遴选认真负责的新业态企业党员管理人员担任党支部书记，积极打造“专兼结合”党建工作队伍。

（四）“一股绳”汇聚新兴力量，解决“起作用”问题

一是筑新巢，打造综合服务阵地。泉州市根据新就业群体的特点和需求， 选择在新就业群体人员相对集中、工作范围较近的“党建+”邻里中心、园区党群服务中心、重要商圈等，建设“暖蜂驿站”“货车司机之家”等多功能党群服务阵地。建成500多个暖“新”驿站，构建“15分钟服务网络”。二是暖新心， 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制定出台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措施，例如泉州市出台《快递从业青年关爱专项行动暨“小蜜蜂关爱行动”实施方案》《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若干措施》等政策。丰泽区开展“泉心向党‘丰’华正茂”专项行动， 汇编发布《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服务政策清单》，梳理4大类33小项政策清单，全方位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全市开展“寻找最美快递员”活动，举办职业技能竞赛，组织专项疗休养活动等，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问题，提升获得感幸福感。三是赋新能，畅通作用发挥渠道。泉州市深入实施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泉新共治”专项行动，试点开展“以服务换积分、以积分享政策”管理服务办法。推深做实党建引领网格管理工作，积极推动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到社区小区报到备案，常态化参与小区治理、文明创建、平安建设等基层治理。

二、泉州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泉州市做细做实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然而，泉州市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亟待破题解决。

（一）治理机制运行效能有待增强

泉州市尽管已建立“1+11”跨部门协调机制并明确四级党组织责任，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权责边界模糊与联动效能不足的问题。一是平台企业治理参与度有限。多数平台企业采用全国化分散运营模式，与地方党组织间缺乏常态化沟通渠道，导致党建要求难以穿透至末端网点。二是跨部门协同存在执行壁垒。虽然各地都已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主体责任，但在市场监管、网信、人社等部门的联合监管中，仍存在信息共享不畅、政策衔接断层等问题。三是属地化

管理资源匹配失衡。街道社区作为党建落地主体，面临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组织化程度低的现实挑战。以快递网点为例，其经营稳定性与党员流动性导致“边摸排边流失”现象频发。

（二）组织覆盖质量亟待提升

泉州市尽管通过“两个覆盖”攻坚行动，目前已成立18个市级行业党委和11个县级行业党委，但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化仍存在瓶颈。一是组织建设与行业特性适配不足。新业态企业生命周期短、抗风险能力弱，导致党组织组建与企业存续周期错配，存在党组织还来不及组建企业就破产、搬迁等情况。大部分新业态企业党员数量不足3人，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的基本条件；已成立党组织的，其覆盖也大多是“有形覆盖”，未能真正实现“有效覆盖”。二是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创新滞后。新就业群体党员组织关系大多留在户籍地，党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线下难接触、线上难联系，导致党员不能按时参加组织生活，“隐形”党员或“口袋”党员还不同程度存在。同时，传统的线下组织生活形式难以契合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工作流动性强的职业特征。三是党务工作者专业能力存在短板。部分新业态企业党组织党建工作力量较弱， 虽已建立专职党务干部配备标准，但部分党务工作者水平不高，上级对新业态企业党务工作缺乏必要指导，部分党组织有意发展党员，却不知如何开展此项工作。

（三）权益保障与服务供给有待完善

泉州市虽然建成500余个暖“新”驿站并出台系列关爱政策，但供需匹配精度仍需提高。一是劳动权益保障制度衔接不足。新业态企业尤其是平台企业通常采用合作承包、直接用工、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用工方式，如加盟网点的外卖送餐员普遍没有五险一金，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二是服务阵地功能利用率偏低。部分暖“新”驿站由于选址偏离工作动线，且开放时间与从业者作息不匹配，导致日均使用率较低。同时，充电换电、应急救助等新就业群体急需的服务功能仍不完善。

（四）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效能有待释放

泉州市虽然深入开展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泉新共治”行动，但作用发挥仍存在浅层化问题。一是治理参与激励机制尚不完善。积分兑换政策多集中于物质奖励，缺乏荣誉授予、社会认同等精神激励设计，导致兼职网格员参与持续性不足。二是党建与业务融合深度不够。平台企业绩效考核体系未纳入

党建指标，致使管理层对党组织建设支持力度有限，党建工作很难有效融入新业态企业生产经营实际。

三、推进泉州市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面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泉州市的行业特色，加大攻坚力度，推动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实现全面过硬、全面提升。

（一）健全有力有序的组织体系

一是丰富组织设置形态。针对新就业群体存在就业方式灵活、工作平台化、流动性强等特点，打破传统党组织设置固化思维，紧密结合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组织覆盖形式。例如针对快递员、外卖员工作半径与街道社区网格高度重合的特点，依托街道社区或网点站点统筹组建；针对网约车司机在城市内流动的实际，依托平台企业或合作企业挂靠组建；针对货车司机党员跨区域流动的特点，依托平台企业、货源集散地分类组建。二是创新流动党员管理工作。建立流动党员动态管理机制，通过人员信息登记调查、社保部门数据比对等方式， 对流出和流入的党员逐个建立档案。建立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双向互动机制， 探索建立“在家联动、在线联网、在外联管”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三联”工作机制，实现“流动不流失”。加大流动党员亮明身份的积分值，鼓励“口袋党员”主动亮出身份。三是灵活组织生活方式。针对新就业群体工作的线上链条和线下节点，按照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不同就业人群的工作特点和生活作息规律，通过企业APP、微信群等渠道，开展云组织生活。同时将参加活动的情况作为新就业群体流动党员参与积分兑换的依据，进一步激发新就业群体参加组织生活的积极性。

（二）健全富有成效的服务体系

一是建好用好服务阵地。做好暖“新”驿站的建设、运营管理和服务工作。积极推动党建、工会、共青团、妇联、市场监管、司法局、人社局等部门力量下沉暖“新”驿站，开展定点接待、驻点服务。积极推动街道、社区、商圈、楼宇等党群服务阵地向新就业群体开放，整合社区长者食堂、银行商超等共建共享资源，免费提供用餐、阅读、充电等基础服务。二是搭建精准服务平台。开发线上服务平台，设置困难一键求助、问题一键上报等功能，多渠道收集新就业群体的真实诉求，及时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整合各类线上平台资源，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就业招聘、安全指引、健

康医护、技能培训、青年联谊、子女教育等信息，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一个“学习有阵地、服务有保障、困难有人帮”的服务平台。三是完善权益保障机制。要加强对新业态企业的监管，相关职能部门从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纠纷处理等方面作出规范指引，引导平台企业在劳动权益保障上承担更多主体责任。积极推进行业工会组建工作，建立以行政部门为主导，平台企业、行业协会、工会组织参加的民主协商机制，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渠道，引导从业人员依托工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构建卓有成效的治理体系

一是搭平台，扩大社会治理的参与度。将新就业群体的职业优势与城市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发挥快递员、外卖员及网约车司机等“流动哨兵” 的作用，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民意收集、突发事件直报、辖区安全预警、文明创建监督等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探索新就业群体兼职社区“网格员”“监督员”“巡查员”“宣传员”的长效机制。二是强激励，激发参与社会治理动力。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激励机制，逐步完善新就业群体积分机制，对在基层治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新就业群体，在学历提升、技能培训、健康体检、小额贷款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推动平台企业在党员发展、评先推优、职务晋升、优先派单等方面予以倾斜。三是评先进，提升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要积极推荐新就业群体从业人员作为泉州市“两代表一委员”人选，加大对新就业群体“劳动模范”“五四奖章”“能工巧匠”等荣誉评选和行业表彰力度。举办“快递明星”“最美骑士”等评选活动，除了对基本的满意度、准时度评价以外，还从社区服务时长、参与志愿者服务、主动参与政策学习中建立评价标准体系。大力宣传外卖员、快递员等立足岗位、敬业奉献的先进事迹，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职业成就感。

完善“三个机制”构建社区治理新生态 关于平山县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调研

石家庄市委改革办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石家庄市平山县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围绕“多元联动、矛盾化解、居民服务” 三大任务，创新体制机制，优化服务模式，构建具有平山特色的社区治理生态， 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主要做法

完善多元联动机制，凝聚社区治理强大合力。“党组织+居民群众”联动， 织密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优化网格党支部设置，构建“社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网格员”三级组织架构，每500户为一个网格，选优配强兼职网格员，推动基层治理精细化。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整合社区党员、居民代表、志愿者等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线上+线下”联动，赋能提质增效。充分发挥“微信群”作用，围绕社区的人、地、物、事、情等要素，搭建社区居民沟通交流平台，形成党建共商、服务共做、难题共解、文明共创新格局，确保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同时，完善线下走访机制，网格员、楼门长常态化走访，及时收集居民需求，不断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完善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和谐稳定社区环境。搭建矛盾化解平台。县法院在2个社区成立法官工作室，针对社区内常见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权益损害、法律咨询等问题，探索实行“三步走”工作法。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多元收集居民诉求与矛盾；组建“老街坊”“老职工”调解团，发挥乡贤作用；以法止戈，法院每周一、周三上午派出金牌调解员深入社区坐班，提供法律咨询， 为居民提供便捷法律服务，切实打通社区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 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调解员、法律明白人、法律顾问等，制定规章制度，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定期深入小区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和掌握各类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采取不同的调解方式， 有效将居民反映的家长理短、邻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着力打造“无讼社区”。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信访工作条例》《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法律法规， 强化居民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营造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良好法治环境。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引导居民依法维权。

完善服务保障机制，提升社区居民幸福指数。成立社区工会联合会，服务新就业群体。成立社区工会联合会，为社区职工群众提供全方位、多层次服务， 定期组织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企业职工就业竞争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共享发展成果。联合辖区内物业公司、社会组织、驻区单位、个体工商户及志愿服务团队，组织公益课堂、免费义诊、防诈骗宣传、就业帮扶、文艺演出及“一老一小”关爱活动等惠民为民志愿活动，通过志愿服务积分兑换日常生活用品的方式，鼓励驻区单位、在职党员及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志愿活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志愿服务良好风尚。圆梦“微心愿”，传递社区温暖。开展线上线下“微心愿”活动，面向孤寡老人、失能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以及户外工作者、网约车司机等人群征集“微心愿”，由社区党员、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结合自身特长、单位职能、企业实际等情况，主动认领，帮助实现， 确保每一个被认领的“微心愿”不落空，不断增强社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主要成效

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实现了资源聚集、人心凝聚、事务高效处理，确保了社区治理全方位覆盖和精细化运作。通过“微信群”第一时间响应居民诉求，并为其提供各类便民服务，社区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居民诉求办结率达93.3%以上。

社区环境更加和谐。法官工作室和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通过多元收集、多方化解的方式，成功调解了474起矛盾纠纷，法律咨询覆盖7580人。“无讼社区”建设成效明显，居民法治意识增强，信访量同比下降35.5%。

服务质效不断增强。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共计732场，惠及居民35925人次，不仅激发了志愿者的新活力、凝聚了居民向心力，更营造了团结友爱、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微心愿”活动帮助实现心愿583个。

经验启示

党建引领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平山县通过构建“三级党组织”架构，以党建促治理水平提升，以党组织全覆盖促治理工作落地见效，实现了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党的基层组织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力量，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多元化治理模式，最大程度凝聚各方共识、关切各方利益、整合和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基层治理强大合力。

科技赋能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平山县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治理，实现了从粗放式到精细化、从被动到主动、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的转型。数字化手段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工具，要探索利用更多信息化技术，改革创新社区治理办法，实现社区治理的智能化、可持续化。

多元共治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平山县通过联动法院、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既提升了治理水平，又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区治理新路径。社区治理要走好群众路线， 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治理，统筹社会各种资源支持治理，这样才能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精细服务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平山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成立社区工会到圆梦“微心愿”，为新就业群体和困难群体提供了“暖心伞”，得到了居民群众的认可。社区治理要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把暖心服务落到实处，通过主动服务和精准服务， 真正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打造和谐宜居的美好社区环境。

西安市高素质农民“1346”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西安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实践调研

西安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赵科刚

西安市近年来聚焦提升技术技能水平、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提升综合素质素养，创新实践高素质农民培育“西安模式”，努力培育粮食安全守护者、产业发展带头人和乡村振兴主力军，为西安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基本情况

2022年，西安市农广校职能划转到市农技中心。西安市农技中心在履行好培育“主渠道”“主阵地”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统筹教育培训资源， 积极探索建立适合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农民教育培训方式方法，形成以市农广校为纽带、各区县农广校为骨干、社会力量为补充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体系， 分层次、分类别、多元化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多年来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学员7010人，其中区县培育初级高素质农民6509人，市级培育中级501人，学员综合满意度达99%，为西安市乡村振兴和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储备了一线实操人才。

经过对全市8个涉农区县的4329名高素质农民调查发现，西安市高素质农民队伍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高素质农民队伍相对年轻。其平均年龄为45岁，其中78.98%的高素质农民年龄集中在36至54岁之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队伍结构较为合理。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男性学员超过60%。可见，西安市农村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逐步增强，高素质农民逐步呈现年轻化趋势。

二是高素质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7.35%， 高于全国5.4%，0.25%为研究生学历，高素质农民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农户， 学习能力较强。三是高素质农民新生力量充足。一大批大专及以上毕业生、退役军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等新生力量加入高素质农民队伍，占比达30.45%， 越来越多的新农人选择积极投身农业，发展态势良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高素质农民实际务农占比高。西安市大部分高素质农民从事传统的种养业，占比高达79.26%，主要为周边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统一销售农产品， 是一支留得下、靠得住、用得上的农业产业发展者。从事服务类、加工业、休

闲农业等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高素质农民占比达到20.74%，是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和业态模式，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

五是高素质农民产业组织化程度较高。有超过40%的高素质农民领办（加入） 合作社、建立家庭农场或创办农业企业，高于2022年全国36.34%的比例。其中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606家，有51家被评为省级示范农场；创办农业企业639家， 有122家被认定为龙头企业；经营农业产业园区493家，有54家被评为省级以上园区。高素质农民创办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大幅增加，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经济繁荣具有积极作用。

六是高素质农民成为乡村振兴“带头人”。调查显示，有896名高素质农民担任村委会班子成员，862名高素质农民担任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成员，252名高素质农民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580名高素质农民获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一大批高素质农民脱颖而出，成为带动西安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创业致富的带头人。

二、主要做法

西安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始终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注重质量、全程监管”原则，以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质量为关键，探索形成了“一个目标、三项工程、四个课堂、六类人才”的“1346”培育模式。

（一）锚定“一个目标”，明晰培育方向。锚定“培育乡村振兴人才”这一目标，在精准调研的基础上，准确掌握西安市农村人才需求和产业发展现状， 以“服务农民、服务产业”为宗旨，面向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精心遴选能够在农业产业化、新技术新品种研发推广、社会服务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 且愿意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中的产业带头人，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重点深入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实施“三项工程”，提高培育质量。一是农广体系师资能力提升工程。广泛吸纳专业水平高、实践经验强的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省市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以及产业发展好、接地气的“土专家”“田秀才”等，纳入西安市师资库并实行动态优化管理。二是高素质农民“素质登高”工程。按照西安市抓管理提升培训，区县抓产业技术培训的思路，采取集中授课、生产实践、交流讨论、观摩学习、帮扶指导，开设粮食综合班、农村电商班、新型经营主体

带头人等专题班，精准培育，全面提升高素质农民综合素养水平。三是高素质农民技能“淬火”工程。举办“强农杯”技能大赛、电商直播技能大赛、高素质农民培育成果展等，为全市高素质农民搭建技能比拼、风采呈现、示范引领的大舞台，营造学技能、提水平、赶先进的良好氛围。

（三）打造“四个课堂”，拓宽培育形式。一是理论授课大课堂。集中授课采取100-300人的大课堂讲授公共科目、30-50人的小班学习产业专题技术， 夯实学员农业理论基础知识。二是直播培训云课堂。开展“线上+线下”直播课堂，将“冬季修剪和田间管理”直播课堂搬到田间，让农民足不出户学知识， 让农民受益。三是现场观摩真课堂。组织学员分产业分批次跨区跨市交流学习， 深入数字农业示范园、乡村振兴示范村等，零距离学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等知识，让学员坐上农业科技“直通车”。四是一对一帮扶课堂。百余名基层农技员采取“讲学研+面对面”指导的方式，针对农民学员产业“卡脖子”问题，逐一分析解答，打通培育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培训内容与学员需求、跟踪帮扶有效衔接。

（四）培养“六类人才”，提升培育成效。一是重点产业发展先行者。聚焦重点产业链育人才，以先进技术优势、领先的管理理念发展都市特色现代农业，助力农产品稳产保供，引领产业提质增效。二是产业技术体系“田秀才”。培养农民技术员，鼓励高素质农民作为岗位专家为省市产业技术体系提供科技力量服务。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头雁。充分发挥“大雁高飞头雁领”的带动作用，带动更多青年人才领办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投身乡村振兴。四是村集体经济带头人。让集体经济“活”起来、乡村产业“兴” 起来，引领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五是农村电商引领者。围绕电商促振兴， 为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为产销助力、为产业赋能。六是乡村工匠传承人。做好乡村特色文章和民俗传承，推动乡村工匠技艺传承发展，丰富乡村文化、留住乡愁。

三、作用成效

近年来，随着西安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持续推进，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逐渐成为西安市乡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的先行者、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的引领者、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者，为推动西安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引领产业发展。近年来，西安市一大批高素质农民依托自身技术优

势、管理优势及卓越的实践创新能力，高度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在加快推动农产品特色化、标准化、品牌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了产业发展“主力军”作用。西安市葡萄研究所副所长纪文燕，潜心研究葡萄品种选育、技术研究、示范推广， 带领团队成功选育领先于国际水平的“户太”系列葡萄品种，高效引领中国葡萄产业发展。临潼区王勋昌成立临潼石榴产业发展联合会，积极践行“用品牌复兴临潼石榴”理念，全方位推进、引领石榴产业全链条发展，“百富瑞”牌石榴斩获2024年农业博览会金奖。陕西省猕猴桃协会常务理事吕岩，30多年来长期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创新发明猕猴桃“多芽少枝”系统修剪等10余项种植技术，填补了猕猴桃修剪领域的相关技术空白，有效推动周至县及陕西省猕猴桃产业标准化发展。

（二）拓展技术服务。针对西安市“小农”生产实际，广大高素质农民积极开展“耕种管防收销”等生产环节的半托管或全托管服务，由点扩面不断升级技术服务，解决了很多小农户“做不了、做不好、做了不划算”的共性难题。

目前，鄠邑、高陵、阎良等区县高素质农民已相继组建粮食、蔬菜、葡萄、猕

猴桃、樱桃等十余支全产业链专业社会化服务队伍，全市活跃着一大批由高素质农民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组织，年度累计开展各类技术服务2000余次， 推动农民“增闲”又“增收”。周至县宁选朝、马康利等在“线下”长期开展个性化技术服务，足迹遍周至16个猕猴桃主产乡镇，先后在媒体平台发表猕猴桃种植技术文章200余篇，点击量逾20万次。

（三）强化联农带农。西安市高素质农民积极创办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1245家，优化构建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订单生产、生产托管、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实现助农增收。阎良区杨学红，采用“基地+农户

+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冬枣产业，带动辐射周边社员群众种植冬枣面积达到3000余亩，25户农户通过“入股分红”方式实现带动增收。高陵区学员吉根林积极开展产业帮扶和技术帮扶，目前其所创办的合作社社员人均年收入已突破3万元，在当地传为一段“带富”佳话。

（四）壮大集体经济。近3年，西安市862名高素质农民先后通过多种方式充实到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中，通过带头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建设等活动，推进产业发展，让村集体经济“活”了起来，产业“兴”了起来。高陵高素质农民张俊，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3600平方米的草莓智慧工厂，采取“党支部+ 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的模式，按照“一人一股、人人平等”的方式，将经营

性质资产折股量化，确保每户村民持股受益。临潼区高素质农民王现武，充分立足家乡地域特色，积极发展果蔬、奶畜、花卉苗木等三大主导产业，带领村庄成功实现产业转型，村集体年经济收入从3万元大幅提升至200万元。在长安区，以高涛为代表的一批高素质农民，充分立足秦岭北麓景观实际，因地制宜种水稻、办民宿、打造农业景区，走起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不断培优壮大村集体经济，有效带动村民致富。

（五）培育新兴业态。高素质农民不仅是农业技术的革新者，更是生态农业、电子商务等新型产业形态的引领者。目前，西安市459名高素质农民在从事

农业电商、农业废弃物处理等农业新兴业态产业孵化，有力拉动了西安市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以灞桥区李小柯、鄠邑张宇浩为代表的农村电商引领者，把《果园冬季修剪和田间管理》《农产品拍摄基本手法》等技术直播开在田间地头，

为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高陵区吕雷依托西安市高陵区中王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积极引进相关国家科技进步奖成果，在农业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方面探出了一条新路子，生产的“秦鹿”有机肥斩获农高会“后稷奖”。长安区王卫花聚焦“循环农业、绿色农业”，带动周边村庄发展葡萄，产业示范带动面积超过1000亩，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2020年成为央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携手奔小康”节目的宣讲人。

（六）厚植乡土文化。围绕做好乡村特色文章、做好民俗传承，高素质农民扎根基层，深耕乡村文化沃土。以阎良区孙世凯为代表的乡村工匠传承人， 积极推动乡村工匠技艺传承发展，激活了乡土文化生命力。周至县田锐霞是西安鼓乐省级非遗传承人，其长期致力于集贤鼓乐传承与发扬光大，曾组队赴德国柏林进行鼓乐演出，让传承千年的“大唐雅音”响彻世界舞台。“蓝田传统手织布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吕养芹，长期从事外贸订单，设计、加工的纯手工艺品如手套、围巾、帽子等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生动讲述了“关中巧女”的外贸好故事。阎良关山街道关山村党支部书记孙世凯， 长期致力于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光大，通过开办书法培训班、讨论会等方式， 积极组织村民学习书法并开展艺术探讨，积极推进“墨香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书法书记”。

四、存在问题

（一）培育体系需持续强化。一是管理体系配置不足。市级和区县农广校缺乏专职管理编制，部分区县农广校缺乏独立法人资格和专业师资，影响培育

计划的及时执行和师资合理调配；二是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市县均缺少具备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双师型”教师，“土专家”“田秀才”等优秀乡土人才由于没有职称无法纳入师资队伍，师资能力无法持续提升；三是部分区县生源补给不足，受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出现了招生难和招生质量降低的现象。

（二）培训内容方式需持续优化。一是教学内容亟需优化。部分班次培训内容更新滞后，存在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问题；二是教学方式创新不够。受高素质农民培育管理办法约束，培育以集中授课为主，缺乏教学互动，同时线上资源利用不足；三是实践教学形式不够丰富，多以参观为主，缺乏深入的操作指导和体验，使得培育对象无法及时将所见所学转化为实际技能。

（三）政策服务力度需持续深化。一是培训后评估和反馈机制不够完善。培训后持续跟进技术指导力度不够充足，影响培训质量效果针对性提升和农民生产技能的持续提升；二是市场信息和政策动态传递渠道不畅，培育后的高素质农民无法及时了解信息以把握市场和政策机遇；三是政策支持帮扶力度不足， 缺乏长效保障机制，制约了高素质农民培训效果的发挥。

五、思考和建议

高素质农民是农业新主体、新经济的实践者，必须对其进行高质量培训、推进高质量供给，从“量”到“质”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着力把需要农民培训变为农民需要培训。

（一）全力做好农民培训的顶层设计。在做好需求调研的基础上，从全局角度分类做好项目顶层设计。一是加大教育培训投入。在确保项目培训经费专款专用的基础上，对以农广校为主体的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增加支持，积极改善教学条件。二是加强培训项目设计。围绕产业发展设置培训专业，围绕地域现状招收培训对象，结合农民意愿设置培训课程，根据调研需求确定教学目标及方法，根据培育对象制定培育方案，根据培育方案进行检查考核。三是优化培训资源。拓宽师资渠道，构建以高校教授、农技专家和乡土专家为核心的师资团，壮大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力量。

（二）充分发挥现代化实践基地的示范效应。根据实用、实效、便民的原则，依托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创建工作。结合西安市“三区一带三基地13+6集群”的产业布局特色和中央及省农业农村部门对实训基地的要求，积极创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高素

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为高素质农民培育提供实践基地，将农民培训由封闭式教学向现场答疑式培训转变，突出培训实用性；将授课老师灌输式授课向互动式交流转变，突出学员参与性，搭建农技推广新平台。

（三）积极拓展多元化工作平台与载体。着力做好省、市“十佳农民”的遴选发布及典型推广，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利用全媒体手段优势，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形式，展示新时代高素质农民的新风采新面貌，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农业、热爱农村、支持参与农民教育培训的良好氛围。

（四）加大对高素质农民政策扶持力度。对于已经认定的高素质农民，不能发完证书了事，要从各方面给予跟踪服务和扶持，满足他们创业的需要。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比如在流转土地、各种补贴上向他们倾斜。二要优化涉农建设项目扶持政策，对农村土地整理、标准农田建设等涉农项目，从项目编制、申报源头上向高素质农民倾斜。三要加强金融信贷支持力度，在相同条件下，金融单位要对高素质农民信贷开绿灯，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增加授信额度，要重点考虑创业融资的需要。

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西安都市现代农业面临人才短缺的突出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西安市聚焦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进行了系统调研， 全面梳理西安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成效及存在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优化培育模式、提升培育质量、强化人才支撑提供科学依据，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

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倪芳

1. 大学生村官制度发展概述

大学生村官总的来说就是指选聘到农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通过政府正式发文以及筛选并且通过相关组织部门的选拔考试，通过一定程序可担任村支两委、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或者是村委会主任助理等一些职位。

从发展历程来看，自2008年以来，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成了较为完善完整的制度，但是体制内还存在众多的问题，各地也在积极地探索改进，使大学生村官制度能够适应各地的实际情况，并且能够更加的完善，进行长效的发展。

2009年，《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大学生村官的长效工作机制。2011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村官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优惠政策，中组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11年大学生村官选聘工作的通知》，指出各个地方都要推进完善大学生村官工作的管理方法，要更加强化大学生村官日常工作的管理以及监督，加强培训考核工作。2013 年，省人社厅、省委组织部等六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大学生村官工作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更加明确大学生村官的选聘办法、组织领导、管理教育、流动渠道等。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出台四项重大政策，其中就包括“千万工程”，该工程已成为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础工程、优化农村环境的生态工程、造福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这也说明了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以及对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关注。

最初开始提出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社会发展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具体提出的。它从最初开始的意见、办法，发展成为规章制度，也由不完善一步步地趋向合理完善。事实证明，大学生村官制度是符合我们国家现实发展道路的，它的提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大学生就业问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于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实施我们也应持有积极地支持态度， 我们要做的是探讨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促进大学生村官制度更加合理发展。

2. 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 选聘制度存在偏差

大学生村官制度的选聘问题主要存在两方面：一是在任用制度上存有一刀切现象。每个农村的发展状况各不相同，所以实际需要的人才水平和专业也不同，但是对于大学生村官的任用和分配并不是根据每个行政村的实际需要，而是一种从上而下的统一下派分配，这并不能因地制宜的发挥大学生的作用。二是很多的选聘标准并不明确，选聘的标准没有量化的指标，在大学生的选拔标准上没有明确的专业限制或是要求，仅以政治面貌或是学校等级作为参考，比如要求必须是中共党员或是“985”“211”院校的学生。

2. 考核制度缺乏严谨

首先，目前我国法律文件对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的保障，因为大学生村官的产生是为了解决具体时期的具体问题，所以缺少必要的、系统化的法律法规的支撑。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考核的方式也缺乏合理性，以镇政府为例，对大学生村官考核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人事考核层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考核上没有制定科学的量化指标，只是通过报表定级打分。一般的考核分数没有大的差距，除非产生重大过错；二是村级干部对科学的考核并不重视， 考核具有随意性，在考核上没有制定具体的量化指标，主要是由村书记自行决定；三是乡镇一级对大学生村官的考核标准主要是依据大学生村官是否服从本基层的工作任务，考核成绩的好坏也很少依据工作成绩的好坏，而是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占很大的部分。

3. 激励制度效力不足

第一，激励标准的设置存在错误，大学生就业对编制具有情有独钟的感觉， 但是部分地区在村官编制的设定上较为保守。尤其激励标准的设置太过于强调大学生村官的流动与退出，而干得好留下、晋升空间大等迹象不明显。比如大学生村官的优惠政策主要是任职两年以上具有参加选调生考试的资格，参加研究生考试具有加分政策，可以参加公务员的专门职位招考，也具有加分的优惠等等。

第二，激励制度的内容设置不合理，太过于强调精神激励、荣誉激励，而弱化薪酬、物质上的激励，使激励的结果对大学生村官缺乏吸引力，同时过于重视正面激励，而轻视负面激励，对大学生村官缺少惩罚措施。

3. 大学生村官制度的优化设想

   1. 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予大学生村官社会地位

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是党的重要人才战略，它不仅是缓解严峻就业形势的

良药，也是深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乡村振兴建设的长久之计。乡村的建设，基层管理的科学民主决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都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懂科学的基层领导干部。

作为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我们更应适时地转变观念，支持国家的政策引导， 正确看待就业形势，主动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建设，这也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各个基层组织更应重视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将大学生村官看作是农村发展的动力和新鲜血液，要努力培养国家后备人才，给予其充分的尊重、信任和支持，积极引导大学生投入基层群众组织。

2. 完善法律制度，为大学生村官提供合法性保障

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大学生村官身份的定位，将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担任的职位，从事的工作，拥有的权力进行规定，要求各级要重视大学生村官的作用， 而对那些只是应付大学生村官，使其进行琐事的处理而不加以重用的政府组织进行处罚，将大学生村官置于制度的合法区域内，同时应该允许大学生村官参加村干部的选举或者将大学生村官纳入政府的编制内，而不是将大学生村官置于两者之中的位置。

3. 创新改革选拔制度，为乡村振兴输送优秀人才

制定有针对的选拔标准。不仅要考核大学生村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更要考核大学生村官的专业与特长和对农村事务的服务意识。要提升选拔质量，设定的选拔条件就不应只是以学历和政治面貌作为标准，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招聘各个地区真正需要的人才，这样有利于改善地区比较弱的项目， 增加对大学生村官自身专业的要求，有利于优化和平衡招聘人员的专业结构， 有利于全面提高招聘的质量。但是目前的选拔条件中往往将大学生是否来自重点院校，是不是中共党员，是否获得过校级以上奖励等当作选拔重点，而忽视了对职位的专业要求。同时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可以担任不同的工作，比如法律专业，可以为村民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援助，解决法律纠纷。与此同时， 应该大力选拔农业，林业，养殖业等相关专业以及经济管理类的高校毕业生， 因为村民对大学生村官的普遍期望是能否带来农业技术，是否能带领村民发财致富。

4. 完善大学生村官培养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人才

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和培养主要分为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无论是哪种培训方式都应当尽量避免形式主义，将培训落到实处，切实地去培养大学生村官的

工作能力。

第一，针对高校在培养体制上的缺位现象要进行整改。规定农林院校必须进行大学生村官专业课程的设置，同时高校也要在学校与农村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定期开展农业活动，提高学生对农村的认识与了解，非农林院校要设置大学生村官的公共课程，并为志愿到农村服务的大学生提供帮助与支持。

第二，增加培训的机会。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培训可以增强其自身的能力， 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因此可以增加培训的机会、培训时间、培训次数， 这样可以更大程度上地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培训，能够满足大学生村官的需求， 也能在日后的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要完善调整培训的内容。培训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经营管理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自主创业知识、经营管理知识、理财方面知识以及市场经济知识，主要就是为村民提供发财致富方面的指导，其二是农业方面的知识，主要包括农业技术的应用、科学养殖、涉农法律知识、农村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知识。

第四，将培训的形式丰富化。培训形式主要分为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同时可以采取帮扶制度，对任职有困难的大学生村官采取帮扶措施，具体措施有技能培训、特困援助、就业服务等，通过帮扶措施，提高任职困难的大学生村官的职业技术能力，提高工作的能力。完善培训形式也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 有目的地进行培训，同时也要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的经验，不断地丰富本地区的培训方式。对于某些地方培训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培训，要建立检查检举机制， 督促其切实落实培训任务，做好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工作。

5. 完善大学生村官晋升发展渠道

当前，各地政府推行的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之后的五条出路为：考取公务员事业编、继续学习深造、留任村干部、自主创业、另外择业。大学生村官网络调查问卷发现当大学生面临这五项选择时，33.98%大学生村官会选择留在村里继续任职，46.95%的大学生村官会选择考取公务员事业编，选择继续留任的大学生村官还是比较少，主要是后续晋升不明确，职位不正式，没有编制，在这些大学生村官的心中缺少必要的保障。

大学生村官制度的流动退出机制所赋予的优惠政策更多的是引导大学生村官考取公务员，考研究生或者是事业编等，具有一种“离农性”的特征，对大学生村官的本职岗位是没有优惠政策的，制度的设计是将大学生村官当成一个

通往其他职位的跳板，这样使想要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位感到迷茫， 更糟糕的是会流失更多的人才，如何解决应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大学生在农村在自己的岗位上可以继续晋升，发展，担任更加重要的岗位，可以参与到村干部的选举，在村里担任正式的村长或书记等，将大学生村官纳入基层干部队伍，并与机关干部的培养渠道相连，而不是服务期满后就无所适从，使大学生村官也能在农村的岗位上一步步地晋升自己的岗位，不必要通过别的岗位去升官加职。

第二，服务期满的大学生村官可以转为编制内，有身份地位的保障，并且增加大学生村官的保障项目，增加薪资收入，这样更能增加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的自信心，可以使大学生村官更加稳定努力地在农村工作。

第三，要鼓励大学生村官在农村进行自主创业，设立创业扶持基金，支持鼓励大学生村官继续留在农村进行农村建设和经济建设，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支持大学生村官进行创业创新，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4. 结语

大学生村官制度从局部试行到全面推行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学生村官制度也在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微调。本文主要从选拔、培训、考核、保障激励、后续发展等方面对大学生村官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通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大学生村官制度自实施以来对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培养基层党政干部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二是通过文献资料查阅以及对身边大学生村官的访问发现大学生村官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有：选聘制度存有偏差，考核制度不严谨，保障力度不够，激励效用不足，后续职业发展设计不合理等问题。三是针对这些问题相应地提出几点建议：首先是树立对大学生村官职位的正确认识；其次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大学生村官的法律建设；再次是改革选拔制度，完善选拔机制；然后是完善考核机制与激励保障机制，保障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积极性与合法权益；最后是改良后续职业发展，使大学生村官不只是工作上的跳板，而真正使大学生村官扎根农村进行建设。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现状与路径 基于X市调研数据分析

空军军医大学 刘慧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1]这一根本问题。因此，新时代以来，围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2]，近年来强调得最多。“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3]成为当前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对此，研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意义、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现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创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来说，意义重大。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意义

古人云：“敬教劝学，建国之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4]教育是建国的根本，人才是治国的首要，而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它培养和解决人的认知问题，使人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是非观念及精神世界得到塑造。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有助于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根基，是教育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意义

我国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与世界其他教育强国相比，在量化指标上具有一致性，体现的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和一般性特征。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体现出特殊的个性特点，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要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具体来说，当共性标准一致时，如何体现自身教育之“强”？唯有从“质”的特征方面进行衡量。中国培养的新时代青少年，应该具有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认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认同，并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全面的道德素养和人文知识。这是体现中国教育强国之“强”的个性特点。为达此目的，必须循序渐进，在总目标的引领下，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心理成熟度等特点，设计适合其发展的思政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和手段，即依据不同学段学生的思想接受程度，将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进行阶段化区分，通过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教育方式推进，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大中小学思政教育方向，

这是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且符合世界标准的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

（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因此，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抓手，打破学段割裂，通过系统化、连贯性的思政教育，引导学生从小树立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四个自信”， 在成长的各阶段形成稳定的政治认同，从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意义重大。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梦想，但是实现现代化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取得的成就，因此现代化建设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必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特征则是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依靠“人”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当代青少年正是建设现代化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一代，因此着眼于培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听党话跟党走，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立足大中小学不同学生群体的成长特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让党放心” 作为人才培养的起点，对标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提高人才规格的政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态度、严守政治纪律，经常校正偏差，是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

（三）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6]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7]可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硬实力”的复兴，即建成现代化强国，同时也必须是软实力的“复兴”， 即实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独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征。因此，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举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中国叙事的必然要求。

概言之，新时代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重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问题为导向，运用调查研究方式，以X市为例，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现实状况进行研究，以期进一步探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现状

X市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优良教育传统的城市，其拥有多所高校，且各学段、各类别学校较为齐全。问卷以三大类问题为中心，针对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相关情况展开调查，从调查情况来看，存在系列突出问题。

（一）调查问卷数据反馈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面向X市大中小学在职思政课教师展开调查。共设计22道题目，以三大类问题为主线，对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现状进行考察。

1. 第一类现状考察。首先，受访者职业身份、学历水平及教龄情况方面。参与调查的教师有865人，其中高校思政课教师占比82.66%，从最高学位来看， 以硕士为主，占调查总人数的61.17%，从任教时间来看，教学时间在5年及以上的专职思政课教师占比38．96%。

其次，受访者所在学校对思政课的重视情况方面。一是各学段学校思政课安排周课时为2学时以上的占71.56%，可见各学段学校对思政课的重视程度较高。二是各学段学校在推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绝大部分受调查学校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较高，探索推行的占调查总数的44．97%，已进入深化发展阶段的占调查总数的12.49%，尚未展开或刚刚展开及不清楚是否推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占比达到42.54%，可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教师中的普及率没有达到期望水平，对该问题的落实落地有待加强。

最后，受访者对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了解情况方面。一是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教师占调查总数的51.91%，而稍微了解与不了解的占比达到48.09%。思政课教师是办好思政课的关键，但目前从调查结果来看，思政课教师队伍的一体化教学意识和素养还有待提升。二是对X市各学段的思政课教学目标是否有联系的调查中，有62.54%的教师认为各 学段的思政课教学目标有联系，但仍有37.46%的教师认为各学段思政课教学目标没有联系或联系不大。课程教学目标是课程发展的方向，是指导整个课程开展过程的关键准则，课程目标的一体化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所以X市客观存在各学段思政课教学目标一体化构建不紧密问题。

2. 第二类现状考察。首先，受访者在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参与情况的调查。一是关于是否有参与X市跨学段思政课教师交流活动的机会的调查。数据表明，教师参与交流活动的机会较少，仅有7.40%的教师表示有机会参与，有92.60%的教师表示没有机会或偶有机会参与跨学段交流。同时，根据对另一问题的考察，数据显示教师对跨学段思政课教师交流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也较弱。二是对思政课教师是否会了解上一学段学生思政课的学习情况或思想情况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有67.28%的教师会了解上一学段学生思政课的学习情况或思想情况，因此多数教师具有教学衔接意识，能主动了解其他学段的教学内容，但仍有32.72%的教师缺乏思政课程一体化建设意识，表示不会去了解其他学段教学内容或认为了解这些意义不大，这必然导致各学段在教学内容方面存在简单重复或知识断层等现象，以致教学内容的高阶性、差异性与连续性、衔接性方面存在问题。

其次，受访者对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理解情况的调查。一是关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交流活动最合适的形式的调查。数据显示，有30.17% 的教师偏向于借助信息化平台联合大中小学开展线上活动，有32.02%的教师偏向于与不同学校进行教学观摩和研讨活动，还有28.90%的教师偏向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中小学开展结对活动。二是关于X市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模式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77.92%的教师认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可采取组织跨学段交流学习的方式，有56.99%的教师认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可采取各学段对同一主题共同上课的方式，有64.16%的教师认为可采取建立跨学段网络教学平台的方式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有55.61%的教师认为可采取集体备课的形式进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以

上调查结果为学校开展并且积极探索更多更丰富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式提供了多元实现路径。

3. 第三类现状考察。首先，针对受访者认为X市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面临的挑战的调查。通过对该问题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虽然一体化的推进已经初见成效，但是还面临很多的现实挑战，如有75.49%的教师认为面对中高考压力较大，难以调动积极性推进一体化建设。因此，当前存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重知识传递、轻价值观引领，难以真正起到思政育人实效的问题。

其次，针对受访者认为X市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举措与可能的措施的调查。此部分主要是关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推动力量的调查。调查数据表明，有23.82%的教师认为各学段思政课一体化需要高校牵头，有19.54%的教师认为需要建立大思政实践教学基地与研究平台，还有37．92%的教师认为一体化推进应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形成更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管理机制。因此，各学段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进行有效的联系和统一的管理，即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体制机制方面还需健全。

概言之，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可发现，X市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有明显优势，如在师资力量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已成为主体；思政课专职教师教龄较长，是有经验的教师；各学段学校对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一体化的重视程度较高；各学段教师在思政课内容衔接方面都有较好的表现； 部分思政课教师开始主动参与一体化研讨、交流及各类学术会议；等等。可见， 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已经处于基本被认知和逐步在推进的过程。但在看到成效的同时，不能忽视问卷反馈中体现出的问题，只有通过对问题的梳理及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举措和方法。

（二）现存问题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数据分析，X市在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1. 各学段一体化教学目标尚未达成。通过调查问卷反馈可知，不同学段在一体化推进思政课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总目标。如在小学阶段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少先队的入队誓词中就有“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要求从小就培养小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做好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到了初高中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大学阶段有些课

程又开展了公德教育、道德教育等。从教育目标的落实来看，每一个学段的目标是割裂的，未体现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螺旋式上升趋势。

2. 各学段教学内容存在重复现象。通过调查问卷反馈可知，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各学段思政教学内容重复的问题。由于各学段都存在思政课教师缺少跨学段交流经历的问题，故他们并不了解各学段学生学习情况及思想状况，对彼此的教学内容也不了解，从而出现高学段可能还在对低学段教学内容进行重复，即高学段的授课缺乏高阶性和启发性，不能达到理想的思政育人效果的问题。

3. 各学段存在壁垒。通过调查问卷反馈可知，各学段缺乏跨学段交流研讨、集体备课及缺少实践基地和共享的网络平台等问题，所以学段间没有形成一种联络连贯机制，各学段各行其是，这种壁垒导致各学段之间缺乏沟通和联系，大中小学教师很少听彼此的课，学段间没有衔接和过渡，各学段教学都是基于各自特点传授知识，缺少连贯性和连续性，因而存在教学内容简单复制现象 。

4. 各学段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尚待提升。通过调查问卷反馈可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挑战在于中低学段学生存在升学压力，还有一些低段学校不开或开不足该学段应有的思政课，依然认为思政课是副课，不被学校、家长或其他学科所重视。另外，还存在中低段思政课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仅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对学生的价值引领、思想引领的问题。

5. 各学段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缺乏统一管理。通过调查问卷反馈可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统一管理方面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统一管理环境未构建好，各学段上下衔接不密切，共同行动的纵向指导机制还未建立，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横向联动机制尚未健全，校际联动的制度建设和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二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统一管理协同设计欠缺，各学段内部的组织管理部门还没有构建统一的协同育人机制。

以上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并归纳了五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当然这里的分析代表的是“点”，但通过“点”可以看到“面”，通过具体的问题可以来探究规律性的方法，这是由局部到整体的探究。

三、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

针对问卷中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理论指导和实践举措两个方面思考、探析一体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论指导

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五个突出问题中，不同学段课程教学内容的阶段性重复问题、不同学段课程教学内容连续性衔接问题属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共性问题，因此可以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共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指引和理论遵循。

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运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解决各学段 思政课教学内容阶段性重复问题。而重复可分为必要重复和非必要重复。非必要重复是指相同内容存在原始同一性反复重复，这样会使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和“百听之厌”，因此在一体化建设中必须摒弃；必要重复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要处理好的重点问题，因为一体化有着共同的

“体”，即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各学段思政课教学重要知识点可在统一性基础上根据学段不同进行阶段性差异分布，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在教学内容上存在必要重复是必然的。在一体化建设中，要解决的是教学内容必要重复中如何体现出各学段对同一知识进行阶段性区分，最终实现一体化“体”之目的。

对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人的认识的反复性特征能够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课程教学内容阶段性重复提供有益思路。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人的认识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反复过程。面对不同学段学生认知规律和知识本身的逻辑规律，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方面，对于同一知识点在不同学段的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方面，可以采取科学的分类，并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各学段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如在小学阶段授课内容和方法可以“表象化”表述为主，到中学阶段以“知识化”表述为主，到大学阶段根据学生认知能力和水平的提高，进行知识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深化教学内容，使教学以“思想化”表述为主，从而使学生能在不同学段对同一知识实现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再从理性认知转变为实践认同，并自觉践行，从而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作用，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达到一体化“体”之目的。

2.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解决各 学段思政课教学内容的连续性衔接问题。而衔接可分为不同学段的连续性衔接和同一学段的连续性衔接。不同学段的连续性衔接属于纵向衔接，即大学学段与中学学段和小学学段之间的衔接；而同一学段的连续性衔接属于横向衔接， 即大学学段各年级、中学学段各年级、小学学段各年级之间的连续性衔接。纵向

衔接与横向衔接都要考虑到较低学段和年级要为较高学段和年级在教学内容上进行“铺垫”，另外，纵向衔接和横向衔接还要考虑到较高学段和年级要充分了解较低学段和年级的实际教学内容的问题。因此，只有解决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横向、纵向的连续性衔接问题，才能在低学段和高学段之间实现教学内容的螺旋式上升。

对此，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关于辩证的否定观可以为解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连续性衔接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引。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对现存事物进行辩证否定的过程，这一否定是事物的自我扬弃。即是后面的内容“扬弃”了以往的内容，因而后面的知识总是包含着以往的知识，但又超越了以往的知识而形成了新的知识。这种“一环扣一环”的方式也意味着知识的增长不是“直线式上升“的过程，而是需要在以往知识的基础上，似乎不断再回到以往的知识，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知识，从而实现思想的“再升华”。因此，面对不同学段，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各学段知识的衔接需要“一环扣一环”，中间不能出现交叉或断裂。因为无序交叉或是跨学段授课会使学生感到知识缺少系统性， 存在“跳跃性”，正常思路无法理解，从而弱化思政课教学效果；知识断裂会使知识内容缺少逻辑性，并无法为高学段提供理论知识基础，从而消解思政课教学实效。因此，各学段之间教学内容横向、纵向之间都需要环环相扣，以达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连续性衔接的目的。

（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举措

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中的另外三个方面，即各学段思政课教学重知识“灌输”轻价值观培养问题、各学段一体化的教学目标尚未建成问题、各学段一体化建设统一保障和管理问题，可以从实践维度进行路径的探讨。

1. 教学理念一体化。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因此要解决中低学段重知识“灌输”轻价值观培养的问题，需要先从理念上进行引导，要把“立德”核心理念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让教育者主体主导、教育环境协助、青少年个体配合，形成社会“大课堂”，合力提升立德树人实效。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落实。

第一，宏观上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统一目标。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家长要重视学生价值观养成，帮助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学校要勇担培养时代新人的使命，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资源，营造氛围，创造

环境，其中思政课要发挥立德树人关键作用；社会组织要积极提供丰富的社会资源、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共担学生成长成才责任。

第二，中观上推动各学段与同学段之间构建教学育人总目标。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总目标，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成长规律，以及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设计各学段教学分目标，以分目标引领教学内容重难点分布，以知识讲解结合思政元素铸魂，不断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思想性，以强化各学段学生理想信念，同时在同学段内部树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理念与目标，思政课与专业课在育人总目标的引领下，各自守好一段渠，同向同行， 协同育人。

第三，微观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需要顶层设计，以提高各级各类领导和相关人员对该项工作的系统性认识，明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长期推进的举措，从而使其能把一体化的要求自觉纳入职责范围和教学过程，坚持在工作和教学上统筹推进一体化建设。因此，理念的转变、认识的提高，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效的关键。

2. 教学目标一体化。教学目标是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开展的依据，因此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格局的形成，需要以教学目标一体化设计为前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总目标，这一总目标在本质上要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整体把握各学段分目标，形成一体化教学目标，最终汇聚起思政课立德树人合力。

目前从调查问卷结果来看，X市各学段对总目标的把握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都在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但从实际育人效果来看，各学段育人合力较弱。因此，要从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认知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规律角度出发，围绕总目标，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教学内容的核心体系。要从横向和纵向进行拆解，科学合理设计各学段分目标和教学内容。比如，在小学阶段以具象化的方式和故事的形式，把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作为教学目标，在内容设置上以学生能看到和听到的客观事实为切入点，从情感上引导学生产生对党、国家、民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中学阶段以体验式和讲授式教学为主，通过学生认知水平和能力的逐步提升， 以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伟大变革为依托， 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从理论上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以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为教学目标。在大学阶段主要以专题式

讲授为主，引导学生系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体系， 培养学生运用蕴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明确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意识，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学目标，从而实现思政育人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以“因材施教”和“各司其职”为标准，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总目标与分目标的协同育人合力达成。

3. 保障管理一体化。推进X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加强一体化建设教育主管部门领导，通过跨单位统筹协调，跨学段、跨年级整体规划， 系统整合各学段教学资源，夯实保障管理一体化。

首先，管理一体化。加强一体化建设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发挥各学段学校党委作用，上下联动，统筹协调，形成一体化育人资源。在师资培育上，要重点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高校要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8]，为发挥高校龙头作用提供保障力量。打破各学段思政课教师交流壁垒，实施各阶段思政课教师培训一体化，做到培训对象一体化、培训内容一体化、培训方式一体化，让教师在此过程中一起学习，一起交流，打造一体化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体系。同时，形成各学段常态化的集体备课制度，加强各学段思政课教师的交流，让教师在集体备课中互相学习，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同讲一堂课，相互听课、评课，使各学段思政课教师能够更加明确自己所教授内容的重难点和要达到的育人目标要求，同时全面了解并掌握其他学段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侧重点，从而把握好差异性和递进性，各自守好一段渠，最终形成育人合力。其次，资源平台一体化。强化高校引领作用， 主动对接各级各类实践教育基地、红色资源平台，利用理论宣讲、社会调研、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开展实践教学，实现平台、基地、资源共建、共创、共享， 擘画共进、共学、共研、理实虚一体化的育人网络体系。

总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重在实践“，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教育引导学生把人生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中来”[9]。因此，在教学实践中， 要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直面建设瓶颈，以鲜明的实践观点引领建设行动，以有效的协同机制提升建设格局，加强知识整合与资源共享，不断总结巩固既有成效经验的同时，积极创新开拓以谋求新的实践发展，从而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同时，也要注重“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10]，需要以系统思维来整体谋划，这项工作既需要实践创新，也需要不断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为指导，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以逐步探究、逐渐深化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方法论拓展。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现状与对策分析 基于17所学校的调研

王娟、胡越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深化路径，开启了“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发展路向。调研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对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基本教学要素的把握和对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的态度与参与情况，有助于把握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现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进一步把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求落实于教学活动。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分别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方面了解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衔接情况，调研对象是来自湖北省武汉市和襄阳市的5所大学、3所高中、4所初中和5 所小学的教师和学生。教师调研方式为面对面结构化访谈，共访谈71位一线思政课教师，其中包括小学教师29位、初中教师16位、高中教师16位、大学教师10位。平均年龄39岁，平均教龄16年。专职教师38位，占比53.52%，兼职教师

33位，占比46.48%，小学阶段的思政课教师均为兼职，多为语文老师或班主任兼任，初中阶段以专职为主，高中阶段和大学阶段均为专职思政课教师。在受访教师中，22.54%为研究生学历，71.83%为本科学历，5.63%为专科及以下学历； 高级职称教师占19.72%，中级占52.11%，初级占28.17%。

学生调研方式为小组座谈，学生按照访谈提纲设置的问题依次发言，可以提问与互相交流。其中，大学生座谈除了交流本学段情况外，还包括对小学思政课学习情况的回忆。座谈学生共74人，其中小学生27人，占比36.49%，初中生22人，占比29.73%，高中生15人，占比20.27%，大学生10人，占比13.51%。

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现状

（一）教学要素衔接情况

教学要素衔接情况主要以贯穿大中小学各学段的人生观板块内容教学为例，调研大中小学各学段思政课教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价等基本教学要素的把握和教学衔接情况。

1. 各学段教师均对所在学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把握良好，但对其他学段 课程内容关注不多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主要依据教材、课程标准、教学参考书确定教学目标和

教学内容，大学思政课教师除了依据教材和参考教育部的统一课件外，还通过教研文献、学术交流及科研教研、学情调研等把握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对各学段受访教师对人生观板块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认识回答与各学段教材、课程标准进行对照分析发现，各学段思政课教师对本学段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把握良好：29.58%的教师对人生观板块教学目标把握非常准确，42.25%的教师把握比较准确。49.3%的教师对人生观板块教学内容的把握非常准确，33.8% 的教师把握比较准确。这表明，从整体上看，思政课教师对所授学段教学内容掌握熟练。

调研发现，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均对其他学段相关教学内容关注不多，且关注意识不强。例如，“是否关注过其他学段人生观教学的教学目标、内容及要求”，65.5%的受访小学教师表示没有关注过，主要原因为“思政课不是主科， 我们不是专职思政课教师，时间精力有限”“其他学段的知识更系统，与小学关联不大”“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去了解”。34.5%的教师表示关注的内容为小学其他阶段（小学低年级、中年级或高年级）的对应内容，没有涉及小学以后学段的内容。68.75%的初中思政课教师和56.25%的高中思政课教师表示没有关注过其他学段的相关内容，如“我们初高中的学生还处在应试教育阶段，教师教学就是各守一段，我要把我这一段守好，把学生的成绩搞好”。表示关注过其他学段课程内容的中学教师中，仅有4位教师在参与一体化活动和项目后从教学一体化角度开始主动关注，其他教师则是客观原因使然，如备课使用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曾在不同学段任教等。60.00%的大学思政课教师会主动关注其他学段，如涉及了解学情、指导师范生参加技能大赛、主持或参与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项目等。

2. 各学段思政课教师均注重教学方法使用，但教学方法学段针对性不强思政课教学方法既有一般通用性，又有学段差异性。根据各学段学生认知

水平和身心发展特点采用适宜的教学方法，既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教学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小学阶段适合以儿童现实生活为中心的故事分享、图片展览、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初中阶段适合以体验式为主的教学方式，高中阶段更适合引导学生系统、创新性思考的议题式教学法，大学阶段则以侧重问题导向和提升理论深度的教学方法为主。

各学段受访教师均表示在理论讲授外采用了丰富的教学方法。根据访谈资料分析发现，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联系生活法、情境探究

法是各学段思政课教师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占比分别为87.32%、49.3%、46.48%、39.44%、38.03%。

但是，对照分析发现，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采取的教学方法差异性和区分度不明显，同一学段教师侧重某一类型教学方法的针对性不明显。

通过学生小组座谈发现：小学和大学学段的学生对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印象较深；初中和高中学段的学生对教师的内容梳理分析和答题框架讲授印象深刻，并以此作为评判思政课教师教学好坏的主要标准，对教师的举例教学法有一定印象，但对其他教学方法印象不深。例如，高中学生在被问及议题式教学法时讲道：“教学方法有‘以……为议题’，但是在公开课才会用这种方式上课，平时上课基本以课本内容的背记为主。”“总体来说老师上课的方式是服务于考试的，一般考什么就讲什么，不考的就不讲。”

3. 课程评价方式多元，各学段评价体系相对独立

小学阶段思政课没有书面考试，教师均为班主任或语文老师兼任，课程评价主要是课堂表现评价和平时言行评价，课程评价兼顾知识掌握、能力提升和价值建构，评价的主观性较强。初中阶段的课程评价虽然包括课堂表现、日常行为和社会实践等维度，但考试成绩已成为主要评价方法和评价依据，由此导致课程评价出现知识学习与价值建构的分离，更侧重知识掌握情况。高中阶段的思政课内容增多，难度提升，受高考备考压力影响，思政课教师多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要评价依据，品行考核和社会实践等多由班主任或专门的教师统一负责，思政课教师较少把学生的品行考核和价值引领作为自己工作的内容和课程评价的范围，成绩以外的课程评价从思政课中剥离出来。大学阶段的课程评价更加灵活多元，一般包括课堂表现、社会实践、课程论文和考试，但由于大学阶段的大班教学、思政课教师所任教的班级往往分属不同院系，导致思政课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接触有限。受这些因素的制约，课程评价很难做到兼顾考察知识掌握、能力提升和价值建构。有教师提及“只能通过一张试卷，以及学生上课出勤、上课发言的情况反映”“只能做一个知识的评价，就是学得怎么样，思辨能力，对知识的掌握”。

评价体系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指挥棒”，一体化评价体系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保证。但是，从调研结果来看，各学段课程评价未能在评价目标上聚焦不同学段学生的核心素养培育，在评价方法上过于倚重考试结果评价学生，各学段课程评价体系相对独立，学段间课程评价

目标的衔接性、各学段课程评价内容的针对性和评价方法的科学性都需要改进和加强。

（二）思政课教师对教学衔接的态度及一体化教学衔接参与情况

1. 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对教学衔接的态度差异较大

小学和大学思政课教师对教学衔接态度积极，29位受访小学教师中有26位持积极支持态度，占比89.66%。初中学段持无所谓态度的明显增多，16位受访教师中，10位持积极支持态度，占比62.50%，5位老师表示无所谓，占比31.25%， 仅1位教师表示不支持，占比6.25%。高中持无所谓和消极态度的较多，16位受访教师中，4位持积极支持态度，仅占比25．00%，9位持无所谓态度，占比56.25%， 3位持不支持态度，占比18.75%。10位大学受访教师，9位持积极支持态度，占比90.00%，仅有1位表示无所谓。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对教学衔接的态度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小学和大学学段的教师更侧重思政课的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作用，而中学阶段的思政课教师更倾向知识传授与学习。有小学教师认为：“整个法治课的知识是连贯性的，必须让孩子们一步一个脚印，他才能学会跑，如果前边的知识不落实，中间的知识没有衔接，后边只是一味地把理论的东西教给他们，就很容易理论实践两张皮。”

初高中思政课教师倾向于把课程学习的目的定位在知识掌握上，对思政课教学衔接目的的认识存在误区。例如，在访谈中有中学教师讲道：“我觉得每个学段学习的侧重点不一样，不同学段有无衔接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是管好自己这一段的教学更重要，毕竟是要参加考试的。”也有教师表示：“思政课不像数理化，前面（小学与初中学段）学生学没学对他现在影响不大，所以衔接不衔接无所谓。”

大学思政课教师对教学衔接的态度积极，大多数教师认为教学衔接很有必要且迫切，但很难在实践中落实。“思政课一体化这个问题早就该抓了，它体现了对教育教学规律的尊重，对孩子身心发展规律的尊重。”“很有必要的， 但是目前还是不够。初高中教师实际上关注的点和大学不一样，大学是科研导向，初高中教师重点就是在教材和学生成绩上。”

2. 跨学段教学研讨和一体化研讨活动参与度不高2022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旨在通过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在省级层面打造一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型工作平台，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此后，各地陆续成立由教育部门

和高校牵头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在此次调研的17所学校中，有6所学校是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共同体成员学校，但受访的教师参与跨学段研讨和培训活动的比例仍然不高。26.76%的教师表示参与过跨学段的教学研讨或培训活动，而73.24%的教师表示没有参与过。有教师讲道：“我们初中有初中教研员、小学有小学教研员、高中有高中教研员，我们就是三条平行线。只有初中教研员给我们开会，可能教研员之间有一些交流，但是我们不同学段的老师之间不存在交流。”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活动参与度不高。

29．58 %的教师表示参与过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相关活动，而64.79% 的教师表示仅听说过但没有参与过。参与过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活动的教师讲道：

“这类活动往往很宏观，不具体到教学如何落实，换句话说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主要都是学习一些理论知识，没有就具体的教学方面进行研讨。” 这与当前一体化共同体仍在建设阶段的情况相符合。高校开始牵头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各学段开始关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但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交流沟通、合作研讨的一体化共同体平台尚不健全，一体化教学衔接层面的工作仍有待推进。

三、优化和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的对策

从对各学段思政课教师和学生的调研可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课程要素和一体化平台建设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仍需要从加强一体化教学内容设置、提高思政课教师一体化教学意识和完善一体化平台等方面深入推进。

（一）统筹学段课程标准衔接，加强一体化教学内容设置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对所在学段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能够较好地把握，这表明思政课教师非常好地理解和运用了教学指导文件，积极践行教学要求。因此，统一规划不同学段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统筹设置主线贯穿、循序渐进的教材内容体系和教学要求，能够起到直接引领各个学段思政课教学既“守好一段渠”又“跑好接力赛”的作用。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对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把握主要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和《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均对课程性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和课程实施进行了规定，明确相应学段着力培养的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规定了思政课具体板块内容在具体学段“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具有直接的可执行性。但是，目前大学学段没有对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于2021年11月推出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2021年本）》， 从规范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和学科建设角度，对高校思政课建设作出宏观指导，与中小学的课程标准并不衔接贯通。补齐基于大学阶段学生特点和教育要求的课程标准指导文件，不仅在具体规定和明确大学阶段思政课教学要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能够直观呈现各学段教学的贯通衔接性，明确贯通各学段一体化教学要求，使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可以通过课程标准充分认识思政课内容的递进性，明确如何通过课程教学落实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求。

在统筹课程标准的同时，要继续完善课程内容衔接。经过前期努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倒挂问题已得到很大改善，尤其统编义务教育阶段教材突出体现了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以螺旋上升的方式组织和呈现教育主题的一体化思路，义务教育阶段和大学阶段思政课教师均对这一设计高度认可。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大学和中小学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仍存在内容重复、由低到高螺旋上升的递进性不强等问题。例如，有大学师生反映，大学教材内容偏基础现象比较突出，“大学教材一翻就是好熟悉的感觉， 好多初中都学过了”“高中我们要参加高考，思政课讲得还挺深的，大学再学这个课基本没有啥难度”“内容上要有区分度、有渐进性，当前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重复，高中学习的内容在大学阶段再次出现，这容易让学生误认为就是内容雷同”。

思政课教学内容的螺旋式上升，体现为具体内容随着学段提升在深度、广度、难度上逐步加大，一定程度的重复符合教学和学习规律，但也需要通过系统把握时代发展进程中各学段学生的思想变化特征，从知识难度区分、论证方式更新和同一知识点在不同学段各有侧重等方面实现教材内容递进。

（二）纠正教学观念偏差，提升思政课教师一体化教学协同意识与协同能

力

从调研可见，思政课教师“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意识强，教学胜

任力强，但跨学段沟通合作衔接意识不足，各学段教学各自为政、只顾局部不顾整体问题仍然突出。对此，需要进一步纠正思政课教师观念上的偏差与误区， 强化教学一体化理念，增强思政课教师的协同意识和协同能力。

一是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摆正思政课教师对职责定位的认识，破除只负责本学段学业成绩的片面观念。202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对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目标一体化设计的要求为小学阶段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打牢学生的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这是依据社会要求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确定的思政课培养目标，需要各学段教师基于这一目标，明确所在学段课程核心素养和教师职能定位，并根据课程核心素养和教师职能定位明确教学职责，在具备思政课教师统一性教学素养要求基础上，依据所在学段个性化教学素养需要，做到以学段课程要求为依据，以学生认知发展规律为指向，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相统一的教学，实现学段课程目标。

二是要强化思政课教师一体化教学理念，提升思政课教师协同意识和协同能力。“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衔接， 关键在于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既能立足本学段完成教学任务，又能从学生发展和思政课连续性出发，与前后学段思政课教师密切配合，形成育人合力。为此， 思政课教师要破除各管一段、各行其道的狭隘观念，更新教育观念，增强协同意识，强化对思政课衔接性和连贯性认识。要能够从整体性视角审视教学，强化思政课建设全局观；能够通过培训交流，增进对其他学段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等教学要素的学习和了解，增进对其他学段相关知识和要求的了解与把握，提升教师队伍整体协作能力。

（三）完善一体化平台和沟通交流机制，推动育人资源共建共享

2022年以来，由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牵头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共同体陆续成立，但由于共同体平台有限及建设尚不完善，跨学段的沟通交流有限， 各学段育人资源共建不足，共享机制尚不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深入推进，需要进一步健全平台建设，完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沟通交流机制，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育人资源优化与共享。

一是健全思政课教师一体化合作平台和研修体系，完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沟通交流机制。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建立纵向跨学段、横向跨学科的交流研修机制，深入开展相邻学段思政课教师教学交流研讨。” 目前，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合作平台少，交流研

修机制不健全，各学段思政课教师缺少交流，各学段教师对相邻学段学情不够了解，对其他学段教师教学进展、教学重难点与面对的教学困惑不了解。对此， 需要进一步健全不同学段教师交流平台，深入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构建常态化的思政课教师沟通交流机制，加强教学一体化培训，组织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开展教学交流与教研合作，打造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研共同体，为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面对面教学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多机会。

二是健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机制，推动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教学资源是思政课教学的供给侧，加强资源整合、共享教学资源是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库、共享平台稀缺，不能满足一体化教学需要的情况。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包括教师队伍、教学科研、地域文化、教育教学基地等许多可以共建共享的资源，这些资源分布不均衡，且大多孤立服务于特定学段的教育教学，不同学段的教学资源的逻辑联系和知识衔接较少。

合理规划和统筹利用这些教学资源，可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互补作用，有效缩小校际和学段之间思政课教师教学差距。为此，一方面需要将孤立的、服务于本学段或本校本年级为主的地域文化、实践基地等相对分散的区域优质教学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共建共享，实现教学资源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需要一体化共同体群策群力，挖掘思政课教师限于自身时间精力、专业素养等原因无法及时、全面挖掘的教学资源，发挥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各自的优势，对教学资源进行整理、设计，作为共享的教学资源。通过共同体平台的交流、培训， 将优质教育资源推广应用，实现教学、科研、实践等环节资源共建共享。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在总结经验中发现问题、攻坚克难， 从教育教学观念更新、共同体打造、体制机制完善等角度考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路，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切实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全面增强思政育人效果。

东北地区地方高校人才引进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孔祥营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人才工作，他多次强调，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把我们的事业发展好，就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培养、引进和善用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顶尖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人才是高校的根基和源泉，人才资源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全球科技和人才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人才资源的特殊价值日益凸显，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各高校积极调整引才策略，提供优厚待遇，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加盟，同时不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包括学历、职称、年龄和学术背景等，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带来新的理念，汇聚磅礴力量。尽管高校在人才引进方面已进行了积极努力，但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影响了人才引进工作的进展和效果。本文将重点探讨东北高校在人才引进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对应的解决策略。

一、人才引进工作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改革与区域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省属高校的人才引进工作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作为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省属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使命，其人才引进成效直接关系到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效能。从战略层面审视，人才引进工作对省属高校发展具有三重核心价值。

（一）人才引进是突破学科建设瓶颈的关键抓手

东北地区省属高校普遍存在学科布局与区域产业转型需求错位的问题，传统学科师资过剩与新兴交叉学科人才匮乏形成结构性矛盾。通过精准引进智能制造、现代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的领军人才，能够快速形成学科增长极。如吉林某省属高校通过引进新能源材料领域国家级人才，两年内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带动学科排名提升23位。这种“人才—平台—成果”的良性循环，为学科特色化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二）人才队伍重构是提升服务地方能力的基础工程

2011年教育部提出启动“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攻坚计划”，明确指出地方高校要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动力源”。东北三省正在推进装备制造、

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省属高校需通过引进既具学术造诣又懂产业转化的复合型人才，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如黑龙江某高校引进的农机智能化团队，其研发成果在北大荒集团实现转化，创造经济效益超5亿元，充分彰显人才引进对区域产业链的支撑作用。

（三）人才集聚效应是优化高等教育生态的重要推手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省属高校面临优质资源向部属高校集中的竞争压力。通过创新优化引才机制，能够有效弥补资源禀赋差距。辽宁某高校近三年引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2人，带动青年博士引进数量增长180%，形成“以才引才”的链式反应。这种人才虹吸效应不仅可以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还可以促进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均衡。

当前，东北振兴已进入关键阶段，省属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亟需将人才引进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这既是破解自身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更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责任担当。通过构建“学科—产业—人才” 协同发展机制，省属高校有望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枢纽作用，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人才引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地域及发展平台对高层次人才缺乏吸引力

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高校提供的薪酬和福利相对较低，这一因素严重制约了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发展，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流失现象也比较严重，尽管各学校通过制定各种奖励、激励政策，努力做到“感情留人”和“待遇留人”，但效果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和经济因素的影响，高校的学科建设平台相对薄弱。优质的学科平台对于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他们在选择工作时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平台的不足将导致高校很难通过事业吸引高水平人才在东北地区长期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地区的高校需要综合考虑提高薪酬福利水平、建设更为完善的学科平台，同时加大对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引和留住高水平人才，推动东北地区高校的发展。

（二）高校引进人才方式单一，唯“学历”现象突出

地方政府虽然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扩大高校用人自主权，但是实际操作却受到人力物力制约，高校引进人才的方式依然相对单一，主要是通过网络上发布招聘公告或参加现场招聘会等模式。这种方式往往难以吸引学科专业的领军人

物，导致高精尖人才匮乏的问题依然存在。

另外，部分高校在招聘时过于侧重学历，将学历作为硬性规定，旨在优化学历学位结构。这种做法使得高校在选择人才时忽视了评判其实际水平和潜力， 出现了重学历而轻能力的现象。尽管我国硕士、博士的培养量在增长，高校有很大选择空间，但仅仅依靠学历进行筛选难以挖掘出真正具有潜力的人才；与此同时，高校对引进人才的期望往往也过高，将他们视为学校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片面地认为引进人才就是学校迅速崛起的捷径。为了吸引人才，学校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希望他们在教学、学科建设、科研等方面有所建树。然而， 受到“唯人才论”的影响，高校开始盲目追逐人才，导致引进人才仅停留在数量层面，忽视了他们是否真正能够促进高校的发展，偏离了引进人才的初衷。这种做法只会保持人才引进的数量，而无法保证质量。高校在引进人才时需要综合考量其学历、能力、潜力和对学校发展可能的贡献，避免唯学历论或唯人才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挖掘到具有潜力的人才，推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外才”轻“内才”，导致人才流失

目前多数地方政府和高校更倾向于为引进人才提供丰厚待遇，涵盖安家费、住房、医疗和子女入学等福利，而对本地人才却缺乏公平的支持政策。这种不平衡的待遇使得本地人才感受到了不公正，很多人选择离开，形成了“边引进、边流失”的负面现象。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人才政策，确保对本地人才和引进人才的公平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从而促进地方发展和创新。

（四）人才引进后在管理和考核上有失规范

在部分高校存在着一种现象，即重视人才引进，但却不够重视管理和使用环节。在引进人才后，对于职业规划缺失指导，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了一些人才或被闲置，或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甚至持有“躺平”心态，导致他们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造成人才利用率不高的现象，人力资源极大浪费。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引进人才之后的管理和使用环节同样至关重要。人才来校只是一个开始，并不代表着人才引进工作的结束。如果忽视了对引进人才的后续管理与考核，后期的工作很可能会出现滞后的情况，这样一来，就会使引进的人才失去压力和动力，也容易出现因所引进人才的教学、科研水平还不及现有教师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因此，高校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对其后续的管理和使用。只有在加强对人才的引进、培养、激励和使用方面的全方位工作，才能真正实现高

校人才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推动科研与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

（五）人才使用和后续培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某些高校在人才引进过程中可以下大成本，但是引进后却不能为其制定长远、合理的事业发展计划，不能及时协助其申请科研项目、提升教学水平，甚至使人才无用武之地。这样一来引进的人才往往意志消沉，积极性下降。结果是留住了人才却荒废了人才，不能发挥人才的应有作用。在后续培养方面，一些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导致无论是引进人才还是内部人员， 培训提高的机会较少，这造成了人才“引得进，留不住”，也在某种程度上损伤了内部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引进人才队伍和学校整体师资队伍的稳定。

三、人才引进工作的提升对策与思考

（一）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高校人才工作服务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于学校内涵发展，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只有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学校党委的主体责任，才能保证人才工作的正确方向，才能做好人才工作的强顶层设计，统筹推动各项改革顺利开展，才能将人才工作与学校各项工作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发展与学校发展同频共振。

（二）拓宽引进方式方法，加大“引才”力度

在人才引进工作中，首先应当坚持以刚性引进为主。就是要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等方式，明确国内外招聘的条件和待遇，并公布招聘结果。同时，柔性引进也应作为一种补充手段。特别要重点引进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学者，借助柔性引进学者来拓展教师视野，体现出“不求人才数量拥有，但求人才为我所用”的理念。这种策略不仅能够有效引进优秀人才，还能够提升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和学术声誉。因此，在人才引进工作中，刚性引进和柔性引进应当结合起来，共同推动学校人才队伍的建设发展。

其次，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各高校走出去招聘人才，引进具有较深造诣， 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思想活跃，科研成果突出，在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同时大力引进优秀青年教师，储备青年骨干后备力量；建立人才引进基金，对引进领军人才、学科带头人的个人或者单位进行奖补，激励全员参与到人才引进工作来；同时，完善人才引进管理办法，强化学科引领， 按学科人才队伍需求精准设岗、精准识别、精准引进。

（三）完善使用和培养，创新“用才”制度

“量才为用、人尽其才”一直是古往今来的用人理念，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更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必须根据引进人才的个体能力差异，科学合理地分配工作任务，确保人才的能力和特长与岗位要求相匹配。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将是否有利于促进人才成长、促进创新活动、促进学校协调发展作为引进人才的首要考量。此外，应该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教师队伍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根据其能力给予相应权力，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

要以事业吸引人才，以情感挽留人才，以政策稳定人才。通过加强学科建设、组织文化建设、构建事业平台和优化待遇，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赋予他们成就感和归属感。在规划发展、制定计划、布置工作和研究政策时，必须确保教师的发展权和自主权得到切实落实，鼓励人才干事业，鼓励人才干好事业， 充分调动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推动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首先要建立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加快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提升他们的学科实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设立专项资金，在聘期内对他们进行定额资助，为他们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助其发挥潜力。其次，要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制定青年骨干人才支持奖励计划， 鼓励并支持那些优秀的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冲击国家级、省级人才项目，造就一批青年骨干人才，形成学术梯队。

同时，着眼于新进教师的职前教育和岗前培训，树立引进人才的主人翁意识，爱校立信；实施新进青年教师导师制培养模式，聘请有高尚师德、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以及深厚学术造诣的老教师作为新教师的导师，确保新教师能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受益于前辈，迅速成长。另外，还要注重团队建设，实行学科归队，确保每位教师都能准确定位，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并由学科带头人引领团队，定期进行研讨，积极参与项目申报与研究，充分发挥关键人物的作用，调动集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研究团队，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同时，积极拓展出国访学及进修项目资源，鼓励并选派青年骨干教师赴海外进行教学培训，以拓宽他们的国际化视野，全面提高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化水平。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致力于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为学科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实现学校的长远发展目标。

（四）健全考核体系，善用“激才”策略

建立完善科学的考评体系，加强人才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在考核方法上，研究并制定分类评价考核办法，针对不同的学科和岗位类别实施分类分层评价标准和考核方式，以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制度。考核过程中要坚持全面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的原则，对管理和教辅岗位要重点考核实际工作成效，对教师岗位则要强化教学考核的核心地位，关注教师的标志性成果，解决教师评价过于偏重科研而轻视教学、重视论文而轻视实践、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以及评价标准“一刀切”等问题；在考核内容上，传统的评价方式主要以论文数量、项目经费等为评价标准，应改变这种单一指标的判定，转向更加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注重创新能力、实际贡献和团队合作。为全面了解人才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可通过同行评审、学生评价、社会影响力评估等多种途径进行评价，这样可以确保评价结果全面准确， 避免片面性评价的问题。同时，建立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对在科研创新、教学改革、社会服务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适当的认可和奖励，如科研资助、职称晋升、荣誉称号、绩效奖金等。通过这样的激励机制，可以更好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建立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人才的热情与创造力，促进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提升，实现人才工作的全面发展。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处理好引进人才和学校内部原有人才之间的关系。要真正协调好培养和引进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利用现有人才的潜力， 培养关键人才，吸引高层人才，同时也要为未来储备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和持续发展。

（五）坚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

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是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的必要条件。因此， 做好高校人才工作，必须营造良好的氛围。尊重和重视人才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成为一种扎根于工作实践中的理念，使人才感到被认同，从而激发其创造力。同时，必须深入贯彻党的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倾听人才的心声， 及时回应他们的关切，通过实际行动关心人才，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增强他们对党和事业的认同感。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人才的成长和发展， 为高校发展注入活力。

同时，高校应致力于创造一个自由、开放、鼓励尝试的创新氛围，尊重每位人才的独特个性和创造力，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教

学和科研工作。同时，要积极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倡求实、创新、奉献的价值观，开展科技伦理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宣传活动，提高人才的职业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感，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作出贡献。

（六）坚持统筹协调，一体推进

人才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学校各部门通力合作。为了人才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服务人才质量的提升，必须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各单位之间的协调一致，确保相关政策有效衔接。尤其在人才评价、工作任务安排和待遇保障方面，各部门必须密切协作，共同推动，避免出现政策分歧对人才造成困扰。

此外，提高人才服务质量也需要各部门密切合作，让人才能够更专注于教学科研工作。只有有效协作与配合，才能确保人才工作高效运转，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服务。让各级部门紧密联系，共同为人才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支持， 真正实现人才工作的有效推进和优质服务。

四、结语

加强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需要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应从多个方面综合施策，包括完善制度建设、优化评价体系、加强继续教育、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等，努力实现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标，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这样才能不断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为高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促进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总的来说，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于各高校的未来命运和发展至关重要。在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中，提高认识是基础，制定政策是保障，培养、留住现有人才并引进新的人才是关键，广泛开展科研工作是抓手，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人才是最终目标。

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关键职能，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施“教师兴校、人才强校”战略。在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 高校人才队伍既需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也要面向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引育用留” 全链条保障机制，营造尊重知识、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输送更多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真正实现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目标。

辅导员助力大学生 高质量就业的实践探索

北京化工大学宏德书院 郭艺伟

大学生就业是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学校人才培养的关键指标点。近年来，受到经济下行压力、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大学生就业难” 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为高校辅导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如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就业观，如何引导学生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 如何提升学生的生涯适应力和就业竞争力，如何加强学生在毕业就业压力下的心理韧性，成为辅导员的重要课题。

一、案例分析

“生化环材”被戏称为“天坑专业”，我所带学生均修读此类专业。入学调研显示，学生受网络舆论影响，对专业就业持消极态度，认为“只有读研一条出路”。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就业自信、合理规划大学生活、顺利毕业并收获理想去向，是我面临的难题。

（一）分析学生群体特点，因事而化推进就业教育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教育部43号令及《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明确规定，职业规划与就业创业指导是辅导员关键职责，辅导员需具备授课、咨询等能力。就业教育是“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需与思政教育、专业教育深度融合，这要求辅导员必须主动作为。基于此， 我首先“知己知彼”，深入了解所带学生群体特点。作为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群体，学生高考成绩突出，学业与科研要求高，具备务实坚韧等优点，但沟通表达、团队合作能力待提升，资源利用主动性不足。这让我意识到，就业观念与能力培养需融入学业科研，需通过“浸润式”生涯教育提升第二课堂活动质量，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习实践。

（二）把握学生成长规律，因时而进开展就业指导

当前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凸显，“慢就业”“懒就业”“考编热”等现象反映出学生择业观偏差、能力缺失与社会化适应力不足的问题。辅导员需结合学生心理行为特点，解决其思想与实际问题，引导其树立正确择业观，提升适应力与竞争力。针对所带学生“认为只有读研唯一出路”的认知偏差，我“慎终如始”实施全过程指导。结合学校就业指导课程改革（大一至大三全覆盖）， 针对学生学习任务重的特点，分阶段设计课程内容。大一“生涯初探”，结合

数据介绍专业培养方案、毕业去向，构建发展“全景图”；借助生涯理论引导自我认知与目标思考；通过成长案例说明科研竞赛、综合考评等要求。大二“职业视界”，以重点行业、企业为例，引导学生认识专业与职业、学历与职业的多种可能；通过校友案例提供职业发展路径参考；借助“人职匹配模型”“冰山模型”引导学生发现差距、制定计划，培养积极灵活的生涯心态。大三“就业准备”，系统教授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结合不同毕业去向的考核要求提供个性化指导；通过课内外训练提升结构化表达、人际沟通能力。

（三）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因势而新强化育人实效

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对高校就业指导提出明确要求。我校构建“学职一体化”发展指导体系，以工作室建设、课程改革等为载体优化服务内容；为辅导员提供职业化发展路径，提升咨询指导、课程授课等能力， 奠定工作基础。依托这一体系，我“统筹兼顾”推进第一、第二、第三课堂联动。第一课堂通过理论学习完成通识教育；第二课堂依托学院“导师制”，开展“导师微沙龙”“科研竞赛行”等活动，提升科研、团队合作与表达能力； 第三课堂通过社会实习实践（如“三下乡·返家乡”、重点企业交流、科研院所实习），帮助学生了解岗位需求、明确职业目标。经过三年的“浸润式”指导，学生预期就业率达92%以上；我参与建设的“大学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职业素养提升与就业指导”两门课程获评“北京高校就业创业金课”，个人获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北京市赛教学赛道二等奖。

二、工作方法

基于学校“学职一体化”就业指导体系，以及多年带班经验，我总结出了一套辅导员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的方法，希望能为辅导员同仁们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打造“知识库”，建设“理论+政策+案例”资源体系

为提升育人能力，我积极参加各类认证培训，系统学习理论知识，并积累实践应用案例。例如，应用人职匹配理论，指导学生制定职业目标、准备简历面试；应用生涯发展理论和生涯彩虹图工具，带领学生梳理不同阶段人生角色的变化，建立生涯发展意识；应用生涯适应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引导学生回顾闪光时刻、撰写成就故事，提升自我效能感；应用生涯建构理论，鼓励学生主动探索，主动发现新职业、新工种，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

同时，我时刻关注国家、地方以及行业的就业政策动态。结合学校和专业特色，建立“政策追踪台账”，涵盖大学生就业扶持政策、政策性就业岗位招录、地方产业布局、重点就业企业人才需求等内容。分类整理毕业生就业档案， 积累“考研逆袭”“跨专业求职”“重点企业就业”“留级生斩获offer“”把爱好转化为职业”等典型案例，分析总结成功就业学生人物画像和典型经验， 形成素材库。

（二）组建“后援团”，构建全员育人生态圈

我深知个人的能力有限，便有意识组建“后援团”，充分发挥全员育人的作用。专业融合：邀请专业课教师讲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方法、专业发展前沿和人才竞争力、学科竞争力转化路径等，并嵌入职业素养和职业品格等内容， 将就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校友联动：组建“校友导师库”深度参与课程授课、一对一咨询环节，开展“职场真人图书馆”活动，分享从求职准备、面试技巧到职场适应全过程经验，使学生对未来就业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企业协同：聘请行业专家、企业HR担任就业导师，为学生讲授行业最新动态和企业用人标准，组织开展模拟面试、简历大赛等实践环节，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就业竞争力。思政融入：将就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结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和择业就业观。邀请基层就业毕业生分享扎根农村、服务群众的经历，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通过讲解大国工匠事迹，引导学生树立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三）修炼“金刚钻”，创新教学方法和设计

课程教学是我的兴趣所在，但做好教学工作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努力突破传统理论灌输模式，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的互动式教学体系。积极学习并应用经过验证的课程理念对提升课程效果显得尤为重要。例如，采用成果导向教育（OBE）模式，从用人单位核心需求反向构建课程模块， 引导学生以“斩获目标岗位”为终极成果，分析毕业后应具备的就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进而设计“职业认知—技能提升—求职实战”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运用“导学—目标—前测—参与—后测—总结”（BOPPPS）六步法教学模式重构教学单元，以优秀简历和不合格简历对比作为引入，引起学生兴趣；明确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简历制作的原则和技巧；通过课前制作简历了解学生当前水平；在参与式学习环节，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分析案例、动手修改简历；后测请学生整理学习成果；最后进行总结，强化重点内容，实现高效学习。

（四）配备“传声筒”，构建精准需求捕捉系统

我把对学生特点和需求的了解，转化为活动设计和授课的优势。通过课程或活动前后测试、调研等方式，精准掌握学生学业状况和认知水平。前期，设计职业生涯规划问卷，了解学生发展现状、就业意向、择业就业观、求职困惑、能力自评等基本情况，据此设计课程活动内容，在日常谈心谈话中对学生个性问题给予关照。后期调研则用于评估活动效果和了解学生反馈，通过能力自评、随堂小测、课后作业等了解学生学习效果，通过学生满意度调研，听取学生意见建议。

（五）优化“助推器”，深化就业实践育人链条

提升学生主观能动性和行动力，是就业育人的关键目标。强化第一课堂实践环节，指导学生用简历规划大学生活、完成生涯人物访谈报告、行业调研报告，运用课堂所学做好大学规划、开拓职业世界；用好第二课堂校园实践，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各类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竞赛等，在第二课堂实践中加深自我认知、提升能力素养。拓展第三课堂社会实践，支持学生开展就业主题社会实践、参与各类企事业单位实习工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顺利过渡。

三、经验思考

大学生就业是高校立德树人成效的经验交流，也是辅导员育人工作的公开讲话。我们辅导员应充分发挥身份优势、能力特长和创新素养，培养系统思维、构建协同机制、强化技术赋能，实现与学生共成长、同进步。

第一，系统思维是辅导员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的法宝。以打造“知识库” 为例，需系统整合生涯理论、政策趋势、行业信息等内容，形成结构化知识体系。在活动设计时，基于学生职业发展的全过程需求，将自我认知、职业探索、生涯规划、求职技能等模块系统串联，避免内容碎片化，确保学生能获得连贯、全面的就业指导。在优化“助推器”部分，则是用系统思维，为学生构建就业观念更新、信心建立、能力提升的综合性场域，实现从理论认知到实践应用的系统提升。

第二，协同机制是辅导员用好“三全育人”理念的抓手。组建“后援团” 正是协同机制的生动体现，专业课教师、行业专家、企业HR等多方力量参与， 打破了辅导员单一主体的局限。通过协同合作，实现专业知识、行业经验、企业需求的优势互补，将就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政教育深度融合。配备“传声

筒”实现了师生的相互了解和有效互动，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辅导员的主导性。第一、第二、第三课堂联动构成学生行动的“助推器”，全过程成长支持， 全方位实践训练，共同为学生成功就业保驾护航。

第三，技术赋能为提升就业育人精准性、实效性提供关键助力。我们需要不断强化“软技术”、熟练应用“硬技术”。在理论学习、知识积累、实践训练中，不断精进，练好“金刚钻”，为开展就业指导提供基础保障。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辅导员可更精准地了解和满足学生需求。通过线上问卷、学习平台数据等，实时掌握学生动态，实现个性化指导。与研究团队共建共享“知识库”，不断“投喂”人工智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为学生提供24小时在线的就业指导服务。此外，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开展模拟面试、职场模拟等活动，增强学生的实践体验。

大学生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是辅导员提升育人实效和练就育人本领的重要抓手。高校辅导员应不断加强理论素养、知识储备、教学技能、协同和创新能力，为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铸魂赋能。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L村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陈文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这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也作出相应的决策部署。2018年9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印发实施，至2022年9月，

《规划》中确定的22个主要指标基本达到预期，59项重点任务稳步落实，82个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五年发展目标总体实现，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为了聚焦贯彻落实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了解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和面临问题，本研究小组发挥专业所长，于2024 年8月3日—8月6日赴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L村开展乡村发展一线调查，了解L 村基本情况及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1. L村基本情况

通过向农户发放问卷，与村干部访谈，前往学校、农田、村内小企业等地考察等方法，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及面临问题。调研中共发放问卷157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50份。

1. 地理位置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中部、祁连山东端，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处。县域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本次调研的L村地形以高原浅山丘陵区为主，村内水资源较缺乏，无河流、溪流等水源流经该村；气候条件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全年气候温和，夏季凉爽、冬季寒冷，整体较为干燥少雨，昼夜温差大。

2. 农户情况

1. 村民构成。L村属于插花式易地搬迁村，由于易地搬迁户多，L村农户按常住人口统计共157户，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只有51户，说明2/3农户的户籍不在L 村，但长期在L村居住。这给当地村民委员会开展行政管理、组织协调和管理村务以及制订和实施村庄规划等增加了许多困难。L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 大多数农户家中的男性成年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举家常住城市，村中留守人

口以40岁以上的妇女和老年人为主。

2. 经济状况。收入方面，L村农户收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且获得收入的主要群体是外出务工人员。为获得更高收入，当地青壮年多数集中在新疆、甘肃兰州市及江浙沪一带务工。近年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影响，这部分人的就业稳定性较差，每年中有部分时间处于失业状态。其中，普通打工者年均收入约为5万元，有一技之长、学历较高的技术工年均收入会高一些。留守妇女的工作以家政之类的临时用工为主，每年工作时间平均2～3个月，多数时间在家操持家务。她们的年收入较低，年均约0.3万元。支出方面，农户的经济支出以生活消费支出为主，部分患有慢性病老年人的家庭有较多医疗支出，但所幸由于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缓解了医疗支出压力。值得一提的是，彩礼占据了农户家庭很大一部分支出。有村民反映，L村彩礼支出平均在1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达15万～20万元，部分人家还要求男方有车、在县城有房等。资产方面， 农户的家庭资产主要为住房和少量存款。农户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低， 农户对农业生产依赖度不高、产业发展意愿和资金需求不高，负债水平较低， 只有少数农户因畜牧养殖修建羊圈牛圈而有少量贷款。

3. 生产状况。L村的地理环境较为特殊，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地形陡峭， 土层浅薄，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因素变化较大，农业灌溉较为困难，农业生产条件不佳。农业经营性收入少，即使农业丰收，农民年均收入也低于外出打工收入，并且要考虑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较低。农耕土地资源较为稀缺，土地盐碱化问题较严重。缺少灌溉用水使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增加，靠天吃饭的农业发展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调研发现，由于搬迁农户没有相应的畜牧业规划用地，有些农户希望从事养殖业却无地经营。农户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基本凭借传统的种植经验进行播种、施肥、除草等生产活动，缺乏现代农业科技投入、应用及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不高。另外，由于地形限制、资金缺乏、分散经营、农业生产规模小等，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

4. 生活条件。农户住房多数为自建房，主要为土木结构、砖混结构等。农户住房面积通常较大，基本无住房困难，但户内设施相对简单。农户住房环境较优美，卫生较好，路面整洁无垃圾。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与城区间的交通比较方便，道路平整宽阔、畅通无阻，为交通出行和物流运输提供了极大便利。供电系统保障力较强，农户在家庭生活以及娱乐活动等方面都能享受到现

代化的便利。农户通信条件有待提升，个别人口密度小的偏远地方网络信号传输质量不佳。供水系统建设薄弱，较为干旱的气候条件以及村中水资源的缺乏使水利设施建设需求明显，但由于地形地势及水源和资金缺乏等，使建设供水系统面临困难。

5. 公共服务。L村养老金、社会救济、救灾款等政策措施落实较好，当前农户人均收入基本超2024年国家防止返贫监测标准（人均年收入7800元）。以家中有两位残疾人且有烈士的一家农户为例，此农户每年可获得约2万元补助， 有效保障了全家生活问题。针对低收入的农户，为了防止返贫现象发生，村民委员会依据国家政策发放各种政策补助。以一户种玉米的人家为例，2023年因为干旱少雨，田间玉米全部干瘪，年收入显著下降。L村村民委员会了解此情况后首先保障其基本生活，送米、面、粮油等慰问品，之后及时发放救灾款，助其渡过难关。L村青壮年及幼年孩童的健康状况总体较好，部分老年人虽患有慢性病，但由于有村卫生室、农户基本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医保报销覆盖面和比例逐步扩大和提高，有效减轻了农户医疗负担。L村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L村的大部分青少年跟随家长去附近县城或省会城市读书，造成学校生源不足，而师资严重过剩。

6. 乡村治理。L村农户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程度较高。农户参政议政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民主听证会等为主要形式。L村通过文体公共设施的多批次建设，乡村文化设施得到完善，村民人际关系和睦友善，推动了乡村的和谐有序发展。

2. L村面临的主要问题

2. 1 搬迁农户管理体制不完善

L村是易地搬迁村，有2/3的农户户籍不在L村，本村农户和外村农户插花分布，由农户户籍引发的矛盾种类繁杂，且调解难度大。

1）户籍管理与属地管理矛盾突出。行政管理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属地管理与户籍管理间的矛盾。户籍不在居住地农户归谁管的问题对农户以及村民委员会产生较大困扰。调研了解到，曾有一农户因长期外出务工，冬天水管破裂，家里房子被水浸泡，刚开始农户向该村上报，但是由于户籍不在L村，村里无法上报，于是农户又向户籍所属村上报，户籍所属村却说是L村的水淹了房屋，应该找L村上报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不完善，不仅使农户的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 而且使L村村民委员会无所适从。2）户籍变更意愿较低。调研发现，由于土地

资源短缺，搬迁农户在新的常住地还没有分到土地。他们不愿意变更户籍的原因如下，担心原户籍地分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失，因为对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生活保障；户籍与教育资源、社会保障等利益息息相关，享受优惠政策的外村户籍农户不愿意放弃优惠资源，因此对户籍变更持谨慎态度；村民反映办理变更户籍的行政程序较烦琐。

2.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

由于L村自然条件较差、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增收机会有限，导致劳动力更愿意选择离开家乡，前往更发达的地区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由于L村靠近城区，城区的虹吸效应更加剧了劳动力的流失，对农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农村青壮年人口减少，使当地的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支持；加剧了城乡差距，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更加不平衡[2]；劳动力流失还可能加剧土地摞荒，在干旱缺水的情况下，进一步造成生态恶化。

2. 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

与村民交谈中发现，L村市场秩序欠佳，有超市曾出现出售“优乳乳”“剑北春”等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所幸监管执法及时，没有造成恶劣影响。农村消费市场容易出现假冒伪劣产品的原因如下。

1）消费者方面。质量意识和辨识能力不足，农村消费者中留守老人和儿童多，他们缺乏对产品真伪的辨识能力，且部分消费者仍以价格为单一考量因素， 缺乏质量意识[3]。同时，维权意识薄弱。农村居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知识欠缺，购买商品时缺乏留存购货记录的意识，且担心维权渠道不畅、费时费力，导致维权积极性不高。2）市场销售方面。市场主体规模小而散，正规零售商家极少入驻，临时摊点和杂货小店大量存在，市场供应端的产品种类少、档次低、质量差。同时，进货渠道复杂。部分经营者为追求价格优势，选择低价但质量难以保证的供货商，进货时忽视查验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另外，流动商贩问题突出。农村流动商贩数量较多，部分商贩无证无照经营，监管难度大。3） 市场监管方面。监管力量不足，农村地区监管人员配备少、装备不足、经费有限，导致市场监管不足和效率较低。同时，城乡监管差距大。城市市场监管力度较大，假冒伪劣产品被挤压到监管较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农村监管不力为不法企业提供了便利。另外，共治氛围不足。产品质量监管需要全社会参与，但目前农村地区尚未形成良好的共治氛围，消费者和社会力量参与度低。

2. 社会公共服务较薄弱

1）教育资源分配问题。调研了解到，县级教育资源如学校设施、师资力量等，是根据户籍人口进行分配。在城乡教育资源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农户都希望孩子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因此有条件的家庭多数选择带着孩子去县城或大城市生活。这导致县城或大城市的教育资源短缺，而农村的教育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出现师生比严重失衡的局面。2）社会保障问题。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医疗保险方面，国家大力提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积极提高医保参保率及住院报销比例，参保人员能够很好地享受到医疗保障待遇；养老保险方面，农村居民主要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差距较大；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方面，部分农民进城务工并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漏保、断保问题。另一方面，农户参保意识不强。经调查，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户虽然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参加过社会保险，但是由于农村地区信息相对闭塞、传统思想观念落后，注重看眼前利益，或因自己身体健康就医频率低、对参加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解有限，部分农户参保意识不强，主动参保的积极性不高。3）文化传承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传承面临严峻挑战。村庄的一些传统民俗逐渐被淡忘，当地特色的手工艺和口头文化因年轻人外流和现代文化冲击逐渐衰落，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虽然村中设有乡村书屋，但是据村民反映，书籍较小众且陈旧，前往阅读的村民极少。

2. 结合L村村情的发展对策

政府要加大对L村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有效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积极改善农村人口和产业“空心化”状况。

1. 理顺管理体制

要基于户籍与常住关系理顺行政管理体制。1）村民委员会要了解政策最新动向，向农户普及相关政策，提醒农户提高申请材料的准确性。例如提供相关住房、婚姻、亲属关系等证明，申请材料应先提交至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有责任为农户提供优质服务，帮助农户检查材料是否齐全和符合要求，避免因为小错误导致申请失败。2）优化行政流程，推进线上办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如政府官方网站、移动应用等，实现户籍变更的线上办理，简化办理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同时，在户籍变更办理过程中，提供一站式服务，将多个环节整合简化，进而方便申请者一次性完成所有手续。

2. 优化政府政策支持

1）改善生产条件。政府要加强供水供电、信息网络、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农村发展的基础条件，为产业发展和人才聚集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增强农村对生产要素的吸纳能力。特别是要针对突出存在的发展短板， 加强土地盐碱化治理，建设水利灌溉设施，提升信息网络的覆盖率、信号质量和稳定性。2）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L村许多农户希望养殖牲畜，但没有建造羊圈牛圈的畜牧用地。对此，村民委员会应积极对接上级土地资源管理部门，规划养殖建设用地，为乡村畜牧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地资源支撑。同时， 加强基层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种植养殖技术和动植物疫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3）政府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致力于做大做强农业全产业链（农产品生产、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产品销售）， 在产业发展中增收致富，进而缓解农村高素质青壮年劳动力资源的流失问题。

3. 全力推动产业发展

劳动力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乡村产业发展不足，就业增收机会少，对此应采取以下措施。

1. 发展蕨麻猪特色产业。蕨麻猪体型小、善于奔跑、适应高寒气候，L村的气候条件适合蕨麻猪的生长。蕨麻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并且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利用L村山地资源，实现蕨麻猪的生态养殖和山地放牧，这样既能降低养殖成本，又能提高蕨麻猪的肉质和营养价值，同时易于打造产品特色。L村除进行生态养殖外，还可开发蕨麻猪肉干、蕨麻猪香肠等深加工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另外，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品牌建设及市场推广，打造蕨麻猪品牌，提升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如电商平台、超市等，将蕨麻猪产品销往更广阔的市场。

2. 发展油菜花特色产业。油菜花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其种子可以榨取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菜籽油，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油菜花还具有观赏价值，依托于此可以发展乡村旅游，增加农户收入。油菜花还可以作为绿肥作物增加土壤的养分。油菜花制成的果汁有预防高血压、贫血和伤风等功效，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4]。因此，要发展油菜花特色产业，可以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油菜花品种，如选择耐寒、抗病、高产的品种进行种植，请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并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油菜花的适度规模种植，提高

其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实现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要注意深加工与品牌建设， 开发油菜花籽油、油菜花蜜等深加工产品，提高油菜花的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打造油菜花品牌，提升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可通过举办油菜花节等节庆活动，挖掘油菜花文化，如油菜花诗歌、绘画等，丰富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3. 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L村可以考虑建设磨面坊、酿醋坊和榨油坊三个工厂。从可行性分析，L村周围及附近县城没有磨面坊、酿醋坊和榨油坊等工厂，需要从较远的地方进面粉、醋及油。同时，L村及附近县城对醋、油等生活用品需求较大，且L村油菜花颇具特色，能很好满足当地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L村及从L村通向其他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好，交通便利，易于商品交换流通。L村种植玉米、小麦、油菜花等作物，工厂可以与当地农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既能解决原材料稳定供应问题，还可以增加农户收入。从经济性分析， 工厂主要原材料是粮食，通过向农民购买粮食作为原材料，不仅可以促进L村农业的发展，也可以为农产品提供稳定的销售渠道，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磨面坊、酿醋坊和榨油坊不仅可以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帮助解决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而且可以促进当地农业产业链延伸，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5]。从促进文化传承分析，磨面、酿醋和榨油是一种传统的食品加工方式，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有利于传承和弘扬当地的传统饮食文化。

4. 健全乡村商品流通市场。加强乡村仓储设施和物流配送中心建设，优化商贸流通设施布局和市场网络建设，培育发展新型农村流通企业，打通商品流通的最后一公里；加强对乡村的市场监管，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惩戒成本，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乡村市场，危害群众身体健康，造成财产损失；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农民普及相关产品知识和法律常识，提升其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甄别能力，增强农民作为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能力。

1. 完善社会公共服务

1. 提升基础教育水平。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制定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通过远程教育、在线教育等技术手段，让农村学生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确保农村地区能够获得与城市相当的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强农村教师的培训和选拔，增强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进行教育资源整合，调研中了解到，当地乡镇正在考虑筹办中心小学，即整合附近几个村子的教育资源， 在

乡镇设立中心小学，实施寄宿制，孩子们住校上学，周末可以回家。这将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利用率得到明显提高，集中教学也更容易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2. 提升社会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受益人群覆盖面，稳步提高待遇水平，确保农户在面对各种风险时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要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鼓励其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作为补充，使农民能老有所养；要作好医疗保险的政策宣传和政策引导，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体系。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扶危济困，倡导邻里友善互助。

3. 弘扬传承优秀文化。政府应该出台相关政策，将文化传承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明确保护与发展的目标；寻找“非遗传承人”，并给予一定补贴和激励，鼓励老一辈向年轻一代传授技艺，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弘扬乡村优秀文化，打造特色文化体验项目，以文化为核心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优化调整乡村书屋书籍配置，开展读书分享活动，吸引农户阅读，提升农户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养。

2. 结束语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L村为案例开展实地调研，发现该村是典型的农业主导村，土地资源贫瘠、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在搬迁农户管理体制、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问题，对此提出针对性措施，促进L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高职院校定问培养军士课程思政价值问题及对策研究

王仁亮、杨事武

一、定向培养军士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

军士生作为支撑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思政课是坚定定向培养军士理想信念的重要载体[1]。军士生思想政治素养与军事技能培育具有战略意义。如何有效提升其政治觉悟、军事技能及综合素养，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本研究聚焦于军事理论课程思政元素的整合策略，探索军事理论与思政内容的融合路径，旨在通过课程重构强化政治教育实效，为军队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政治素养的复合型军士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2]军事理论课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养学员军事素养与国防意识。融入思政元素提升课程实效性，使学员在掌握军事战略专业知识的同时，深化国家安全认知，增强民族责任感。课程强调纪律执行与团队协作，思政教育强化集体观念，培养自律团结精神。通过军政结合的教学方式，激发学员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相连的使命感，促使其积极投身国防建设。这种融合教学模式既提升学习成效，又紧密联系现实国情，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军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二、定向培养军士理论课程中思政元素融入所面临的问题

定向军士生的培养出口比较单一，即进入部队成为军事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他们视入伍为首要目标，学习动机可能会更加功利化[3]。定向培养军士理论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旨在打造政治过硬、专业精湛的军事人才，但面临教学内容整合与教学方法创新的双重挑战。关键在于实现军事技能传授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统一，需开发互动性强、实效性高的教学模式。破解这一难题对提升军士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必须探索科学有效的融合路径。

（一）思政元素融合度不紧密

当前军事理论课程与思政元素融合不足，国家安全意识等关键内容未能自然渗透。课程设计存在割裂现象，导致思政教育生硬刻板。教学内容缺乏深度解析和典型案例，学生难以建立系统认知。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理解障碍，教学方式单一僵化，既影响知识吸收效果，更制约了军士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提升。

（二）教学手段创新度不新颖

一些教师对于军士理论课程授课方式缺乏创新。常见的教学方式较为陈旧， 侧重于单纯的讲授，而在互动和实践环节上有所缺失，缺少自身的思考感悟和育人内涵的提炼，情感价值引领不足[4]。当前教学模式单一，难以激发学习热情，影响教学效果；思政元素融入方式缺乏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多样化手段， 限制了军士生的深入理解与体验；教学技术更新不足，未能有效运用在线课程、虚拟现实等创新方法构建生动学习环境；课程内容实战化不足，缺少现役、退役军人的榜样讲座和事迹分享等实践案例，难以提升军士生的学习成效与思政认知水平。

（三）学生政治认知度不够高

当前部分学生对军事理论理解较浅，仅停留在课堂知识层面，未能认识其深层价值。教学中，除强化教师思想建设外，更需引导学生自我提升，深入领会课程思政内涵，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政治觉悟。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军事人才，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学员对课程政治意义的认识，通过深化教育确保学员践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要求，全面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三、定向培养军士理论课程中思政元素融入的策略

定向培养军士理论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是培养政治坚定、技能过硬军士人才的关键举措。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军事斗争新要求，必须优化培养方案，创新传统模式，在军事技能训练中深化思政教育。这一战略举措既能提升军士政治素养，又能增强部队战斗力，对建设新时代高素质军士队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价值。

（一）深度探索提炼思政要素

思政元素在军事理论课程中具有思想引领、道德培育和素质提升等多重价值。首先，其思想导向作用能帮助学生深刻认识国家面临的机遇挑战，增强爱国情怀。其次，通过“每周一经典”“每月一主题”等多样化活动，鼓励学生登台分享读书心得，以书香滋养政治素养。最后，在日常教育中强化“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通过持续性的思想交流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学生的政治觉悟，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入脑入心，培养出政治过硬、信念坚定的新时代军事人才。

（二）革新教学方法与策略

将军士理论课程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需创新教学方法：一是实施情境教学法，组织实战模拟演练和实地考察，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二是开展互动研讨， 通过小组辩论和专题讨论深化对国家安全等议题的认知；三是打造常态化学习平台，利用红色影视赏析、经典著作研读和时政热点研讨提升政治素养，并把握重大纪念日组织观看直播和纪录片；四是采用角色体验教学，通过多角度身份模拟培养全面分析国家安全等问题的能力。这些方法将有效提升军士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专业素养。

（三）课程内容深度融合强化

课程设计需统筹思政元素与军事理论的内在联系，科学规划教学内容确保体系连贯性。要创新整合国家安全形势分析、政策法规解读等模块，实现课程深度交融。例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军事课程结合，使军士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时同步提升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构建系统化的融合教学体系。

教师应深度挖掘军士生需求的思政融入点，设计实用且生动的教学内容， 打破学科界限实现知识思想融合。通过综合性课程项目引导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强化课程逻辑衔接，构建系统连贯的知识体系，

为学生打造坚实灵活的学习框架，全面提升教学实效。

（四）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质量

学校还需加大对师资培养的力度并加大教育资源投入，以强化教师的教学技能与综合素养，持续探索革新教学手段与模式，唯有不懈致力于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军士理论课程，方能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为显著的贡献。

教师团队素质直接决定思政元素融入军事理论课程的成效。为提升教师军事教育理解力和思政素养，学校需建立系统化培训体系，通过专业培训增强教学能力，确保教师既精通军事理论又具备扎实思政功底，从而有效实现课程融合目标，提高教学质量。具体而言，首要措施是通过开展系统化的专业培训课程，确保每位教师都能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与敏锐的时事洞察能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可邀请行业内的专家进行专题研讨会，为广大教师带来更为透彻的专业指引。学术沙龙是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重要渠道，通过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与工作坊，为教师搭建了一个交流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的宝贵平台。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拓宽视野，还能激发其创新思维。在这样的互动平台上，教师们可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技能。此外，引进

那些既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又具备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担任兼职讲师或顾问，能够为国家军士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带来前沿的学术观点与创新的教学方法，从而推动该领域不断向前发展[5]。

四、结语

将思政元素融入军士理论课程意义深远且切实可行。本研究探讨了其背景价值与实施路径，通过四大策略实现军士生军事技能与思想政治双重提升。未来需持续优化融合方式，完善课程体系，为培养政治坚定、国防意识强的优秀军士人才提供科学指导，助力国防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与依法治校能力提升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反思

张佩琳

引言

高职院校作为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与依法治校能力的提升对于保障教育质量、促进学校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高职院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在规范化管理和依法治校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如对法律法规理解不深、执行不力，管理制度粗糙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因此， 深入探索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与依法治校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不仅是提升学校治理水平的内在需求，也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与理论探讨，为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与依法治校提供新的思路与策略。

一、高职院校的教育环境分析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1]。20世纪末，我国开始大力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目的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及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2]。随着政策支持与教育投资的持续增加，高职院校的数量和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这些院校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多元化办学模式，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在办学模式上，高职院校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方式，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尽管发展迅速，但高职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等。

为进一步提升高职教育的整体水平，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制度建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需求，为我国持续健康地发展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支持。

（二）高职院校的法治环境分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相继出台，高职院校终于有了明确的“规矩”可循。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这让高职院校在招生、人才培养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然而，这些法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遇到诸多挑战。

尽管有这些法律保障，高职院校在法治环境的建设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不同地区的高职院校在法治环境建设上存在明显差异，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法治体系，而一些内陆或偏远地区的高职院校则相对滞后，甚至存在基本规章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内部的法律监督机制尚不完善，法律纠纷处理和师生权益保障方面仍存在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稳定和发展，这些都反映出当前高职院校法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的法律监督机制尚未健全，法律纠纷处理以及师生权益保障存在不足。这些问题表明，高职院校需要完善规范化管理制度。

二、规范化管理制度的建设现状与问题

（一）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的构建现状

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的构建现状呈现出一种不断进步但仍有待完善的态势。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高职院校已经逐渐认识到规范化管理的重要性，并在档案管理、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4]。

在档案管理方面，高职院校已初步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明确了档案管理标准和流程，档案管理规范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然而，档案管理不够规范、无序性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难以制定统一的管理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档案资源的优化利用。

在教育教学管理方面，高职院校也在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如实行院系“二级管理”，扩大系部办学自主权，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等。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推动了人才培养工作的创新性发展。

然而，目前高职院校在教育管理制度的构建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教育管理师资队伍力量不足，部分教师实践经验不足，以及教育管理制度尚未实现规范化、统一化、科学化等。因此，高职院校需要继续加强规范化管理制度的构建，完善相关制度，提高管理效率，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二）规范化管理制度在高职院校的应用问题

高职院校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在实际应用中面临诸多问题，导致其在提高依法治校能力方面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诸多学校在规章制度上缺乏细致性和明确性，直接导致执行时大家没有清晰的指导方向，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执行的

部门对规定只是走过场，缺少严格的遵循。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够顺畅， 阻碍了制度的完整有效施行。学校的管理层和教职员工在规范管理方面的意识也较为薄弱，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深入地理解，给执行带来诸多难题。这些问题不仅拖慢了学校的管理效率，还让建立高效透明的依法治校环境变得困难。

（三）对规范化管理制度问题的深层次分析

规范化管理问题的背后，往往是制度设计与实际工作的脱节。有的学校照搬本科院校的规章制度，未考虑高职学生的特点；有的学校虽然制定了详细规程，但缺乏可行性论证和实践检验。更重要的是，一些学校在制度执行过程中， 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对制度执行情况的动态评估与及时调整，影响了制度的长效性与权威性。这些深层次问题削弱了高职院校治理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需要结合具体校情和外部环境提出改进方案，提升制度的科学性与实效性[6]。

三、高职院校依法治校能力提升的实践探索

（一）学校章程的优化探索

当前不少高职院校的章程仍停留在笼统表述阶段，比如，在招生规则、经费管理等关键环节缺乏明确规定。有的院校甚至还在沿用多年前制定的条款， 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要求存在不一致之处。要让章程真正发挥作用，就得从实际情况出发。现在的高职院校都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些新模式就需要在章程中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章程还要为学校未来发展预留空间。以教师聘任为例，章程就要对“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作出规范。

在制定章程时，要把国家法律法规作为基本遵循。既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也要结合学校实际， 把权责分配、议事规则等具体内容表述清楚。比如，在财务管理方面，要明确预算编制和审批的程序；在人事管理上，要规范教职工考核和晋升的标准。这些细节性规定能有效防止管理中的随意性。更要定期评估和修订章程，确保其动态适应学校发展需求与外部政策环境变化。优化后的学校章程不仅是学校内部治理的重要依据，也是促进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基础保障，为学校的长期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内部管理机制的完善探索

高职院校提升依法治校能力的关键在于完善其内部管理机制，这是保障学

校稳定运行、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师生权益的根本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高职院校需从多个维度入手，构建全面、科学、高效的内部管理体系。首先，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体系，明确各项管理职责和权限，确保各项事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包括制定和完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各项制度，形成相互衔接、协调一致的管理体系，为依法治校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其次，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建设，确保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通过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或委员会，对各项管理活动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行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同时，高职院校还需注重提升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通过法律教育、培训等方式，引导师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共同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此外，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效率，也是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的重要一环。通过构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和高效利用，为依法治校提供更加便捷、智能的技术支持。

（三）规范化管理与依法治校的深度融合实践

规范化管理与依法治校的深度融合是提升高职院校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通过加强学校章程的实施力度，确保依法决策与制度约束有机结合， 为学校治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内部管理机制的优化则以部门职责的界定清晰、流程的科学设定为基础，保障各项事务的规范运行和高效执行。在此过程中，积极推进法治思维与管理理念的融合，使校内管理更具透明性与公正性， 注重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培养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这种深度融合实践有效破解了管理松散与法治薄弱的难题，为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制度与法治并重的治理基础。

四、依法治校的理论引导

（一）法律专业在依法治校中的应用

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在依法治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应用不仅关乎学校管理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更直接影响教育质量和师生权益的保障。首先， 法律专业的学生和教师能够直接参与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审查过程，确保这些制度不仅符合教育法规的要求，还能体现学校特色，同时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对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分析，提出改进建议， 使学校的管理更加科学、规范；其次，在依法治校的实践中，法律专业师生还能发挥法律咨询与服务的职能。他们为师生提供法律咨询，帮助解决法律纠纷，

如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有效维护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师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还能协助学校处理与外部的法律事务，如合作协议的签订、法律诉讼的应对等，为学校的发展保驾护航。此外，法律专业还承担着法治教育的重任。通过开设法律课程、举办法治讲座、组织模拟法庭等活动，他们向全校师生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为构建法治校园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在依法治校中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为学校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支持和服务，还推动了学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提升了学校的整体管理水平。因此，高职院校应高度重视法律专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依法治校中的独特作用，为培养具有法治精神和法律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

（二）依法治国理论在依法治校中的指导作用

高职院校在推进依法治校的过程中，依法治国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依法治国理论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所有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这一理论为高职院校依法治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与依法治校能力提升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反思表明，这一进程不仅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响应国家政策导向的必然要求。在高职院校中，依法治国理论的应用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它要求学校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体系，确保各项管理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些规章制度不仅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还要体现教育规律和学校特色，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其次，依法治国理论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高职院校在管理中必须公正、公平、公开。这要求学校在招生、教学、考试、就业等各个环节中，都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确保机会均等、程序公正，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此外，依法治国理论还强调法治文化的建设，要求高职院校通过法律教育、法治宣传等方式，提升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这有助于培养师生的法治思维，引导他们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学校的法治秩序。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理论在高职院校依法治校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要求学校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体系，确保管理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要求学校在管理中公正、公平、公开，维护师生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求学校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提升师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这些要求共同构成了高职院

校依法治校的基本框架和行动准则，为学校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结本语研究对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与依法治校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反思。首先通过对多所高职院校的实证研究，揭示了现有法规漏洞及制度执行不足等问题，并推出优化策略如优化学校章程、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等，以促进规范化管理和依法治校的融合。研究结合依法治国理论和法律专业理论，深化二者理论认识，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框架。此研究对高职院校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与依法治校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但仍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管理机制的进一步细化和量化，以及理论研究向实践操作的转化等。

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佳木斯职业学院 张佳育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1］。网络安全首先取决于思想安全，有了思想先导的保驾护航，网络安全才能有意识、有秩序、有系统地构建。所以对于高校来说，网络思想是否安全，不仅关乎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还关乎校园是否安全。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规模上将要成为高等院校“半壁江山”的职业院校来说极为迫切和重要。

一、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一）新媒体时代的特性要求高职院校重视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体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关联性、信息生产力、传播能力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

“万物皆媒，人机共生”［2］的时代，一方面为学生筑起丰富多彩的媒介空间，另一方面却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3］。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基地，其学生在网络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来说更具有活跃性，但在网络素养和思想认知能力上相对薄弱，更需要受到重视和提升。

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西方势力利用技术霸权和话语权优势，加速传播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严重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高职学生“三观”的培养产生不良影响。相较于本科生，高职学生面临更大的网络风险，这与他们网络生态素养不足、自控能力较弱直接相关。

然而，高职院校在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管理滞后、引导不足，未能及时构建系统性教育体系。学生普遍缺乏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认知和警惕性， 加上网络使用时间长、缺乏节制，进一步放大了网络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高职院校亟须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二）国家安全战略要求高职院校重视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想；2019年，总书

记又提出了“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风险位于前列；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意识形态安全列在国家安全重点内容，这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加强和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作为培养国家和民族技能人才之所在的高职院校，更要筑牢这个安全屏障，这直接决定着国家技能人才的政治安全和技术安全。

（三）学生主体特性分析要求高职院校重视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代职业院校学生在思想意识上相对自由活跃，主观能动性较强，个性化特色较鲜明，再加上自身所拥有的文化素养与理解能力，更容易在网络冲浪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逻辑思考。而由于网络信息的不真实性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能导致大学生所形成的思维逻辑是存在谬误的。高职院校是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要保障技能人才的正确思想方向，就要对他们进行防患于未然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起思想是专业技术的先行理念，保障他们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养。这样才能确保高职院校的学生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 在网络的浪潮中把握好正确与正能量的方向。

二、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笔者从不同城市选取了5所高职院校开展了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情况的专题调研，归纳总结出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学校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大部分高职院校更重视学校招生、学生就业等能为学校发展带来显性效益的工作，而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重视不到位。从院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设中就可以看出，对于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布局涉及不多，或者仅仅局限于学校的舆情应急方案和网络技术安全建设， 没有意识到当下学校的安全建设已经从传统的线下领域转到“虚拟”的线上， 而且主体就是在校的大学生。

（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不显著

一是从学生思想认知上来看，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皆为“思政课”） 重要性的认知存在偏差。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思政课“对自身成长和就业提供不了实质性帮助”“只要考试前集中时间背背知识点就能拿到高分”［4］就可以了，这种思想导致他们在思政课或课堂思政中，表现为自由散漫的思想“游

离”，或者行为的“隐形逃课”［5］。二是从当代教育媒介来看，师生之间的课堂交流媒介不对等。智媒体时代，学生日常生活交流媒介主要依托新媒体， 学习媒介依靠智媒体，但一部分教师，对于数字媒体教学这一领域的运用，暂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这种交流媒介上的不对等，致使思政课上师生之间的交流不对称，甚至交流不通畅以及缺乏有效的交流。三是从思政课教学内容上来看，思政课教学针对性特点不强，思政课教师课堂中的魅力值比不过学生手中的“智能手机”，这既是思政课教学不接地气的表现，也是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薄弱的体现。甚至有些年轻教师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根本无主动意识，或者根本无意识主动融入课堂教学中去，不能解决高职院校学生之关切， 不能在职业人才培养中形成强有力的“思政”育人效果。四是从协同育人角度来看，辅导员队伍对于学生日常思政工作内容，侧重于显性教育，而对于呈隐性特点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没有足够重视，也说明思政教师与辅导员教师在思政育人方面没有形成合力，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没有形成，即理论与实践没有结合，致使职业院校思政教育的时代性不强，实用性也不强，不能解决网络阵地当中存在的问题。

（三）学校网络主阵地监管不成体系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是网络，主要包括网站、论坛、微信、微博， 以及师生的自媒体账号，大部分高职院校对于校内网络阵地管理基本处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状态，没有形成上下联动的梯级管理模式。一是对老师的自媒体账户的管理，一部分老师对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知识没有积累， 对老师自媒体安全把口的松弛就存在安全隐患。二是对学生课上时段用网情况缺失管理，致使一部分高职院校一部分学生在课上时间“刷网”。三是对学生自媒体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

（四）学校学生自我管理意识欠缺

一是课堂出勤率和听课效率低。据调研和课堂观察，高职院校学生课堂出勤率要低于普通本科院校，课堂听课效率不高，这主要源于他们长期学习习惯养成不规范；二是对于互联网平台的过度依赖和网言网语的任意性。表现为对网络平台的即时性和随意性，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诉求更多依赖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处理，网络语言过激、言过其实者不在少数，有甚者依靠网络媒介无节制的达到自己诉求满意；三是对智能手机的非理性使用。在高职院校大学生专项调研中，39.65％的学生每天用网时间在5—7小时（90％以上使用智能手机），

“上网的目的”排在第一位的是浏览信息，上网为了“聊天”占比为29.59％， 上网为了“文化娱乐”占比高达70.54％，在上课时段上网娱乐更是常态事件， 这都是高职院校大学生在使用网络上的非理性表现。

三、高职院校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强化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政府主导地位

高校网络阵地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其对国家总体安全建设尤为关键，政府需全面掌握网络阵地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建立与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现状相匹配的工作指导机制。让高职院校既能满足学校自身发展需要，又能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高度重视起来，激发高职院校主动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保障高职院校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政策落实和工作机制的运行。

政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进高职院校要常态化。各地政府要形成一批有生机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产品，同时让这些文化产品进高职院校常态化和信息化， 以政府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品牌教育引导为抓手，促进高职院校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并建立起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思政教育体系，让主流意识形态进学生头脑日常化，从而占领学生思想的主阵地。

（二）建设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高素质队伍

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的建设，直接影响学生意识形态的安全，关涉校园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主要包括组织领导和教育具体实施两个方面。

一是夯实学校党组织主体责任制。完善从学校党委到学院各基层党组织再到学生党员为一体的工作机制，并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只有以校党委为主体， 学院各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下紧密联动， 团结一致，形成合力，才能使党组织起到真正的组织保障作用。

二是提升队伍工作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工作能力包括思政教育专业能力、新时代数字化教学能力、新时代媒介素养和与学校学生发展相适应的服务意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施主体主要包括思政教师、辅导员（班主任） 以及学校党委宣传干部、学工管理教师。党委宣传部要协助党委优化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顶层设计，落实宣传阵地的守护与舆情引导工作机制；思政教师要根据教学活动需要，把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相关内容灵活融入教材教学中去，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融入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宣传理论等政策内容；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开展网络安

全技能、网络道德素养等知识的讲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加入国家安全观、习近平网络强国等知识；在《形势与政策》中加入当前我国面临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形势、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惯用方法、苏联解体原因等知识的讲解与分析，同时要提高数字化教学能力、媒介素养，运用融媒体素养提高思政课堂的魅力，探索符合学校学生基本情况的主课堂形式，要深入辅导员工作室，与辅导员老师积极探索理论思政与日常思政相融合的工作机制。

三是打造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大工作格局。

一是利用好“网络＋”的优势，形成党建与思政融合机制，从工作内容、阵地、媒介，加强党建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二是建立协作机制，针对高校辅导员工作量大，师生配比难以保障的现状，提倡党政干部、学工干部、思政教师与辅导员老师结成“帮扶对子”，提升日常思政工作成效。

（三）守牢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阵地

一是坚持课堂教学的时代性。思政课是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渠道，要丰富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形式和方法，深化课堂阵地拓展，把传统课堂拓展到革命教育基地、红色展馆、文博展馆，紧跟时代脉搏，凸显课堂的与时俱进性和课程的现实性映射。

二是坚持网络阵地的守正性。加强舆情监测，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形成研判专家小组，通过日常研判和特殊节点研判，加强风险点预判，强化舆情应急处置，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打造品牌校园文化，加强正面宣传，以校园文化凝聚学生力量，加强学生对学校的文化认同，引导学生爱护学校、发展学校。

（四）开拓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多渠道

一是加强学校融媒体整合建设。当下，媒体融合已经是思想宣传的主要发展方向，要利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种资源，以达到高速、高效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效果，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占有率，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稳固性，同时要整合校内的媒体资源，形成宣传合力，有助于校园主旋律文化的聚焦宣传。

二是打造一批校园网络文化品牌。利用好职业院校学生自媒体账号，选取“网红”学生账号，开设一些党史故事、英雄人物、工匠精神、校园优秀学生模范故事等校园网络栏目，让这些栏目通过宿舍电视、学校广播、楼道小喇叭

等方式定期播放，打造学校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宣讲志愿团，进班级、进宿舍， 送精神食粮。

三是建立网络安全综合治理和网络舆情管理平台。打好网络安全治理工作数字化转型基础，提升学校资产安全管理能力，加强网络安全过程管理，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工作台账。搭建线上和线下两个网络安全教育平台，建好网络安全教育载体，形成有效的网络安全教育链条。通过线上对应处置平台建立各部门之间标准化、流程化的联动工作制度，形成监测发现、调查核实、研判分析、应对处置到总结评估为一体的闭环式处置流程。

结语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职业院校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面要落实好责任制，守牢主阵地，加强队伍建设、舆情处置，用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教育内容占据学生的头脑，增强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保证高职院校大学生在思想上与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正确，才能使其真正成长为民族复兴的技术技能生力军，这是职业院校校园安全建设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问题及对策研究

河北工程大学师 小钰

现代安全经济学中“三角形理论”[1]提出安全是企业生产的底边，而如今部分煤矿企业在安全这一底边上出现问题，各类事故频发。本文旨在高质量发展[2]的背景下，浅析煤矿产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

一、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现状

对于煤矿开采企业而言，该类型企业的主要安全隐患存在于主营业务以及对原材料的储备和运输环节，原材料和产成品储藏室起火是最为频发的灾害[3]，这类灾害的影响范围不仅波及周围平民，还会对气候地质和水质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另外，与煤矿企业相类似的化工企业同样会面临这几方面的安全隐患[4]。

二、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所存在的问题

（一）事故预防能力不足：第一，从保障形式方面来说，购买保险作为事后保障是国内大多数企业的做法，然而多数西方国家则采用事前激励[5]。第二， 从人员方面来说，国内各类型企业的大部分工人并没有参与到企业组织的岗前培训中来[6]，对工作内容中会发生危险和造成伤害的环节没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没有构建起事故预防知识体系，同时对于规范操作的意识也较为薄弱，存在无证上岗和违规作业的现象。第三，从设备方面来说，生产设备的折旧以及摊销所涉及的设备的生产能力、预报警能力、自检自修的能力都会有所降低， 于此就再次增加了对企业和员工的潜在威胁。（二）事故控制能力存在缺陷： 第一，从防护设施角度而言，企业的防护设备不完善[7]，比如没有每隔50米设置灭火器、员工工作服装的质量不达标或有缺陷。第二，从生产人员角度而言， 生产人员在紧急情况出现时，更多情况下没有使用恰当的补救方法，更有甚者只顾冷眼旁观。企业内部的安全意识宣传不到位，以及事故应急的能力培训和演习不被重视。第三，从设备安全设置角度而言，企业中的生产设备和装置不具备应对突发事故的功能，例如在灾害天气出现时，设备没有对应的安全生产模式，又比如在出现供电不足时，必然会增加生产设备的消耗。（三）事故发生后的处置方案不完善[8]，事故发生后，对企业员工及其家属的安抚和赔偿是大多数企业都会面临的难题，这是因为与之相对应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对员工而言，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得到保护，另外在企业设备受灾后的重建过程

中，缺少残料废料价值评估指标。

三、提升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问题相应的对策

（一）事前预防：首先要明确事前激励的意义，在试点的过程中，要考虑到自身企业员工的个性，及时统计并调整不同层级的金额和物资的奖励，要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员工增强安全意识。从参与生产员工的角度来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要引导员工的意识，让正确的思想意识反作用于实践；二是开展安全培训工作，增强员工的预警意识，模拟灾害的发生，组织演习，让员工具备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并且也能保障员工自身的安全。对于生产设备而言， 尤其是对于折旧和摊销程度较高的生产设备，要及时进行生产效率的评定，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更新迭代，假如生产设备折旧过高则必然使生产设备的安全性能下降，从而增加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二）事故发生时：在事故突发时， 员工对防护设施的需求就犹如大旱之望甘霖，孤儿之盼父母，这是因为防护措施能够及时遏制事态恶化，例如便携式以及固定式灭火器、防火盾牌、防火服装、防毒面具等防护装备都可以在事故发生的前期降低将要带来的伤害。在安全生产事故控制能力方面：首先，员工的自救能力以及在保护自身安全前提下尽可能去救助他人的能力，都需要企业予以重视和培养；其次，是从企业外部寻求援助，例如及时寻找当地消防队伍，甚至可以经过学习后组建自己的救援队伍。从设置安全设备的方面出发，除了人为因素以外，自然因素也会导致生产设备无法安全运行，要提前去设定与各种恶劣天气和灾害相匹配的生产模式， 比如降低大型生产设备的生产效率，减少因设备过载引发的事故[9]。（三）事故发生后处置方案的补足，上面的内容中提到了员工的自救以及与自救同样重要的他救，在保障各类人员有基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措施的同时，及时派遣专业的消防以及救援队伍，也能够给予那些自救意识和能力不强的成员以帮助。另外就是对于受灾员工以及受灾员工家属的补偿问题，最应该给予重视的就是建立起补偿机制，一方面是减少因补偿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不必要的法务支出， 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员工有制度可以作为保障，也能够使员工在生产生活中更加重视安全。

四、结语

从整体的层面出发，企业绝对不是单独的个体，在信息化规模如此庞大的时代，要注重信息的交流，建立起企业、政府、媒体、民众四位一体的良好关系[10]，在享受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同时，要积极响应媒体的监督和民众的反馈，

及时纠正存在不足的环节，减少企业领导层和基层的不安全行为，帮助企业及时消除潜在的安全隐患。

各类乡村教师的现实状况、发展困境及保障措施研究 基于全国五省域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赵瑛琦、孙颖

一、问题提出

一直以来，乡村地区的教育都是我国教育的短板。而发展乡村教育，阻止贫困继续在乡村进行代际传递具有重大意义。发展乡村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建设一支素质优良、投身乡村且乐于奉献的教师队伍，形成“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师资保障。然而，受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条件不便利、学校办学条件薄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依旧面临着教师职业吸引力不强、教师来源补充渠道不畅、优质教师资源配置不足、教师结构不尽合理以及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等紧要问题， 制约了乡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为解决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吸引人才，稳定乡村教师队伍，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八大举措入手，着力建设良好的乡村教师队伍〔1〕。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关心乡村教师生活，认真落实有关乡村教师的补助政策，从多方面大力提升乡村教师的待遇〔2〕。

2020年8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创新教师编制管理、畅通城乡一体化配置渠道、创新教师培育模式、拓展职业成长通道、提高地位待遇以及提高青年教师工作生活等各项政策措施〔3〕，进一步保障了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

针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议题，以往研究者多从乡村教师队伍整体出发， 探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对策〔4〕、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内生动力〔5〕， 以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高质量发展〔6〕，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设定与实现路径等〔7〕。亦或是以交流教师、特岗教师以及临聘教师等单一主体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不同群体乡村教师的身份属性、发展困境以及扎根策略〔8－10〕。很少从乡村教师队伍内部出发，将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进行细致的拆分，从多个层面对比，呈现不同身份乡村教师的现状及选择。基于以上，本研究将以不同身份的乡村教师作为主体，从多个层面统计分析。在分类调查与对比中凸显

不同身份乡村教师的显著特征，以期找到不同身份乡村教师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类解决，对症下药，更好地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建设。

二、研究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于2023年11月23日至30日在全国五个省级区域十个县开展的大规模抽样调研。综合考量地理位置、人口要素、区域经济及教育发展状况，选定福建、广西、贵州、山西、湖南五地，地理范围覆盖东中西部地区。调查对象涵盖了不同性别、年龄、教龄、职称以及身份的乡村教师。借助电子问卷围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主题收集信息。问卷内容主要涉及乡村教师的基本信息、乡村教师的工作任务、成为乡村教师的原因、个人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能力、个人对于留任乡村与离任乡村的因素考量以及未来关于自身职业的规划等。共发放6789份问卷，经严格筛选，剔除多填、错填、漏填问卷，最终形成5970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87.94%。其中，东部1528 份、西部3366份、中部1076份，为本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调研后整理的问卷，将调查问卷的内容导入SPSS软件中，通过对问卷的数据进行归类、删除、整理与清洗，形成最终的数据库。利用SPSS26.0 对教师的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如下多个数据表格，用以呈现不同身份的乡村教师的实际现状。

三、我国乡村教师队伍构成

近年来，我国为了加强乡村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着力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城镇教师志愿乡村工作计划”以及“高校毕业生支教计划”等一系列举措。目前， 农村地区的教师队伍主要由以下几类教师构成：本校在编教师、交流教师、特岗教师、临聘教师以及其他教师（未能归类的小部分教师群体）。

在编教师是指在学校工作的具有编制的教师，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享受事业单位的工作待遇。相较而言，在编教师的工作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保障性且可以调动，工资会随着职称的晋升而有所提高，是教师队伍中所有人的“理想追求”；交流教师这一群体产生于教师的轮岗制度。为了消除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更好地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014年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

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提出要在3—5年内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11〕。自此之后，校长和教师的跨校交流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岗教师是指国家为了解决偏远地区农村学校教师数量不足、教师结构不合理以及教师质量不高等问题，面向高校毕业生进行公开招聘的一项义务教育的特殊政策。自2006 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以来，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已经实施多年。如今，“特岗教师计划”已经成为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12〕；临聘教师是指公办学校为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而对外公开招聘的、不纳入正式教师编制的、临时性的教师工作职位。由于国家每年的教育财政支出有限，导致能够纳入事业单位的教师编制名额较为紧张，而仅有的在编教师数量无法满足公办学校的教学运行需要。因此，招聘一部分临聘教师为公办学校承担一定的教学工作量。临聘教师的纳入，一方面能够缓解在编教师的教学压力，另一方面能够保障国家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此外，还有一些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补充的教师，区别于以上四种主要的教师身份，都归入其他教师这一类。

四、各类乡村教师的整体现状

（一）各类乡村教师分别有多少

根据图1的统计结果所示：当前乡村教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是在编教师，在编教师占乡村教师总体的82.8%。考虑到有些交流教师具有编制，有些特岗教师在任教地满三年，并通过考核后可以获得编制，所以统计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合。但在编教师的总量庞大，除去交流教师和特岗教师中具有编制的教师人数，在编教师依然是乡村教师队伍的主要构成。其余4种身份的教师总和占总体的17.2%。在这部分的乡村教师中，教师的主要身份是特岗教师和临聘教师，其中特岗教师占乡村教师队伍的6．9%，临聘教师占教师队伍的6.1%，交流教师占乡村教师队伍的1.9%，具有其他身份的教师占乡村教师队伍的2.3%。

（二）他们的初始学历如何

如表1所示，在编教师中初始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人数最多，占全部学历层次的41%，是整体教师队伍中含高中及以下学历层次比例最高的教师组。其次是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教师，占全部学历层次的34.9%。目前有很多临近退休的教师，他们的学历水平较低，多为中师毕业后加入教师队伍，他们是这一部分教

师的主要构成。在交流教师中，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占比最多，占全部学历层次的36%，交流教师群体中学历为高中及以下和学历为大学本科的教师占比大体相当。乡村教师队伍中特岗教师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从整体上来看，特岗教师的学历明显优于其他身份的教师群体，具有本科和大专学历的特岗教师几乎构成了特岗教师的全部。临聘教师中学历为大学本科的人数最多，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比例和大学本科的比例大体相当，学历水平总体较为可观。在乡村教师队伍中有关其他身份的教师调查中可以发现：学历为大学专科的教师占主要部分，学历为高中及以下和大学本科的教师占比大致相当。

（三）他们的毕业院校如何

从表2可以看出，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主要来源于普通二本院校、中师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而特岗教师和临聘教师主要来源于普通二本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中毕业于中师院校的人数较多，是临聘教师的5倍以上，说明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中老教师居多，这一部分群体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而特岗教师群体主要毕业于普通二本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 在毕业院校的层次上优于其他类型的乡村教师。上文中提到的特岗教师群体整体学历层次较高的结论，也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临聘教师群体中， 多数教师毕业于普通二本院校和高职高专，还有一部分教师来源于省属重点高校、普通三本院校以及中专和高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来源于省属重点高校的所有教师中，临聘教师群体占比最高，说明当前已经有一批毕业于省属重点高校的学生，通过临聘教师的方式加入乡村教师队伍。

（四）毕业的院校和师范专业是否相关

从表3可以看出，交流教师中毕业于师范专业的比例最高，毕业于非师范专业的比例最低；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群体中明显有更多的教师毕业于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毕业于师范院校师范专业的学生对比于毕业于非师范专业的学生而言具有更高的专业素养、教学技能和教学能力，因而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的整体教学水平会更高些；特岗教师队伍中，虽然整体的学历较高，但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的教师人数相较于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并不算多，说明特岗教师的专业对口度较低；临聘教师队伍中毕业于师范院校的师范专业的教师占比最少，来自非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的教师占比最多，总体上看，临聘教师群体中毕业于非师范院校以及非师范专业的教师比例均为最高。

（五）他们是如何成为乡村教师的

从表4可以看出，乡村地区的在编教师主要是由教育事业单位招考、大学生定向就业（含公费师范生）、民办或代课教师转正以及特岗教师计划这四种途径招录。其中主要来源于教育事业单位招考，占总体途径的39.9%；交流教师主要是由教育事业单位招考、特岗教师计划、大学生定向就业以及城乡教师交流制度等途径招录，此外还有通过其他一些学校和社会组织的教师交流与支教的途径，让更多的教师完成交流。由此可见，交流教师涵盖的教师范围较广，交流也不仅依赖于城乡教师的交流制度，还有学校与社会组织的各种社团与支教的活动来促进教师交流；特岗教师总体来源清晰，几乎都是通过特岗教师计划招考成为乡村教师的，该途径占总体的95.4%；临聘教师来源主要为教师事业单位招考、临时代课以及被学校引进等。其中教师事业单位招考（公开招聘）的方式占48.5%，临时代课的途径占总体的26.8%，被学校引进的途径占总体的9.3%。从总体上看，临聘教师的补充途径相对广泛，招募方式多元，乡村教师数量补充的渠道相对稳定。

五、乡村教师队伍内部的结构与发展困境

（一）任教学科：乡村教师队伍内部在任教学科数量上分布不均衡

表5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在实际的工作中承担1门学科和4门以上学科工作量的人数比例最高。而交流教师和在编教师相比，承担4 门及以上学科教学工作的比例更高，同等条件下任教的学科门数更多。特岗教师在承担1门和2门学科教学任务的占比最高，尤其是承担两门学科教学任务的特岗教师有22.9%，高于在编教师的16.1%、交流教师的11.4%和临聘教师的19.4%。临聘教师群体中承担1门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占比最高，和特岗教师一样，临聘教师群体大多承担2门以下的教学任务。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何种身份的乡村教师，都是承担1门学科的人数占比最高，但特岗教师和临聘教师在承担1门和2门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比例上要普遍高于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在承担3门、4门以及4门以上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比例要低于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故可以发现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队伍中多学科教学教师的比例更高一些，特岗教师和临聘教师不是多学科教师的主要群体。

（二）周课时量：乡村教师队伍内部在承担的课时量上分布不均匀

根据表6的统计数据：整体来看，乡村教师周课时量分布呈现一定规律，多数集中在13—16课时区间，但不同身份教师在各课时量区间占比有别。在编教师中，30.0%的教师每周承担12课时及以下，41.3%集中在13—16课时，说明近

半数在编教师工作量适中。17—20课时和20课时以上分别占18.3%和10.4%，相对较低，表明他们中承担高强度课时任务的是少数。这或许是因为在编教师师资相对稳定，学校能更合理分配教学任务。交流教师方面，28.9%的教师每周承担12课时及以下，每周承担13—16课时的教师占比44.7%，高于在编教师，13— 16课时成为最主要的课时量区间。17—20课时和20课时以上分别占比17.6%和

8. %。因交流教师流动交流的特性，可能其课时安排在中等水平居多，以便适应不同教学环境。特岗教师承担13—16课时占38.3%，17—20课时占26.1%，20 课时以上占16.1%，后两者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身份教师。特岗教师多服务于师资薄弱地区，可能需承担更多教学任务来满足学校教学需求。24.6%的临聘教师承担12课时及以下，13—16课时的占40.2%，17—20课时和20课时以上分别为21.0% 和14.2%。课时量分布相对均衡，因其工作性质灵活，课时安排也呈现多样化特点。

（三）专业提升：专业能力是乡村教师内部普遍急需提升的方向

根据表7的统计数据：整体来看，在所有身份的乡村教师中，认为需要提升专业能力的比例普遍较高，这是大家较为关注的提升方向。所谓“专业知识” 是指乡村教师应掌握的学科及教育相关理论知识。“专业能力”是指教师能够运用知识开展教学、管理课堂、评价及创新教学的能力。“专业情感”是指教师对教育事业、学生和自身职业的情感态度。“其他”应包括如人际沟通、信息技术应用、适应乡村教育环境等方面的能力。具体而言，在编教师中，58．7% 认为急需提升专业能力，这体现出在长期教学中，他们意识到专业能力对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性。23.4%选择提升专业知识，说明部分教师重视知识更新。16.6%认为需提升专业情感，显示出在编教师在此方面有需求，但相对较低。交流教师对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情感的需求占比分别为54.4%、25.4%和18．4%。因跨校交流，他们更能感受到提升专业能力以适应不同教学环境的重要性，也重视专业知识储备，助力教学交流。特岗教师对专业能力需求最为突出，占比达67.1%。由于多为新入职或教龄短的教师，他们在实际教学中急需提升专业技能。认为需提升专业知识与专业情感的分别占20.5%和10.4%，显示在理论知识和职业情感培养上虽有需求，但弱于专业能力。临聘教师认为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需提升的比例分别为58.7%和23.2%，与在编教师相近。临聘教师在教学一线工作，同样重视教学专业能力和理论知识的提升。对专业情感提升需求占14.5%，表明他们也期望在职业情感态度上有所强化。

（四）未来规划：特岗教师任满后继续留在本校工作的几率较低

根据表8的统计数据：从整体来看，留在本校工作和到条件好或离家近的学校任教是乡村教师较为倾向的两种未来规划方向，但不同身份的教师在选择比例上存在明显不同。在编教师中，63.2%愿意留在本校，彰显出其工作稳定与较高归属感；29.2%考虑转去条件好或离家近的学校任教，尽管职业稳定，但因乡村学校客观条件较差，仍会促使部分教师追求更好环境。选择报考研究生或公务员、到教育机构任教和从事其他非教育工作（改行）的比例较低，分别为2.7%、1.0%、2.7%，侧面体现出在编教师职业吸引力及其群体对教育的忠诚度。交流教师中，48.2%选择留在本校，低于在编教师，或因交流性质致其对本校长期归属感较弱。36.8%希望去条件好或离家近的学校，高于在编教师，表明交流教师更渴望改善工作环境。此外，5.3%选择报考研究生或公务员，可能是基于交流期间积累的经验，产生了提升学历或转换职业赛道想法。特岗教师选择到条件好或离家近的学校任教的比例最高，为50. 5%，而选择留在本校工作的仅占32.2%。特岗教师服务期满后，面临去留选择，乡村学校条件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9.3%选择报考研究生或公务员，反映出部分特岗教师希望通过提升学历或转换职业来拓展个人发展空间。临聘教师留在本校工作和到条件好或离家近的学校任教的比例分别为47.5%和35.0%，选择从事其他非教育工作（改行）的比例为7.6%，高于其他群体，这可能与临聘教师工作稳定性差、职业保障不足有关，导致他们对教育行业的忠诚度相对较低，更易考虑转行。

（五）留任因素：完善的职业保障体系和清晰的晋升制度是影响乡村教师留任意愿的关键

根据表9的统计数据：从整体来看，清晰的晋升制度和完善的职业保障体系

（如薪资福利、住房补贴等）是较受关注的因素。对于在编教师，高达29.8%的人因清晰的晋升制度倾向留任，这表明在编教师职业发展相对稳定，更看重职业上升空间，晋升制度能为其长期发展提供明确路径。21.9%看重完善的职业保障体系，说明在艰苦的乡村环境中，物质保障对他们确定留任意义重大。相比之下，明确的轮岗制度仅吸引9.3%的在编教师，这可能是因为轮岗制度未突出对其专业提升及职业发展的独特价值，且可能打破现有工作稳定性；交流教师对明确的轮岗制度关注度相对较高，占17.5%，交流教师具有流动性特点，轮岗制度可能满足其体验不同教学环境、获取多元教学资源的需求。但交流教师对

特色的学校发展理念兴趣较低，仅占8.8%，或许是学校在宣传理念时，未精准对接交流教师的关注点和发展诉求。特岗教师方面，完善的职业保障体系占22．9%，个性化的专业发展规划占15.6%，各因素影响程度差异相对较小。特岗教师服务有期限，既关注当下物质保障，也重视专业成长规划，以确定期满后去留。临聘教师对完善的职业保障体系和清晰的晋升制度关注度颇高，分别占23.5%和24.0%，因其工作稳定性弱，渴望通过这些获得职业安全感与发展前景。浓厚的乡村教育文化氛围对其吸引力仅9.3%，或因学校文化建设未充分考虑临聘教师融入需求。

（六）离职因素：乡村条件艰苦是乡村教师离职的首要因素

根据表10的统计数据：总体来看，乡村条件艰苦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而不同身份的教师在对其他因素的认知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 在编教师中，高达45.6%的人认为乡村条件艰苦是导致教师流失的原因，这反映出尽管在编教师职业相对稳定，但乡村艰苦的生活与教学条件依然是他们考虑去留的重要因素。工作压力大占比19.1%，晋升机会渺茫占13.6%，说明工作强度和职业发展受限也对他们的留任意愿产生影响。交流教师认为乡村条件艰苦是流失主因的比例为40.4%，同时对晋升机会渺茫关注度较高，占18.4%。交流教师本身具有流动性，乡村条件和晋升机会不足可能促使他们更倾向于离开。特岗教师中，44.4%的人归因于乡村条件艰苦，缺乏专业发展规划占比15.6%。特岗教师服务乡村有一定期限，乡村条件不佳以及专业发展受限可能影响他们期满后是否继续留任。临聘教师认为乡村条件艰苦导致流失的比例为40.2%，缺乏专业发展规划占20.4%。临聘教师工作稳定性较差，乡村条件和专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更易促使 他们离开。

六、各类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一）靶向施策：破解乡村教师内部教学任务分配难题

研究发现，教师内部在任教学科数量和周课时量上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均衡， 这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扭转这一局面，需从资源配置、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着手，系统解决现存问题。首先，在师资调配环节，要建立长效的城乡教师交流机制，通过定期轮岗、送教下乡等形式，为乡村学校引入更多优质师资〔13〕。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精确掌握乡村学校的学科需求和教师教学能力，据此对教学任务进行科学调配。例如，为教学经验丰富的在编教师和交流教师安排跨学科教学任务，让他们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带动乡村

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对特岗教师和临聘教师，则合理安排单学科或双学科教学，避免教学负担过重。其次，在课时管理层面，应当出台标准化的乡村教师课时分配指导意见，为各学校的课时安排提供清晰指引。可以建立教师教学任务公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促使学校在课时分配上做到公平合理。此外，引入智能排课系统，依据教师的教学特长、身体状况等因素，实现个性化排课。针对课时量较大的特岗教师，教育部门可组织志愿者教师或利用线上教学资源， 帮助他们分担部分教学任务，减轻工作压力。最后，在激励机制方面，可以设立乡村教师教学任务专项补贴，对承担多学科教学或高强度课时任务的教师给予额外的经济补偿〔14〕。将教学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教师的绩效考核和职称评定体系，对表现突出的教师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给予倾斜，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二）精准赋能：多维度保障乡村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鉴于乡村教师队伍整体对专业能力提升的强烈需求，为切实推动乡村教师队伍专业素养的全面发展，需从培训体系、激励机制、资源支持等多个维度着手，构建全方位的保障体系。首先，在培训体系建设上，要设计分层分类的培训课程。针对特岗教师实操技能需求迫切的特点，开设教学基本功、课堂管理技巧等实操性强的培训课程。为在编教师、交流教师和临聘教师中经验较为丰富的群体，提供教育前沿理论、教学方法创新等进阶课程。培训频率上，除了定期组织线下集中培训外，搭建线上学习平台，提供丰富的教学案例库、专家讲座视频，让教师能够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其次，在激励机制方面，可以设立教师专业发展奖励基金，对积极参与培训、专业能力显著提升的教师给予物质奖励。将教师专业提升成果与绩效考核、职称评定挂钩，在职称评定中， 向专业能力突出且持续进步的教师倾斜〔15〕。例如，将参加高级别教学培训、获得教学相关荣誉等作为职称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最后，从资源支持角度， 可以邀请教育专家、学科带头人组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指导团队，定期深入乡村学校，开展现场教学指导、示范课展示等活动，为乡村教师提供面对面的专业指导。此外，推动乡村学校与城市优质学校结对帮扶，通过远程同步课堂、线上教研等形式，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拓宽乡村教师视野〔16〕。针对教师在专业知识和专业情感方面的需求，可以在培训内容中融入学科知识更新模块和师德师风教育专题，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增强对乡村教育事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全方位提升乡村教师的综合素养，推动乡村教育事业的高质量

发展。

（三）多措并举：稳定乡村教师队伍未来走向

针对不同身份乡村教师未来规划的差异，尤其是特岗教师任满留任率低的问题，需要从改善工作环境、健全激励机制、强化职业发展支持等方面，多管齐下稳定乡村教师队伍。首先，在改善工作环境方面，应加大对乡村学校的资金投入，升级教学硬件设施，如多媒体教室、实验室等，打造现代化教学环境。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建设教师周转宿舍，解决教师食宿、交通等难题，提升乡村学校的吸引力，减少因学校条件差距导致的教师流失。其次，在健全激励机制层面，设立乡村教师专项补贴，并向长期留任的教师倾斜。对留任的特岗教师给予一次性奖励，提高其薪资待遇，改善经济状况。同时，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将留任意愿与工作表现纳入考核，给予优秀者更多奖励，提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最后，在强化职业发展支持方面，为乡村教师制定个性化的职业发展规划〔17〕。对于特岗教师，提供更多在职培训、进修的机会，支持他们参加学术研讨会、教学技能比赛，拓宽职业发展路径。推动乡村学校与优质学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开展师徒结对活动，帮助特岗教师快速成长。对于有考研或考公意愿的教师，提供政策咨询、备考指导等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学校的支持。针对临聘教师，探索建立合理的转正机制，通过考核选拔，让优秀的临聘教师获得编制，提升其工作稳定性与职业归属感。

（四）系统提质：全方位筑牢乡村教师留任根基

针对不同身份乡村教师留任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现状，需要从晋升制度、职业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着手，构建全方位留任保障体系。首先，在晋升制度建设方面，要制定公平、透明且科学的乡村教师晋升细则。对在编教师， 拓宽晋升渠道，将教学成果、乡村教育服务年限纳入考核体系，设立乡村教育专项荣誉，增加晋升机会。对临聘教师，建立单独的晋升通道，使其能够凭借教学业绩和专业能力获得职级提升，提升工作积极性。其次，在乡村教师职业融入方面，可以搭建乡村教师交流互助平台，定期组织不同身份教师开展教学经验分享会、教学沙龙，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学习，增进彼此了解，形成紧密的教学共同体〔18〕。针对特岗教师和交流教师，开展新入职乡村教师专项培训， 不仅涵盖教学技能，还包括乡村教育环境适应、乡土文化融入等内容，帮助他们快速融入乡村教学与生活。要为临聘教师和特岗教师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 通过“传帮带”，让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快速成长，增强对乡村教育的认同感与

归属感。特别关注临聘教师需求，帮助他们融入学校，提升对乡村教育的热爱。最后，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可以打造包容开放的乡村教育文化。丰富校园文化活动，引导全体教师参与学校文化建设，增强教师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除此之外，要定期开展教师需求调研，根据反馈优化各项保障措施，精准满足不同身份乡村教师的诉求，稳固乡村教师队伍，为乡村教育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国有企业巡视整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彭文锴、刘敏

巡视整改作为党内监督的“后半篇文章”，既是破解企业治理难题的关键抓手，更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战略纽带，其成效关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底色与实践成色。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要以“强化整改责任落实、强化整改全程监督、强化成果转化运用、用好问责惩戒武器”为核心举措，这一部署充分彰显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以巡视整改提质升级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肩负着将巡视整改要求深度融入日常经营管理、融入深化改革进程、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精准剖析国有企业在推进巡视整改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对于全面落实巡视整改要求，切实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国有企业加强巡视整改的重要意义

巡视整改是深化国有企业政治建设，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政治巡视是对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关键是要落到职能责任上， 以此检验被巡视党组织是否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国有企业作为党领导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柱，发展历程长、组织架构深、覆盖领域广、人员构成杂，在推进国企改革，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进程中，面临着如何统一企业上下各级员工思想行动，如何围绕中心任务优化生产布局，如何构建长效机制，防范腐败滋生与内外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巡视工作既要不断发现国有企业在政治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履行职责使命存在的差距，更需要通过巡视整改开展全方位“政治体检”，深挖政治偏差并及时纠偏。加强巡视整改，既能推动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又能进一步夯实国有企业政治根基， 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促使其以扎实行动、具体举措、工作成效践行“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巡视整改推动生产经营提质增效，为国企改革注入动能，有效回答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和新风险。

巡视整改是贯彻严的基调，深化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勇于亮剑，始终做到利剑高

悬、震慑常在。国资国企领域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是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领域。近年来，国资国企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存量尚未见底、增量仍在发生，“靠企吃企”、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问题依然易发多发，特别是国有企业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查处难度更大、危害性更深。当前，国企领域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严的氛围还没有真正形成，必须通过巡视整改这一有力举措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强烈传导下去、一贯到底。必须将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作为深化巡视工作的战略支点，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绝大多数”责任落实，靶向推进工程建设、物资采购、招标投标等权力集中领域的问题整治，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提供有力抓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有效提升被巡视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效能，切实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巡视整改是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巡视工作五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巡视工作的行动指南，只有紧扣中心工作，巡视才能锚定方向不偏航；唯有服务大局，巡视监督才能释放最大效能。

需深刻把握巡视整改与企业发展相互促进、同频共振的辩证关系，将整改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是国有企业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必须锚定的中心任务。通过巡视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以巡视整改持续对标检查国有企业履行主责主业情况， 将问题整改与深化改革一体谋划、协同推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锻造核心竞争优势，真正把政治巡视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度融合，以高质量整改实现高质量巡视，以高质量巡视护航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履行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新的使命担当。

国有企业加强巡视整改存在的问题

随着政治巡视向纵深推进，巡视整改工作面临愈加复杂的实践挑战。当前， 对整改标准的认知差异、集中整改期后的监督缺位等问题仍较为突出，这些短板极大影响了国有企业巡视整改工作的穿透力与实效性。

巡视整改与业务监督的融合机制存在短板。巡视工作的落脚点是透过业务看政治，深挖问题根源，但在实际工作中，业务部门更多的是被动完成职责任

务，被动执行整改任务，缺乏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主动建言，尚未形成协同联动的整改合力。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全面监督、职能部门日常监督均存在薄弱环节，参加巡视反馈、建立整改监督台账、指导制定整改方案、审核集中整改进展报告的参与深度与主动性仍有待提升，对集中整改期结束后的持续跟踪督促监督机制缺失。巡视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成效尚未充分融入领导班子建设与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巡视整改的监督评估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大多数国有企业已按照要求，探索建立巡视整改评估机制，但整改评估制度仍缺乏明确的定性和定量标准，整改评估工作难以系统地开展并取得实效，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力等追责问责的机制尚需完善，这些成为今后巡视整改工作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实践中，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机制和监督反馈不畅，无法全方位、全周期、全流程地了解和掌握被巡视单位整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同题共答的关键机制缺失，巡视整改帮助被巡视党组织实现改进提升的作用被弱化，“老问题”逐步积存演变，形成“破窗效应”，影响了巡视整改工作的权威性。巡视整改责任全级次穿透传导机制尚需建立。压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是巡视整改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的关键，但在巡视整改工作中，整改责任未完全压实成为较为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在一些单位巡视整改实践中，对于普遍性、多发性问题的解决，没有形成有效的责任传导机制，“上热中温下冷”，整改效果不尽如人意。一些单位倾向于简单地将责任分解给下级部门和单位去解决，问题传达不清晰，压力传导不到位，整改牵头部门能力欠缺，无法抓住巡视整改关键，导致一些小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解决，但关键问题却被忽略。归根结底，在于一些国企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高，把巡视当作“走过场、上保险”，透过业务看政治，从政治视角审视业务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尚有欠缺，巡视整改政治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巡视整改成效不突出。

国有企业加强巡视整改的对策建议

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助理研究员 彭文锴

巡视整改已成为国有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抓手。巡视整改既要解决国有企业实践中呈现的具体问题，也要系统破解行业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难题，更要从根源上解决国有企业监督管理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理困局，推动巡视发现问题、整改解决问题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一）推动巡视整改全流程项目化管理。

大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项目化管理。将系统管理思维融入巡视整改工作各环节，组织专家团队审查巡视整改方案，建立巡视整改项目库，制定整改项目管理流程，对巡视发现的每个问题逐一明确整改实施主体、验收单位、整改目标、整改时限、整改措施，确定巡视整改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和领域，确保整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强化巡视整改的节点管控。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是被巡视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巡视整改的规定动作，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抓好整改。为此，要推动国有企业巡视工作部门派员指导被巡视单位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建议探索将巡视整改方案内部联审会与专题民主生活会合并召开，现场解答被巡视党组织提出的困惑，有效解决“不会改”“改不好”的问题，严把巡视整改的“第一道关”。要强化巡视整改的法治思维、程序思维， 进一步明确整改工作各环节的流转责任，事后发现整改不到位的，要追究到具体环节，防止责任层层转嫁。

以信息化建设赋能巡视整改项目管理。

强化巡视综合监督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加强国有企业巡视整改的信息化水平和日常监督，巡视工作部门借助信息化系统，有效发挥统筹协调、跟踪督促、汇总分析等职能，将整改期分解为阶段目标，实行动态化管理，督促各单位加强巡视整改动态信息报送，便于更好地协调和跟踪项目的进度、节点、责任人等方面的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项目按照计划顺利推进。

做好巡视整改项目总结评估。巡视整改项目化管理结束后，要对项目进行总结评估，以便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整改效果。通过细化评估指标、召开评估会议等方式，由巡视工作部门组织专家对巡视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项目

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全面评估，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为今后的巡视整改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提升巡视整改督促评估工作效能。

细化完善巡视整改纳入考核实施办法。充分征求各级单位和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从巡视整改完成情况、整改效果、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完善标准，确保考核评定标准的科学公正，全面评估被巡视单位整改成效。注重科学设置指标权重，精准评估整改前后差异，解决不同类型单位整改工作综合成效的评价问题。

健全巡视整改成效考核评定机制。明确考核评定范围涵盖国有企业内部所有被巡视单位，包括被巡视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下一级主要负责人，纪检监察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巡视巡察机构有关人员，承担巡视整改具体工作任务的相关人员，以及部分党员和群众代表，以确保巡视整改工作的全面推进，由各领域专家对巡视整改成效进行打分考核评定。建立相应考核评定流程，差额设置优秀等次，形成3个月、6个月、12个月等相衔接的考核周期，结合考核周期设置加强监督指导，及时发现和纠正考核评定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确保巡视整改工作顺利进行。

强化考核情况通报和结果运用。切实发挥巡视评估“指挥棒”靶向导向作用，建立巡视整改考核评定后的动态排名通报机制，全过程跟踪掌握各单位整改进度，形成“红榜示范、黄牌预警”的倒逼机制，推动后进单位对标提升， 全面筑牢巡视整改质效根基。推动巡视整改工作深度纳入单位考核评价体系， 让考核真正落到实处，考核评定排名结果与相关人员奖惩激励、职务晋升、绩效评定等挂钩。与被巡视单位经营效益考核评价体系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通过“双线考核”激发各级单位主体责任意识，推动巡视整改从“被动落实”向“主动攻坚”转变，实现全面从严治党与生产经营的战略协同、融合共进。

（三）加强对巡视共性问题整改的业务

培训。扩大培训受众群体，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改变仅对巡视工作人员进行整改业务培训的现状，在各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基层员工等群体的培训课程中适当增加巡视发现共性问题及其整改的培训内容，更好地传递巡视整改的有关思想和要求，有效提升整改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深入剖析共性问题，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组织专家、研究人员或优秀员工

等，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对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通过从不同角度对问题进行分类、归纳和总结，形成更具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巡视整改业务培训要兼顾传授理论知识与提升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引入实际案例，模拟问题解决过程、分享成功案例等方式，引导参训人员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巡视整改思维训练，定期评估培训效果。通过思维训练课程、团队讨论、问题解决模拟等方式，培养参训人员的思维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问卷调查、考试测评等方式，收集参训人员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及时调整和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提升培训效果和满意度。对于培训效果不佳的方面，及时进行改进和完善，确保整改业务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黑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哈尔滨商业大学 尤明慧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补齐农村养老问题短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是党和国家相关工作的重点。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 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鼓励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为依托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2024年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1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就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做出安排部署。

然而，在现实的养老服务实践中，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体系存在差异，养老服务事业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老年医疗服务政策和老年生活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针对农村养老服务的不足，应以需求为导向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1]。在当前农村地区空巢现象愈发突出的背景下，社会工作嵌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能够有效推进农村养老服务的发展[2]。针对当前农村养老服务供需失衡的问题，可基于农村老人的收入层次、服务需求分类建立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分类管理和精准施策[3]。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我国现行的养老模式主要有社区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模式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应创新养老模式以适应当前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4]。

当前黑龙江省农村养老模式有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其中，家庭养老分为代际养老与个人自养。代际养老通常指由子女负责老人的赡养，老人与子女一同居住。个人自养适用于低龄或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这部分老人在年轻时储存养老资本，以土地为生产资料换取生活资料，实现个人的自养。机构养老是指老人选择入住养老院，由机构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老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社区居家养老是指以家庭为支撑，由政府或社会力量参与，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护理等社会化服务，为独立生活的老人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虽然养老模式多样，但目前农村空巢老人、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问题仍日益凸显。

1. 黑龙江省农村养老服务现状

在医疗保障方面，黑龙江省农村实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每年个人缴费380元，财政补贴640元，在一个年度内门诊就医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200 元，年度起付标准50元，一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支付比例为70％、二级医疗机构为60％、三级医疗机构为50％。黑龙江省农村设立了卫生室。据调查可知， 黑龙江省农村医疗诊所、卫生院共计10385家，医疗服务人员有2206人，卫生技术人员有5199人，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2023年11月，黑龙江省多个部门联合制订的《黑龙江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实施方案》指出，到2025年，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优质高效的紧密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更加巩固。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多发病、常见病不出乡，小病不出村”健康龙江建设的总体目标。

在机构养老方面，黑龙江省农村地区并未设立公办、民办养老机构，在乡镇地区设立了养老院、敬老院。以黑龙江省A县为例，A县合规备案养老机构共有11家，收费标准根据老人是否能自理定为1000～3000元不等，其中3家养老机构仅收住可完全自理的老人，其余8家养老机构收住自理、半失能与失能老人。据实地走访调查发现，在乡镇养老机构入住的农村老人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为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