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研现代不现代，关键看村寨 环江毛南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调查与思考… 50

11.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融媒体中心彭国红：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工作

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以溆浦县融媒体中心为例…57 12．弋阳县林业局钟日灵：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62

13. 河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加强办案质量全周期管理… 68

13. 敦化市人民检察院李祖慧：

检察听证工作实践探索及完善路径以延边地区检察机关为例…70

13. 凯萨尔·喀斯木：经营社会资本：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逻辑研究

基于福建省B乡的调研… 78

13. 四川省委党校课题组：

厘清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难”“落”三题… 92

13. 南存阳市在农业技问术推题广中及心张忠良：

南阳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 96

13. 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李赞军：

强化政治引领聚力攻坚突破 推动淮安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高

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102

13. 绍兴市财政局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课题组：

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107

三、高校

13. 广州华商学院郗盛兰：“党建+”模式下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与

成效研究以H高校学生党支部为例…114

13. 杜文海：

“三融合三引领”高校党支部工作法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119

13. 嘉兴南湖学院陈轶甄：

党建引领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索… 123

13. 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张小文：

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26

13.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讲师葛徐艳：

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实践探索 评《协同共育：高校党建引领组

织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31

13. 李晓雨：

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133

13.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陈毅城：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138

13.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杨玲：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现状、问题

及对策研究以重庆农商行为例 144

13.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蔡文成：

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人大的实践探索为例……150 29．宋文婷：

厦门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58

30. 陕西省宝鸡教育学院高扬：踏访校园寻需求研思并行促师培 关于宝鸡

市幼儿园、小学教师培训情况的调研报告… 164

30. 新疆农业大学陈焕：

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对口帮扶问题及对策研究… 170

30. 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盛媛媛：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问

题及对策研究以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为例… 176 33．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沈爱凤：乡村振兴战略下“职农互助”育人模式

创新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的实践探索 183

34. 西藏农牧大学亢桀：

新时代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培养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92

34. 黑龙江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凤：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探析… 198

34.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王玉香：

新时期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作以神农架林区阳日村为例…203

34. 甘肃省古浪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马国洋：

新时期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07

34. 曾令斌：行业特色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重庆

交通大学为例… 213

34.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莫鹏巧：职业本科院校党建带团建实施路径研究

基于学生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实践探索… 229 40．王爱芬：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235

41.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徐清：

中职学校手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44

四、企业

41.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赵帅：

党旗领航强根基培优赋能促发展 金岭矿业党委创新

构建“四五”党员培优体系的实践探索… 250

41. 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梦媛：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改革对县域

金融影响的探究基于内蒙古农信机构改革的实践探索 255

41. 广西贺州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韦杰文：

国有混改企业监督管理体制的创新与实践探索… 258

41. 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粤西审计中心祝国军：

农村中小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63

41.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倪明东：破立并举促转型系统变革启新程

中铝国际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推进深彻改革实践探索… 272

41.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地质局何静静：

企业后勤经济管理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276

41. 宜城市雷河镇人民政府陈玲：

数字经济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283

41.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龙春帆：

新形势下企业在业财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85

41. 云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饶永恒：

云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93

41. 国能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王益民：支部攻坚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

国能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的实践探索… 300

41. 重庆三峡银行课题调研组：

重庆三峡银行：让金融服务和金融宣教“比翼齐飞” 来自重庆三峡

银行金融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的调研报告… 305

五、医院

4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务处曲晶：

大型综合医院资源配置优化与患者就医体验提升的实践探索… 311

六、其他

41.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报告 基于协同创新视角的京津冀新质生产力

发展研究》课题组：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关建议315

41. 中国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所高洋：

广东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318

41.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宋雪：

河北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29

41.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联动发展绘就共富新图景 苏浙粤闽经济大省推进

共同富裕的观察与思考… 332

4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工程师丁鑫：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临溪镇周坑村338

调研报告怎样把原因析透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研究室 刘细彦

原因分析居于撰写调研报告承前启后的核心地位，既是问题描述的深化延伸，又是对策制定的逻辑基础。高质量的原因分析如同医学诊断，要求调研者从繁杂的表象中精准识别病因，既要避免“头痛医头”的肤浅归因，也要防止“过度诊断”的理论空转。要全面、准确、系统、深入地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应当由此及彼，如同一叶知秋，从一件事物联想到另一件事物，从一个领域扩展到另一个领域；应当由表及里，如同层层剥笋，剥去重重表象，脱掉层层迷雾，从而洞察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怎样把原因析透呢？笔者认为，可从四个关键视角对原因进行透视、分析和研判。

一、聚焦主客根源，剖析认知偏差与操作梗阻

此视角聚焦主观认知与客观操作对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影响，强调认知因素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性因素，操作因素是一切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因素。要求分析者突破“就事论事”局限，在“观念—行动”的闭环中把握问题本质。厘清认知因素和操作因素，可从虚实结合出发，选择两种角度。

一是以虚带实，深挖认知错位的主导作用。深度挖掘认知根源，分析认知与问题之间的支配关系，体现深刻性。

比如，当前一些地区和单位看似在执行中央“过紧日子”的规定，结果却是省小钱、花大钱，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还影响了工作开展。剖析产生这种“怪现象”的成因，之所以出现“目的为省钱，结果多花钱”的现象，源于基层干部存在认知错位，将安全优先压倒了效能优先，只要跟规定有出入，就层层审批，哪怕多耗时间、降低效率也在所不惜，认为照章办事、程序合规最为保险。这就弄清了一些地区和单位落实“过紧日子”的规定，目的在于“真免责”，而不在于“真省钱”，造成“无效省钱”。这种现象与“花钱买平安” 的隐性文化相耦合，“程序合规即免责”的自利意识支配着制度的执行行为。

二是以实证虚，揭示操作缺陷的制约效应。实际观察操作因素，分析操作与问题之间的制约关系，提高说服力。操作因素构成政策落地的物理基础，其缺陷往往导致“目标—手段—结果”的链条断裂。

前文“过紧日子”案例中，交通费报销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成本动态变化存在根本冲突，规定“高铁优先于飞机”，却未建立票价波动响应机制，当机票

折扣价低于“高铁+住宿”组合成本时，制度反而推高行政支出。这种执行“过紧日子”规定的机械状态，说明科层制“标准化”要求与复杂管理场景不适配， 带来南辕北辙的后果。

二、透视现象本质，辨析浅层症结与深层根源

此视角强调问题的本质常常掩盖在表象之下。要求我们从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浅层因素出发，剔除非本质干扰，逐步触及引起问题的深层因素，发现问题的本质特征和鲜明个性。厘清浅层因素与深层因素，可从因果关系切入， 运用两种方法。一是垂直深挖，追踪单一问题的因果链条。针对“单因单果” 的线型问题，即一个原因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就应当立足基点、垂直深入，沿着“现象—症结—病根”路径逐级深挖来分析成因。

比如，撰写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的调研报告，涉及某市一老旧小区有1600余户居民、约700个停车位，天天上演“抢车位大战”，导致居民“有家难回”“有门难出”。表面看，这是停车位供不应求引发的问题；深一层看，空车位、“僵尸车”占位大量存在，停车位资源配置不合理，加剧了供求矛盾； 更深一层看，小区停车“封闭式管理”方式存在弊端，小区内“固定车位制”、区域间“车位割据”，导致“有车无位”“有位无车”并存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是多点归因，解析复杂问题的成因网络。针对“多因一果”的复合型问题，即多个原因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就应当选择多点、定向审视，按照“因素集—作用机制—权重结构”的框架来分析成因。

比如，撰写城市规划问题的调研报告，涉及某镇河道蓝线专项规划河道面积1.93公顷，规划的河道位置在3个厂区地面上“穿肠而过”。产生这种离谱的规划，原因是多方面的：目标设定失准，市级水务部门要求下属某县“十四五” 期间新增河湖水面149公顷，明显超越了该县开河挖湖承载力；编制过程失效， 规划编制人员对上不沟通，对下不调研，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审批机制失灵， 河道蓝线规划征求意见走过场，连规划对象都蒙在鼓里。这就弄清了，是目标设定的先导因素、编制过程的基础因素和审批机制的保障因素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催生了“穿越厂房”的荒诞规划。

三、贯穿历史现实，追溯发展脉络与当下诱因

此视角强调历史因素构成问题的遗传基因，而现实因素构成问题的诱发机制。厘清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应兼具“考古学家”的纵深视野与“新闻记者”

的当下敏锐。

一是回溯历史，梳理问题的生成路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只有将事物和现象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考察，从历史进程中分析，才能挖出历史根源对现实问题的影响。

比如，某县124个行政村，经济薄弱村占比达到84%，村级总负债达6亿余元， 不仅基层治理缺乏物质支撑，农民收入和福利也深受影响。要用历史眼光分析村级债务的形成路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投资失败而产生的债务尚未完全消化，为完成上级交办的农村道路、水利、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又新增基建债，为农民集中居住发放安置费也产生新债务。政策周期的波浪式推进与村级收入的乏力性增长形成尖锐矛盾，使村级收支持续处于“拆东补西”状态，导致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二是立足当下，剖析问题的现实推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历史与现实本来就是贯通的，既要与历史对话了解过去，更要与现实对话把握当下。前例中，村级债务的形成也有着复杂的现实情况。进入新世纪，村级债务出现了新的增长点，有提升基础设施能级而产生的债务，有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而形成的债务，有给农民增加福利而带来的债务。由于财政转移支付不足、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级组织被迫举债维持运营。

四、厘清内外边界，把握主体能动与环境约束

此视角强调问题的产生源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内部因素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础，是主导因素；外部因素是事物发展的外在条件和环境，是制约因素。厘清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应区分“可改变”与“需适应” 的边界。

一是聚焦内因，理解主体的适应性选择。内部因素属于主体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因素，可根据自身的现实基础，进行自主选择。

比如，某县2021年至2023年扩建项目完成工业投资额64.87亿元，仅占全县工业投资额的20.33%。存量企业改扩建对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投资的支撑力非常疲弱。企业之所以对改扩建热度偏低，源于企业对改扩建政策环境的理性回应。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政策（2014年）要求企业改扩建须重新签订工业用地出让全生命周期合同，承诺绩效指标，并承担法律责任。而该县工业发展能级总体偏低，少数实力强企选择“扩能策略”，如某生物制药企业投入3000 万元升级环保设施；部分中等企

业倾向“分支策略”，如某电气设备制造企业因难以跨越存量企业改扩建政策门槛，决定存量部分在当地维持现状，到邻省近期投资6亿元、远期投资30 亿元新建工厂；小微主体则被迫选择“妥协策略”，放弃改扩建，维持简单再生产。这是企业根据自身现实基础，面对公共政策所作出的自主性选择。正是这种选择，降低了存量企业改扩建的比例。

二是审视外因，揭示制度的刚性约束。外部因素属于主体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外界环境因素，是自上而下的刚性制度约束。主体一般只能适应，或通过一定渠道，提出对公共政策、管理体制等进行调整、调节的诉求，无法进行自主控制。

前例中，上级政府部门对辖区内的存量企业改扩建，设置了环保安全要求、科技创新状况、绩效指标水平等准入标准。某些上级政府部门面对企业改扩建的申请，简单地对照文件的条条框框，按照“本本”进行比对衡量，符合则“进”， 不符合则“止”。有的企业数年间屡次对职能部门表达出改扩建意愿，却始终徘徊在改扩建的大门之外。政策门槛堵住了存量企业改扩建“登堂入室”。

四大视角构成了有机诊断系统，其中：聚焦主客根源解决“认知—行为” 关系，透视现象本质把握“现象—本质”距离，贯穿历史现实连接“过去—现在”脉络，厘清内外边界划定“主体—环境”范围。优秀的调研需要四维联动， 形成立体式原因剖析，架设连接问题与对策的坚实桥梁，为开出标本兼治的治理良方提供坚实支撑。

村级片区“大党委”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中共绵阳市委党校 黄丽沙

（2025年10月14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在乡村发展中，以问题为导向， 探索村级片区“大党委”，聚集基层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村级片区“大党委”

的地方探索蕴含着村级片区“大党委”的现实逻辑、实践路径以及实践经验。

一、村级片区“大党委”的现实逻辑

花荄镇村级片区“大党委”聚焦乡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根据资源互补、

产业相融、地缘相近的原则把行政村划分为不同片区并在不同片区成立“大党委”，引领片区村协同发展。

花荄镇辖10个社区、11个行政村，其在乡村发展中面临着三大突出问题：

第一，发展各自为政，碎片化现象严重。各村作为单独的行政村，往往把本村发展的视野和规划局限在管辖范围内，与外村的联动不足，发展碎片化现象严重。第二，统筹范围有限，资源难以集中。各村在本村管辖范围内统筹资源， 导致资源很难在村与村之间交流统筹，资源禀赋难以集中并发挥较好的作用。第三，产业多样，不成规模。有的村搞绿色蔬菜种植，有的村搞水果种植，有的村搞乡村旅游，有的村发展传统水稻，产业形态多种多样，但都不成规模，

市场竞争力较弱。针对发展中的问题，花荄镇充分考量三大因素划分片区：第

一，充分考量各村资源禀赋。对资源现状进行准确摸排，将资源互补，有利于资源集中的村优先划分为一个片区。第二，充分考量各村产业发展现状和潜能。将产业发展相融相近的村优先划分在一个片区。第三，充分考量各村地理位置。

从空间布局和交通现状等方面进行摸排，把地缘相近、交通联系便捷的村优先划分在一个片区。综合以上三大因素，花荄镇将11个行政村划分为现代都市核

心片区、花城果香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片区、红花源休闲观光农业发展片区、现代农业精品片区，并在每个片区设置“大党委”。从全镇范围看，形成了“党建引领、分片发展、融合互动、全域推进”的乡村发展格局。

二、村级片区“大党委”的实践路径

花荄镇村级片区“大党委”立足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等职能，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聚焦农村产业发展，形成了“1+N+1”的具体路径。

1. 第一个“1”指村级片区“大党委”。“大党委”由书记、副书记、委员组成，建立请示报告、议事决策和统筹调度三大机制，形成统一领导、区域协同、顺畅高效的组织体系。村级片区“大党委”是镇党委和片区村党支部的沟通桥梁，主要加强片区村的指导和协调，但不代替各行政村党支部，不改变行政村现有的机构设置，各村保持独立运行。在片区村协同发展中，“大党委” 犹如“大脑”，在实现片区发展思路同各级党委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坚持片区正确发展方向，在集中片区发展力量中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

2. “N”指村级片区中的多种发展资源。村级片区“大党委”通过多种方式，统筹多种发展资源。第一，统筹主体资源。采取“村+村”“村+村+企业” 等模式，以片区内村党组织为基础，以辖区内龙头企业、大型合作社为共建对象，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搭建农村经济发展论坛，建设产品展示中心，举办产品展销会，邀请片区合作社、家庭农场、乡村旅游企业等各类经济组织参会参展，促进产业相近、类型趋同的专业合作社成立合作联社，壮大抱团发展主体。第二，统筹资产资源。开展村组集体资产资源专项排查，将沟渠、道路、山林、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分类建立台账。在统筹使用村集体资产的基础上，采取租赁、入股分红等形式，将村组资产、闲置农房和低效建设用地等流转至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统一包装、统一经营，让闲置资产资源有效发挥作用，实现最大效益。第三，统筹人才资源。建立片区人才库和村级人才驿站，将农村致富带头人、专业技术人才、村级后备力量、退伍军人和大学生等群体纳入台账管理，搭建人才交流平台，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3. 第二个“1”指片区成立一个创业服务公司。引导村级片区内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成立一个创业服务公司，增强片区发展动力。创业服务公司在村级片区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壮大以及村民致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花城果乡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片区“大党委”组织九合、红武、联丰等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成立美丽花城创业服务公司，经营土地流转、水果种植、乡村旅游等产业项目，近年收益突破160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共同增收100万元，带动1500 余户村民年人均增收8000余元。

三、村级片区“大党委”的实践经验

花荄镇村级片区“大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片区村发展，破解农村资源统筹难题，聚焦片区产业发展，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1. 坚持党建引领片区发展

村级片区“大党委”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一方面，充分发挥政治功能。“大党委”领导片区村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清发展思路，保持正确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了党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组织功能。“大党委”着眼片区整体发展，在人才培养、空间规划、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上，加强组织协调，发挥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

2. 聚焦发展主要矛盾

村级片区“大党委”将产业振兴视为乡村振兴的基础，聚焦片区产业发展。“大党委”立足农村产业多样但不成规模的实际，利用资源禀赋优势，找准片区特色产业，推动特色产业在片区内形成一定规模，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党委”结合资源禀赋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健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丰富农民增收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

3. 破解资源统筹难题

村级片区“大党委”解决了统筹什么资源、怎么统筹资源的乡村发展难题。资源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大党委”的指导和组织下，片区摸排各种资源的实际状况，建立资源台账，为资源统筹工作打下基础；再根据片区内资源情况，规划片区发展；最后根据片区发展规划，统筹片区村资源的流动和利用。有效破解农村资源不平衡、流动不佳、利用低效、重复投入等难题，为片区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党建解题聚合力 企格融合提效能 郑州航空港区探索产业功能区高效能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2025年10月10日）

高效能治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和必然要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以下简称“航空港区”）自2013年获批设立以来，发展动能强劲， 构建起了以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全区累计入驻各类市场主体超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75 家，成功引进了以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数百家产业链配套企业。这些企业的密集入驻，带来了近30万产业工人大军，形成了多个万人级员工社区。员工来源广泛、流动性强，对居住、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高密度的需求。近年来，航空港区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积极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模式，以专属网格精准服务保障重点企业，创新探索“企格融合”共治共享新机制，通过优化空间适配、激活多元主体、降低制度成本三大路径，为产业功能区高效能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本。

一、以打造“企格融合”新模式，助力高效能治理实践

面对行政单元与要素流动错配，以及服务覆盖半径过大、响应迟滞、责任虚化等效能瓶颈，航空港区坚持党建引领，聚焦空间适配与资源下沉，精准发力。一是创新“专属网格”治理模式，精准匹配企业集群与员工分布规律。推动治理空间与经济空间、生活空间有机统一。以富士康员工“工作在园区、散居于社区”的空间二元结构为例，航空港区创新设置“独立生活型专属网格”， 构建“IT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楼栋网格”三级穿透式架构。二是推行“楼栋即办”服务机制，集成资源下沉公寓网格末端。在富士康员工集中居住的9个公寓区细分51个楼栋网格，

推动社区专员、党员骨干驻点服务，集成警务、医疗、文娱等12类资源打造“三室一站四中心”（警务室、医务室、心理咨询室、微型消防站、文化活动中心、员工权益保障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妇女关爱中心），设置共享厨房等，实现高频事务“楼栋即办”、生活需求“门口解决”。三是以“绣花功夫” 创新完善问题发现与解决机制。长安路社区同步深化“五单工作法”，通过“居

民点单、支部派单、全员接单、群众评单、组织晒单”闭环机制，显著提升服务响应效率与满意度，微心愿办结率高达91.3%。实践证明，以党建为统领，推动治理单元精准适配产业生态与人口流动，并确保资源要素依托组织体系高效下沉、闭环运行，是破解产业功能区治理碎片化、服务滞后性难题，最大化释放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航空港区人员流动性较大，聚力共治问题突出。该区对高度流动的人口和“三新”就业人员的力量整合，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有效弥补了政府单向治理的局限。一是实施“三找三结合”机制。通过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党员找党员；结合就业登记、居住地登记、党员管理系统，实现精准纳管企业流动党员；组建党建指导员队伍，“一对一”指导新经济组织规范组织生活。二是构建新就业群体“双向赋能”模式。比如长安路社区引导快递员通过上报隐患、政策宣传换取积分兑换服务，推动其从“服务对象”向“治理伙伴”转变；全区聘请136名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担任流动网格员，发挥“移动探头”优势累计上报社情民意、治安隐患等线索2712条。三是研发推广“骑手码”，实现“三新” 群体全覆盖。为破解新就业群体“进门难”问题，在航空港区的168个社区（楼宇），推广“骑手码”，同步建设2处大型“司机之家”和8个流动式“红港驿站”，提供歇脚喝水、加热饭菜、应急充电等10余项基础生活服务，以德治柔性激励凝聚治理共识。这些实践说明，流动性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特别是激活边缘群体的潜能，使其从治理对象转变为积极的治理力量。

直面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企、体制机制障碍突出等深层矛盾，航空港区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打通高效能治理堵点。一是首创“一统十联”机制。党委统领联动深化改革、作风建设、清廉建设、组织保障、宣传保障、法治保障、社会保障、审计监督、巡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十大领域，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赋能，通过党委统筹实现跨部门协同。在流程再造层面，接入AI大模型归集数据，首批实现交通、烟草、城管、教卫体等4大重点领域15个高频审批事项“即来即办”。推行“桩基先行”“多评合一”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显著压缩项目建设周期。二是设立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建立“专窗、专员、专线、专号”24小时响应机制，实行投诉“3日内分流、30日内办结”。创新“行政执法+检察+纪检监察三大监督”联动，推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包容审慎监管政策。三是搭建技能人才“创业—创新—创造”三创体系。

稳定的生活保障与归属感是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潜能的基石。富士康山顶公寓打造“入职即服务”全流程服务链，保障员工上下班服务，提升员工在港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航空港区还进一步构建了覆盖技能人才发展全链条的支持政策： 在“创业”端赋能，开展技能人才创业孵化一站式服务；在“创新”端激励， 联动重点企业共建“揭榜挂帅”机制；在“创造”端转化，鼓励技能人才将创造性劳动转化为市场价值与个人收益。

二、以深化“企格融合”新成效，检验高效能治理成色

组织根基全面夯实，政治优势充分彰显。党组织通过深度融入经济组织的核心业务流程和治理结构，能够有效发挥政治引领、资源整合、协调服务和凝聚人心的功能。航空港区政治引领下组织体系深度嵌入产业肌理，新兴领域党组织数量显著增加，形成“龙头企业党委—园区党总支—企业党支部”三级架构。郑州比亚迪工厂在动力电池电芯快速下线、项目高效建成投产方面树立了行业标杆。全省首家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实体化运作，推动“菜鸟党建模式”在全国26个物流园区推广。这些成效验证了将党的组织网络植入产业关键节点， 可有效提升生产力。一是实现了空间嵌入，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项目工地上、楼宇网格中，确保组织触角直达治理末梢。二是实现了功能嵌入，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紧密结合，避免“两张皮”。三是实现了价值嵌入，通过党员先锋岗、责任区等载体，将党的先进性要求融入企业文化，引领员工价值追求。

幸福共同体加速形成，认同归属显著提升。公共服务可及性增强了凝聚力， 场景营造则有效提升了认同感。航空港区通过打造一系列有温度的物理和社交场景，将产业空间转化为生活家园和情感共同体。一是居住环境显著改善。IT 社区通过智能采集员工生活习惯数据、运用大数据算法优化室友组合，有效降低室友矛盾发生率。二是人文关怀持续提升。长安路社区“六步柔性调解法” 实现矛盾复发率低于5%。新建482个骑手专属停车位，并将“红港驿站”等暖心设施打造为新就业群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关怀符号，有效解决其“停车难”“休息难”等问题。三是情感认同日益增强。全年开展各类活动、节日活动、文体活动总计185场，惠及员工超10万人次。富士康员工住宿标准从8人间优化至6人间，首批400间酒店式公寓、家庭式公寓试点已投用。这些场景不仅提供了功能性便利，更传递着尊重、关怀、包容的价值信号，让产业工人、新就业群体从“物理集聚”走向“心灵契合”，培育了归属感和“共建共治共享”的责任感。

发展生态持续优化，市场活力竞相迸发。制度性成本降低释放市场活力。企业开办实现“秒批秒办”“智能审批”，市场主体持续增长。“土地超市” 提供云上选地、实景看地、在线下单、个性化定制推荐服务，项目落地效率有效提升。“一统十联”监督治理解决企业难题167个，查处损害营商环境问题36 起。法治护航下，众多物流电商巨头密集落地，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货值同比增长55.6%，国际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2.2倍。航空港区建立了涵盖行政执法、涉企检查、处罚裁量、信用监管的“四张清单”制度，以包容审慎监管为新动能保驾护航。航空港区的实践清晰展现了这种协同红利。一是政治引领与市场机制协同，打破了行政壁垒，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二是法治保障与创新包容协同，稳定了市场预期，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三是高效服务与严格监督协同， 既便利了企业，又规范了权力运行。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协同，有效降低了制度摩擦成本，形成了“良法善治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产业功能区高效能治理的经验启示

航空港区“企格融合”模式的探索，为破解产业功能区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深刻启示。其核心在于坚持党建引领，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空间治理、主体激活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实现高效能治理赋能高质量发展。

促进党委统筹与法治护航有机统一。实践证明，有效降低产业功能区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必须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并辅以坚实的法治保障，二者协同实现破除障碍与稳定预期的目标。一是强化党委统筹破障攻坚。发挥党委主导作用，推动“土地超市”“桩基先行”等流程再造，破除行政梗阻。探索构建“纪检监察工委+职能部门+市场主体”常态化联动监督机制，运用“红黑榜”压实各方责任，形成协同治理强大合力。二是夯实法治保障稳定预期。刚性落实行政执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制度，严格规范自由裁量权，执行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包容审慎监管政策。深化法治在跨部门协同中的作用，推动司法执法资源前置服务。建立健全营商环境法治评估与风险预防化解闭环机制。强化纪检监察监督震慑力，对破坏营商环境行为“零容忍”，确保制度创新红利充分释放。党委有力统筹为改革破冰前行提供动力，法治坚实保障为发展划定轨道提供预期，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形成了“良法善治促发展”的长效机制。

推动精准匹配与数智赋能深度融合。有效解决产业功能区“空间失配”问题，关键在于构建能动态适应经济生态的治理单元体系，并充分发挥数字智能

技术的驱动作用。一是科学灵活设置治理单元。依据产业布局、人口流动和实际功能需求，科学构建“基础网格+专属网格”结构，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党建引领下资源配置的精准高效。二是深度融入数智技术驱动。实施“网格员+ 智能终端”模式，实现需求即时发现、服务精准供给。运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构建虚拟治理模型，对人口动态、设施运行、事件处置进行精细管理和智能预判， 推动治理决策从依赖经验向依靠数据转变。数据流深刻影响并优化治理流程， 是提升治理前瞻性和精准性的关键路径，也是“党建+科技”融合赋能治理现代化的生动体现。

强化组织扎根与德治浸润协同并进。应对产业功能区人员高流动性带来的治理主体“悬浮化”难题，航空港区经验凸显了筑牢组织根基与创新德治纽带的重要性，共同构建富有韧性的治理网络。一是深度嵌入筑牢组织根基。将党的组织体系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和新业态领域，规范流动党员管理流程，推动“流动网格员”等有效做法制度化，确保新经济组织和新就业群体“落地”之初即同步纳入组织覆盖和服务保障体系，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网络的稳定性。二是创新拓展德治柔性联结。不断丰富拓展“红港驿站”等服务阵地的精神内涵，通过选树先进典型、组织技能竞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职业荣誉和社会认同。推广“以服务换服务”互助模式，营造互助共享社区氛围。建立健全志愿服务积分体系及线上线下融合的综合服务平台，提供法律、心理、职业发展等支持。引导企业将员工参与社区治理表现纳入评价体系。组织力量提供框架支撑，德治力量滋养情感认同，二者有效融合是凝聚多元力量、构建可持续治理网络的核心支撑。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逻辑依据、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以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为例

中共寿宁县委党校 吴正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使其真正成为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强战斗堡垒和团结带领群众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这些重要论述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三农”工作的内容进行了拓展与深化，为新时代背景下以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依据和实践路径。

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逻辑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是基础”“农村稳则天下安”，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明确了党建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关键地位。在新征程中，乡村高质量发展需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作用，统筹推动产业升级、人才培养、乡村文化重塑、生态环境改善和基层治理协同发展，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能。

（一）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应将农民加以组织和动员，强调政党应由城市向乡村延伸，逐步在农村发展壮大，成为一支重要力量。［2］3农民与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肩负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任务的城市工人阶级视为自己的主要依靠和领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要求在农村建立政权组织——农民代表苏维埃，建立农村党支部，改选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建立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工会，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牢牢掌握了农村基层政权，推动了苏俄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了这一科学理论主张，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农村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相继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逐步建立起以党建为核

心的制度安排和责任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将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重点任务。党建工作既筑牢了乡村振兴的政治根基，也通过优化组织体系、强化治理能力持续推动乡村发展。由此可见，解决好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革命与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

（二）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成功经验的内在赓续， 彰显新时代党对农村工作领导力的全面加强。回顾党的发展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不断实践中艰难摸索，最终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一阶段，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积极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恢复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党广泛发动群众，推动废除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3］，使得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被极大激发，为党团结群众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推动集体经济发展， 逐步实现了党组织从乡镇延伸至村级的全面覆盖。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互助合作迅速推进，截至1957年，农村党员数量已增长至600万至700万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发挥党员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会议强调，要着力夯实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特别是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注重选优配强带头人，切实打造能够团结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党的二十大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重点任务，并明确“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推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协同发展、全面提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借鉴“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乡村全面振兴的长效推进机制。高效统筹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集聚，让发展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农村群众，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三）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党的组织体系是其力量的根本保障。要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并高效推进乡村

各项工作，关键在于组织体系的健全与运转有力。在农村地区，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推动工作的根本力量，其组织力和凝聚力直接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效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重心下移、夯实基层”的工作导向，强调县级党委在统筹乡村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全面推进以党建工作引领乡村振兴，持续推动政策、人才、资金等资源向农村一线精准投放。作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农村基层党组织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涉农政策在基层落地见效、发挥实效。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在乡村治理、公共服务以及乡风建设等方面主动担当、引领示范。同时，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提升，是实现乡村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4］建立健全以党委为核心领导、政府为责任主体、社会组织为有效支撑、农民群众为建设主体的多元协同机制，强化“五级书记” 责任落实，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共享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总之，党建推动乡村振兴既源于马克思主义“三农”问题的基本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农村工作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新时代破解“三农”困境的现实需要。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执政党，党的自身建设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引领乡村振兴的成败得失。

二、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一）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党建强，则乡村兴；党建兴，则振兴路广阔。然而，在实践中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亟须正视并加以破解。以下党乡为例，当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功能发挥不充分，农村发展动能不足。下党乡在党建引领产业发展实践中，存在部分村级党组织在推动产业发展方面作用不明显，村干部与党员缺乏现代农业知识和市场观念，不能因地制宜引导特色产业发展等问题，导致“党建抓项目”沦为形式，在产业链构建、招商引资、产销对接等方面也缺乏系统谋划与资源整合能力，未能实现从“组织引领”向“发展带动”转变。下党乡虽有初步文旅品牌，但村党组织在推动农文旅融合、壮大集体经济方面缺乏实操能力和制度保障，品牌效益难以转化为农民增收与产业升级。

二是党建引领人才振兴的制度机制不完善，乡村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资源，基层党组织应在育才、引才、留才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当

前下党乡存在党组织对人才工作的重视不足、缺乏长效激励机制与服务平台等问题，致使外出人才回流难、村内人才成长慢，部分党员致富和带动能力有限， 党建对人才振兴的支撑链条未能充分打通。

三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效性不足，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下党乡部分村党组织存在组织生活质量不高、党员联系群众不紧密等问题，导致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打通。具体表现在：

“党员联户”制度落实不到位，联户走访实效性不强；“红色议事会”召开不及时，群众诉求响应滞后；网格化管理重形式轻实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效率不高，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和号召力。

以上问题表明，当前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仍存在“弱组织、弱能力、弱协同”的问题，亟需通过强化组织赋能、提升引领实效、构建协同机制促进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互促共进。

（二）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三进下党乡，访贫问苦、指导发展，留下“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宝贵精神财富。下党乡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直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组织弱、人才缺、治理散等问题，以党建引领为抓手， 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为民情怀转化为乡村振兴实践，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探索出一条契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

一是夯实组织根基，筑牢乡村振兴“主心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5］下党乡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发展驱动”的工作机制，创新设立产业发展专项党小组，推动党支部深度参与产业规划、运营管理等事务。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将致富能手、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等纳入后备干部培养序列，建立党员积分评议与晋升挂钩的动态激励机制，既强化党员责任担当，又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用得好、有活力” 的基层带头人队伍。为解决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号召力弱、治理碎片化”等问题，下党乡着力打造“党建引领、治理优化”的共治模式。通过细化“三会一课”学习内容与考核标准，创新村务公开数字化平台，规范民主管理流程， 实现组织制度的系统化升级；以“党员联户”为纽带，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依托“红色议事”平台定期召开协商会，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问题解决在一线，有效整合治理资源，实现基层治理从“单兵作战”向“协同联动”转变， 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效能与群众满意度。

二是引领融合发展，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中应打破路径依赖，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的新发展模式。下党乡立足资源禀赋，积极推动乡村旅游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重点发展高山茶叶、优质水果、食用菌和林下经济。同时，引导村民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和红色文化，开发农事体验、红色研学等旅游产品，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产业发展格局。乡党委还牵头成立滴水缘农业合作社联合社，在全乡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动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通过打造“下乡的味道”特色品牌，结合电商和直播平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此外，乡党委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的产业治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和乡贤返乡创业，壮大产业规模、完善配套设施。通过“党建引领+多方参与”方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融合发展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制度保障与持续动力。

三是强化育才聚力，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面对人才流失、干部青黄不接等难题，下党乡坚持以党建引才、育才、用才为抓手，系统谋划人才振兴战略。树立“人才兴则乡村兴”理念，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成立“新青年促进会”，整合党员、创业青年、乡贤、致富能手、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多类人才，形成互补型人才队伍。围绕人才选拔、项目管理、考核激励、资源整合等方面制定“六项制度”，规范新青年促进会运行，增强成员归属感和行动力。通过任务引导，激发青年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人居环境整治等事务的责任感，凝聚共建共治力量。此外，下党乡党委通过深化与高校、组织部门合作，设立专业化乡土人才培训班，构建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外出研学相结合的立体化人才培育体系，开展农业技术、电商运营、市场营销等实用技能培训，全面提升村干部和党员的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例如，组织茶农参加种植加工培训，邀请专家现场指导，推广科技种植技术，助力增收。

四是涵养文明乡风，厚植乡村振兴“软实力”。乡风文明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依托。下党乡积极培育文明乡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一方面，重视文化挖掘与品牌打造。依托“国家AAA级旅游景区”优势，乡党委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与农耕文化内涵，打造品牌。通过开发红色故事茶具、农耕题材木雕、融合元素的茶饼礼盒等特色产品，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另一方面，丰富文化活动、倡导文明新风。下党乡将传统节庆与道德教育结合，组织写春联、舞龙舞

狮、灯谜会、文明祭扫等活动，引导群众在参与传统民俗中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开展道德讲堂，营造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乡村氛围。通过制度建设和党员示范，推动村规民约落实、红白事简办、破除陈规陋习。并通过举办“美丽庭院”“文明户”评选活动，激励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改善与文明生活建设。如今，下党乡文明乡风逐步形成，乡村振兴的文化支撑日益坚实。

五是推进绿色发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下党乡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度融入到乡村治理过程中，以生态之美赋能乡村振兴，绘就经济与环境互促共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乡党委聚焦生态短板， 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组织党员参与环境整治与植树造林，推行“路长制+环卫一体化+全民义务清扫”的管理模式，明确责任分工，优化垃圾处理流程，从行动上提升群众环保意识。推广有机肥、生物防治、节水灌溉等技术和粪污资源化处理系统工程，推动生态养殖标准化发展，降低环境负荷。同时，开发特色茶产业和生态采摘园，拓展乡村旅游，打造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绿色产业链，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共赢。

三、下党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经验启示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的战略指引下，党的建设与乡村产业、治理、生态、文化、人才等多领域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支撑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动力机制。下党乡的发展实践揭示了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工程，更是社会工程和组织工程，为一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践样本和经验启示。

（一）强化组织引领，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组织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领导“三农”工作的核心载体， 其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成效。下党乡经验表明，以党组织为核心，联动村集体、合作社、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能够强化党组织的组织能力，消解治理体系内在张力，形成强大凝聚力。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组织动员功能，重塑组织形态。从过程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不同主体的权力、资源配置以及利益关系的协调。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因地制宜，探索灵活多样的“党支部+”模式，科学统筹人力、资金与物资，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多层次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实现联建与共建的协调统一。例如，在农业产业化发展方面，党组织应组织农户、合作社、企业等多方主体建立联盟，共同推进农业生产和市场化运作；在文化和旅游产

业的融合中，党组织可以联合地方文化协会、旅游公司等，发挥党建引领下的集体协作效能，推动资源的共享和利益的共同实现。另一方面，聚焦村级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考评。坚持正确的考核评价导向，将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等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优化考核评价内容，强化分类分层的差异化考核和过程考核，激发基层党员正能量。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强化党员队伍管理与教育，充分调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干事创业的热情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当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二）站稳人民立场，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内生力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下党乡在发展过程中，弘扬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现场办公解民忧”优良传统，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把改善民生、提高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重要目标。实践表明，只有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坚持群众主体地位，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提供力量之源。首先，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激发主体意识。坚持价值引领，充分挖掘乡村传统道德规范等优秀传统文化精粹，提升农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充分发挥各类媒体和宣传平台的作用，深入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宣传教育活动，强化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导，切实调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机制，拓展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与方式。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科学设置议题，积极拓展“民主恳谈会”“小院议事厅” “村落院坝会”“屋场会”等多样化的议事与决策渠道。在具体实施决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全方位激发党群互动活力。最后，增加致富机会，实现利益共享。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乡村具备自主创富能力，让农民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切实提升生活水平。要实现乡村振兴为农民带来实在的成果和收益，必须立足发展实际，精准选择主导产业，创新集体经济党建联建方式，鼓励村民入股合作，使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有钱一起赚”。加大资源投入与政策扶持力度，持续改善农村基础条件和民生服务，逐步构建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利益共同体，让群众在乡村振兴中获得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注重机制创新，激活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动能

传统党建工作往往停留在组织覆盖与制度建设层面，缺乏深度与广度的融

合，下党乡的实践则提出了将党建工作嵌入乡村产业链条、治理网络和人才体系之中的创新思路。具体而言，在下党乡的各项实践中，党组织不仅仅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更是融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定制茶园” 项目通过党组织牵头，推动了集体经济的重构，使得农村经济有了新的增长点。同时，“新青年促进会”的成立则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交流与发展机会，展现了党组织在推动人才协同机制创新方面的成效。机制创新是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首先，深化多方共建与互助机制。乡村振兴在党建引领下是一项需要广泛凝聚力量的系统性任务，需充分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和主体的优势， 通过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基层党组织协调机制，形成统一的发展规划， 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全面提升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党组织建设的协同效能。其次，建立健全政策反馈机制。构建“监测—评估—优化”闭环式反馈体系，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整合产业、生态、治理等指标数据，实时监测，形成问题清单。重点评估群众满意度、集体经济增收等情况，分析执行偏差并提出改进建议，不断优化机制体制，确保制度动态调整以适应乡村振兴发展需求。最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由党组织搭建平台，提供创业资金和技术支持，降低创业门槛，通过设立“乡村人才基金”“党建引领创新创业基地”等方式，吸引和留住乡村人才。帮助返乡人才在当地发展创新项目，通过社会地位认可和荣誉制度激发乡村人才的创业热情，提升其认同感和归属感。基层党组织还应积极推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发挥他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专业优势。通过这些举措，不仅能解决乡村人才短缺的问题，还能通过人才的“共建共享”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下党乡的成功实践不仅是福建闽东山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缩影，更反映出新时代乡村治理范式的整体跃迁。新时代新征程，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个包含理论体系、关键要素与实践策略的价值实现路径。它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三农”问题的基本立场，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及新时代发展的历史智慧。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方向正确、路径清晰、力量集中的根本保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才能整合资源，激发群众动能，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未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需在实践中持续深化、在机制中不断创新、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只有将党建从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建设”升华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方

法论体系”，从单一的“制度执行”拓展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系统性重构力量”，才能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与现实问题

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联合课题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下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 此后又在一系列重要场合就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改革任务。两年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沛然成势，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新趋势？遇到了哪些新问题、新挑战？全国政协办公厅研究室与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成立联合课题组，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精神，综合运用学理研究、现场走访、座谈交流、委员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赴相关部门、地方、企业、高校院所等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本报告。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进展如何？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一经提出就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产生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调研发现，我国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加快形成，目前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塑造新优势。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全方位的推动力和支撑力。

科技创新力大幅提升，涌现出一批原创性颠覆性成果。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3.6万亿元，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研发投入强度达2.68%， 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 比“十三五”末增长超70%。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一大批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优秀企业家、高技能人才竞相涌现，我国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全球份额从2020年的16.9%上升至2024年的近28%，跃居全球首位。重大科技成果捷报频传，嫦娥六号首次实现人类历史上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人造太阳” 核聚变实验装置、“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等刷新世界纪录，航空发动机、细胞与基因治疗等领域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被成功攻克，部分领域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形成了世界领先的优势产业矩阵。“十四五”以来，

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2%，2024年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6.3%，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已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居全球第一，光伏组件、锂电池在全球市场整体占有率均在80%左右。低空经济“振翅高飞”，2024年规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5%，我国稳居世界第一大民用无人机出口国，无人机领域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70%。海洋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成为世界唯一能够同时制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大型邮轮的国家。生物医药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累计在研创新药达4000余款，约占全球的30%。脑机接口、6G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产业化、标准化进程明显提速，科技创新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数智驱动力持续释放，“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2024年，我国在全球新公开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中占比61.5%，居世界第一；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企业数量、算力规模均居世界第二；多模态大模型、通用智能体、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整体水平处于世界第一方阵。“人工智能+”效应持续显现，智慧工厂、智慧交通、智慧文旅、智慧医疗等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迅猛发展，2024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超2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01%。以通义千问、DeepSeek等为代表的国产通用大模型快速崛起，行业深度垂直应用成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能源电力、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高价值场景涌现出一批代表性行业大模型。《黑神话：悟空》、《哪吒2》等数字文化产品采用国际领先的三维立体空间计算、动态水墨渲染引擎等自主数字技术，向全球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区域生产力布局优化，呈多点突破、全面开花态势。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能级持续跃升，对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集聚效应日益增强，在全球科技集群排名稳居前10位，粤港澳大湾区2025年排名上升至全球首位。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异军突起，2024年新疆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一，贵州为全国提供23%的总算力。中部地区装备制造集群加快崛起， 安徽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打造科创高地，湖南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中小航空发动机等领域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山西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升至83%。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焕发活力，2024 年辽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黑龙江农业科技贡献率达70.8%，各地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绿色生产力加快培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能源体系。与“十三五”末相比，

我国2024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强度下降11.6%，是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清洁能源体系和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建成，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历史性超过煤电，风电装机规模连续15年、光伏装机规模连续10年稳居世界第一，2024年风光新增装机规模占全球的63%， 以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为代表的前沿绿色技术加速落地。全球规模最大、要素最齐全的国家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生态屏障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全面“合龙”。全球最大碳市场建成、扩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年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50亿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连续4年平均增速超20%，截至2025年一季度规模超40万亿元，居全球首位，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日益畅通。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哪些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存在模糊认识。当前，各地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如火如荼，但也有地方对新质生产力内涵、外延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比如，有的将新质生产力标签化，出现“捡进篮子都是菜”的现象；有的将新质生产力概念窄化，简单等同于新技术新产业，忽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甚至不顾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一窝蜂”上马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等项目，造成资源配置分散、产能利用率不足；有的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简单看成经济部门或发达地区的职责任务，可能因此错失发展机遇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 “就怕来个大呼隆，先是一哄而起，最后一哄而散”。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真正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精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厘清认识，认真领会“因地制宜”、“不要搞一种模式”的方法论，结合本地发展实际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基础研究和高端技术两个“短板”较为突出。当前，我国在追赶型创新方面成就斐然，但在基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攻关方面仍有差距。基础研究投入仍然相对不足，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6.91%，与主要发达国家12%—23%的比例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特别是企业投入在我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的比例相对偏低、结构有待优化，适应基础研究周期长、风险高、

不确定性大等特点的支持、激励、评价体系有待健全，顶尖科技人才和重大原创性、颠覆性成果还不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还存在一定碎片化现象，系统性还不够强，高端芯片、工业母机、操作系统、基础软件、精密仪器、核心种源等高端科技供给仍存在一定不足，“卡脖子”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只有夯实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才能真正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仍面临堵点卡点。调研发现，一些领域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破解，对科技到产业“惊险一跃”的支撑保障有待加强。比如，教育体系中专业设置、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性还存在差距；一些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缺少市场化、专业化的转化平台， 部分地区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足10%，部分自主技术产品“能用但不太好用”；一些地方各类创新平台交叉重复，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一些政府引导基金投向较为分散，领投和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占比还不够高；融资结构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市场化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尚不完善，创新项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出现数据滥用、隐私侵犯、算法歧视、深度伪造等风险，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健全等。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问题、实现二者深度融合显得愈发迫切。如何融？“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加快建立主要由市场评价技术创新成果的机制，打破阻碍技术成果转化的瓶颈，同时抓紧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等，使创新成果更快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妨碍创新潜力的有效激发。当前， 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活跃因素，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 竞争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阻碍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高科技企业投资，变相补贴甚至“买商补贴”，通过零地价甚至负地价优惠等办法招商引资，导致重复建设和企业投机频发；有的地方政府在配置资金、土地、税收优惠等资源的时候出台歧视性政策，或在采购、招投标等环节中设置“隐形门槛”，或在行政执法中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同案不同罚”，限制外部优质竞争者入场，保护本地低效企业；一些新兴产业的企业为

抢占市场份额开展低价无序竞争，导致行业利润下降，加剧“低端锁定”风险和国际经贸摩擦风险等。这其中有些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有些是刚露苗头的新问题，但大多具有利益关联度高、牵涉面广的特点，必须拿出敢于啃硬骨头、闯难关、涉险滩的勇气，坚决破除一切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逆全球化等外部冲击增加了短期不确定性。近年来，一些国家对我国高科技领域实施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大院铁幕”等打压手段。比如，通过“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等阻挠我国进口高科技产品，通过“长臂管辖”、贸易调查、滥施关税等打压我国新兴产业出口，通过地缘施压、胁迫交易、造谣抹黑等扰乱我国海外投资布局，通过泛化安全审查、限招国际学生、禁访科研数据库等限缩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渠道等。调研发现，这些外部冲击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主要是短期的、局部的， 从长远看有利于倒逼我们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如芯片、人工智能、光伏等很多领域新质生产力形成速度大大加快。调研中很多同志反映，中国经济具有压不倒、打不垮、挡不住的强大韧性，而且在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产业革命大趋势上体现出显著优势。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少数国家封锁干涉破坏科技交流的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抓住哪些重点？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将面临更加深刻复杂变化，大国博弈同科技革命相互交织，改革发展与安全稳定任务艰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我们要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高水平上统筹谋划和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牢牢掌握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主动权。

强化战略性顶层设计，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重大战略性全局性任务，贯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各方面，需要全方位加强顶层设计。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为引领，将新质生产力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内容，从国家层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总体部署，明确发展目标、主攻方向、技术路线、产业布局、实施路径、序时进度等。以强化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为重点，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全面、系统、具体地落

实到财政、金融、产业、环保、区域、教育、科技、人才等各方面政策和改革举措中，构建更强有力的部门、央地、区域、政企间统筹协调机制。以强化安全保障体系为支撑，对粮食、能源、金融等国民经济命脉领域，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数据跨境、海外利益等国际前沿领域，加强安全保障方面的制度设计、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力度。以建立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为配套，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科创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优化中短期策略，确保总体目标顺利实现。

深化全链条科技创新，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根基。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一体推进上中下游协同创新。聚力补强基础研究短板，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坚持“四个面向”凝练重大科研课题，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大幅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水平，同时鼓励自由探索，努力提出原创基础理论、掌握底层技术原理。聚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演进、动态竞争、交叉融合的特征，完善“卡脖子”技术的分类标准、攻关优先级，瞄准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统筹推进大科学装置等“硬设施”和自主科研数据库等“软设施”建设。聚力建设技术转移体系，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完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平台”全链条转化孵化服务，促进自主攻关技术产品多场景应用、大规模推广、高频次迭代、持续性升级。

布局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坚实载体。因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统筹调整我国产业体系布局，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策。统筹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全面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巩固和强化“新三样”等新兴产业竞争优势，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关键领域，精准识别和大力发展高潜能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支柱产业有序更替。统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技术牵引、要素联动、链条延伸等，促进产业间交叉渗透、耦合共生、相融相长，培育更多新业态新模式。统筹优化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 坚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分类指导，根据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推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

深化地区产业协作，通过技术共研、要素共投、场景共建、市场共拓、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等方式强化协同创新，培育更多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推进深层次体制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眼培育创新主体，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创新基础设施共享共用。着眼优化创新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强化行业自律，推进重点新兴行业产能治理，健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监管机制。着眼集聚创新要素，加强急需紧缺、前瞻性引领性学科专业超常规布局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完善政府引导基金容错机制，健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标准和服务体系，培育耐心资本，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机制，深化数据确权、定价和交易制度建设等，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活力竞相迸发。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既深化对发达国家开放，致力于打造良性竞合关系，也巩固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深化科技、产能、标准合作，推动市场、资源、技术来源多元化。既深化双边开放，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也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建设和中国—东盟、中国—中亚、中非、中阿、中拉等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既高质量“引进来”，强化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 也高水平“走出去”，组织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完善海外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机制。既深化“边境上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也下功夫推进“边境后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更大范围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促进国内国际市场高效联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关于宁波市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调研与思考

郑桂春

提升乡村风貌是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把乡村建设得更美丽”。2024年，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深化“千万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进行专章规范。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两次专题审议，各级人大积极履职，通过开展监督、作出决定等方式，有力推动全市乡村风貌提升。2025年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 结合省人大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专项监督、跟踪督办“千万工程”实施情况审议意见等工作，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深入各地基层一线开展调研，市县两级联动征集各界意见，召开系列座谈会，通过“浙里甬人大” 发布问卷调查，广泛征集民意。总的来看，近年来，宁波市深入实施“千万工程”，持续推进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深入挖掘乡村生态和文化价值，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乡村风貌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基本情况

（一）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注重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加强乡村风貌引领。先后制定出台《宁波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宁波市村庄规划编制管理规定（试行）》《宁波市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等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健全乡村规划编制、建设许可制度，规范村民住宅等建设项目的审批标准和流程，推动全市10个区（县、市）实现“通则式”村庄规划全覆盖，乡镇（街道）实现“驻镇村规划师”入驻全覆盖。

（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分类开展农村污水处理，建设农村公共厕所。因地制宜推进自住房微改精提、古民居修缮保护、危旧房拆改整治、闲置房改造盘活“四房共改”，现已完成农房改造超3万栋（户）。推动村道提升，2024年共新建、提升村道355.2公里，沿线新增提升绿化面积14.86万平方米。调查问卷显示，公众对乡村风貌提升工作“非常满意”和“满意”，分别占48.58%和42.79%。

（三）乡村价值有效开发

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以古桥、古祠堂、名人故居、地标性文化景观和代表性近现代建筑等为重点，近五年投入专项资金3000余万元、撬动其他资金近3亿元，实施乡村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活化利用项目170余项。推动《宁波市古树名木保护规定》实施，6000多株古树名木得到有效保护，并建成6个古树名木文化公园。加强幸福河湖项目建设，创建水美乡村77个、幸福河湖31条。加强文化传承创新，通过进一步保护村庄自然生态、文化要素植入、强化旅游新业态引导，创建景区村庄1322个，其中省级金3A景区村庄10个，乡村风貌品质全面提升。

（四）文明新风持续提升

加强文明乡风建设，积极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文化阵地打造，500人以上行政村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全覆盖，全市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占比超九成。创新推出“艺术乡村”项目，文化赋能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人文乡村建设， 开展文化惠民工程，2024年举办村歌、村晚、村舞、村BA、乡村音乐节等群众性文体活动8万余场次，累计建成“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1129个、乡村博物馆112家，24个村入选省级人文乡村。创新“村民说事”“小微权力监督”等治理模式，打造“道德长廊”“善行义举榜”等宣传阵地，增强乡村文化影响力。

二、存在的困难问题

调研发现，宁波市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与短板。

（一）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完善

乡村风貌提升工作涵盖面广，涉及自然资源规划、住建、农业农村、文广旅游等众多部门，由于职责较为分散、权限边界不够清晰、联动性不够，总体工作缺少明确的牵头部门。基层在开展乡村风貌提升相关工作时需要多头奔走， 流程较为复杂、冗长。有的地方部分宅基地职能划拨至农业农村部门后，无专业人员和编制划转，兼职工作人员专业性欠缺，离高质量开展工作尚有一定距离。

（二）规划编制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

随着宁波城镇化率不断提高，部分村庄空心化、老龄化，人口流失严重。调研发现，截至2023年底，余姚市鹿亭、大岚、四明山三个乡镇常住人口分别下降到户籍人口总数的27.2%、44.9%、57.7%，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52.6%， 原有规划已经不符合区域发展需求。多地调研时都有基层反映，一些村庄农户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超面积建房与部分农民无宅基地建房并存，村庄中“洋

别墅”与破旧平房并存。部分村庄外来人口已超过了户籍人口，居住拥挤杂乱。一些村庄规划没有充分考虑人口流动以及农文旅融合等产业发展用地的需求， 在规划用地指标和布局安排等方面滞后于实际需要。如某城郊村，本地户籍人口约350人，外来人口约有4000人，全村拥有机动车820余辆，而该村规划车位仅550个，已没有建设用地可以新建停车场。在一些区（县、市）调研时发现， 村庄里还存在不少工业用地。问卷调查显示，超过36%的受访者将“规划引领” 列为乡村风貌进一步提升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

（三）区域风貌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在调研中发现，宁波市城市风貌与乡村风貌差距明显，区（县、市）之间、乡镇之间、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平衡。有的村建设项目多，乡村建设发展就快， 村容村貌“颜值高”，但缺乏可复制性；而部分偏远山区海岛、基础薄弱村获得资源有限，与“盆景”村差距越来越大。截至2024年，全市建成特色精品村284个，占行政村总数的13.2%，“盆景”转化为“风景”尚有不足。串珠成线、片区组团发展不明显，在市域高铁高速沿线、主干道两侧，“盆景”与“盆景” 之间，经常看到变化不大、“颜值”不高的老旧村庄。

（四）风貌特色亮点发掘不充分

个别地方把乡村风貌提升等同于“穿衣戴帽”“涂脂抹粉”，“千村一面” 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部分村庄在挖掘自然资源、产业特色、文化传承等方面还有欠缺，缺少深层次的谋划。与杭州、湖州、嘉兴、丽水等地市相比，宁波市在实施“千万工程”中，对乡村设计和农房设计重视不够，农民建房带图审批普及率不高，未能体现浙东地方特色的文化底蕴和建筑特色。有的在发展乡村旅游中盲目模仿网红村，反而丢失本土特点和独特魅力；有的镇村对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少数历史文化名村存在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损坏、局部倒塌等情况。问卷调查显示，46.28%的受访者认为乡村风貌提升接下来应该优先考虑“保留传统特色”，占比高居首位。

（五）资金来源渠道保障不足

乡村建设投资过去以政府财政支持和村集体自筹为主，当财政支持减少时， 在部分村集体经济较弱地方，项目推进承压。如某县今年实施12个村管线序化任务，但市县均未安排专项资金。2024年之前安排的村庄设计落地试点、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提升、美丽宜居示范村、农房改建示范村、浙东民居样板村等专项补助均已取消，政策连续性不够。同时，吸引社会投资参与乡村建设的政策

措施不完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不强，导致一些乡村建设项目进展缓慢。问卷调查显示，有37.47%的受访者将“资金投入”列为乡村风貌进一步提升最大制约因素。

（六）长效管护机制落实不到位

农村“重建设、轻管理”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完成后， 运维责任不清，甚至无人管理。在某区调研时了解到，有关单位主动监管意识不到位，农村垃圾前整后乱、反弹回潮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村与村交界的局部区域“脏乱差”现象依然存在。在某县调研时了解到，部分农村公厕运维管理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卫生状况不佳，设施损坏维修不及时，影响使用体验。部分公共设施日常存在闲置浪费现象，部分农村文化礼堂的利用效率不高。

三、工作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宁波市乡村风貌管控水平，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加快绘就全市乡村全域大美新图景，展现城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助力宁波加快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结合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理顺体制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在市委领导下，明确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总体工作的牵头部门，落实各项工作责任主体。建立完善部门会商、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 确保各项规划政策措施落地落实。推动横向贯通、上下联动，实现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推进。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重视发挥各级人大、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广泛调动人大代表、农民群众积极性，做到“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

（二）强化规划引领，推动有序发展

规划编制和实施有效衔接，按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统筹做好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赓续农耕文明，注重山水林田湖海资源价值转换， 做到物理空间与历史人文互促共进和规划协同，突出地域特点和乡村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土气息的乡村风貌。尊重农民意愿，使规划更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已经制定的规划要持之以恒，切实发挥规划对乡村发展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推广村庄片区组团发展、带图审批农房改造的做法，从细节上做深做实村庄规划。

（三）紧贴村庄实际，实施分类指导

围绕主导产业、人居环境、生态保护等重点，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人口演变趋势，统筹考虑村庄布局和风貌整治方向，对全市村庄进行合理梳理、分类。如集聚提升类村庄，重点强化产业发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保护保留乡村风貌；城郊融合类村庄，重在加强与城市风貌衔接、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特色保护类村庄，重在保护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深入挖掘乡村独特的地形地貌、传统民俗文化、历史建筑等特色元素， 以村庄特色主题打造为主，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搬迁撤并类村庄，以村民有序搬迁为主，解决好民生保障和生态保护。短期内难以定位的村庄，应留足观察和论证时间，重点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围绕发展轴，加快片区组团发展， 优先推动中心村、重点村、人口集聚村建设。同时，加强对其他村的建设指导， 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四）加强风貌管控，提升乡村品质

在巩固农村“三大革命”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乡村建设。制定片区风貌管控提升导引，推广农房设计通用图集编制，优化风貌协调性，提升风貌品质，同步推进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动”。规范村民住宅等建设，加快村集体房产和农房确权登记办证，推动农户“一户一宅”整治，探索宅基地退出机制，盘活闲置农民宅基地和村集体建设用地。完善乡村基础设施长效管护体制机制，以清单形式明确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主体、管护责任。完善村规民约、强化宣传引导，提高村民乡村建设主体意识，吸引村民主动参与建设管理，推动形成人人负责的良好社会风尚。

（五）拓宽来源渠道，强化要素保障

坚持将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落实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领域政策。进一步拓展乡村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资金来源，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构建以财政资金主导、多渠道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探索闲置农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激发乡村振兴动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强村公司，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内生发展动力。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根据乡村发展需求，加大乡村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等建设用地的保障力度。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利用村“两委”换届时机，好中选优，配强村级“领头雁”，加强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乡村风貌治理能力。推行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三师下乡”，探

索建立乡村工匠培养和管理制度，强化乡村风貌技术人才支撑。

关于引导河南微短剧产业做优做强的调研与思考

芦山

一、调研背景

近年来，微短剧以其独特的内容形式和传播优势，迅速在文化消费市场中崭露头角，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2024年，全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505亿元，首次超过电影票房。用户规模截至2024年年底达到6.62 亿，占网民总数的59.7%，超过了点外卖、看网文、打网约车等的消费群体，渗透率显著提升。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河南省广播电视局（以下简称河南局）积极响应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号召，抢占微短剧发展“新风口”，微短剧产业发展迅猛， 制播量位居全国前三。

二、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现状

2024年，河南微短剧产量持续攀升，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稳居全国前三。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省现有常用拍摄取景地50多个，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拍摄基地5个，仅郑州每天就有50多个剧组在拍摄，吸纳固定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河南省拥有1家本土全产业链微短剧公司（天桥短剧）和多家头部微短剧制作公司。“金鹏指数”微短剧行业新质榜入围全国微短剧承制企业前10 名榜单中，河南省有4家。天桥短剧是河南头部微短剧制作公司，员工规模近1200 人，制播微短剧超过1000部，全域粉丝量达10亿，旗下账号月均播放量超100亿。日新阅益、风华正茂、三笙万物、乐不可吱、大鱼小娱、宙途文化等短剧公司作为河南头部微短剧制作企业，在微短剧拍摄、制作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和影响力，2024年微短剧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为引导省内微短剧制作机构打造推出精品力作，河南局加强创作规划引导，多措并举提升省内微短剧制作机构创作水平。2024年以来，《又见鸾鸟起舞时》《“洛”花如有意》等6部作品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荐剧目。

三、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优势

（一）政策引导及时跟进

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微短剧产业发展，2025年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郑州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河南局坚持一手抓规范管理、一手

抓创作生产，积极抢占行业“新赛道”，不断推动河南微短剧产业做优做强。一是强化方向引导和创作指导。2024年年初开始实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通过召开重点选题规划会、开展主题采风等措施，引导制作企业开展精品创作。

2025年1月印发《河南省“微短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七项创作计划、五项具体措施，同步实施“大河之南·精品短剧”创作传播工程，引导微短剧做优做强。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和服务保障。优化微短剧备案审核流程， 提高审核效率，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建立精品创作“一站式”服务机制，联动各市局对重点视听节目创作、拍摄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三是补齐微短剧产业链短板。打造“心动短剧”“番映”“大象剧场”3个播出平台， 填补了全省缺少播出平台的空白。推进郑州空港聚美竖屏影视基地等微短剧拍摄基地建设，支持新乡平原示范区打造中原微短剧“剧集地”。指导郑州西亚斯学院、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等省内高校与微短剧企业建立合作机制，聚焦微短剧全产业链开展人才培养。成立省视听业协会及短视频短片、MCN专委会，推动行业资源整合、产业聚集发展和行业自律管理。

郑州、新乡等各地市也积极跟进，加快谋划微短剧产业扶持政策。其中， 郑州凭借多种优势率先“出圈”、领跑全国。郑州市把“探索设立‘微短剧审查服务分中心’，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园区），推出一批品牌微短剧，持续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写入2025年郑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率先研究出台了《关于郑州市加快推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的意见》。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申请挂牌成立了微短剧审查服务中心， 为微短剧制作机构提供高效便捷的备案指导、题材把关等一站式服务。这些政策的出台为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了大量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2024年，国内310多家平台方、投资方、版权方等前来学习交流，爱奇艺、点众等龙头平台来河南开展采风创作。上海九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与郑州市中牟县文旅集团签订协议，设立2亿微短剧产业发展基金。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使河南在微短剧产业赛道上抢占了发展先机。

（二）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河南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素材源泉。唐都洛阳和宋城开封等地，不仅为古装剧提供了绝佳的

取景地，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河南豫剧作为地方戏曲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表演形式，为微短剧注入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魅力。此外，河南的民间艺术如剪纸、泥咕咕、朱仙镇木版年画等，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能够为作品增添鲜明的地域特色。河南的非遗项目如太极拳、少林功夫、唐三彩烧制技艺等，承载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吸引力，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觉和叙事元素。河南局组织全省制作机构围绕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开展采风、创作，涌现出《又见欧阳修》《你是我的碗》《重返大观园之十二花神》《画中梦华录》等优秀作品。

（三）比较优势突出

一是人力资源丰富。河南省人口基数大，在校大学生和高校毕业生数量均居全国首位，为微短剧市场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据测算，河南微短剧从业人员超过3万人，全国影视行业80%的灯光师都来自有“影视灯光半鄢陵”之称的许昌鄢陵。二是区位交通便利。河南郑州等地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有高铁、高速公路网和新郑国际机场等交通优势，郑州高铁通达31个重点城市，3小时内通达地市数量达56个。这种区位优势便于剧组人员、设备和物资的运输， 能够有效缩短拍摄周期，提高拍摄效率。三是取景条件优越。郑州都市题材拍摄场景集中完备，新乡市平原新区、中牟、新郑、新密等别墅、样板房集中区域已自发形成微短剧拍摄基地，吸引众多剧组来此取景拍摄。

四、河南微短剧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内容创新有待增强

虽然河南省微短剧制作数量多，但是缺少精品，存在泛娱乐化、格调不够高、制作内容同质化等问题。作品题材单一，多集中在都市逆袭、古装玄幻等领域，缺乏对现实题材和传统文化题材的深入挖掘。对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不足，未能充分展现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表现形式和叙事方式上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较多微短剧叙事套路化，缺乏对新的叙事手法和表现形式的探索，难以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惊喜。

（二）产业链短板亟待补齐

微短剧产业链主要包括上游IP创作与获取、中游微短剧策划与制作、下游微短剧分发及变现三个环节。河南微短剧企业以中游制作方为主，附加值较低。在上游剧本创作环节，河南微短剧产业存在对外购剧本依赖度较高的问题。本地剧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难以满足市场需求，50%以上的爆款剧本需从北京、成

都等地购入。中游拍摄制作是河南省的优势，但是制作环节也存在短板，85%的后期特效需外包至杭州、深圳等地，本地特效制作能力不足。一些需要高质量特效的古装玄幻微短剧都是通过外包完成。下游宣发环节缺失，据调研了解， 在微短剧收入分成中，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平台投流方占了85%，剩余的15%由版权方、制作方、出品方和发行方共同分配，其中版权方占比略高，其余每方毛利率不到3%。调研发现，不少微短剧制作企业只能获得行业利润的较少部分， 而大部分利润都被平台拿走。河南省宣发渠道中，唯一的本土企业郑州天桥在微短剧播出平台的排名约占第7位，在平台流量分配、推广策略等方面较为被动， 难以实现精准营销和有效传播。

（三）配套服务亟需完善

一是专业人才存在短缺与流失现象。河南3万微短剧从业人员中，科班出身的不足20%，远低于浙江横店，大部分从业人员都是从婚庆、宣传片小微企业、网文小说公司等从业者转型而来，缺少专业的编剧、导演、演员等核心人才。与此同时，因为微短剧承制拍摄量大而孵化出了不少素人演员，但因在薪资待遇、发展机会、创作环境等方面与微短剧发展较好的城市存在一定差距而面临人才流失的风险。二是影视拍摄基地供给不足。对于拍摄追求高时效、低成本的微短剧来说，河南缺少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性拍摄基地，无法满足剧组一部剧不转场的持续拍摄需要。尤其是缺少古装拍摄基地，致使剧组只能去外地如浙江横店取景，增加了拍摄成本。此外，微短剧企业和文旅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对接机制。三是行业管理机制有待健全。作为一种处于初创且高速发展阶段的新业态，微短剧企业和从业者逐利倾向比较严重，有的作品片面追求所谓的“短、快、爽”而忽视审美追求，有的企业跟风模仿、盗版抄袭，有的头部演员坐地起价，这些行业乱象亟须治理。

（四）行业竞争愈发激烈

当前全国微短剧市场竞争激烈，河南微短剧产业面临来自其他地区的强大竞争压力。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因为传统影视剧发达、平台公司众多而在微短剧产业发展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成熟的商业模式， 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政策资金支持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南、山东、福建、四川、江西等省市都已出台专项支持政策。河南尚未出台实质性的资金扶持政策，已经出现有的微短剧在本省备案后，因外省有扶持资金，而变更到外省备案的情况。

五、全国微短剧产业发展态势

（一）政策监管与引导方向明确

为促进微短剧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监管措施。一是开展了微短剧专项治理工作，强化处置手段，对内容违规的微短剧采取直接下线等有力惩戒措施，对违规机构进行约谈、通报批评、要求停更等， 清理处置一大批问题微短剧并将专项治理转为常态化治理。二是实施“分级分类审核”制度，根据微短剧的投资额度、题材类型等，将微短剧分为重点、普通、其他三级进行审核管理，制定出台《网络微短剧内容审核细则》，提高了审核效率和精准度。同时通过随时针对不良创作倾向下发管理提示等方式提出明确的创作要求。三是狠抓创作提升，推出“微短剧+”行动计划，明确了六大创作方向，包括文旅、普法、非遗等，引导微短剧创作聚焦正能量题材，提升微短剧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建立推动微短剧上大屏工作机制，推动微短剧向精品化、大众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二）微短剧创作题材更加丰富

微短剧不断突破传统题材的限制，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性的题材和作品， 例如以考古为主题的《河姆渡的骨哨声》、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高碑店故事》等。目前微短剧题材已涵盖爱情、悬疑、喜剧、历史、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普法剧《西城无小事》通过真实案例改编，向观众普及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现实教育意义；非遗主题微短剧《重回永乐大典》，聚焦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些微短剧，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传递正能量，提升了微短剧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三）技术应用迭代升级

技术应用迭代升级为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超高清技术为用户带来高帧率、高码率、高视觉体验的画面效果。AI、VR、XR等先进技术在微短剧制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微短剧制作的升级和创新。AIGC已广泛融入节目策划、内容制作、个性推荐、运营推广等各个业务场景，创作效率极大提升、产业生态更加丰富。相关数据显示，AIGC使剧本生成效率提升300%， 成本降低70%。2024年博纳影业利用AIGC生成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 在抖音传播总量超过1.4亿次。AR、VR、XR技术则为微短剧带来了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观众通过佩戴相关设备，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微短剧中的场景和情节， 增强了观看的互动性和作品的趣味性。

（四）微短剧成为出海新路径

微短剧成为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网文、网游、微短剧）之一。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全球累计下载量逾4.7亿次；中国微短剧产品已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应用商店微短剧App下载榜前三均为中国企业开发，中国微短剧在北美地区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九州、点众、中文在线等每日海外营业额在60万美元左右，中文在线旗下的ReelShort单月营收最高达2300万美元。

六、引导河南微短剧产业做优做强的建议

（一）强化政策支持

建议尽快研究制定省级层面支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设立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制定包含剧本创作、取景拍摄、上线播出、人才培养、领军企业引育、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大力扶持微短剧产业发展。加强金融支持，通过微短剧专项贷款、开展股权融资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融资效率，提升服务精准度。学习上海先进经验，“支持微短剧项目开展版权质押，相关交易所设立‘微短剧专板’，创新孵化、登记、交易、融资阶梯式服务模式”。加强对微短剧产业的监管和服务，建立健全行业监管机制， 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微短剧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引导精品创作

鼓励题材创新，深入挖掘河南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作更多反映时代风貌和人民需求的现实题材微短剧。丰富微短剧的题材类型，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内容质量，加强剧本创作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建立专业的编剧团队， 加强编剧培训和交流，提高编剧的创作水平和能力。挖掘文化内涵，在微短剧创作中深入挖掘河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展现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微短剧传播河南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增强观众对河南文化的认同感。

（三）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建议以郑州为中心，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微短剧产业基地，打造从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到衍生产业为一体的微短剧全产业链。积极对接头部企业资源，力争招引一批优质影视文化企业、微短剧发行平台企业落地河南； 整合分散的影视拍摄基地，增加古装剧场、XR虚拟拍摄棚、

AI剧本工厂等新型设施，进一步压缩转场拍摄和制作的时间成本以巩固拍

摄成本优势。建立微短剧培训孵化基地，通过基地培训、孵化、招商、校企融合等方式，提高微短剧制作和演员团队水平。鼓励微短剧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提升特效制作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加强与播出平台的合作，拓展微短剧的播出渠道和市场空间。精心培育“番映”“心动短剧”“大象剧场”等本地平台公司，增加有效用户量和竞争力。

（四）加强人才培养引进

加强校企合作，鼓励高校开设微短剧相关专业和课程，培养专业的微短剧人才。加强对高校微短剧创作的指导和支持，举办微短剧创作大赛、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筑巢引凤，为优秀微短剧创作者提供户籍办理、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一揽子配套服务，吸引国内外优秀的微短剧人才来河南发展。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设立人才奖项，对在微短剧创作、制作、表演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人才给予奖励。

（五）做好市场拓展与品牌建设

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强微短剧的市场推广和营销。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影视节展和交流活动，展示河南微短剧的风采和成果，提高河南微短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品牌建设，打造河南微短剧品牌。提升产业影响力，通过举办微短剧节、微短剧大赛等活动，吸引国内外的微短剧创作者、企业和机构参与， 提升河南微短剧产业的影响力。创新生产模式，推动AI、XR等先进技术与微短剧融合，加强互动剧、游戏剧、联动剧、企业产品定制剧开发。推动“微短剧

＋”业态融合，发展“微短剧＋政务”“微短剧＋品牌”等，让微短剧赋能经济。加快微短剧出海步伐，积极扶持、组织河南微短剧出海，抢占新风口，增强中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管好用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以冀州区为例盘活农村资源的调研

衡水市冀州区农业农村局 李慧思

1. 时代背景

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提到“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在时代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农村经济发展为契机，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其经济价值有：激活农村资产，促进农民增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社会价值有：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农村人口外流，保障农村弱势群体权益[1]。以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农村为例，对农村资源盘活壮大集体经济，管好用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农村可持续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2. 冀州区农村的基本情况

衡水市冀州区地处华北平原，交通发达，京广高速、石衡高速、邢衡高速横穿而过，城区半环抱5A级景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辖4乡6镇共382个行政村，163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约3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万人。

冀州区耕地面积5.73万公顷，其中家庭承包地面积5.28万公顷，土地流转面积2.59万公顷，占全区家庭承包地面积的49%。种植大户5000余户，土地流转面积1.01万公顷；家庭农场3521家，土地流转面积0.98万公顷；合作社1215家， 土地流转面积0.14万公顷；剩余普通农户土地流转面积0.39万公顷，形成5公顷以上规模经营主体1374个。冀州区是典型的农业生产为主的县区。

3. 农村资源的主要类型

   1. 土地资源

一方面，存在部分耕地抛荒现象，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部分农民无力耕种，导致土地闲置。另一方面，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突出，许多农民进城定居，老宅基地长期无人居住，造成资源浪费。随着农村的发展，村办企业、工厂的倒闭也导致闲置房屋增多。经调查，冀州区各村空闲房屋院落（如闲置住宅、废弃校舍、工厂、水厂、仓库等）共196宗，村内闲置空地54公顷，闲置

果园5.6公顷。

2. 生态资源

农村拥有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但大多处于未开发或开发不足状态，未能充分转化为经济价值。如，冀州北部衡水湖拥有美丽的水域资源未被充分开发利用，农村闲置水域水沟坑塘等31.67公顷。

3. 文化资源

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缺乏有效的挖掘与利用。很多传统村落、名人故居、非遗技艺等文化遗产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如漳淮乡北内村李肇星故居、堤北桥村古村落等农村闲置文化资源，还有冀州区作为“三皇抱锤”发祥地，知之甚少。

4. 废弃资源

村内废旧的公共设施、旧房屋拆除产生的大量砖瓦，损害或历史原因淘汰的水利设施等都属于废弃资源，还有废弃的扬水站、机井、地窖等。

4. 农村资源闲置形成原因和发展困境

   1. 人口流动及老龄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趋势明显，很多农民进入城镇生活，但因未获得城镇居民身份，仍希望在农村保留房产作为退路，从而形成“城乡两栖”现象，导致大量农村宅基地闲置；部分农民进城后在城镇购房定居，农村宅基地长期无人居住和使用；90年代在村内占用农村空地以便将来盖房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一直未盖农房，村内形成了很多闲置空地；农村老龄化严重，多数老人随着年龄增长，不得不随子女迁入城镇。种种情况导致农村闲置空地、宅基地越来越多。冀州区农村宅基地现有120423宗，到2027年一户一宅确权后农村宅基地缩至8万余宗，空闲宅基地可达4万余宗。

2. 产权不清晰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发展村集体经济，多数村集体建有轧棉厂、面粉厂等企业工厂，随着社会发展，很多以农作物为原料的工厂企业倒闭，导致集体资产外流。集体资产、空地造成了权属不清晰的闲置机械、厂房、校舍等，经调查冀州区闲置工厂、水厂、校舍等多达102宗。

3. 基础设施老旧

农村原水利设施老化，不能及时更新或拆除，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资源的开发利用。随着年久失修和逐步淘汰，农田机井、扬水站、潜水泵等废弃

水利设施占有农田资源未能及时清理，造成水利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加之重新铺设造价高，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经过盘点乡村资产，扬水站闲置12所、机井31眼，潜水泵20余台未及时拆除。

4. 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农村地区传统农业收益低，多数农村集体经济依赖传统农业，产业附加值低，抗市场风险能力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转向发展其他产业， 导致原来用于农业生产的部分设施，如仓库、养殖种植棚等闲置。冀州区漳淮乡九十年代是全国姬菇种植基地，乡内建有600余个姬菇大棚，随着姬菇产业的落寞，导致闲置温室大棚数量较多。

5. 经营管理不善

村支书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头人，依然按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传统方式管理，缺乏现代乡村治理思路和市场意识，或者存在“等靠要”的思想， 管理方式落后，决策不科学，导致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亏损[1]。

6. 资金短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资金匮乏问题，一方面，自身积累不足，另一方面， 外部融资渠道有限，金融机构对农村集体经济项目的支持力度较弱，贷款门槛较高，审批流程繁琐，村集体经济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

5. 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的途径

   1. 盘活土地资源

倡导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鼓励农民将闲置土地通过转包、出租、入股等形式流转给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2024年，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工作高效开展，有效指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杜绝流转期限过长、流转费用过低等不规范行为，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探索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审核及定期平台备案管理制度，依托“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台账信息平台”，实现整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平台的审核备案。推动建立了土地流转合理价格引导机制，为规范开展经营权流转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加强一系列规范监管，全面提升了当地农村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水平，减少了耕地资源的浪费。

2. 盘活宅基地资源

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保障农民宅基地资格权和住房财产权的前提下，放活宅基地和农房使用权。可将闲置宅基地及农房改造为民宿、乡村

旅游接待点、农产品加工车间等，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1. 利用闲置宅基地资源发展文旅产业充分发挥地理优势，盘活农村闲置农房，改造成特色民宿、农家乐、乡村文化体验中心，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增收。冀州区码头李镇西方村地理位置优越，村集体组织召开村委会把邻滏阳河的空闲房屋、空院落进行改造，建设了约3000m2的亲子游乐园、500m2的萌宝宠物园、2000m2农耕研学基地、2个垂钓园，打造了“会友小院”“乡愁小院”“非遗研学小院”“书画摄影基地小院”和天幕帐篷15处。可研学、可露营、可垂钓、可划船，使游客回归乡村田园，感受农家乐趣，解决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大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实力。

2. 利用闲置宅基地资源发展农村手工产业充分利用当地特色手工业， 做好“土特产”文章。冀州区泊南田村利用村中多处闲置房屋，租赁村中闲置农房，改造为挂面的晾晒场、包装厂、电商销售平台，农民可以在这里进行农产品加工包装，并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实现了从农产品生产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万元，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1. 开发生态资源

发展生态农业，利用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等生态农业模式。冀州区周村镇建设的艾草种植园区，利用艾草好种植、易打理的特点，将周村镇各村空闲院落统一规划种植艾草，在周村镇艾草加工车间进行分拣、晾晒、捣碎、包装等加工，统一销售。园区内可以深入体验摘艾草、锤艾草、卷艾草的制作过程，去年周村镇打造了“石与木艾草文化园”， 吸引全国各地中医爱好者和中小学生来研学交流，体验艾绒制作技艺，促进合作社良好发展，从而增加集体的经营收入。

4. 挖掘文化资源

发展文化产业，深入挖掘农村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等，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推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冀州区漳淮乡成立田园棉文化合作社，依托当地传统非遗项目——田园棉手织布技艺，引导帮扶周边农户学习手织老粗布工艺，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推进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13年，冀州田园棉手织布技艺入选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

5. “头雁”领航带动作用

村干部是“带头人”和“主力军”，村干部的能力和素质直接决定农村经

济发展的广度。加强村干部培训力度，带领农村党支部书记到先进发达地区考察学习，开阔视野，增加见识。逐步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综合素质强、致富本领牛的村干部队伍，为壮大集体经济“领航”，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支持， 谋划打造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北漳淮乡田家庄村两委班子积极向上级争取壮大村集体经济专项资金50万元，入股东发奶牛养殖场，每年为村集体增收4万元[2]。

6. 促进农村种植产业结构调整

通过吸引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特色农业、高效农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2]。2023年西王镇东罗口村按照种植结构调整要求，与北京新发地客商对接，发展节水高效农业。从育苗、畦垄、施肥到后期的疏果、采摘、分拣等整个流程严格把控，种植的15个设施农业收益非常可观，总收益在180万元。2024年该村村民把村内剩余的28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发展果蔬特色产业种植，调整种植结构不仅能让群众获得土地流转保底收入，有劳动能力的还可以就近务工，每月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

6. 结语

盘活农村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合理盘活土地、生态、文化等各类农村资源，创新经营模式，加强政策支持、经营管理和科技支撑，能够有效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应持续探索适合农村实际的资源盘活路径和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总结经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规范财务管理 助力工会发展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

为推进工会财务规范化管理，提升财务管理水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总工会财务资产部对全市各级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此次调研以调查问卷为载体，通过系统分析调研数据，精准定位当前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为后续制定科学合理的改进措施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有力促进了工会财务管理工作创新发展。

一、齐齐哈尔市工会财务管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

调研基本情况。本次调研工作由各县（市、区）总工会、产业（系统）工会、市直工会负责组织实施，对各自下辖及所属基层工会相关情况进行统计填报。在调研过程中，共有54家单位积极参与填写调查问卷，其中，县（市、区） 总工会16家、产业（系统）工会13家、市直工会25家。根据齐齐哈尔市智慧工会录入系统显示，全市共有基层工会5924家、工会会员33万人。此次参与调研的基层工会有5240家，占比88%，基本涵盖了大部分基层工会，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齐齐哈尔市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情况。

财务管理情况。账户管理方面，开设工会独立账户的基层工会有2466家， 占比47%；独立建账的基层工会有2302家，占比44%。经费保障方面，经费来源比较稳定的基层工会有3006家，占比57%；经费不足的基层工会有2492家，占比48%。财务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建立工会财务管理制度的基层工会有2062家，占比39%。人员配备方面，各级工会共配备了专职工会主席614人、专职工会干部204人、专职工会财务人员67人、兼职工会干部6267人、社会化工会工作者98人， 其中具有从业资格证书的有1758人。

二、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财务管理不规范。根据《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规定，各级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应当根据经费独立原则，单独开设账户，独立核算经费，不允许与本单位行政财务或党、团等其他组织财务合并账户集中核算。然而，调研发现， 已成立工会但没有开设工会独立账户的单位占比53%。部分虽然成立工会进行财务独立核算的基层工会中，存在工会财务人员兼职多、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对工会业务不熟悉等情况，使基层工会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和安全性难以保障。究

其原因，主要是基层工会人员较少，工作量大，人员调动频繁，工作衔接不畅。此外，部分基层工会没有认识到开设工会独立账户的重要性，认为工会开展相关活动需要资金时直接从行政账户报销即可。

经费保障不充足。调研结果显示，工会经费不充足的单位占比近50%，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财政供养单位的年度工会经费额度由财政部门核定， 部分县总工会尚未实现财政划拨，单位行政对工会的补助较少，地方财政拨款不及时、不足额，导致基层工会经费紧张。二是部分基层工会经费由单位行政代管，工会主席在经费使用上缺乏审批权。部分应纳入单位行政的支出被纳入工会财务范畴，导致工会经费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会计核算体系不完善。部分基层工会未按规定编制本单位预（决）算，未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本单位工会经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审查，基层工会财务管理整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由于专职工会财务人员较少，兼职工会财务人员和代理记账公司对《工会会计制度》不熟悉、对相关政策法规学习不够等，部分基层工会存在未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未准确使用会计科目核算、账目处理停留在流水账阶段、经费支出分类不清晰等问题。

财务人员配备不合理。在本次调查中，基层工会专职干部仅有204人，兼职工会干部占比高达96%，有的单位甚至存在专职工会主席岗位被撤销的情况。工会财务人员数量少且兼职多，不能满足实际财务管理工作的需要。部分兼职工会干部忙于本职工作，将工会财务工作视为额外工作；部分财务人员对开展工会财务规范化建设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工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权，财务工作只要账目清楚就行；部分财务人员对工会财务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深、掌握不全，专业知识匮乏，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基层工会财务规范化建设。

工会组建覆盖不全。从调研情况来看，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工作开展顺利，机构人员配备齐全，经费保障有力。然而，部分非公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建筑类行业、劳务派遣工较多的单位，工会组建工作滞后。这些单位对工会的作用和服务认识不足，使工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受限。

三、工会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的优化措施

强化财务管理责任担当。随着工运事业的不断发展，工会财务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各级工会必须紧密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财

务管理水平。一是充分认识工会财务工作的重要性。工会财务人员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充分发挥财务职能作用，管好用好资金，为工会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二是切实提高财务人员的政治站位。工会财务人员要牢固树立工会财务服务大局意识和以职工为本的服务理念，主动融入工会各项经济活动，高质高效开展财务工作。

加强工会经费保障和协调。一是持续推进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机制， 确保各县（市、区）总工会实现财政统一划拨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经费，并将工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加强与政府、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将联席会议作为推动工会经费足额划拨的有力保障，确保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二是积极与同级税务部门沟通协调，以问题为导向，做好税务代收工会经费工作，宣传好工会职责和惠企政策，让广大企业和职工真正了解工会组织，为税务代收工会经费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经费收缴扩面增量。三是加大对基层工会经费补助力度， 将更多的经费向基层倾斜、向一线职工延伸，让职工切实感受到工会的温暖。

强化工会财务队伍建设。各级工会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抓好财务人员队伍建设，督促指导基层工会配齐配强专职财务人员，优化财务队伍结构，提升财务战线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大对工会财务干部培训力度，帮助基层工会财务人员学深悟透工会财务相关制度及各项要求，提高其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推动工会财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从而提升整体工作效能。

严格财务规范化监督管理。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是确保工会财务工作规范运行的关键。在严格执行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各级工会应规范运作程序、加强内部控制，科学设计内部业务流程，完善资金使用、凭证审核、账务处理、票据管理等制度建设，构建全方位的内部控制体系。严格履行财经法规的相关规定，将财务管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指导基层工会设立专用账户，实现工会经费单独核算，提高依法依规办事能力。督促各级工会做好工会预算编制，严肃预算执行，杜绝无预算、超预算情况发生。依据《黑龙江省基层工会收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支出范围、统一支出标准，不断夯实基层工会财务基础，提升基层工会财务管理水平。

深度调研现代不现代，关键看村寨 环江毛南族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调查与思考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组

（2025年10月16日）

毛南族是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2020年5月，环江退出贫困县序列，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站在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起点。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10位环江毛南族群众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毛南族群众的喜悦之情。对此，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成为激励毛南族群众不懈奋斗，努力与其他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5周年之际，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调研组深入环江毛南族聚居村屯开展蹲点调研，对下南乡中南村、下南社区110多户毛南族群众开展入户深度访谈，对环江毛南族的现代化发展情况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调研中深刻感受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民族地区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稳步前行，但也面临现代化发展的瓶颈。过去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现在可以讲，“现代不现代，关键看村寨”。只有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才是充足的； 只有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一样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一、环江毛南族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民族地区要走好现代化道路，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调研发现，5年来，环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力推动毛南族从“整族脱贫”到“全面振兴”的跨越，各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自整族脱贫之后，环江经济建设成绩显著，现代化水平日益提升。5年来，全县经济总量增速显著加快， 年均增速达到7.32%，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环江地区生产总值（GDP）首

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08.52亿元，超出“十四五”规划制定的91亿元目标。全县规上企业141家，规上工业总产值是“十三五”末的2.4倍。由于地处山区， 毛南族聚居区历史上长期交通闭塞。目前环江全县基本实现“三通”，区域交通大大改善，特别是2023年8月贵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环江各族群众翘首以盼的“高铁梦”终于实现。2024年，全县等级公路里程突破2000公里，基本形成以“两高”为主骨架，“二横五纵”为大动脉，乡乡通二级、村村通双车道的交通体系。环江过去缺水十分严重，“一盆水洗完脸再洗脚，最后喂牲口”是十分常见的场景。近年来，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解困等人饮工程，困扰毛南族同胞千百年的饮水难题基本得到解决。生活水平方面，目前毛南族群众家中基本都建了砖瓦楼房，实现了家家通电、通网络，多数家庭配备了电视、冰箱等现代家电，自然屯4G网络覆盖率达到99.21%，许多八旬老人也能熟练使用手机。

社会事业全面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教育方面，全县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连续4年保持在6%以上，极大改善了学校办学条件。中南村南昌屯村民谭某感慨道：“20年前村里许多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中南村目前在读的大学生就有十几个。”2024年环江全县2531人参加高考，其中1426人达本科线，达线率56.3%，超过广西平均水平。医疗方面，基本医疗保障实现全面覆盖，市、县、乡、村四级医疗体系已搭建完成，乡卫生院、村卫生室基本配置到位，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等专门机构也已逐步建立。如下南乡7个行政村（社区）均配有合作医疗卫生所和医务人员。社会保障方面， 2024年环江全县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8.59%，各项救助资金共惠及54.9万人， 低保、特困供养、大病救助、慢性病补助等兜底性社会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中南村村民卢某患有脑梗、心脏病，需长期服药，以前每月药费就要花300多元，现在有了慢性病补助，每月仅需80多元，极大减轻了经济压力。

移风易俗深入推进，文明新风逐渐形成。婚嫁方面，如今毛南族青年男女基本都是自由恋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历史。特别是外出务工成为常态后，跨民族通婚在年轻一代中非常普遍。生育观念越来越进步，过去受宗族观念影响，存在一定重男轻女现象，如今大多数群众表示生男生女都一样。文化习俗也在悄然改变，毛南族传统的出生、婚嫁、丧葬等礼俗习俗虽然延续至今， 但很多仪式已经不同程度简化或调整，以更好适应现代生活需求。日常生活也

是如此，从农村到城镇，毛南族群众也追求时尚的衣着，男子着西装或穿运动服，女子烫发、穿高跟鞋都很普遍。当然，一些有民族特色的穿戴用品仍然流传，如闻名遐迩的毛南族“族宝”花竹帽，花纹美观、工艺精湛，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移民搬迁成效显著，互嵌融居格局不断巩固。由于地处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环江是广西易地搬迁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县。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开始组织环江通过易地搬迁解决贫困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环江开始实施大规模移民搬迁，尤其是“十三五”期间，环江建成毛南家园城西安置区、城北安置区，以及7个乡镇安置点。在长期的搬迁实践中，环江“插花式” 安置各族群众，在促进搬出地与迁入地群众互嵌融居、团结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在思恩镇肯福屯开展的易地搬迁扶贫“肯福”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之一。易地搬迁极大推动了环江城镇化进程， 尤其是“十三五”期间的易地搬迁项目，全县安置的建档立卡户4357户17860人直接转化为城镇新增人口，占2020年末环江城镇全部常住人口的16.07%，使该年环江城镇化率同比提升8.3%。

二、毛南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瓶颈问题

虽然环江毛南族在脱贫攻坚中打出了漂亮的翻身仗，但调研发现，受先天条件、发展基础、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环江毛南族的现代化发展仍面临许多瓶颈问题，与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仍然任重道远。

经济发展底子薄，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在区位上，环江地处偏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高、收益低，商品生产成本高、利润低，导致经济发展先天不足。当前，环江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传统小企业多，产品多是粗加工，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竞争力不强。2024年，环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6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5.64%。当地干部表示，依托现有资源和生产方式，发展速度慢，效益上不去，“辛辛苦苦一整年，到手没有几文钱”。虽然各级各部门对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了很多规划，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但在偏远山区，指望大产业下乡基本不现实。因为这些地方资源有限，分散在千家万户，很难开展集约化经营。环江耕地资源非常紧张，如中南村人均耕地1.94亩， 其中水田仅0.98亩，且石山地区耕地分布零散，无法大规模使用机械生产，很多农民依然采用传统种植方式，无论是种植粮食作物，还是桑叶、牧草等经济作物，都很难形成规模效益；菜牛、香猪养殖也多以农户散养为主，户均2—3

头，最多6—7头，主要在环江本地销售。由于不能开展更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 农民很难实现本地就业，大部分人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增加收入，如中南村有近2000人常年在外务工，占全村总人数60%以上。

区域发展尚不均衡，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调研发现，居住在石漠化地区的毛南族群众虽然经济发展得到极大改善，但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 且差距呈进一步扩大趋势。2005年环江人均GDP4396元，全国人均GDP1.4万元， 相差近万元；2024年环江人均GDP4.07万元，全国人均GDP9.57万元，相差5.5万元。20年间尽管差距的比值变化不大，但绝对值从不足1万元扩大到5万元以上。同时，由于产业发展很难找到突破口，想要实现新的跨越难度很大。当地干部算了笔账：“目前稻谷亩产800—1000斤，在这个基础上每亩地再增产100斤， 要费很大劲，可收入也就增加100块钱，性价比不高。对农民来讲，想要发财致

富，光靠那点田地，是不太可能的。”由此产生的农村社会分层现象也值得关注，一些群众通过外出务工、经商，实现了较为富裕的生活，而另一些群众的生活还停留在温饱水平。据当地干部测算，2024年中南村共有997户，比较富裕的家庭约二成、中等的约六成、比较困难的约二成，贫富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调研组还注意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外流日趋严重，“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留下的很多都是老弱病残、单身汉，如南昌屯现有的156名男性中，有44名适龄男性未婚，未婚率高达28%。

基础设施还需完善，民生领域仍有短板。环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灌溉是一大难题。下南乡只有一座水库，仅能灌溉全乡三分之一的水田。城乡环境卫生处理设施建设滞后，县城污水处理厂负荷率92%，全县三分之一乡镇未修建污水处理设施，村级污水处理站仅覆盖27%的行政村，难以满足污水处理需求。优质教育资源缺乏，尤其是乡村教师普遍短缺，也是制约毛南族发展的一块短板。调研还发现，当地养老负担较重。因毛南族有“人死在外，不能回村发丧”的观念，老人如在养老院过世，难以回家为其置办丧事，这对于仍然重视丧葬的毛南族群众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也就导致当地虽有养老机构却无人愿住。养老院闲置一方面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家庭养老压力增大，收入受限。

民族特色文化面临传承困境，有些传统习俗不能很好适应现代生活。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花竹帽编织、傩面雕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困境。以傩面雕刻为例，一个中号傩面售价300元左右，制作需3天时间，平均下来相当

于每天劳务费仅100元，远不如到城市打工赚得多，因而很难吸引年轻人学习和传承。同时，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不够，特色文旅转化为经济收入效果不佳。南昌屯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但外地游客只是到此一游，打卡即走，可谓“来也匆匆，去也空空”，留不住游客在当地消费，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旅游效益。此外，有些传统习俗不能很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以“肥套” 为例，这是毛南族男子成家生子后的一种还愿仪式，被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礼仪，甚至比婚礼还要隆重。做一次“肥套”耗时至少3天，花费在2万元以上。但毛南族男子“一生必须做一次肥套”的观念根深蒂固，一些家庭甚至不惜为此背上债务。

三、民族地区走向现代化是一道特殊的难题，也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实际困难，这是我们绕不开、躲不过、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必答题。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共同决定了我们必须确保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迈进现代化，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构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民族地区发展既需要自身努力，也有赖于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民族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农村群众，大都从事第一产业，从土地里刨食。而我国耕地资源有限，山地丘陵地带的民族地区可用耕地更为稀缺。比如少数民族比例在80%以上的广西河池、百色等地，山高谷深，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耕地稀少，“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产业边际生产率普遍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很容易超过在农村种植养殖收入，加上当地基本没有产业，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配置与群众客观需求也有较大差距，有能力的青壮年基本上选择外出务工，民族地区想要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越来越难。因此， 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局中来看待、来部署，继续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帮助民族地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缩小同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

找准定位增强内生动力。民族地区发展起步晚、底子薄、有短板，要实现现代化，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找准定位，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实现后发赶

超。比如，民族地区大都处于祖国边陲，在过去意味着经济辐射能力弱。如今边疆地区已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与周边国家在地理、语言、文化上有天然联系，可以发挥桥头堡、示范带作用。要想方设法把区位特点转化为区位优势，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激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小而美”特色产业，加快农文旅融合，打造一批山水观光、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等生态旅游品牌，让民族地区群众搭上旅游发展的致富“快车”。对于确实不适合发展的偏远农村、生态环境恶劣地区，要继续推进移民搬迁，提高城镇化率，尽量减少地区资源匮乏的压力，持续释放发展空间。

高度重视实现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观念、行为习惯、心理、人格等的现代化，其中很重要的是人的生活方式现代化。相对而言，物质的现代化比较容易看见，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资金到位，一两年就可以修通一条路、盖好一栋楼，但观念层面、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不容易看见，也不容易做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族地区基本实现了屯屯通水泥路、家家通水电、户户住楼房，“面子”上好像已经是现代文明的衣食住行了，但深入去看，“里子”上还是有很大差别。比如有的醉醺醺从早喝到晚，有的不太注意个人卫生，还有的家里陈设乱糟糟，等等。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既要在“面子”上绵绵用力，更要在“里子”上久久为功，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用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影响、引导群众。一方面，积极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群众的务工、生活范围都扩大了，文化习俗也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趋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在比较中看到差距和不足，见贤思齐。另一方面，持续加强教育引导。调研发现，父母一代的受教育程度高，子女通常会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如果一个家庭连续几代都没有接受中等程度以上教育的，往往会陷入贫困的循环。学校教育通过集中的课堂学习、共同的校园生活、师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将现代社会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传递到每一个受教育者身上，是培养合乎现代理念的人最直接且不可取代的途径。

大力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每个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进化、发展的，都会留下各种传统文化、习俗、观念、行为规则等，塑造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现代化的发展。同时，现代化发展大潮也必然会倒逼传统作出相应的变革。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有些习俗转变相对容易并且已经

适应了现代化的发展，如家庭、婚姻习俗的变革；但一些风俗比如对鬼神、风水的迷信，依然顽固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比如有的群众觉得“散烟”等于“散财”，不愿装烟囱，以致屋内油烟呛人、墙壁被熏得黑黢黢， 生活品质大打折扣。一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毛南族花竹帽、瑶族黄泥鼓舞等，在传统生活方式急剧变革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自觉地通过创造创新主动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将会陷入传承与发展的困境。民族地区要实现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要大力推动移风易俗，加强现代文明教育，倡导现代化生活方式， 传播普及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改变与现代化要求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更好融入现代生产生活；另一方面，要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动融入、跟上时代，善用现代文化平台，创新表现形式，积极与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化发展的增长点。

正确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将这条主线在各项工作中融合进去、体现出来，既做有形有感有效的工作，也做润物无声的工作，既要管肚子，也要管脑子，让各族群众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尤其要注重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在多样性基础上寻求共同性，多在增进共同性上下功夫，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把“小我”融入“大我”。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治理民族事务，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坚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断强化各族群众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员，平等享受权利、平等履行义务的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各族人民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

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工作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 以溆浦县融媒体中心为例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融媒体中心 彭国红

档案管理制度通常是指机关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统一在一起的制度。做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机关档案管理的“三合一”制度是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档案规范化、标准化与信息化的重要抓手。

一、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内涵与实施意义

（一）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内涵

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是将机关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在一个规定中进行规范，是规范和指导档案形成与收集、整理与归档、鉴定与销毁等工作的一项基本档案制度。它通过整合档案分类、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形成统一的管理标准，旨在解决传统档案管理中分类混乱、归档不全、保管失效等问题，核心是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档案资源的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二）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实施意义

全面实施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对于进一步提升机关档案基础业务和信息化水平，建设覆盖面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优化的档案资源体系，维护国家档案资源完整与安全，促进档案事业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规范管理。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为机关档案管理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涵盖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分类方法和整理规则等， 使档案管理各环节有章可循，避免管理混乱，有助于保证档案收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使档案整理更加科学有序，从而提升档案管理的整体质量。

2. 提高效率。科学的分类方案和整理规则，使档案在检索时能够快速定位，提高档案的查全率和查准率，节省查找利用档案的时间和精力，实现办事高效快捷。合理划分保管期限，能让工作人员清晰了解不同档案的价值，便于根据需求及时提供利用，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三大功能。

3. 保障安全。机关档案管理制度明确了档案管理各环节的要求和责任， 有利于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的档案损坏、丢失等情况，确保档案实体安全。规范整理和保管流程，能为档案创造良好的存储环境， 降低档案受损风险，保障档案信息的长期安全。

4. 利于传承。准确界定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能确保重要的机关文件材料得到妥善保存，为记录机关发展历程和历史事件提供可靠依据，传承机关的历史文化。完整、规范的档案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有利于机关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决策和工作开展提供支持。

5. 符合法规。制定出台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是落实国家、省级档案工作的客观要求。

2022年5月，国家档案局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机关档案分类方案、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三合一制度的通知》。湖南省委办公厅于2022年6 月也下发了相关通知，其总体要求就是到“十四五”末在机关全面实行“三合一”制度。“三合一”制度的实施有助于机关遵守国家关于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避免因档案管理不当而产生的法律风险。推动行业发展。机关单位严格执行“三合一”制度，能够推进整个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提升档案事业的整体水平。

二、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实践路径

（一）机制创新

1. 强化政策保障。溆浦县融媒体中心结合单位实际制定了《溆浦县融媒体中心机关档案“三合一”分类方案》，规定分类原则、类目设置、分类方法、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完善了《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在职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进一步规范机关档案管理。同时将各部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档案实施情况纳入单位部门年终绩效考核。

2. 强化资源整合。建立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打造一个数字化的资源管理系统，将融媒体中心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各类资源档案进行集中管理。将融媒体中心媒资系统与机关档案系统进行挂接，打破传统各自为政的分类方式。例如，可以根据内容主题、时间、来源等维度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 确保资源和档案在分类体系上的一致性，方便检索和利用。对各部门的档案员进行实操培训，促进融媒体中心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使其既掌握媒资系统管理的技能，又熟悉档案管理的专业知识，形成跨部门的工作团队，共同推进资源整合工作。例如，为及时将“三重”音视频档案移交至县档案馆，档案员与制作室团队默契配合，从庞大的媒资系统中精准调取所需的珍贵素材。截至2024年，溆浦县融媒体中心采用了先进的光盘或移动硬盘储存技术，向溆浦县档案馆成功移交了“三重”视频档案8个光盘95件。

3. 强化规范管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溆浦县融媒体中心全面部署“三合一”制度推行工作。建立健全资源整合与管理的相关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工作流程。开展编制工作业务培训，由机关档案室汇总各部门、二级单位编制内容，根据单位的三定方案再次梳理完善，形成三合一制度初稿。广泛开展调研，充分听取意见。对“三合一”制度初稿逐条进行研讨，形成综合意见，最终形成“三合一”制度定稿，报同级档案主管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以本单位名义正式印发，确保制度执行的规范性。溆浦县融媒体中心通过编制《档案“三合一”制度汇编》，形成标准化模板，解决分类不精确、保管期限不合理等问题。为了让工作人员熟悉操作流程，精心制作了操作手册和视频教程，方便员工随时查阅学习。

（二）技术赋能

1. 推进档案管理智能化。

2020年溆浦县融媒体中心投入20万元购置了媒资系统，用于图片、音视频素材和档案的管理，为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将媒资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对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档案分类、检索和数据的互联互通。

2. 安全防护与长期保存。在整合过程中，为确保资源和档案的安全与保密，对涉及敏感信息的资源和档案，采取严格的加密、权限管理等措施，防止信息泄露。同时，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应对可能出现的数据丢失或损坏情况。

（三）服务融合

1. 内容服务创新。充分利用档案管理软件和媒资系统，档案的利用率大大提升。通过对档案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为融媒体中心的内容生产提供数据支持。目前，溆浦县融媒体中心设置了溆浦新闻网、溆浦经典公众号、溆浦发布抖音号、“溆说”App、新湖南溆浦频道、村村响溆浦农村广播、溆浦融媒抖音号、溆浦融媒活动直播等18个媒体平台，其中溆浦经典增设了溆浦地、溆浦人、溆浦事等专栏，将向警予、向五九等溆浦籍名人的生平事迹、书信、绘画、书法等特色档案归为溆浦历史名人门类。

2. 跨部门协作与社会化服务。加强与政府档案部门、政务中心的合作， 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例如，溆浦县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策划溆浦“两会”现场跟踪报道、2024湖南·怀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节、“6˙9

国际档案日展览”，广播平台开设了“党史天天播”栏目，溆浦发布增加了溆浦融媒助农直播等。“互联网+融媒体”将档案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三、挑战与优化对策

（一）挑战

资金与技术依赖。推进档案与融媒系统的兼容工作，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软件技术开发，进一步推进媒资系统与档案管理软件融合发展，让档案“三合一”方案更好地协助融媒体中心开展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

人才短板。目前县融媒体中心在职人员年龄、学历、技术职称、专业等结构情况如下：35岁以下16人、35-50岁52人、50岁以上33人；高中及中专学历45 人、大专31人、本科20人、研究生5人；初级技术职称12人、中级技术职称8人。通过对县融媒体中心在职人员有关情况摸底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档案专业管理人员匮乏，技能人才明显存在短板，特别是又红又专的复合型人才紧缺。

制度执行偏差。在推行档案“三合一”工作中存在个别分类标准不统一、归档范围遗漏、未及时更新等问题。例如出台的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 需要在日后工作中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及时补充完善。

（二）优化对策

强化政策协同和技术创新。加强与档案部门和上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交流沟通，积极争取县级财政资金的支持，解决资金短板的问题。我们可以借助AI 技术构建智能化传播体系，通过收集分析用户记录、点击行为、评论互动等数据，实现新闻内容个性化推荐。对互动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和兴趣点，及时调整内容策略和服务方式，更好地提升服务水平和群众的满意度。例如，公众关心的辰河目连戏剧本、溆浦花瑶挑花工艺，我们可以策划方案，开设专栏，制作宣传片，在重大节日期间开展相关纪念活动。

完善人才体系。一是做好相关人才的业务培训工作。一方面对现有的工作人员定期开展专业的培训，另一方面加强档案人员与业务部门的交流，及时了解公众的需求，提升档案服务的针对性。二是引进具有档案管理专业且熟悉融媒体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或者从档案部门抽调或者调入专业档案人员，充实融媒体中心的档案管理队伍，为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的推行和优化提供人才保障。

建立审核与监督动态评估机制。一是成立由档案人员、业务骨干组成的审核小组，每年对各部门提交的档案分类、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审核。二是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部门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督促限时整改。为了调动干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可以适当采用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形成良好激励氛围。三是与时俱进更新机关档案管理“三合一”制度。社会在发展，档案也需要进行动态管理。因此，我们需要定期对档案保管期限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档案保管期限的准确性和合理性。针对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补充完善档案编制分类方案，扩大归档范围，明确保管期限，待相关审核通过后一并嵌入档案管理软件和媒资系统。

县级融媒体中心档案管理“三合一”工作需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服务融合为目标，实现从“整合”到“融合”的跨越。未来，随着5G、AI等技术的普及，档案管理将向智能化、服务化纵深发展，为县域治理现代化与媒体融合提供更强支撑。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弋阳县林业局 钟日灵

0. 引言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作为我国林业发展的基础，对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本文旨在分析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0.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存在的问题

   1. 资金投入不足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属于公益性事业，主要依赖政府财政资金支持。在一些山区县，每年用于林业生态建设的资金仅能维持基本管护人员工资和日常办公开支，而在造林绿化、森林抚育、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资金严重短缺[1]。林业生态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收益低，导致社会资本对其投资积极性不高。虽然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政策，如林权抵押贷款、林业碳汇交易等，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林权抵押贷款存在评估难、抵押登记手续复杂、贷款额度低等问题，难以满足林业经营者的资金需求；林业碳汇交易市场尚未成熟，交易机制不完善， 碳汇价格不稳定，社会资本参与碳汇交易的风险较大，从而降低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此外，一些基层地区缺乏有效的招商引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资本进入林业生态建设领域。

2. 科技支撑能力薄弱

   1. 科技人才短缺

基层林业部门普遍存在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尤其是高层次的科研和技术推广人才严重不足。一些基层林业站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较低，且知识结构老化，难以有效掌握和应用先进的林业科技成果。同时，基层工作条件艰苦、待遇较低，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科技人才，导致基层林业科技人才队伍不稳定、科技支撑能力薄弱。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足

虽然我国在林业科研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这些成果在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中的转化应用率较低。首先，科研机构与基层林业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不够紧密，科研成果与基层实际需求脱节，导致一些科研成果无法在基层得到有效应用。其次，基层林业部门对新技术、新成果的接受和应用能力较弱， 仍然沿用传统的林业生产和管理方式，导致工作效率和质量难以提高。

3. 公众参与度不高

   1. 生态保护意识淡薄

近年来，尽管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但在一些基层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仍然较为淡薄。部分群众对森林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甚至存在乱砍滥伐、毁林开垦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同时，部分企业和社会组织对林业生态建设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不高，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导致生态建设工作难以推进。

2. 公众参与渠道不畅

目前，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反馈渠道。公众在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决策、实施和监督等环节的参与度较低，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一些林业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未广泛征询当地群众意见，实施过程中易引发矛盾与纠纷，阻碍项目顺利推进。此外，公众对林业生态建设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对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

4. 森林资源保护压力大

   1.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但森林覆盖率仅为23.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森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等地区，西北、华北部分地区森林资源匮乏[2]。在部分地区，受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需求的影响，曾一度出现过度开垦、乱砍滥伐等现象，导致森林面积减少、森林质量下降。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但部分地区森林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受到影响。

2. 森林资源面临多重威胁

森林火灾是当前森林资源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部分基层地区防火基础设

施薄弱，群众防火意识不足，火源管理难度较大，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大面积森林损毁。此外，森林病虫害问题也日益加剧。伴随全球气候变化及林业产业发展，森林病虫害种类持续增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而在一些地区，缺乏完善的监测与防治体系，病虫害暴发时难以实现有效控制，导致林木大量死亡， 严重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

0. 加强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对策

   1. 加大政府财政和社会资金投入

      1.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财政投入，将林业生态建设纳入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林业生态建设的实际需求，逐年增加投入比例。同时，要优化财政资金的使用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资金重点用于苗木采购、森林抚育、病虫害防治及森林防火等关键环节。

2.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制定优惠政策和创新融资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及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林业生态建设。通过设立林业生态建设基金、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推行森林碳汇交易等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林业生态建设。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资本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监管机制，确保社会资本的合理使用和林业生态建设项目的质量。

2. 加大科技研发与推广力度

   1. 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加大对基层林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在职培训、学术交流、继续教育等方式，提高现有科技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同时，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优秀科技人才到基层林业部门工作，充实基层科技人才队伍。

2.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鼓励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3]。通过科技培训、现场示范、技术指导等多种形式，向基层林业经营者和农民普及先进的林业科技知识和实用技术。

3. 完善科技推广体系

加强基层林业科技推广机构建设，充实科技推广人员队伍，改善科技推广条件，提高科技推广能力。建立健全科技推广服务网络，为林农和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科技服务，包括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病虫害防治等。同时，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推广模式，增强科技推广的效果。

3. 提高公众参与度

   1.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生态保护意识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政策法规和成果经验，增强公众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如举办生态文化节、森林科普讲座、环保志愿者活动等，引导公众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养成爱护森林、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同时，加强对青少年的生态教育，将生态保护知识纳入中小学教材，培养青少年的生态意识和责任感。

2.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林业部门应畅通公众参与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渠道，在林业生态建设规划、决策、实施和监督等各个环节，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建立林业生态建设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林业生态建设的政策法规、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情况，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鼓励公众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对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对积极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林业生态建设的良好氛围。

4.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1. 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基层林业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大对乱砍滥伐、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健全执法联动机制， 加强与公安、环保及国土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违法行为的合力。同时，要加强对木材加工企业和木材市场的监管，规范木材经营加工行为，从源头上遏制乱砍滥伐和非法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

2. 加强灾害防治

建立健全森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监测站点建设，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同时，应制订完善的灾害应急预案，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队伍建设，提高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外，林业部门还应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之间的合作，及时掌握灾害信息，做好灾害防范和应对工作，减少灾害

损失。

3. 加强生态修复

加大对受损森林生态系统的修复力度，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森林抚育等措施，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和效益。此外，应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建立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小区，保护珍稀濒危物种和生态系统。同时， 要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监测和评估，及时掌握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为生态修复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0. 基层林业生态建设成功案例分析

   1. 浙江安吉“两山”理念实践案例

过度采矿和林木砍伐导致安吉县生态恶化。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后，当地由此开启生态转型进程。安吉县实施的生态建设措施主要包括： 推动生态保护制度化，划定180万亩生态公益林，建立竹林碳汇计量监测体系； 推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竹制品深加工（如天荒坪竹林景观配套产业）、白茶种植（推广“安吉白茶”地理标志产品），培育“乡村旅游+森林康养”模式， 2023年全县旅游收入达380亿元；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成立“两山银行”，引导村民以林权、土地入股生态项目，构建“生态护林员+企业环保监督员+村民巡查队”三级监管网络。经过一系列的生态建设，当地森林覆盖率从2005年的69.6% 提升至2024年的72.1%，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率达68%，成功化解了“保护与发展” 之间的矛盾，为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建设提供了“产业反哺生态”的实践样板[4]。

2. 陕西延安退耕还林与生态修复案例

延安市曾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之一，自1999年起，启动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该工程的关键措施包括：实施工程化系统治理，推行“山顶戴帽子（防护林）、山腰系带子（经济林）、山脚穿靴子（草地）”的立体治理模式，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万亩；政策协同发力，整合生态补偿、乡村振兴资金，给予退耕农户每年160元/亩现金补助和150kg/亩粮食补贴，并引导其发展苹果、胡桃等经济林产业；创新数字化监管，建立退耕还林大数据平台，运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巡查技术，实现对小班地块的100%动态监测。经过多年生态建设，延安市年均入黄泥沙量从2.58亿t降至0.31亿t，植被覆盖率从33.0%提升至69.3%，创造了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延安奇迹”，为生态脆弱区探索出“工程带动、政策保障”的成功路径[5]。

0. 结语

本文通过剖析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核心问题，并结合浙江安吉、陕西延安等典型案例，表明成功的生态建设实践应遵循“问题导向—机制创新—多元协同”的内在逻辑。基层林业生态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事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大局。当前，基层林业生态建设中存在着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不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薄弱、公众参与度不高、森林资源保护压力大等问题，亟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因此，可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加大科技研发与推广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等对策，有效改善基层生态建设状况。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基层林业生态建设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应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强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努力实现基层林业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加强办案质量全周期管理

河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课题组

（2025年10月30日）

案件质量是执纪执法工作的生命线。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强调，着眼提高监督执纪执法质量，教育引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严格依规依纪依法，正确把握政策策略，准确定性量纪执法，毋枉毋纵， 安全文明办案，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实践中，河南省郑州市纪委监委加强对查办案件的全周期管理，通过构建责任体系、监管体系、评析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全方位提升执纪执法水平。

以齐抓共管凝聚合力，建立全链条责任体系。牢固树立案件质量共同体意识，围绕信访举报、线索处置、审查调查、案件审理全链条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案件办理责任制。守牢信访“研判关”，针对疑难复杂信访举报集体研判和纪检监察业务外信访件处置，分类制定专门工作办法，对信访举报件转办情况实行“每日抽查+季度通报”“线上+线下”监督模式，确保问题线索严格甄别处置、高效分流转办。守牢线索“处置关”，全面实行问题线索“管办分离”， 案件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统一管理、集中管控，具体处置意见由监督检查部门结合日常监督情况研判提出，确保做到精准处置到位。守牢案件“调查关”，案件承办部门、审查调查组对案件质量负首责，逐人明确办案责任，逐案设置质量内审员，坚持“边查案边审核”，及时消除案件质量隐患，坚决纠正办案不规范行为。守牢审理“出口关”，重点对案件定性处理意见进行全方位审核把关，精准把握政策策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依规依纪依法定性量纪量法； 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案件，通过“一次性告知”“一事一提醒”等方式，将“问题+建议”同步反馈相关部门，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以监督制约层层设防，建立全过程监管体系。守牢案件质量生命线，过程监管是关键，只有对办案工作全流程强化监督管理，把全过程管住管好，质量体系才能形成闭环。强化办案进度监管，市纪委常委会定期专题研究，每名班子成员“包县区、包重点案件”，做到每周必听案件进展情况、下基层调研必听案件汇报、案件办结前必集中研判案情，通过领导带头抓、层层抓，把办案质量要求传导到每名办案人员、每个具体环节。强化办案程序监管，聚焦审查调查措施使用情况，实行“一事一专项”“月抽查+季度检查”等工作机制，全

面排查管理漏洞、风险隐患、关键环节，确保每一道办案程序都经得起检验。做实做细关键环节谈话等方面工作，定期排查风险，对履职不力、问题整改不到位的，综合运用谈话提醒、通报、约谈等方式及时纠正。

以全面检视补短强弱，建立全覆盖评析体系。构建“自查—评查—复查” 全覆盖检视评析机制，把问题找准，有的放矢提升质量。自查“治未病”，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专业优势，通过个案咨询、审理工作提示、提前介入审理等方式靠前指导，严控案件“前端”质量；常态化开展案件质量复盘分析“回头看”，加强个案典型问题、类案共性问题分析梳理，形成以复盘促整改、以整改促提升的正向循环。评查“找不足”，健全完善全面评查、日常评查、专项评查“三位一体”的案件评查格局，坚持“一案一评查、一案一清单、一案一反馈”，督促责任部门真改实改、对账销号；筛选易发多发问题，集中通报、督促整改，实现由“发现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拓展。复查“纠偏差”， 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细化申诉案件办理流程及文书规范，及时发现案件质量方面存在的瑕疵和问题；加强对下业务指导，通过个案指导、跟踪督办等， 提升疑难复杂案件查办质效。

以基础建设强化支撑，建立全要素保障体系。对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要求，从人员力量、制度机制、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加强保障， 为高质量办案提供坚实支撑。以专业化队伍强保障，统筹推进纪检监察干部“选育管用”，分级分类开展“全覆盖、小班制”业务轮训，探索新进人员跟案学习、优秀年轻干部“上派下挂”等培养模式，持续充实优化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等人才库，打造模块化、专业化办案团队。以规范化制度强保障，聚焦案件审理核心职能，持续优化阅卷笔录制作规范、案件总结剖析等制度；聚焦对下业务指导，健全日常联络、备案协审等工作机制；聚焦法法衔接，完善与检察、审判机关沟通协作机制，组建业务咨询专家库，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联合研判，着力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以信息化建设强保障，聚焦“全要素覆盖、全流程贯通、全领域标准、全系统共享”的目标要求，全面推广应用纪检监察一体化工作平台，加强信息查询分析研判，依靠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问题、迅速突破案件，为提升案件质量赋能增效。

检察听证工作实践探索及完善路径 以延边地区检察机关为例

敦化市人民检察院 李祖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检察听证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是检察机关监督办案的新形态、新方式[1]。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工作规定》），为检察听证工作规范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检察听证让人民群众以听证员、当事人、旁听人员等身份，直接参与到检察办案的过程中，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延边检察听证的实践探索

延边州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认真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深入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切实将检察听证作为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治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

（一）守护民生福祉

积极运用听证制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及群众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案件审查与处理过程，解决矛盾争议焦点。例如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延吉市广播电视台播放夸大疗效医药广告公益诉讼案，系全省首例“规范医药广告药品安全领域”公开听证会，督促常态化开展医药广告监管治理， 实现从个案办理向社会治理延伸，整治了违法医药广告乱象。

（二）促进案结事了人和

深入践行“枫桥经验”，通过检察听证摆事实、举证据、释法理，把化解矛盾争议贯穿听证办理全过程，有效解开当事人的“法结、心结、情结”。例如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个体餐馆卫生不达标行政处罚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听证案，经检察机关释法说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达成共识，签订《行政争议化解协议书》，圆满化解了行政处罚争议，切实将当事人诉求解决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传递了检察温度。

（三）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召开涉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案件听证会，助推绿色发展。例如珲春市人民检察院针对大麻哈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存在电捕违法情形，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开展公益诉讼监督，推动

建立农业农村等多家行政部门跨区域常态化联合巡查监管机制，有力保护大麻哈鱼资源和生态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四）保护历史文化遗迹

充分发挥检察听证职能，保护好红色文化与历史遗迹，确保红色血脉赓续传承。例如，敦化市人民检察院、图们市人民检察院先后开展翰章乡义勇英灵塔、安山村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红色遗迹检察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会，在宣传保护红色革命遗址遗迹引起社会共鸣。再如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和龙市人民检察院分别组织召开辖区内延边长城古遗址公益保护听证会，在持续推进文物修缮、保护区垃圾清理、常态化巡查联动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

二、延边地区检察听证的问题

（一）检察听证工作不够健全

1. 统筹协调需进一步加强

案管部门作为业务管理的枢纽，在检察听证工作中起到统筹协调的宏观作用，但实务中具体的管理职责不够明晰，存在“统而不管”的现象，易导致工作衔接不畅、指导不力的问题，难以形成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局面。是否启动检察听证，取决于检察官的办案意愿，检察官在判断哪些案件适合检察听证时，听证案件范围选取不够精准，听证案件启动存在随意性，工作重点不够突出，容易导致听证资源的浪费和错配。部分检察官在听证过程中可能出现程序上的疏忽或简化，影响了听证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 检察听证工作开展不平衡

虽然《工作规定》明确了七种可以组织听证的案件，但延边地区听证案件主要集中在行政检察监督、不起诉等案件，审查逮捕、民事公益诉讼、羁押必要性审查等案件开展听证较少。近四年检察听证案件数量起伏波动较大，说明检察官主动听证意识有待增强，面对检察听证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和挑战，甚至存在畏难情绪或本领恐慌，担心自己无法胜任或处理不当，导致推进听证工作的动力不足，影响了听证工作的全面开展。

3. “双语”听证运用不足

延边州作为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地区，运用“双语”听证有助于朝鲜族当事人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通俗易懂地理解和从内心认同案件结论、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在矛盾纠纷化解，争议有效解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地区检察听证基本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适用“双语”听证比例较低，运用“双

语”进行听证还有不少提升空间。

（二）听证运行仍需完善

1. 听证案件选取不够精准

《工作规定》第4条、第5条规定了适用听证案件的条件，从延边地区刑事案件听证类型看，主要集中在不起诉案件，不起诉案件多以危险驾驶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居多。多数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争议不大，也难以判断是否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每个案件单独听证耗时耗力， 不利于缓解基层日趋增多的办案压力，也不利于听证工作质效提高。

2. 听证案件类型未区分

《工作规定》对检察听证的应用和类型作出了一般性规定，未对简易听证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从检察听证制度的精细化运作与效能提升的角度来看，听证案件类型未区分的问题影响了听证程序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同类型的案件， 其涉及的法律关系、争议焦点、证据要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未能根据案件类型和特点合理区分，就会影响听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3. 听证意见未充分展现

《工作规定》第10条规定，需在听证三日前告知听证会参加人、案由、时间和地点等，听证员仅能了解案件的基础信息。检察机关当天在听证会议上介绍案情，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基于这种流程，大部分听证员很难对案件进行充足、深入的了解[2]。留给听证员思考的时间不多，其提出的意见对检察机关参考价值有限，使得听证成为检察机关对参与主体的单方面信息灌输，影响了听证效果。

4. 听证结果反馈落实不到位

《工作规定》明确规定，检察官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在听证会后依法作出决定，向当事人宣告、送达，并将作出的决定和理由告知听证员。工作实践中，存在检察官对告知程序重视不够的情形，在听证员及听证会各方参与人发表意见后，检察官未能及时对上述意见进行归纳总结；在案件处理决定后， 未及时告知听证结果。

（三）听证员选任管理不够完备[3]

1. 听证员库结构需优化

延边州人民检察院设置听证员库，供全州听证案件抽选使用，听证员来源于各基层院以地域推荐选任，部分基层院推荐选任听证员人数与办案量不对等，

导致听证员选用紧张。具备相关领域行业知识的专家型人才、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民调解员、居民（村民）委员会委员人数不多，占比不高，部分听证案件所涉业务领域与听证员专业知识属性不完全匹配。

2. 对听证员缺乏相应的评价机制

听证员在检察听证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评议意见对案件处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听证员培训、考核、奖惩、退出机制尚未有明确规定。在延边检察听证实践中，听证员同意检察机关办案意见的情况较多，发表具有针对性、实质性的评议意见较少，“只听未论”，存在走过场的情形，不利于听证工作实质化。听证员的工作质量难以得到有效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听证制度的权威性，进而影响听证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3. 听证员选取适用需进一步规范

《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库建设管理指导意见》规定，听证员一般从听证员库中随机选取。从近年延边地区检察听证情况来看，存在部分简易听证案件由办案人或承办部门联系邀请听证库外的律师参与听证的情况，办案人与听证员之间往往还较为熟络，易导致听证员发表意见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足。

（四）检察听证公开力度不够

1. 听证公告执行不到位

《工作规定》明确，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的，应当发布听证会公告，但以什么方式发、通过什么渠道发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实践操作中，受办案人认识程度、案件办理时限等影响，多数案件并没有发布听证公告[4]。听证公告执行不到位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这不仅削弱了公众对司法活动的信任和支持，也可能导致司法决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公众意见和监督，影响司法公正与透明。

2. 听证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在工作实践中，检察听证案件集中在业务条线，由业务部门负责案件的审查、调查以及作出最终决定，案件管理部门承担着听证员抽选和管理、听证数据统计分析等统筹性工作，目前检察听证宣传工作没有明确的部门职责划分。同时，业务部门可能因忙于案件的办理而忽视了对听证工作的宣传；案件管理部门虽然掌握了听证数据，但是难以将数据转化为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典型案例。宣传主体责任不清，导致不能全面展示检察听证的经验做法和工作成效。

三、延边地区检察听证完善路径

（一）深化一体化工作机制

1. 加强统筹谋划

推进检察听证与业务办案深入融合，积极构建“领导带动、部门联动、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让听证成为检察工作的一种常态，深度挖掘检察听证的司法价值。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提高院领导特别是检察长主持听证比例， 解决争议焦点突出、疑难复杂、有影响的案件，通过发挥领导示范作用，带动检察官更加主动、全面开展“四大检察”听证工作，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强化听证能力，积极学习借鉴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通过理论授课、现场观摩、研讨交流等形式，以实训提升检察人员做好群众思想工作、驾驭检察听证复杂局面、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等能力，增强开展检察听证工作的主动性。

2. 拓展发挥案管部门监管职责

检察听证是检察办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检察业务工作范畴。案件管理部门作为检察业务管理的专门机构，理应对检察听证的全流程进行监督管理。工作实践中，可以从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两个维度加强管理，通过检察听证案件数量、类型等数据分析，宏观把握检察听证态势，引导检察官全面深入运用检察听证。常态化实现案管人员列席听证活动，通过案管人员“亲临性”“直观性”现场了解检察听证开展情况，从听证程序启动、听证评议、听证意见、听证结果等方面加强个案监管，确保检察听证工作规范运行。

3. 建立“双语”检察听证

坚持“能听证、尽听证”，在充分征求和尊重案件当事人意愿基础上，对涉及延边地区朝鲜族当事人参与听证的，检察机关在听证活动中专门配置精通“双语”和法律业务知识的检察人员，便于在听证现场进行“双语”传译，使当事人更能高效、畅通地沟通和交流，理解法律规定和法言法语。同时，有针对性抽选既通晓朝鲜语，又具备法律经验、专业领域知识的听证员，更好地保障检察听证结果公平、公正，切实发挥“双语”运用在释法说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等方面更好更大的作用。可探索在检察听证案件直播时，采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朝鲜语同步传译直播，让延边地区人民群众更加全面感知检察听证工作成效。

（二）进一步完善检察听证运行机制

1. 建立检察听证启动审查机制

加强工作横向联动，控申部门与其他业务部门加强听证案件的办案风险评

估，开展案件反向审视，防范因听证引发涉检舆情或不稳定因素；加强“案管+ 业务”沟通协调，发挥前置过滤作用，共同研判听证必要性，将听证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具有争议、疑难复杂、有影响”的案件上来。实行听证案件繁简分流，对争议较大或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严格按照听证程序，逐案开展检察听证，保证听证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争议相对不大的案件，可以按案件类别进行集中听证，如具有诉讼终局性的轻微刑事犯罪不起诉案件，通过“个案审查，集中评议”的方式，提高检察听证效率。结合地域特点，探索将涉外案件纳入检察听证。延边州作为东北亚区域经济、人口、地理三个重心的交汇点，与周边国家人员、贸易等交流交往日益密切， 不可避免地面临涉外法治问题。工作实务中，可探索从涉外国人犯罪、涉外经济纠纷、涉外家庭婚姻纠纷等案件开展检察听证，解决诉争焦点，以“国之大者”的全局意识，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检察答卷。

2. 开展多元听证模式[5]

一是集中听证，将多起案情相似、争议焦点相同的案件进行集中听证，以提高办案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二是上门听证，根据案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灵活设置听证地点，将听证会开到当事人家门口或方便参与的地方，以便更好地服务群众和化解矛盾。又如涉及生态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检察听证，选择在生态保护现场召开，让参与听证人员沉浸式感受公益被破坏的情况，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感。同时，结合听证会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公众对生态资源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三是云端听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远程视频连线等方式进行听证，以适应特殊案件的需求，既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又可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 推进听证员实质发表意见

听证工作质量高低往往体现在听证员是否实质化发表意见。会前要加强沟通，在听证三日前，不仅告知听证时间、地点、案由等基本内容，而且办案人员有必要向听证员沟通主要案情、法律适用和听证目的等相关信息，必要时可以送达相关听证材料，确保听证员会前熟悉案情。会上要加强说理引导，办案人重点围绕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争议焦点等充分释法说理，阐明案件争议焦点和解决的问题，引导听证员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法律规定、专业知识及社会经验，多角度、客观、中立地发表意见[6]。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为听证员安排阅卷程序，提供必要的时间让听证员熟悉案卷材料，深入了解

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规定，确保听证意见更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法理依据、情理依据，提升听证质效。

4. 做好检察听证“后半篇”文章

检察听证结束后，检察官要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听证员评议意见，制作《听证结果反馈表》，详细说明听证评议意见采纳情况、案件处理结果和依据，及时反馈听证员，对拟不采纳听证员多数意见的，应单独形成工作报告，充分阐释不采纳理由和依据，报检察长决定。结合检察听证，通过座谈交流、调查问卷等形式，定期收集、整理听证员相关工作建议，转化为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有力措施。加强跟踪治理，对检察听证中发现的深层次的社会治理问题，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有刑事被害人不起诉案件，是否开展司法救助，化解社会矛盾；办理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案件，是否发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作用，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工作效果；涉边涉外刑事案件，主动加强与公安、边防、海关等部门分析研究，加强边贸走私、偷越国（边）境、跨境诈骗等犯罪刑事分析，共同参与边境治理，维护延边地区安全稳定。

（三）进一步健全听证员作用发挥机制

1. 加强听证员库建设

首先，丰富听证员知识层次和范围。听证员要兼顾不同的社会职业类型， 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坚持机动、灵活的原则，适当补充、调整听证员，逐步完善“法律型、专业型、社会型”[8]为主体框架的听证员库，提高相关领域专家人才比例。其次，考虑延边地域因素，有针对性地聘任既通晓朝鲜语，又具备法律经验、专业领域知识的人员担任听证员，更好地保障检察听证结果公平、公正。

2. 建立健全听证员管理机制

结合延边地区常见多发的案件类型，特别是涉边涉外等犯罪案件，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犯罪要件构成、法律规定等方面培训，引导听证员高质效履职。同时，围绕听证员出勤率、发表意见、保守秘密、参加培训、示范引领等方面建立履职档案，全环节记录听证员履职情况。对发表意见质量高、积极宣传检察听证工作，取得良好工作效果的，在精神和荣誉方面给予表彰和奖励，并向听证员所在单位或居（村）委会通报；对无故拒绝参加检察听证，违反相关工作纪律的，及时约谈提醒，提出改进要求和措施，如能积极整改，则继续保留

听证员资格，如不能改正，则作出退库处理。

3. 建立符合案件特点的听证员选用模式

结合案件业务类别、化解争议焦点，坚持听证员随机抽选为主，主动邀请为辅的原则。普通案件听证采取随机抽选方式，涉及特定领域专业性问题，结合办案部门、案件当事人意见，可从听证员库外筛选相关领域专家型人才担任听证员。坚持一体履职，统筹听证员库资源“一盘棋”，比如，跨县市区域选用与听证案件业务需求相匹配的听证员，合理使用听证人力资源，或为便于听证员履职监督，听证会可在听证员居住、工作就近的区域召开。

（四）进一步深化检察听证公开机制

1. 健全听证会前公告制度

检察听证会前公告有利于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积极参与检察听证工作，促进检察听证工作规范开展，使检察权在阳光下运行。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做好公示内容审查，防范敏感或易引起人民群众误解的内容发布，运用“12309”中国检察网等宣传渠道，对外公布听证案件基本情况、听证时间地点、参与方式、听证员名单等信息。尤其是对听证案件的背景、争议焦点等关键信息详细描述， 说明参与听证的具体要求和流程，便于公众判断听证的重要性与自身关联性， 降低公众参与的难度和成本。

2. 加大检察听证公开力度

主动邀请新闻媒体、社会人士、基层社区人员参加旁听检察听证，根据听证案件情况也可使用“双语”进行听证公告、听证评议、听证直播等。通过报纸、刊物等宣传检察听证工作，选取有影响力、代表性的案件，展示听证过程、争议焦点、处理结果及其社会意义，扩大法治宣传效果，发挥好法律保护、预防和教育的作用。

3. 加强宣传工作保障

建立“案管+业务”的检察听证宣传联动模式，案管部门与各业务部门指定专人，沟通对接检察听证工作，强化数据整合与业务办案的资源优势。案管部门牵头抓总，健全与业务部门协作配合、信息共享等常态化工作机制，定期调度和梳理典型听证案事例，提炼出具有宣传价值的听证工作信息。

经营社会资本：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逻辑研究 基于福建省B乡的调研

凯萨尔·喀斯木

一、引言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扮演着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①，承担着政策执行、秩序维护、社会教化、公共服务等重要职责。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强化基层治理主体的力量。村干部是基层治理和农村发展的“带头人”和组织者，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经济能人作为在县域社会经营产业、经商或承接工程的村庄经济精英，其事业发展对地方政府有一定的政策依赖。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市场经营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等优势，在承接国家资源和引入城市工商资本，推动村庄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理解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行为逻辑，对于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充实基层治理主体、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有效治理意义重大。

围绕在资源下乡背景下经济能人治村的行为逻辑，学界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积累村庄内社会荣誉论。随着国家持续向农村输入资源，基层政府推动党员干部带领村民致富策略①，村民持有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应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观念②，并且期待这些具有多重资源优势的经济能人带动村庄发展③。在低度分化的村庄社会中，内在的道德机制依然持续发挥作用，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经济能人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求。参与村庄治理为经济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了“位置资源”，这成为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动力。经济能人在治村过程中遵循乡村道义，实现从个体精英向公共权威的转化，从而积累并巩固个人权威，提高社会声望。

第二，获取在村灰色利益论。国家通过项目制向基层输入大量资源⑤，改变了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⑥。地方政府鼓励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⑦受依附于项目的灰色利益驱动，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⑧，在此过程中，基层政府获得政绩，经济能人则获取依附于项目的灰色收入和土地非农化使用的增值收入⑨。这使得基层政府与经济能人之间形成了显化的“分利型”利益共同体。

上述研究对经济能人为何当村干部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仍然存在若干不足： 第一，已有研究没有考虑乡村社会变迁对经济能人治村行为逻辑的影响。在就业机会、婚姻、教育等多种要素推动下，城市化成为农民家庭扩大化的发展目

标，这使得村庄社会趋于空心化和老龄化，村庄社会关联日益弱化，村庄空间产生社会荣誉的能力日渐式微。不少经济能人长期生活在县城，对村庄社会缺少归属感与价值依托，其为积累在村社会声誉而参与村庄治理的动机趋于弱化。

第二，已有研究没有考虑基层治理规范化对经济能人治村行为逻辑的影响。首先，在监督下乡的新治理结构下，政府对项目资源的分配方式和落地过程进行规范化管理，并依据项目金额上收招投标权，从而压缩了经济能人承接项目来获取灰色利益的空间。其次，政府强化了“三资”管理，规范了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使用。在此基础上，严格限制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使用，借助卫星拍片等技术手段进行监管，严厉惩治变更土地性质、侵占基本农田的行为，抑制了经济能人“经营土地”的行为。在基层治理规范化与监督下乡背景下，经济能人俘获依附于项目制的在村灰色利益空间被大大压缩，难以成为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的内生动力。

第三，已有研究主要聚焦村庄空间，缺少从县域社会分析经济能人治村的行为逻辑。原先的经济能人具有经济、社会双重权威，其生活面向村庄社会内部；然而，当下很多经济能人生活面向县域社会，对村庄社会缺少道义责任。他们治理村庄与个人产业发展、日常生活呈现空间上的分离，无心围绕村民实际需求实现村庄发展。相比之下，县域是一个封闭的圈层化空间，地域发展机会沿着社会关系网络流动，经济能人治村行为服务于县域产业发展，其中社会资本成为县域社会多种资本相互转化的中介要素。

通过对福建省B乡多个村的调研发现，在村庄社会关联弱化和基层治理规范化背景下，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行为逻辑不同于以往“积累村庄内社会声誉”和“获取在村灰色利益”的考量，积累县域社会资本以便在县域社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他们返乡担任村干部的重要动机。经济能人结合县域社会的结构特点，利用国家资源和城市工商资本，推动村庄社会发展，并在与县乡主要领导、政府部门、经济精英互动中积累社会资本，提升个人在县域社会的声望，并将其转化为县域产业发展的优势。

（一）分析框架

二、分析框架与经验呈现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是对一些具有熟悉性、公认性、体制化关联性的持久性网络的占有。①科尔曼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认为是

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②林南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他指出社会资本是指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能够给拥有这种关系的人带来好处或便利，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通常需要通过社会关系获得，是理性经济人期望在未来获得回报的资源投资。社会资本具有多重功能，能为处在某种特定关系网络中的个人带来稀缺性信息和社会声望，同时可作为个人的社会信用、强化个人身份和认同感的依据，在工具性和表达性行动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波兰尼指出经济活动“嵌入”社会②，经济资源与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之间关系紧密且能够相互转化。通过社会资本，行动者能够获取经济资源，与制度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以及个人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和质量。③中国私营企业家作为一个“战略群体”，在促进社会政治变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④在乡村社会结构和治理结构转型背景下，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追求积累能够持续转换的社会资本，获得县域社会中的声望与更大的发展机遇。⑤县域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对国家政策支持具有较高依赖性，地方政府及部门需要对国家政策进行本地性转化。县域政治精英负责制定地方社会发展和分配国家资源的规则，经济精英则承担具体的市场运营工作， 二者围绕乡村振兴与县域发展产生多重互动，形成正向的合作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下乡重塑了基层治理结构，但是县域圈层化阶层仍然存在，社会精英间的互动更为紧密，推动了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经济能人主动适应新的治理结构，形成“经济资本投入—治理村庄与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的县域转化”的利益交换链条，形塑圈层化的隐性县域利益共同体。在此过程中，经济能人的经营空间与获利空间相分离，通过治村实现社会资本积累，在县域社会获得地方政府的“让利”和“奖励”，更好地推动自身产业发展。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本文构建“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以展现经济能人在县域社会和治理结构中如何通过治理村庄来经营社会资本。县域是一个圈层化的熟人场域，政治精英掌握着大量政策信息和发展机会，社会精英具备经济实力和市场经营能力。在县域社会结构中，经济能人主动调整个人行为策略，通过参与村庄治理积累广泛的社会资本，并在县域社会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本文首先从县域治理格局和社会生态出发，呈现经济能人

返乡参与村庄治理来经营社会资本的结构性条件；其次，阐述经济能人如何在村庄治理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本经营；最后，分析以经营社会资本为动机的经济能人在治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优化建议。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行为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如图1所示。

（二）研究方法与经验呈现

我们团队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对福建省B乡多个村庄开展实地调研，围绕返乡经济能人治村实践，对县级部门、乡镇干部、经济能人、普通村民、在村企业家等进行访谈。借助“过程—实践”分析方法①，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还原事件发展的整个历程，明确实践机制，在资源下乡背景下， 探究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结构性条件、治理村庄与经营社会资本的实践逻辑、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与优化路径。

选择B乡作为调研地点的原因有二：其一，B乡的国家项目资源较多，且项目资源使用较为规范，村干部难以获得直接的灰色利益；其二，B乡有多个明星村，由县主要领导挂职，已经推行书记主任“一肩挑”和村干部队伍年轻化， 有不少经济能人担任一把手，具有较强的经营特征。这些经济能人追求的并非直接的利益，而是县域内可变现的社会资本，其行为实践不同于以往，需要对其给予新的解释。

福建省B乡共有2.9万人，下辖33个行政村，由于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国家资源输入量等方面存在差异，B乡各个村发展不均衡。B乡项目资源主要投入以下三类村庄：第一类是地理位置良好、交通便利、具有产业基础、易于发展的示范村；第二类是具有旅游资源、特色农业产业的特色村；第三类是空心化程度较高、土地整合较为便利的产业薄弱村。这些受乡镇重视的村庄基本由返乡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他们在县域内有产业，了解政府政策意图，将村干部身份视为一种稀缺资源，借此积累与领导、政府部门、其他企业家之间的社会关系。B乡在2021年换届中超过90%的村庄顺利实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 且村干部未实行坐班制，时间比较自由。在相对封闭和固化的县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具有企业家背景的经济能人通过担任村干部实现政治参与，通过治理村庄与打造亮点，积累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从而在产业发展上获得更多的机会。

三、经济能人返乡治村的结构性条件

经济能人返乡担任村干部，并在治村过程中积累社会资本，有其合理的结

构性条件。具体来说，政绩化的治理格局提供制度条件，使经济能人能够顺利成为村庄治理主体；平台化的村庄社会提供经营条件，使得经济能人彰显个人诚意和能力，按照地方政府意志打造村庄，积累与地方领导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社会资本；圈层化的县域生态提供兑换条件，使经济能人能够在县域依托社会资本优势，实现自身产业长期、稳定发展。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县域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圈层化变得更加隐蔽和稳固，进而形成稳定的县域利益共同体。

（一）政绩化的治理格局提供制度条件

在压力型体制下，周黎安从政府组织结构角度分析中国各级政府的行为逻辑，并提出“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①。在中央到省、市（地区）、县、乡五级政府中，不同“块块”行政体制在不同层次上具有同构性，这一特性使得晋升锦标赛得以普遍推行，各级地方官员不断放大激励效果。这种晋升锦标赛具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各级政府的“层层加码”、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化”等特点②，晋升成为地方官员主要的行为逻辑。而突出的政绩是晋升的必要条件，这推动了地方官员的治理创新③。在资源下乡背景下，锦标赛机制与项目制相结合，以国家下乡资源的使用为载体，使经营村庄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亮点工作和政治性任务，县乡两级政府与村级组织围绕项目形成了新的政治联盟。由于国家在项目资源分配时无法充分获得需求偏好、配给额度、瞄准目标、优先对象等信息，无法使用一套标准化的甄别机制来分辨农民的需求程度，所以允许地方政府采取灵活性、特殊性、自主性的特殊主义资源分配方式。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府组织在项目的分配上拥有较大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主观意愿分配资源①，“经营村庄”成为资源下乡的普遍趋势。地方政府积极吸纳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市场经营能力、村庄治理能力的能人作为“代理人”，形成互利互惠关系。

在县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经济能人实现经营空间和获利空间分离，在治理村庄过程中构建与地方领导、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并在封闭的县域社会将其变现为经济资本。在强政绩驱动下，政府积极为这些担任村干部的经济能人提供项目资源，使其有足够的资源和权力经营村庄和打造亮点。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经济能人之间形成基于项目资源分配和专项工作安排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并遵循监督下乡的规范化治理目标。首先，地方政府为经济能人所在村庄提供更多项目资源，甚至通过“先建

后补”的形式大力支持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业等。其次，地方政府对经济能人所在村的非中心工作进行软考核，或者延长较难工作的完成时限，使其能够将更多精力用在中心工作和亮点打造。地方政府和经济能人之间形成非正式的权力—义务关系，其背后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和利益交换。交换对象是彼此均为稀缺的社会资本和政绩，而经营村庄和县域社会则成为其交换媒介和交换场域。

（二）平台化的村庄社会提供经营条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与资源不断外流，这使得农村社区面临诸多问题，如缺少稳定运行的制度安排、缺乏有较高经营能力的精英村干部和内生式发展的资源基础等。因此，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持续输入制度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在乡村振兴阶段，乡村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地方政府通过分配、动员、布置项目资源来推动村庄发展，在此过程中， 村干部个人能力在争取项目资源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农民家庭经济分化、村庄社会关联弱化以及村民行为的个体化，降低了经济能人成为村庄治理主体的难度。村民期待具有市场经验的经济能人，能够为村庄争取政府的项目资源和城市工商资本，从而推动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经营逻辑发生了转变，从原先的“经营企业”“经营土地”变为“经营村庄”。②在村民让渡权利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村庄逐渐成为经济能人经营的平台。经济能人对村庄进行公司化运作，促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环境整治，改变村庄面貌，为地方政府和领导创造政绩。

在平台化的村庄，规划村庄发展、争取国家项目资源、招商引资等成为经济能人的主要工作。经济能人构建个人与地域“政治—社会—市场”结构的社会网络，以便顺利实现村庄经营。具体而言，其一，建立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网络。经济能人在治村中积极构建与县乡政府间关系，获得其项目分配上的支持，乡镇政府也会降低对非中心工作的考核，使经济能人专注于打造亮点。其二，建立与村民之间的权力—利益网络。经济能人凭借自身多种经济优势，通过利益拉拢的方式吸纳村庄内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形成个人权威的权力—利益网络，使村庄成为实体化的经营平台，依托个人经济实力和利益吸纳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摆平钉子户，确保国家项目资源的顺利落地。其三， 建立与城市工商资本之间的利益交换网络。仅依靠国家项目资源难以在短期内做出亮点，也难以提升村庄的“造血”能力。因此，经济能人利用个人的村干

部政治身份与社会关系网络，积极动员县域内企业家投资村庄产业，并协助其申请政府的项目支持或资金补贴。平台化的村庄为经济能人提供了经营条件， 使其以向上负责和打造亮点为目标开展村级治理和产业发展，进而积累县域社会资本。

（三）圈层化的县域生态提供兑换条件

格兰诺维特指出，市场主体相互联结而成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市场秩序。①县域社会生态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其阶层结构呈现金字塔或倒钉子样态，上层精英数量较少，主要包括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市场中的经济精英， 他们彼此之间形成熟人化的圈层结构，共享政策和市场信息，共同获取县域发展机会。

首先，地方政治精英成为县域利益网络的核心，吸引经济能人。由于上级政府加大了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基层政权的正式权力有所弱化，基层直接汲取基层社会资源的权力被剥夺，但大规模的资源输入与招商引资强化了基层的隐性权力。地方政治精英掌握着大量的国家政策信息，还掌握了部分分配国家资源的权力，这使其拥有“选择性政策执行”的权力，容易成为利益输送和利益承接之间的“经纪人”。经济精英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经营能力，善于把握各种经济机会。在政绩驱动下，地方政府依赖经济能人协助经营村庄。作为交换，地方政府为经济能人积累体制内社会资本、彰显个人和企业形象创造便利条件，给予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机会。因此，县域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形成一种具有关系性、相互性、非一次性特点的关系性合意②，二者围绕村庄经营和政绩打造，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其次，基层政治精英网络较为稳定，给予经济能人长期预期。我国的干部制度遵循“下管两级”，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基层官员一辈子待在一个地方，流动性小，在县域社会必然形成熟人关系。我国的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分口管理”特征，一个主要领导分管一个领域，即便调换也是换到相近业务领域，分管领导也是实权领导，在县域社会发挥重要作用。③县域相对稳定的政治精英网络，使得作为地方政府经营村庄代理人的经济能人有较高的动力配合政府打造亮点，构建具有长远预期的紧密“政治—经济”精英关系网络和利益网络。在封闭的县域社会，有产业的经济能人愿意投入经济资本来经营村庄，并依托其积累的社会资本推动个人和企业发展。在圈层化的县域生态下，不断有新的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使村庄经营得以持续。

四、社会资本动机下经济能人治村实践

在创造亮点和打造政绩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竞争目标背景下，经济能人依托自身市场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成为村庄治理主体。在治村实践中，经济能人依托自身的经营优势和乡镇政府的协助，履行与地方政府、村民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责任，不仅满足基层政府打造政绩的期待，而且回应村民改善村庄面貌的诉求，还利用村干部身份构建与县乡领导和政府部门的关系，积累社会资本。经济能人在县域封闭的圈层化空间持续将其积累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县域产业发展的优势，实现个人及家族产业的持续发展。一般而言，经济能人在村庄发展和亮点打造上越成功，越能积累社会资本，其县域产业发展就越顺利。

（一）依托经济资本投入成为治村主体

从农村走出来的经济能人在竞选村庄主职干部之前，专注市场开拓，实现产业的稳定发展，推动运营模式的成熟化，降低运营风险，再将企业交给合伙人管理，自己则竞选村干部，兼顾村庄治理和产业发展。经济能人依托其经济资本优势，不仅积极为村庄做前期投入，而且依靠其经济资本对村庄经营形成利益吸纳，构建治理权威。

首先，积极投入经济资本，赢得村干部身份。在政绩追求下，县乡两级政府很重视村庄选举，积极推荐在外经营产业的村庄能人参与选举，并以多种手段帮助其能够被选上。经济能人通过与乡镇政府建立亲密关系，获得竞选村干部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等信息，并在乡镇政府的指示下提前达到各种硬性指标。具体包括提前为村庄建设作贡献、拉拢村庄内关键人物、营造对自身有利的社会舆论等。成为村干部之后，经济能人加强与乡镇政府间的互动，及时掌握地方政府政策信息，在争取项目、做出亮点、接待上级领导等方面形成合作关系。例如，B乡夏村村支书唐某今年31岁，其家庭经营注册资金上亿的企业， 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都在父亲支持下在县域创业，后期在县城合伙经营养殖场， 独自经营三家企业。唐某在其父亲的指点下，较早与老家乡镇干部建立关系， 并于2018年顺利入党。在竞选村干部之前，乡镇政府建议其为村庄社会做一定的好事，向乡镇及村民表“决心”，并在花多少钱、花到哪里等问题上给予指导，提升其竞争力。唐某于2019年出资三十万为村庄建设一条道路，给村民留下好印象，获得乡镇政府的赞赏，为赢得选举打下基础。当上村干部之后，唐某继续与乡镇政府频繁互动，构建镇村共同体，积极为村庄争取项目资金。

其次，积极吸纳村庄精英，树立个人治理权威。村庄治理不仅关系到村庄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而且涉及群众工作和行政性工作。经济能人积极将村庄内社会精英吸纳到治理队伍中，为具有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老干部提供新职位，使其协助处理村庄内生性事务，如矛盾纠纷等；吸纳具有一定学历的年轻人，使其应对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任务，如做统计、做台账、上传系统材料等； 吸纳村庄内说话算数的老年人，使个人权威获得社会合法性。在此过程中，经济能人凭借其身份和权威分配村庄内新宅基地、低保金、老年慰问金等资源， 或者在村庄建设中为特定的人员给予较高的征地和青苗补贴，构建“权力—利益”网络①，塑造个人的笼罩性权威。西村村支书王某表示，“村部的门是开放的，经常有老年人进来，喝茶、聊天、商量村建设和发展的事务”。经济能人在与村民喝茶、聊天、商量村庄事务过程中实现利益吸纳，形塑权威，使民主协商成为贯彻个人决策的合法手段。通过以上行为，经济能人通过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为治理村庄积累社会资本。

（二）依托治理村庄积累县域社会资本

经济能人担任村干部之后，积极投身村庄治理与建设，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发展产业，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等。争取资源是治理村庄的基础，经济能人凭借自身能力争取多种资源来打造亮点，以“业绩”为媒介积累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地方政府在政治资源和声誉方面的“补偿”。

首先，争取和落实国家项目资源来积累社会资本。国家项目资源不同的分配方式决定了经济能人不同的社会资本积累方式。县级政府对有限的项目资源进行竞争性分配，倾向于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村民生活水平、美化环境等公共事务，追求程序合法化、验收合格化和成果亮点化，村干部能否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和完成成为地方政府分配项目资源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能人村干部与乡镇层级一道，将“跑部钱进”和“争资跑项”作为其中心工作。经济能人争取项目主要有三个途径：其一，将村庄建设项目纳入乡镇项目库，通过与乡镇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喝茶、分析利弊等方式获取乡镇有分配权的项目；其二，利用在村挂职的市县领导关系或个人在市县政府部门的关系，获取“戴帽子”的项目； 其三，争取“一事一议”项目。不同政府部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为帮扶的村庄提供专项资金。经济能人通过与各部门主要领导多次沟通，依托村集体经济或贷款筹集配套资金，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在此过程中，村干部反复表明立场和决心，获得地方领导和政府部门认可，形成人情化的合作互惠关系，以

村庄为平台，通过经营村庄实现各自的目标。

其次，通过招商引资来积累社会资本。地方政府重视村庄“造血能力”的提升，希望经济能人引入城市工商资本，实现资源投入的规模效应。经济能人利用国家资源建好基础设施之后，积极劝说和动员城市工商资本投资村庄产业， 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城市工商资本以政治逻辑参与乡村振兴，成为地方政府政治锦标赛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协助地方政府完成政治任务，在形式上化解农业治理困境，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绩晋升概率，并且从政府的项目支持和其他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②。经济能人成为地方政府吸纳地方社会资源打造亮点的媒介，进而获得更多与地方领导及政府部门互动的机会。例如，B乡西村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县乡政府的重视下发展了特色农业和旅游业，成为县市亮点和名片，且由县委书记“挂点”。王某将县城的按摩椅公司交由合伙人经营，自己参与村庄治理。担任村干部后，王某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在村庄建成一家AAA级旅游景区并修建旅游走廊，每年吸引30多万游客。在调研期间，王某正计划通过招商引资2300万元打造集葡萄酒加工、葡萄酒文化、会所餐饮、民宿于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综合体。王某在此过程中积累与地方各部门间的关系，提升个人在县域社会威望，期待个人县域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城市工商资本的加入使村庄资源更加多元化，增加了创造政绩的可能性，也让经济能人在与县乡领导互动中更有主动权。这使得地方政府对经济能人产生一定依赖，进一步深化关系，使经济能人的社会资本积累更有质量。

再次，在接待工作中积累社会资本。当村庄围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举办各类活动时，通常会邀请市县乡领导参加。在活动期间，经济能人有机会与各级领导交谈，积累社会关系。作为村庄发展成绩的展现机会，村级组织提前安排人员做好环境卫生工作，甚至为领导可能经过的多条线路准备多套方案，以便给领导留下好印象。这些由经济能人治理的村庄经常被作为观摩学习的对象， 迎检任务较多，纵向能接触地方领导和部门干部，横向能结识更多同为村干部的经济能人。

最后，通过公益性事业积累社会资本。对经济能人来说，为与各级领导和政府部门互动并建立良好个人关系而付出的经济投入是值得的。例如，B乡夏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唐某自担任村干部以来，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确保国家资源顺利落地，利用私人关系招商引资，成功吸引一家企业到村投资发展旅游业

和茶产业。此外，唐某还出资50万元，入股一家具有打猎资质的公益性生物公司，保护农民庄稼免受野猪侵害，并主动承担该公司每年30万元的运营成本。该公益公司多次获得省市领导的表扬，唐某借此与各级政府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见面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唐某相信这些经济投入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将在村庄外为自己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

承担公益性事务使得经济能人有机会结识地方强势“条条”部门领导，甚至在省市层面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关系网络，有效弥补县域社会资本的不足。这种高层次社会资本积累能带来更多的政策信息和关键时刻的风险规避，对经济能人县域企业的持久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三）依托社会资本实现县域产业发展

社会关系资源具有社会性、共存性、可再生性和收益扩散等特点。县域是一个相对封闭和圈层化的地域社会，其主要经济资源和机会掌握在政府和少数经济精英手里。经营企业或经商的经济能人利益集中在县域空间，将担任村干部视为对个人企业发展的一种投资，投入个人时间和精力成为治村主体，在治村实践中积累社会资本，并转化为地方政府部门在产业发展上的多重支持。

经济能人在县域空间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有两种途径。第一，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能人在工作过程中与县市部分领导干部建立私人关系， 对其事业的发展非常有好处。借助与领导、政府部门的私人关系，经济能人能够获取市场信息、得到政策支持，甚至在某些项目审批中享受更多便利①。地方领导和政府在流程合规的前提下，会把部分政府项目承包给经济能人承揽， 或者提前告知地方产业发展政策，使其提前做好布局。例如B乡夏村的村支书唐某因带动了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通过经营公益性公司避免了村民庄稼受损，得到地方领导的认可。唐某积累的社会资本有效促进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县级政府帮其解决养殖场的土地审批和环保评审等问题；交通部门为其经营共享电单车创造便利；县级政府使其家族企业承接更多的国家项目。

第二，以政治资本为媒介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能人依托其政绩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在地方领导的助力下成为县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获得较为正式的政治资本。人大与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进行满意度打分，政府官员由人大选举，政府任命的部门负责人需要人大代表批准。当政府向两会报告时，由这些经济能人组成的两会成员会对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要反映他们的预期。依托政治资本，经济能人

进入县域经济发展决策圈，相比同行掌握更多的发展主动性和发展优势，实现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融合经营。

县城社会聚集了县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精英，经济能人通过当选村干部来获得比其他企业家更多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声誉。在县域范围内，这些村干部及其背后的城市工商资本与政府部门建立了互利合作关系，形成了“政府懂经济，企业家懂政治”的“双赢”格局，政商共同掌握政府下乡资源，逐渐垄断了县域内的资源和机会。政治身份是一种稀缺资源，村干部通过积累与体制精英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市场上获取更多机会、降低运营风险，从而将个人产业做大做强。社会关系的作用具有延展性，在村干部任期内不断得到巩固，即便任期结束依然发挥作用。这使得县域精英阶层形成超稳定结构，地方政治经济网络趋于固化。

五、经济能人治村的优化路径

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成为大势所趋，能够依托个人市场经营能力、经济实力、社会关系网络，为村庄引入政府项目资源和城市工商资源，进而促进村庄面貌在短期内得到改善。然而，为了积累社会资本，经济能人以“政绩” 为首要目标开展治村，暴露出一些问题和潜在风险。例如，在对上负责的治理逻辑下，经济能人将宝贵的国家资源投入在亮点打造上，造成国家资源低效使用；忽视村民参与村庄发展的主体性权利，盲目发展旅游业、特色农业等，弱化村庄发展主体性；经济能人凭借个人多重优势，形成垄断性的治理格局，压缩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渠道，阻碍基层民主实践。因此，有必要创新基层治理机制，优化经济能人参与村庄治理路径，进一步激发其多重优势，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完善经济能人的选拔与监督机制

在农村人口外流的背景下，应正确定位乡村建设的目标，有针对性地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这有助于确保农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维持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了解村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偏好，提供适配性的基本公共品，服务好在村老年人群体， 稳健推动村庄内生式发展。在治村主体选择方面，需要改变将经济实力视为参政资格的理念，降低经济实力方面的门槛，更加注重经济能人的社会性权威以及他们对村庄社会的情感。乡镇政府应重视新时代乡村干部的领导力建设①， 重点培养对乡村社会有道义责任、群众工作能力突出的“新乡贤”成为治村主

体，使其充分发挥多重优势，激活村庄内生活力，挖掘村庄内生资源，以长远思维推动村庄社会的自主发展。在日常工作中，县乡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推动村庄治理规范化，培养村民参政意愿和能力，形成对经济能人的双向监管机制，有效预防和规避经济能人出现“微腐败”行为，确保治村实践不脱离国家与村民需求。

（二）依托经济能人推动村庄自主发展

内生发展理论以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为基点，秉持立足于地方自身社会传统，识别、挖掘并利用发展对象的资源优势，谋求与自身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发展路线②，广泛应用于产业发展、公共产品供给等，强调多重资源的整合使用， 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③。在资源下乡背景下，要准确定位村庄的资源禀赋及在县域社会中的位置，将经济能人的经济优势、市场经营能力等与村庄社会的内生资源禀赋相结合，引导村民积极为村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构建村庄建设共同体；在经济能人经济优势、市场经营能力、社会关系网络的赋能下，激活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性与自主性，避免盲目发展旅游业，避免以一刀切的方式推动土地流转等。经济能人需要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契机转化为村庄自主发展的机会，在使用国家项目资源时充分识别村民紧迫的需求，在引进城市资本时充分保障村民利益，营造“内生资源挖掘—外部资源支持—自主发展”的乡村建设路径。

（三）围绕村民自治构建民主治理秩序

基层治理有效意味着处理好行政类事务、自治类事务、混合类事务。而村民自治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村民的政治参与感、村庄归属感、村庄社会活力等多方面内容，有助于构建更为紧密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增强乡村社会发展的韧性。地方政府需要调整资源下乡的方式，将一部分公共供给任务放在村庄内部完成，使经济能人凭借资源输入来激发村民自治，提升其从制度形式转变为过程化公共治理实践的能力，并且利用资源下乡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强化基层治理动能。④同时，要通过制度与机制创新，对经济能人治村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从而维持村庄治理的公共性，防止垄断政治的形成。要围绕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与村庄发展，推动协商民主机制，提升村民的参与效能感，形成以经济能人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在经济能人治村模式下，逐步构建“三治融合” 的村庄治理秩序，以自治为本，激活乡村基层活力；以法治为衡，为乡村秩序提供规范保障；以德治为基，弘扬社会向上向善的正气，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现

代化。①

六、结语

基于在福建省B乡的驻村调研可知，随着村庄社会关联的日益弱化和基层治理的逐渐规范化，积累县域社会资本并借此获得更多经济发展机会成为经济能人返乡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动机和行为逻辑。经济能人依靠治村经营社会资本有其结构性条件：政绩化治理格局提供制度条件；平台化的村庄社会提供经营条件；圈层化的县域生态提供兑换条件。经济能人以经营为导向参与村庄治理， 不仅积极完成各类行政任务，而且积极争取项目资源，在短期内促进产业发展和村庄面貌改善，为地方政府打造亮点。然而，经济能人治村行为呈现出显著的“离村化”倾向，降低国家资源使用效率，弱化村民参与村庄治理事务的能力，对村庄治理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与基层治理有效目标相违背。

村级组织建设和基层治理需要符合大多数农村的现实情况和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期待，必须在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与城乡关系的宏观结构下回应各方需求。经济能人在村庄发展与治理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其治村实践不脱离国家与村民需求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资源下乡背景下，想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基层治理有效，有必要对经济能人治村路径进行优化，完善经济能人的选拔与监督机制，依托经济能人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围绕村民自治形成民主治理秩序，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②，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厘清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新”“难”“落”三题

四川省委党校课题组

新兴领域党建是党建工作的新课题、新阵地、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今年年初召开的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准确把握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任务要求，厘清‘新’在哪里、‘难’ 在哪里、‘落’在哪里，引导促进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促进新兴领域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推动新时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更是筑牢党长期执政基础的现实要求。当前，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立足现实变化，把握时代特征，聚焦突出问题，精准靶向施策，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组织优势、治理优势和发展优势。

一、识别“新”的特征，把握发展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 不断改变着传统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和治理结构，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必须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握“新”特征的关键在于识变、应变、求变， 从实际出发，准确研判发展态势，深入分析新兴领域的阶段性特征，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确保党的组织体系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结构相适、与群众需求相融。

新兴领域党组织建设更加注重灵活性。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不断催生新职业、新群体，诸如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普遍呈现就业方式灵活、流动性强、组织归属感弱等新特征，面临“就业不进门、组织无形态”的现实挑战，倒逼党组织建设向着更高的精准性、灵活性与场景适配性方向改革。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必须紧跟时代变化、主动回应现实关切，在理念、方式、机制上作出探索创新。面对组织覆盖不到、覆盖不全等问题，各地积极创新方法路径，在园区、楼宇、项目、平台中设置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中探索建立片区流动支部、行业联合党委，推动组织触角延伸到工作场景、服务阵地和数字空间中，不断织密基层组织网络。这一变革有效应对了现实变化，推动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系更加坚强有力。

新兴领域党组织作用发挥更加突出服务性。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不仅要推动组织设置全覆盖，更要注重把党建嵌入到业务工作、服务流程中。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用工关系呈现多元、灵活的新特点，过去依托劳动关系开展党建的路径难以完全适应新变化。为此，各地积极探索在站点、网格等一线设置功能型党组织、流动党员服务点，推动党组织贴近一线、工作融入日常。例如，贴合从业者工作节奏和实际需求，在快递站点设立党小组，依托“十分钟微党课”引导思想、凝聚力量。同时，党建工作也从组织动员延伸到开展精准服务。例如，把党建与就业帮扶贯通起来，提供技能培训、政策咨询、权益维护等服务，努力建设新就业群体信得过、可依靠、离不开的党组织。这些举措有力回应了群众所思所盼，使党组织走在服务群众最前沿。

新兴领域党组织工作更加凸显协同性。

一方面，治理对象呈现出更加突出的代际特征。以直播主播、平台客服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多为“90后”“00后”，思想观念多元，重视自由与体验， 对组织管理的接受度不高，增加了做好党建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治理结构呈现出多主体协同的新特征。平台经济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构建多方协作网络，涉及平台企业、外包单位、消费者、监管者及社区居民等主体，其关系错综复杂、交流互动频繁，导致治理范围从劳动权益延伸到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领域，带来治理方式的整体变革。各地不断加强党建工作统筹协调力度，把党建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和民营企业治理架构中，创新“红色工坊”“红色联盟” “共富工坊”等治理平台，激发各组织协同发力。特别是在社区治理、兴产业、促共富等方面，基层党组织发挥了连接政府、企业与群众的重要纽带作用。

二、聚焦“难”的挑战，直面实践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的党员越来越多，要做好其中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引导他们积极发挥作用”。面对新兴领域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群体、新场景，如何破解组织设置难、政治功能弱、治理效能低等现实难题，推动党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嵌入”转变，成为当前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组织体系响应滞后，难以适应发展变化。

“根不牢，枝难茂”，组织体系不适应现实需要，就难以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新兴领域对精准、灵活建设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党组织覆盖范

围不断拓展，但部分地区仍存在挂名设立、集中组建、运行不畅等问题。尤其是在新就业群体快速流动、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组织设置难以及时更新、动态调整，组织体系应对能力略显不足。

作用发挥力度不够，难以实现有效引领。我们党高度重视服务人民、引导群众，然而在一些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未能有效嵌入从业者的生产生活，导致党和人民群众联系不够紧密、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显现。尤其是在快节奏、多流动的工作场景中，党组织无法及时回应从业者的急难愁盼，一些地方未能充分把握群团组织的群众性特点，存在重“精英”轻“草根”、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未能充分发挥组织的功能作用。

治理机制衔接不畅，难以形成系统合力。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既需要属地、行业、企业等同频共振，也需要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协作，更需要打破条块分割、补齐制度短板、畅通联动链条。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等问题，党组织“嵌不进”“转不灵”的状况并未根除。有的只顾系统内部推进，忽视与属地共同治理、协同配合；有的疲于抓基层党建任务落实，缺乏系统性谋划、前瞻性思维；有的组织建得起来，但统不起来、带不下去、用不起来，导致强大合力难以形成、党员作用难以凸显。

三、明确“落”的路径，优化推进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明确要求，要“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走深走实，要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探索党建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建强组织体系、提升政治引领、理顺体制机制，促进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健康发展。

坚持强基固本，提升组织体系建设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巩固已有的组织基础，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形成完善的组织体系，实现有效覆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推动组织建设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关注“好不好”的问题；既要“建起来”，也要“立得住”。要坚持“两个覆盖”， 努力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灵活采取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多种方式，健全组织网络，确保应建尽建、建有实效。要健全动态管理机制， 分类完善组建原则，做到哪里有从业者、哪里有群众需求，党组织就跟进到哪里。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服务有方的党组织书记与党务工作者队伍，进一步夯实党建力量、提升党建质量。

坚持提升服务，增强引导力亲和力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推动党的声音、党的关怀、党的服务延伸到新兴领域最前沿，真正赢得广大从业者的信任与拥护。要着力提升组织温度、引导强度和服务力度，不断凝聚思想共识、激发情感认同，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暖心文章，常态化开展走访关爱、诉求回应、先进典型选树等工作，推动党组织成为从业者可见、可信、可亲、可依的坚强堡垒。要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把党组织的关怀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切实引导广大新就业群体在组织中找到归属、感受温暖、实现价值。

坚持党建引领，聚合基层治理多方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打破区域壁垒与条块分割，构建职责清晰、协同发展、运行顺畅的工作机制。要健全领导体制，压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责任，厘清行业主管、属地党组织、平台企业之间的职责边界与运行机制。要坚持分类型推进、分领域指导，非公有制企业要突出巩固提升，混合所有制企业要注重分类施策，切实提升新经济组织党建质量。要完善街道社区党组织统筹功能，在重点区域加强党群服务阵地建设，打造统筹调配各类治理资源的集成平台，提升组织体系之间的贯通度与协同性。

南阳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

南存阳市在农业技问术推题广中及心 张忠良

南阳市作为传统的粮食主产区和劳动力输出大市，长期面临着扛稳粮食生产安全重任与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矛盾。国家连续实施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通过持续培养壮大“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为南阳市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培养“三农”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2020年以来，南阳市全面贯彻落实高素质农民培育各项工作要求，遵循教育培训、评价管理、政策支持、跟踪服务“四位一体”培育制度，从种植、畜牧、农机、水产四大农业行业20多个具体专业入手，培育各类高素质农民3万多人，辐射带动超过20万人。

全市乡村产业发展、人才振兴的“蓄水池”不断充盈，为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有效缓解了乡村人才供需矛盾。

一、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中的措施与成效

南阳市狠抓体制机制、基础条件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和典型宣传，持续推进国家级高素质农民培育整体推进示范市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创新培育模式，健全培育体系

南阳市紧紧围绕扛稳粮食主产区稳粮保供重任，聚焦“花、药、果、菌、茶”五类特色经济作物产业发展，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类施策、全程培育”的基本原则，大力推行“参训农民+专家教授+课堂培训+基地实训+创业指导+扶持政策+跟踪服务”集成培育模式，满足参训学员多形式、多层次、广覆盖的培育需求。按照农业农村部《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要求，南阳市统筹用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涉农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引导鼓励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聚力打造一体多元、优势互补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2021年以来，南阳市累计超过100家各类培训机构发挥专业和教学优势，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成为支撑乡村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二）加强基础建设，强化培育支撑

1. 精准遴选学员。南阳市强化摸底调研，深入村镇基层党组织、企业、合作社等，通过发放问卷、现场询问、座谈交流等方式，把有意愿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服务的农业农村创新者、农业经理人、种养加能手等分类登记造册， 充实学员库。

2. 选优配强师资。南阳市注重与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单位合作，选聘学员口碑好的优秀教师、专家等进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库。全市已遴选入库包含综合素养、政策法规、专业技术、创新创业等各类优秀讲师550 多人，有力打造了一支专业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成为支撑全市乡村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

3. 选准培育教材。南阳市围绕主导产业，植根地方特色，组织专家编写本地培育教材，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防灾减灾、农村金融担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冷链物流、电子商务等热门课程，坚持优中选优原则，精准选用培育教材。

4. 规范基地建设。南阳市依托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建立高素质农民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组织参训学员走出教室，到基地实操演练、观摩交流，在实践中长见识、拓眼界、增本领，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管理水平。截至2024年底，全市已遴选认定3批高素质农民实训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有力支撑农民教育培训实践教学工作。

（三）强化监督指导，保证培育质量

培育质量和效果始终是评价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第一标准。为保证培育效果，严格培育规范操作，南阳市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采用线上线下协同的方式加强培育全过程监管。线上依托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在线实时查看培训班系统内容填报情况，对填报不规范、漏填、错填等问题，应及时通知相关主体补充完善、整改修正，直至符合培育规范；线下深入高素质农民培育班， 现场查看培育计划、学员档案、师资信息、培训资料、课堂学习、学员食宿等，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并要求限时整改，对参训学员、培育机构培育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及遇到的问题给予积极反馈和细致解答，最大程度保证培育效果。南阳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学员满意度连年在95%以上。

（四）树立培育典型，发挥示范作用

南阳市注重挖掘和收集高素质农民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着力打造培训示范亮点，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全市先后开展了“南阳市十佳高素质农民”“南阳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评选活动，多名务实创业、带动能力强的优秀学员荣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河南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农业农村部百

名优秀学员保供先锋”等称号；培育多名优秀高素质农民获得农业系列高级职称；拍摄《树状月季门道多》《小螃蟹的苦恼》等多部讲述创新创业故事、引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专题片在CCTV-17播出；连续组织100多名新型经营主体参加河南省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开展培育成效宣传，培育期间在各类报纸、期刊、网站、APP等媒体广泛发布反映高素质农民的新闻报道，树立了一批“有名望、能带动、可复制”的模范典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新农民新风采。

二、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践中的问题

通过几年的持续培训，南阳市一部分农民生产经营管理理念逐渐现代化、创业就业能力显著增强。一批现代农民广泛应用新理念、新技术、新装备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了增收致富，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创造了美好生活。但在培训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须重视和解决。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

近年，一大批农民工、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现象依然突出。据统计，南阳市50岁以上农业从业者占比超过60%，女性劳动力占比超过63%，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0%以上。部分农民安于现状，接受新事物意愿低，学习动力不足，这些因素均会影响农民培训积极性和培训效果。

（二）培育机构质量难保证

随着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承担培育任务的比例逐渐降低，招投标方式遴选培育机构渐成趋势，各类参差不齐的民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私营企业等趋利参与进来。部分培育机构“三农”领域经验不强，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学习掌握不深，自身涉农师资不足，把握农民培育需求不够等问题表现突出。过于注重节约成本致使培育质量难以达到预期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培训内容难满足需求

培训机构自身教师专业知识更新较慢，不能满足高素质农民培育形势发展要求。培训内容陈旧、滞后，难以满足需求。不少培训机构按照要求采用省、市、县三级专家相结合的方式，但部分上级专家的课程政策性、理论性较强， 内容不接地气；地方“土专家”虽实际操作经验丰富，但是往往不善于总结提炼，语言表达不流畅、不简洁，且真正的“土专家”人数偏少。这些问题均会影响培训效果。

（四）年度实际培训时间短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是年度财政拨款补助资金，政策上不允许跨年度实施。每年上级资金、方案下达较晚，此时农民多数忙于夏收秋管，难以抽出时间脱产参加培训。实际组织培训已到第四季度，培训时间紧，受农时季节限制，培训产业覆盖面不全，实训课程选择范围窄，内容不丰富。

（五）跟踪服务机制不健全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为一年内实施项目，按照财政资金管理制度，要求一年内必须完成项目资金使用，跨年度后续跟踪服务资金落实难。当前跟踪服务机制不完备，组织困难，难以全部落实到位。此外，由于农民居住分散，培训班解散后，后期指导有一定困难，“一对一”“一对多”的指导目标实现困难。

（六）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包含课堂学习、线上学习、实习实训等，与其他技能培训相比，具有模块多、时间长、实效强等特点。部分参训学员通过培训，熟练掌握了某项农业生产技能，顺利通过考核获得结业证书。但受宣传不到位、证书效力不强、劳动力市场价值认可度不高等因素影响，部分农民质疑培训含金量，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

（七）缺乏有效的扶持政策

农业产业效益相对较低，风险大，收入不高，亟须进一步强化各种扶持政策，降低风险。南阳市现有扶持政策不完善，宣传力度不大，高素质农民产业发展保障所需要的市场信息、贷款、土地流转、保险等落实力度欠缺，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吸引力持续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结构失衡。

三、高素质农民培育的对策

（一）精准遴选培育对象

南阳市应以培育目标为导向，加大培育摸底调研力度。培训机构举办培训班前要深入乡镇、村、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强化宣传，把真正有意愿、有需求、愿学习的农民群众分类统计建档，重点把思维活跃、进步意愿高、学习能力强的返乡务农创业大学生、青壮年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提高学员质量，强化培育效果。

（二）严格培育机构认定

南阳市应以培育质量为导向遴选培育机构，强化以涉农公益性培育机构为主的培育体系，发挥农技推广机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等单位的技术、人才、管理优势，扩大其任务承担比例；应严格社会培训机构准入标准，限制承担任务比例。为鼓励涉农公益性机构积极承担任务，政策上可允许列支5%左右的项目经费用于宣传、交通、管理等支出，其余项目经费全部用于培育全过程支出，把项目经费花在刀刃上，保证培育质量。

（三）科学设置培育内容

南阳市要聚焦农民需求，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和产业发展要求，做好一二三产业全产业链培育。优先采取分层分类、专题培训、育训结合的方式，提高培育精准度。加强培训机构与专家、师资的对接联系，灵活用好理论政策专家和生产一线“土专家”，针对性制定培育计划，差异化设置培训课程，准确遴选培育教材，提高培训内容的适用性和准确度，进一步增强培育实效。

（四）创新资金使用制度

根据农业行业特点，为进一步丰富高素质农民培育内容，南阳市应投入资金，建好、用好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和田间学校，拓宽实践教学和现场教学选择范围和内容。同时，财政部门应及时下拨培训资金或建立资金预拨付制度，允许跨年度实施项目，保证培训机构有更广泛的选择组织培训，参训学员有更充裕的时间参加培训。

（五）提高跟踪服务水平

南阳市应针对不同类型高素质农民精准开展跟踪服务和发展监测，对于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要围绕巩固提升农业生产技能，持续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对于经营管理型高素质农民，要在帮助抱团发展、搭建合作平台、对接服务机制、创建展示舞台等方面支持发展产业，扩大规模， 拓宽市场，提高市场知名度。另外，为支撑和提高跟踪服务水平，政策上应明确用于跟踪服务的经费比例。

（六）提高全社会认可度

南阳市要多措并举，宣传高素质农民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营造全社会理解、关心、支持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浓厚氛围。推进农民短期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相衔接，强化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人才认证，提高高素质农民社会认可度，增强其荣誉感，提高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

（七）完善培育扶持政策

南阳市要统筹农业、信贷、金融等行业资源，形成合力，从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强化相应扶持政策，切实解决高素质农民产业发展中的信贷、

技术、信息等问题。同时，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将高素质农民培育纳入制度化轨道，出台具体务实举措，确保高素质农民培育稳固发展。

四、结语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是关键。高素质农民培育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有力举措，各级各类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参与者均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认真思考谋划，加快构建多元联动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合力、长效机制， 共同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创新发展，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培养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强化政治引领 聚力攻坚突破推动淮安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李赞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货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群体（以下简称“两类群体”）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几年来，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以下简称“淮安支队党委”）深入贯彻落实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要求，围绕建机制、强阵地、优服务、解诉求、维权益等重点任务，加强两类群体权益保障和关心关爱，不断扩大党在两类群体中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全力推动两类群体党建工作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1. 两类群体党建工作内容

   1. 凝“新”铸魂，建强组织体系

1. 动态梳理明底数。今年4月份以来，淮安支队党委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动态更新了两类群体党建底数。截至2025年8月，全市共有道路货运经营业户29256个，货车司机26986人，货车司机党员1009人；在淮安注册的网约车平台企业17个，网约车平台合作企业16个，网约车司机3540人，网约车司机党员67人。

2. 深入调研摸实情。淮安支队党委开展“穿透式”走访调研，先后赴淮安苏约运输有限公司、淮安交运危货运输公司、盱眙宏达运输公司等企业，召开座谈会12场次，个别访谈35人次，跟人跟车体验10人次，发放网络调查问卷686份，收集问题清单37条。根据司机人数、依托单位变化等情况，动态优化党组织设置。截至6月底，全市共建立道路货运企业党支部26个，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37个，网约车平台合作企业党支部9个。

3. 夯实队伍强保障。结合我市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工作的发展和实际需求，从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系统中选拔出38名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一线执法人员担任行业党建指导员，通过结对帮扶指导，引领行业党支部做好上级党委部署的各项工作。

1. 暖“新”关爱，做实多元服务

1. 创优关爱载体。深化“淮上红运·暖新护航”服务品牌，相继开展“守

护‘新’锋”关爱集市、“浓情端午·情暖司机”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特色志愿服务，举办社保咨询、健康义诊、反诈宣传等专题讲座20余场次，派送暖心礼包829余份。

2. 建优服务阵地。指导淮安苏约运输有限公司、淮安交运危货运输公司等重点企业开展“小快灵”式司机驿站建设，为两类群体提供更加便捷实用的阵地服务。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司机驿站开设学习专区，向两类群体赠送学习资料100余份。

3. 提优权益保障。实施维护两类群体合法权益提质增效行动，在司机驿站、行政服务交通窗口等地开设法律援助联络点；结合货车司机投诉处置效率质量不高问题集中整治，制定《货车司机接诉即办实施细则》，健全诉求收集办理反馈机制。

4. 聚焦急难愁盼。对近期货车司机反映的“续保难”问题，赴市金融监管分局召开专项协调会，帮助淮安斯比德运输公司和康茂公司协调解决因出险多、违章扣分多的16辆货车购买保险难问题。

5. 优化激励引导。鼓励企业推出激励奖励政策，淮安传化公路港物流中心结合驻港运输企业日常诚信经营表现，今年以来为港区企业减免房租3万元， 发放停车券0.2万元，惠及5家企业、12名司机。

1. 融“新”聚力，助力基层治理

1. 强化思想引导。常态化举办“红运讲堂”，开展“法润‘新’田”、助“新”成长、安“新”守护等主题活动17场次，受益司机442人次。加强党员培育，向社会工作部门择优推荐入党积极分子28人，入党申请人25人。

2. 强化示范带动。引导两类群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340余名两类群体党员主动参与政策宣传、社区服务、行风监督等工作。强化“爱心车队”建设， 34名网约车司机党员主动报名参与中高考“爱心送考”活动。

3. 强化行业自律。鼓励道路货运企业创新管理举措，搭建两类群体参与管理的载体，淮安传化公路港物流中心聘请司机担任“红色老娘舅”，协调解决3起运费纠纷问题；淮安交运危货运输公司出台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为20名预警吹哨司机累计发放1万元的奖励，建立了“司机吹哨—书记即到—全面排查

—闭环整改”的高效应急响应机制，进一步夯实了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为公司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安全基石。

2. 两类群体党建工作存在的不足

1. 两类群体诉求化解机制还需进一步优化。对两类群体反映较多的第三方网络平台抽成运费比例过高、运价不合理、用工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解决效果还不明显。

2. 两类群体党建工作激励手段还不丰富，创新创优缺少活力。

3. 两类群体生活节奏快、工作强度高、空闲时间少，心思和精力大多在运费单子上、运输里程上，主动参与党建的政治站位不高，党建引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3. 推动两类群体党建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要按照省厅党组和市局党委关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以“党建引领方向、服务凝聚人心”为理念，坚决扛起“管行业就要管党建”的政治责任，重点抓好我市道路货运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组织建设、关爱凝聚、行业治理、数智创新、联动协同、长效保障等六项工作， 推动两类群体党建工作走深走实。

1. 突出灵活适用，推动组织建设提质增效。深入推动“两个覆盖”（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攻坚行动，实施“五清五促进”行动，通过全覆盖调研摸排核查，做到对经营主体运行情况清、从业人员队伍情况清、党员司机情况清、党组织组建情况清、群团组织组建情况清；通过促进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建立、促进党员队伍发展壮大、促进组织生活规范、促进党建阵地建设、促进急难愁盼问题解决，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落实党组织书记“选育管用”专项行动要求，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党组织书记队伍。督促各县区交通运输部门向属地编办沟通，确保按时完成职责调整工作。

2. 突出“可感可及”，推动关爱服务提速升温。聚焦两类群体“急难愁盼”问题，实施“四友生态”建设，即一是围绕“场景友邻”，依托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点、司机驿站等，设置一批交通运输政务服务便民点，提供高频事项“一站式”办理；二是围绕“设施友好”，优化现有党群服务阵地功能设置， 统筹资源设置一批“小快灵”式司机驿站；三是围绕“服务友爱”，常态化开展“春送祝福、夏送清凉、秋送安康、冬送温暖”的“四季暖新”行动，积极聚合行业和属地资源，丰富“司机关爱月”内容；四是围绕“治理友善”，探索搭建政府部门、运输企业、两类群体三方对话机制，为解决两类群体诉求争端、行业治理难点痛点搭建民主协商议事平台。

3. 突出共治共享，推动两类群体精业笃行。深化“淮上红运”党建品牌

建设，持续开展“支部亮旗帜、党员亮身份、车辆亮标识、服务亮承诺”“四亮”活动，引导两类群体担任政策宣传员、安全示范员、行风监督员、诉求表达员、志愿服务员。针对两类群体流动性大的特点，综合运用指尖、板凳、实景“三微课堂”，开展党内教育、普法宣传、政策讲解、技能培训等活动，引导两类群体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持续开展“红运先锋”典型培育活动，深入挖掘、宣传一批“身边榜样”，凝聚行业正能量。

4. 突出数字赋能，推动智慧党建创新发展。构建“互联网+党建”服务矩阵，开发“淮运红云”智慧党建平台，集成党员管理、在线学习、诉求直通、积分激励等功能模块，实现组织生活“云参与”、党员教育“不掉线”。开发两类群体专属服务模块，集成党员报到、诉求反馈、政策咨询、在线学习等功能，实现“两类群体”党建服务由车轮上向“指尖上”延伸。建立两类群体动态数据库，实时更新人员流动、党员分布、诉求热点等信息，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探索“云上党支部”建设，提供24h信息查询求助服务，通过线上组织生活、微党课直播等形式，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题，联合滴滴、货拉拉等头部网约车平台企业建立“党员先锋司机”认证体系，将安全驾驶、优质服务、社会贡献、职业操守等维度纳入考核指标，通过APP端亮明司机党员身份、展示先锋指数，打造“共产党员示范车”服务品牌，提升服务信任度和职业荣誉感。

5. 突出联建联动，推动协同机制完善提升。探索建立“1+N”党建联建机制，由行业党委牵头，联合工会、人社、司法等部门成立两类群体服务联盟， 定期开展联席会商，破解跨部门难题。深化“属地+行业”双管理，推动县区交通运输部门将两类群体党建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双向反馈”机制，对司机诉求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定期回访满意度。联合高校、智库开展专项课题研究，总结提炼“淮安经验”，形成可复制的制度性成果。探索设立两类群体“红色基金”，用于困难帮扶、技能培训、典型表彰等，激发内生动力。在异地党员管理、权益保障等方面形成区域合力。设立“红色调解员”队伍， 聘请退休法官、律师等专业力量参与运费纠纷调解。

6. 突出长效保障，推动制度体系健全规范。制定《两类群体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覆盖提升、阵地建设、作用发挥等阶段性目标。建立“双述双评”考核机制，将党建工作成效纳入对平台企业的信用评价。设立“新锋关爱基金”，通过财政拨款、企业捐赠等渠道筹资，专项用于两类群体困难帮

扶、技能培训。健全“诉求响应—督办落实—效果评估”闭环机制，对高频问题开展“回头看”，总结提炼“流动党员双向共管”“驿站党建标准化”等创新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

4. 结束语

加强两新群体党的建设，是一项关乎行业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政治任务，淮安市交通运输行业两类群体党建工作虽已取得初步成效，形成了特色品牌，但依然任重道远。下一步，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实的工作举措、更优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凝“新”、暖“新”、融“新”三项工程，要真正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行业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优势，要用心用情用力把“最活跃的地带”打造成“最坚强的阵地”，引导广大司机党员和从业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安新篇章贡献坚实的交通运输力量。

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

绍兴市财政局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课题组

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财政局不断深化社会保险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持续增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力度，逐步建立起增长稳定、支出有序、风险可控的基金管理机制。2020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绍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开展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管理试点工作。2021年，绍兴市财政局社保基金绩效管理工作被纳入浙江省财政厅首批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重点突破事项改革试点。试点开展以来，全市各统筹区每年在对社会保险基金开展绩效自评的基础上，分别选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作为重点抽评对象，基本实现评价对象“横向”“纵向” 全覆盖。

一、实施背景意义

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保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深化基金管理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基金监督管理体系、是社保基金安全稳健运行的重要支撑。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成败，要解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运营问题，提高管理绩效水平，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绩效管理制度。

第一，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是提升社保基金管理水平的重要路径。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在保证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保基金绩效管理工作，是夯实社保基金管理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保基金监督管理体系、推动社保基金安全健康可持续运行的重要支撑，有利于提升社保基金决策科学性、运行精准性和产出高效性。

第二，深化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是夯实政府四本预算管理的重要基础。社保基金预算是政府全口径预算四本账之一，与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互衔接和补充，实施好社保基金绩效管理有利于强化社保基金预算管理，规范基金业务流程，提高基金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不断推进预算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和规范化发展。

第三，深化社会保险基金绩效管理改革是应对当前复杂多变新形势的必要举措。从宏观看，近年来受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少子化等因素影响，社保基金收支总体平衡但面临较大压力。从微观看，基金管理级次和要求均发生了变化，2018年绍兴市区对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除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统筹管理，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全省统筹、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市统筹，亟需做好相关政策研究和政策调整。

二、改革探索经验

试点以来，绍兴市财政局按照“由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结果怎么用” 来破题社保基金评价方式，努力在“制度、机制、运用”上下功夫，切实提升管理质效，积极打造全省社保基金绩效评价改革的“绍兴样板”，全力保障社保基金安全健康可持续运行。

（一）理清职责边界，解决“由谁来做”问题

1. 根据基金统筹层次，确定评价层级。以社保基金的统筹层级来确定，以统筹区为单位分险种实施评价。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施省级统筹，由省级统一组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实施全市统筹，由全市统一组织；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施“三区统筹”，由市级统一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尚未统筹，由各县（市、区）自行组织。

2. 根据基金管理职责，确定评价分工。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 人社、医保部门是社保基金管理绩效评价的实施主体，主要负责组织实施、数据填报、自评和落实整改等工作；财政部门是社保基金管理绩效评价的监督主体，主要负责制定管理办法、组织指导监督绩效评价和组织重点评价等工作， 形成共同实施、协调统一的工作合力。

3. 根据基金评价要求，确定组织方式。绩效评价分为部门自行评价和财政部门重点评价两种方式。部门自行评价是指人社、医保部门按照绩效管理制度， 对本部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运行情况开展的评价；财政部门重点评价是指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选取相应基金实施针对性的重点评价。

（二）全面分类评价，解决“做什么”问题

科学设置社保基金绩效考核内容和指标，从社保基金的特点出发，设置了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可持续性五方面指标体系，做到7个险种全

覆盖，一项基金一套指标，每套分设一级、二级、三级指标，共计123项指标。具体包括：1.经济性（Economy）。包括基金管理成本和社会保险财政支出成本等，占比10%，反映社保基金管理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使用成本节约的水平和程度， 以及资源使用的合理性。

2. 效率性（Efficiency）。包括基金收支平衡情况、基金保值增值情况、基金管理情况等，占比25%，反映社保基金管理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3. 效果性（Effectiveness）。包括征缴情况、参保缴费情况、待遇情况、满意度等，占比25%，反映社会保障目标完成情况，社保资金的投入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获得理想效果。

4. 公平性（Equity）。包括参保覆盖情况、参保对象真实合法性、社保待遇一致性、待遇水平等，占比20%，反映公民平等享用社会资源的情况。

5.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包括基金成长能力、基金结余支付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占比20%，反映基金可持续运营能力。通过基金成长能力、结余支付能力等指标进行评估。

（三）优化管理机制，解决“怎么做”问题

1. 制度规范。出台《绍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从评价范围、内容、方式、评价职责分工、评价组织实施、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对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管理进行规范。

2. 多措并举。综合运用数据核查、实地查验、满意测评等方法，评价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通过警示、调整、限制和完善等措施进行纠偏纠错，促进社保基金管理绩效目标实现。对单位是否落实财务管理和会计报表与统计报表编制管理，及时、准确完成报表编制；预算编制的精确性、合理性是否到位；是否定期与财政部门做好对账工作，做到数据一致，进行评价，对基金收支动态展开分析。

3. 数据集成。通过纵向贯通区、县（市）社保基金月报、年报数据，横向贯通人力社保、医保部门等协同部门相关数据，将各社保基金数据细化至月度明细、年度预算管理和执行明细管理。专门撰写信息需求报告，形成一套信息采集表，对每项社保基金的各个评价指标都注明信息采集路径，以便于其他地区基于基金报表系统谋划社保基金绩效评价模块时可以适时使用。

（四）彰显评价导向，解决“结果怎么用”问题

1. 注重与风险预警相结合。实行红、黄、绿三级管控，按照得分确定绿色、

黄色和红色三种风险等级。得分在80分以上的，基金运行健康，标示绿色低风险；得分在60—80分的，基金运行处于亚健康，进行黄色中风险预警；得分在60分以下的，基金运行存在较高风险，进行红色高风险警示。出现黄色中风险以上情形，由市财政局约谈相关基金管理部门，并进行通报，可提请市审计部门启动对该基金的专项审计；出现红色高风险情形，由市财政局将有关情况和部门整改报告向市政府报告。

2. 注重与绩效考核相结合。将评价结果纳入基金管理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考核。将财政重点评价结果与部门工作目标责任制相挂钩，对于评价结果为“中” 的项目，每项扣0.1分；评价结果为“差”的项目，每项扣0.2分。

3. 注重与管理决策相结合。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预算、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存在严重问题或因故意、消极不作为致使绩效目标无法实现并造成重大影响的，财政部门暂缓或停止拨付相关资金，并启动相关监督检查程序，提请相关监督部门按规定查处。

三、改革主要成效

（一）基金状况更加清晰

以基金管理职能处室为主，对基金情况较为清楚，与相关社保管理部门协调较为方便，对于基金绩效评价的把握更为到位。近年来，绍兴市累计评价项目24个，涉及评价的社保基金规模达760多亿元，实现了市和区（县、市）全覆盖、险种全覆盖。其中：部门自评15个，评价结果“优”4个，“良”10个，“中” 1个；财政部门重点评价9个，评价结果“优”1个，评价结果“良”7个，“中”

1个。

（二）基金风险有效控制

将社保基金预算绩效评价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在厘清性质、程度、边界、职能的基础上，压实各级、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和整改责任。通过评价分析，发现部分地区存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就业参保率低、职工医保职退比下降过快、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收入户没有及时上缴等风险点，财政部门发放重点绩效评价结果意见书9份，发现问题23个，提出整改建议30条，并逐一督促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在两个月内整改完毕。

（三）基金管理水平提高

通过绩效评价，还发现基本养老保险重复参保、重复申领待遇、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稽核流程缺乏、工伤保险欠费清欠率低等管理漏洞，并了解到适

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政策需求。财政部门提示社保管理部门及时修补漏洞、完善政策，如：要求就业经办机构建立失业保险基金内部稽核流程；建议人社部门探索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新业态从业人员试行参加单险种工伤保险等。

四、几点相关思考

（一）职责分工如何更加清晰

1. 财政部门内部职能处室与监管处室之间如何协调。目前，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的组织实施以基金管理职能处室为主还是以绩效评价管理处室为主，暂时没有定论。绍兴市的实践是以基金管理职能处室为主，其优点是对基金情况较为清楚、与相关社保管理部门协调较为方便，对于基金绩效评价的把握更为到位；其缺点是基金管理职能处室自身也有部分基金管理职责，有时存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局面。

2. 基金事前事中绩效评价是否需要、如何深化。目前绍兴市社保基金绩效评价以事后绩效评价为主，事实上社保基金管理涉及面广、利益深、影响大， 有必要对提高筹资和待遇标准、扩大支出范围等重大社保政策开展社保基金事前评估。对于此类评价的指标设置，重点应从政府、企业和群众等多个维度分析政策预期达到的目标、财政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内容；也可探索对社保基金日常管理事中评价，具体可与社保经办机构开展的基金收支日常监控、疑点核查等相结合。

（二）评价组织如何更加科学高效

1. 指标分级如何设置。由于评价定位的差异，对应不同评价层级的绩效评价指标设计也应有所侧重，中央和省级更关注可能影响基金持续性的指标，地方应更加关注涉及基金效率的相关指标。因此，中央和省级在设计指标时，考虑到基金缴费率调整、支出政策变化、适用条件变化可能引起基金收支情况的变化，更关注影响基金可持续性方面的指标设计。而地方在设计指标时，要考虑征缴水平、收支执行情况、满意度等情况，更关注基金执行效果方面的指标设计。

2. 信息互通如何实现。绩效评价各项指标取数时涉及统计、税务等其他部门的数据，但是目前上述部门间尚无法实现互通共享，各部门间“数据孤岛” 现象比较突出，仅依靠中介机构或者经办机构采集难度较大。特别是统一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实施后，人社、医保部门不再拟定征收计划，用人单位自行向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社保费，经办部门对数据的掌握不如以往全面精准，数据贯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打通数据壁垒，建立人社、税务、财政等部门大数据共享平台，是提高社保基金管理效率和透明度的必要手段。

（三）结果应用如何更加有效

1. 与管理经费挂钩难。在现有情况下，将社保基金评价结果与管理经费挂钩较难实现。一方面，社保基金评价的是基金管理状况，但是其具体的支出对象是基金待遇保障人员，不能因基金管理不到位而影响该群体的待遇保障；另一方面，社保基金评价结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政策调整或者客观现实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由于部分经办机构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不能简单将评价结果与经办机构的管理经费相挂钩，也由此使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约束手段不多，操作性不强。

2. 整改督促力度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与财政监督、绩效预算及绩效审计既关系密切，又能对其起到基础性铺垫和重要支撑作用。虽然基金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也明确了一些整改督促举措，但与审计、纪委巡察等部门的整改监督相比，其在力度和威慑力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评价结果整改实效。

五、强化工作建议

（一）加快顶层设计

开展立法研究，参照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审计整改向人大报告等管理要求，探索将社保基金绩效评价工作纳入重大政策事前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整改结果向人大报告，以提高该项工作的权威性。要厘清职责分工，细化财政、人社、医保和其他部门工作职责、组织实施、结果应用、整改落实等方面的内容，使社保基金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得更加顺畅有力，形成合力。要指导指标设置，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对社保基金绩效评价指标进行论证分析，并公开发布指导意见，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二）注重分层实施

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社保基金绩效评价工作，处理好中央、省和市、县（市、区），财政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做到重点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基金整体绩效评价和政策专项评价相结合、基金事后评价和事中日常监控相结合。同时，定期开展社保基金绩效评价业务培训，采用理论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方法，提升工作人员参与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的适应性和积极性。

（三）细化指标体系

针对每种基金的特点和关注重点细化指标体系，特别要对决策和产出指标进行细化。如：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决策指标， 可通过与其他省市的财政补助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比较，评估补助标准、筹资的分担机制是否合理。又如：对医疗保险的产出指标，除了常见的门诊报销比例和住院报销比例以外，还应考虑不同等级医院的就诊率、住院率和报销情况，利用绩效指标对医疗机构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同时，还要考虑医疗机构总额预付制、按病种付费、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等产出数据。而对失业保险的产出指标，则更应关注不同人群的参保率，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失业保险的参保群体和高失业风险群体不一致，如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率较高，但其失业风险较低；而农民工和零工人员失业风险较高，但其参保率有待提高。

（四）强化结果应用

牢固树立绩效评价结果导向，做好社保基金预算绩效评价的应用文章。一是将社保基金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基金管理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考核，使之与预算分配、政策安排、干部政绩等方面挂钩；二是建立问责机制，将社保基金预算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在厘清性质、程度、边界、职能的基础上予以严肃问责，压实各级、各部门及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和整改责任；三是建立联动机制， 将社保基金日常专项管理、集中抽查、审计巡视等结果及整改情况纳入评价范围，推动各类评价结果共享互用。

“党建+”模式下学生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探索与成效研究以H高校学生党支部为例

广州华商学院 郗盛兰

高校学生党支部是党在青年群体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沿阵地，也是党在高校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肩负着教育、管理、监督学生党员和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青年群众的重要职责。随着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以及学生党支部高质量建设的要求，高校应聚焦于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然而，传统学生党支部建设模式在实践中常面临支部书记的带头作用不明显、组织生活形式化、内部治理体系重发展而轻管理[1]，主题党日活动主题不聚焦、制度体系不完善、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2]， 学习内容片面、不贴近生活、学习形式缺乏吸引力等[3]挑战。基于此，不少研究者从政治建设[4]、认同心理结构[5]、主体间性理论[6]、组织力[7]等不同视角出发构建学生党支部建设的优化路径，为学生党支部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H高校学生党支部也积极进行了实践探索，本研究基于H 高校学生党支部“党建+”的实践模式，系统解析其融合路径、运行机制及育人成效，以期破解学生党支部建设难题、激发学生党支部活力，实现高校党建与育人同频共振。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H高校学生党支部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H高校学生党支部的“党建+”创新实践模式，探讨“党建+学习”“党建+宣传”“党建+服务”“党建+制度”的具体内容与实践成效。

H高校学生党支部成立于2023年，成立初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党组织生活吸引力不强。每个月的学习内容枯燥且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脱离，活动形式单一， 学生党员的参与热情不高。二是党建工作与学生专业融合度不高。支部的党建工作没有融入学生的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呈现出“两张皮”现象。三是党员作用发挥不充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理论学习等领域，在学术科研、创新创业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四是党建工作的宣传力度不足。仅每月在公众号上宣传一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未充分利用微信、学习强国等平台扩大党建工作的影响力，同时对新媒体平台在组织管理、思想引领、互动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没有进行深度挖掘。五是制度不够完善。党

员的发展、培养、监督等环节，制度不完善。例如在发展党员时，考核评价体系不够多元，多注重量化评价，质性评价存在不足。在此背景下，该支部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实践型党支部为目标，积极探索“党建+”实践模式，坚持把党建与学生的学业、学校的发展等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党建融合工程，发挥学生党支部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H高校学生党支部“党建+”模式的实践探索

（一）党建+学习：构建政治素养提升体系。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H高校学生党支部每月深入开展主题党日、读书分享会以及时事热点讨论等活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最新理论与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教育引导学生党员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每月活动的主题涵盖了党史学习、党纪学习、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法治、诚信、国防、民族团结、反腐败教育等方面，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主题党日活动中，支部建立了党员参与第二议题设计与分享的机制。在第二议题中，学生党员可采用诗歌朗诵、唱红歌、书籍分享、绘画、答题活动、手语操等形式进行分享学习，内容与党员思想、学习、生活方面密切相关。通过这种形式，更好地加强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在整个活动中，支部党员都积极参与、积极讨论，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二）党建+宣传：打造先锋示范平台。学生党员作为党组织在高校中的先锋模范，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党支部联合学院组织构建了“优秀学生宣讲会”活动，每个学期选拔政治素质过硬、学业表现突出的学生党员代表，围绕理想信念、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方面开展示范宣讲。这种活动形式为学生党员提供了展示自己、影响他人的平台，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能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宣传阵地建设方面，为了更好地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贴近学生的实际，支部借助微信群、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及时传递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展示学生党员风采，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实践探索既坚持了高校党建工作的政治性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创新性的特征，为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影响力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三）党建+服务：深化实践育人功能。H高校学生党支部充分发挥学生与专业优势，积极拓展党支部的服务内容。第一，向学生组织输送骨干力量。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党支部与学生组织之间的联系，还确保了学生组织的领导力

量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学生党员通过在学生组织中承担管理工作，能够更好地理解组织的运作，提升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领导能力。第二，提供党员服务。学生党员通过为其他同学提供学习辅导、心理健康支持等服务，不仅提高了党员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还能够在服务中发挥自己的专长，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同时也帮助同学们解决了实际问题。第三，动员组织党员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为了深度融合学生的专业学习与党建工作，鼓励党员学生踊跃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支部党员多次参加了学院以及学校组织的校内外义诊活动。通过实施健康服务、科普健康知识、提供健康咨询等举措，学生党员能够有效地将专业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深切感受并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四）党建+制度：提升党员发展质量。学生党支部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学生个体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H高校学生党支部系统构建了党员培养体系： 在人才选拔方面，建立了多维度的量化评价方案，将政治素质、学业成绩、社会实践、班级民主评议、荣誉奖励和教师评价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当中，通过量化评分与质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确保选拔过程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在培养发展方面，制定了分阶段和递进式培养方案，针对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分别设置具有差异化的培养目标与考核标准，建立“理论学习—实践锻炼

—反思提升”的培养路径；在监督管理方面，构建了支部日常监督+群众民主监督+网络舆情监督的监督网络，通过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线上行为监测等方式，对党员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进行全程跟踪。这种制度建设有效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三、实践成效与优化策略

（一）成效分析。H高校学生党支部通过实施“党建+学习”“党建+宣传” “党建+服务”“党建+制度”模式，有效促进了党建引领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显著提升了学生党员的政治素养、服务能力与组织凝聚力，支部的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学生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群众观念得到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提高，为学校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 学生党员在学业成绩、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支部80%的学生党员获得过校级及以上的表彰，例如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级优秀生等。但当前实践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学生党支部与校内外其他组织之间未建立协同联动的模式，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不能发挥协同联动的聚

合效应；第二，学生党员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多停留在表层，没有将理论知识与实践行动建立起深度联系；第三，学生党支部没有充分挖掘AI、大数据等技术在党建工作模式创新、党员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没有将新技术与党建工作进行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第四，学生党支部未结合支部自身特点、学生需求以及时代发展趋势形成具有支部特色与影响力的品牌项目。

（二）优化策略。针对上述“党建+”实践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1.强化协同意识，构建多元化育人共同体机制。学生党支部建设作为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其育人成效的提升需要系统整合校内外的优质资源，构建目标一致、资源共享并且优势互补的育人共同体。首先，积极发掘并有效整合学校学生处、教务处、校团委以及相关学生社团等校内部门的育人资源（如师资力量、实践平台等），共同策划并实施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项目，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其次，积极与校外村委、社区、企事业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力量建立稳定、长效的合作关系，探索共建基地、实践教学点、党员服务站等平台，组织学生党员定期开展参观学习、实践锻炼、志愿服务、课题调研等活动。2.创新学习载体与形式，深化理论学习与实践转化。为切实提升学生党员理论学习的实效性，需要综合运用主题教育、朋辈教育、实践锻炼与科学评价等多种手段。第一，每月举办“微党课”演讲活动，由学生党员担任主讲人，明确要求主讲的内容需紧密围绕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语言要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第二，组建理论学习小组，遴选政治素养高、 理论功底扎实的高年级学生党员担任小组长，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定期开展专题研讨会、辩论会或学术沙龙，促进党员间的相互启发、共同提升。第三，组织动员学生党员参与暑期“百千万工程”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在基层（如乡村、社区）进行政策宣讲、民情调研、志愿服务等工作，深化党员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并将理论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3.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构建精准化思政工作新格局。在数字化时代，学生党支部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打造特色化的网络思政阵地。第一，创建并运营专属于学生党支部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定期制作并推送高品质的党支部原创内容，在这些平台上展现党员风采。第二， 鼓励学生党员围绕时政热点、校园文化等在主流媒体平台发表建设性的意见， 要敢于驳斥错误的言论，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第三，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技术，对支部新媒体平台的用户数据、评论内容以及相关校园网络舆情信息进行分析和研判，及时把握学生群体的思想特点与价值倾向，为优化思政内容供给、调整传播策略、开展针对性教育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以构建精准化的思政工作新格局。4.结合专业特色，打造党支部特色品牌项目。为提升学生党支部工作的影响力，需紧密结合党员专业优势、能力特长与校内外资源优势， 系统培育示范性强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党支部特色品牌项目。第一，深度挖掘支部党员的专业特色，设计实施如“健康科普专项行动”等专业赋能型支部品牌项目，教育引导党员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实现专业学习、党建引领与服务实践的有机融合。第二，精准对接社会需求，着力培育如“青年党员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营”等志愿服务类支部品牌项目，强化项目的可持续性运作能力、专业性服务标准与显著育人成效，持续塑造学生党支部扎根基层、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引领风尚的良好组织形象和社会声誉。

“三融合三引领”高校党支部工作法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

杜文海

2021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同时会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保证党的教育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1]。这就要求高校基层党组织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融合高校党建与业务发展，发挥党建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主体作用[2]。

党建引领在专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 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求

近期，北京市积极稳妥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一重大举措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课程体系和教育模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引领专业转型发展适应北京市的能源产业需求变化、如何优化专业培养方案设置以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将成为学校教师党支部的重要课题。

2. 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的需求

高校教师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因此不少教师对党建工作参与度相对有限，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同时，在高校日常活动中，党建与业务工作存在融合不足的“两张皮”现象。发挥教工党支部在专业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将能有效促进高校党建和业务的深度融合[3]。

党建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实现方式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以下简称党支部），主要包括“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和“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师，始终以国家和北京市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我国“双碳”发展战略，聚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重点工作，积极组织教师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国家和北京地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石油石化行业节能环保需要，投身教书育人与社会服务活动，深挖能源领域“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工作，探索形成了一套“三融合三引领”的党支部工作法，详见图1所示。

1. 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深度融合，引领学科专业转型发展

发挥党支部思想政治引领作用，将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与业务研讨深度融合。一是党支部坚持常态化理论学习，坚决落实“三会一课”，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体党员教师进一步增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识，提升建设教育强国的使命感、责任感。二是党支部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找准理论学习和业务研讨的结合点，以服务区域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北京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的建立为契机，深入学习研讨北京市高精尖产业规划、氢能行业人才需求和产业发展等议题，推动专业转型发展，先后停招“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和“油气储运”两个专业，开设了以氢能为主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更好地服务北京市绿色低碳能源发展战略。

2. 党日活动与企业调研深度融合，引领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党支部积极落实教育部和北京市“产教融合”战略部署，定期组织特色党日活动，与企业深度对接，共同开展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4]。党支部到访相关企业探讨校企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共建大学生实践基地。一是通过企业调研， 把准首都氢能产业一线需求，找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契合点，拓展产教融合的新路径。二是党支部书记带领专业教师，通过校企党支部联合共建等形式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深入企业一线，梳理氢能制、储、运、加、用以及氢安全等全产业链过程的知识体系。三是通过校企联合，搭建虚实结合的实践平台， 开发加氢站、氢储运与燃料电池等虚拟仿真实践育人平台，破解了氢气作为危化品入校难、实践环节开展难等问题。

3. 榜样示范与团队建设深度融合，引领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

党支部通过榜样示范引领和团队建设，积极发掘党支部内部的优秀党员和先进事迹，通过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广泛宣传，营造学习榜样的浓厚氛围。一是组织党员向榜样学习，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形式，分享榜样的成长经历和成功经验，激励党员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二是引导年轻党员加入科研团队，由学习榜样以“传帮带”方式进行培养，帮助年轻党员快速成长，从而形成了一批有战斗力的科研团队。三是党支部始终围绕我国“双碳” 发展战略，深挖北京市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卡脖子”关键技术，强化党建引领，主动参与国内重大课题的研发，积极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努力探索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

党建引领专业转型发展的成效

1. 专业建设融入党建，服务区域产业发展

党支部紧紧围绕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认真研究北京市碳达峰战略需求，始终以服务区域产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以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的建立为契机，深度对接园区企业，积极主动谋求专业转型，解决氢能等清洁能源行业人才匮乏对产业发展掣肘的问题。一是在2021年建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氢能研究中心，并建成校企联合创新研究院等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二是在2021年开设全国首家以氢能为特色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为氢能产业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三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在2021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2. 教学改革融入党建，实践育人特色显著

党支部在教学改革中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优化专业培养方案，调整课程体系建设，贯彻“学业导师制”，构建了“多元协同、多维赋能”的地方特色高校工程实践及“三创”教育体系，从而引领专业转型发展。一是近年来党支部组织基层建设北京市优质本科课程1门次；二是开展校企协作，邀请权威行业专家和知名高校学者作为编委成员，组织编著了全国首套高质量、体系化的氢能领域专业教材；三是加强实践教学，通过北京市“实培” 计划等方式与国内著名科研院所和行业领军企业合作，联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累计40余人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应用型高校毕业设计脱离工程实践的问题； 四是提升学科竞赛成果，在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及中国制冷空调行业大学生科技竞赛等省部级以上科技竞赛中获奖200余人次。3.人才培养融入党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是党支部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北京市关于绿色低碳能源发展的相关措施纳入思政教育体系，注重强化学校、学院、系所发展史的育人功能，培育学生正确的科学观和创新意识[5]；二是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组织教师多次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主题党日活动，以教育教学改革和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为抓手，多角度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三是组织教师积极申报课程思政教改项目， 目前承担多项校级课程思政教改项目，如智慧能源系统课程思政、气液两相流动与传热课程思政、地方院校高等工程热力学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四是努力提升学生满意度，毕业生对所学专业热爱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毕业生调查显示：

学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在93%以上，位居全国同类高校前列。4．科学研究融入党建，引领关键技术突破

党支部积极组织教师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国家和北京地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石油石化行业节能环保需要，发挥学科交叉优势，深挖能源领域“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工作。通过在氢能等新能源以及低碳能源利用领域的联合攻关，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近三年，支部所在能源工程系新签横向课题100余项，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国家级项目20余项，获教育部以及河南省科技奖励2项，在天然气掺氢输送、液氢加氢站设计、油气安全节能储运技术、高热流密度电子芯片强化传热技术以及空气动压悬浮涡轮技术等领域产出了应用前景广泛的科技创新成果。

结语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工第二党支部以北京市氢能高精尖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开展党建引领学科专业转型发展，探索形成“三融合三引领” 党支部工作法，在专业转型发展、教育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实践探索。近年来，党支部多名教师先后荣获北京市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4年，党支部获批北京市高校党建“样板党支部”； 2025年，以党支部教师为主体的团队获教育部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认定。党支部形成了符合学校实际、兼顾学科专业特点的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校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法。

党建引领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探索

嘉兴南湖学院 陈轶甄

（2025年10月1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突破“入耳易，入心难”的困境？核心在于将党的强大组织优势及政治引领力转化为铸魂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文聚焦“党建引领” 根本导向，分析高校如何通过组织体系优化、队伍能力跃升、课程深度熔铸与平台创新拓展，构建起既坚守政治本色又充满时代活力的思政教育新范式，为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才提供支撑。

一、强化党建组织建设，筑牢思政教育领导核心

高校思政教育要达成实效，需聚焦健全党委领导机制，明确划分校院各级党组织职责范畴，厘清基层党支部在思政教育中的功能定位与层级责任。具体而言，党委层面需把握思政教育的政治方向、核心使命与全局部署；院系党组织要结合学科专业特色，将上级党委部署转化为可落地的实施方案；基层党支部需扛起战斗堡垒责任，发挥协同育人作用，扎根师生群体，确保思政教育目标在教学、科研、生活与服务各环节落地见效。与此同时，高校需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将思政教育成效（尤其是人才培养成果）作为基层党组织及负责人的核心考核指标，推动基层党组织把思政工作视为核心任务，进而显著提升其组织引领力、成员凝聚力与思政育人中的攻坚能力。此外，高校还应顺应数字化浪潮推进工作创新，搭建集信息发布、理论学习、组织管理、活动开展于一体的智慧党建平台，实现党建与思政教育资源的高效整合、信息实时共享、线上线下活动协同联动，增强党建工作时效性。

二、加强党建队伍建设，打造优质思政教育师资力量

思政教育队伍质量直接影响着育人成效走向。高校应构建完善的培养机制， 定期组织教师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与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思政教学技能竞赛、一流课程评选、集体备课研讨等活动，常态化锤炼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与课堂把控能力，稳步提升其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此外，高校应重点打造党员教师与学生的常态化结对帮扶体系：课堂上，党员教师深化课程思政内容融合；课下，增加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以自身言行感染、引领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情操。党员教师可通过思想引导、学业辅导、生涯规划、生活关怀等方式，将思政教育延伸至学生成长全过程，实现“润物细无声”的

育人效果。需注意的是，师资队伍建设需突破校园边界，吸纳党建研究专家、理论宣讲骨干、行业优秀党员担任思政教育兼职导师与实践导师，拓宽思政教育的内容维度与视野范围，增强教育的实践分量、说理力度与时代特质，切实弥补校内师资在实践经验与社会视野方面的短板。

三、深化党建与课程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思政课程体系

推动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打破思政课“单兵作战”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化党建与各类课程的融合，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思政”育人体系。首要任务是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高校需动员全体专业课程教师参与， 深入挖掘本学科专业知识体系中的育人元素，包括价值理念、历史脉络、人文精神，尤其是其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家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与文化自信；同时，鼓励其将党的理论精华、辉煌历史、伟大精神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大纲、教案设计与课堂讲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自然融合，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应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模式，摒弃传统“满堂灌”形式，主动运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互动研讨等多元教学方法，推动理论学习与党建主题实践深度结合。此外，高校应建立科学高效的党建与思政课程质量审核机制。评价维度应覆盖教学内容的深度与价值导向、教学方法的创新性与有效性、学生课堂参与的主动性与思想认同的坚定性，以及最终的育人实效。通过学生评教、同行评议、督导巡课、数据分析等手段，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确保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目标落地。

四、拓展党建育人平台，创新思政教育实践形式

思政教育要实现入脑入心，仅靠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必须积极拓展育人平台，创新实践形式，让教育“活”起来。首要任务是打造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线上党建思政教育平台。一方面，充分依托大学生高度聚集的新媒体阵地，搭建覆盖广泛的线上教育矩阵；另一方面，高度重视教育内容的精品化设计，全面细致策划打造内容优质、形式新颖的宣教素材。与此同时，高校必须强化社会实践这一关键节点，将其作为推进党建思政教育深化的核心载体。除开展红色主题实践外，更需结合学生专业特点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聚焦党建引领下的实践育人方向——引导学生运用自身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深入认知社会微观治理的重点、行业研发瓶颈的难点、人民群众生活的痛点，找到服务社会进步的实际落脚点。例如，推动青年学生以“社区观察员”身份进驻基层，参与群众问题的收集反馈与解决方案建议；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指导学生围

绕社会热点撰写青年建言，助力优质建议转化为政策参考。通过这类实践活动， 促使大学生在服务群众中深刻领悟党的宗旨，在剖析国情社情中增强责任担当， 实现思政教育与实践应用的深度融合。此外，高校还需着力构建沉浸式校园党建文化氛围。通过常态化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如红色经典诵读会、沉浸式红色戏剧展演、革命歌曲传唱等，以文艺形式生动诠释时代精神。这些活动能够潜移默化地传播红色文化、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氛围，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让思政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学生心灵。

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 张小文

高校毕业生档案作为记录学生学术历程与个人发展的重要载体，其规范化管理直接影响着学生权益保障与高校行政效能。随着档案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归档培训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现有培训体系在覆盖范围、内容设计、实施方式及反馈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制约了档案管理质量的提升。为此，本研究以笔者所在学校2024届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系统探究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现状。

一、调研设计

为全面了解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的实际情况，本研究设计了一份详尽的问卷。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涉及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身份、年级等）；第二部分为核心调查内容，共设置8道单选题、2道多选题和1道开放式问题，旨在评估培训参与情况、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培训方式的有效性， 以及反馈渠道的畅通程度。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通过毕业生归档培训业务微信群发放网络问卷，针对参与2024届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的辅导员和学生干部进行调查。共收到914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保留862份，有效回收率为94.31%。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单选题统计频数与百分比，多选题统计频数及个案百分比。

二、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培训覆盖面较窄，频次不足。关于“是否参加过毕业生档案归档专项培训”这一问题，仅有47.6%的受访者表示曾参与过相关培训，而52.4%的受访者（超过半数）从未参加过，反映出培训的覆盖面较窄。大量参与档案工作的人员未能接受系统化培训，缺乏必要的归档知识与操作技能，直接影响着档案整理的规范性和效率。从培训频次来看，关于“参加了几次毕业生档案归档专项培训”这一问题，52.4%的受访者从未参与，38.2%的受访者仅参加过一次， 8.6%的受访者参加过两次，而参加过三次及以上的人员比例低至0.8%。这种低频次、非持续性的培训安排，使得参训人员难以巩固知识，无法适应档案管理政策和技术手段的动态更新。覆盖面窄与频次不足叠加，不仅制约了档案管理整体质量的提升，也增加了因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的学生档案错漏、遗失等风险，可能影响学生的升学、就业等个人权益。因此，高校应构建常态化、全覆

盖的培训机制，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能参与培训，为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提供基础保障。

（二）培训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较低。调查数

据显示，在“培训内容对实际工作帮助程度”的评价中，75.8%的受访者认为帮助“较小”或“一般”，仅24.2%的受访者认为“较为有用”或“非常有用”， 反映出培训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明显脱节，制约了学员将所学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能力。从专业性角度来看，关于“培训内容深度”的评价中，52.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内容过于浅显，缺乏专业知识与技术细节的深入讲解；仅15.4%的受访者认为内容“较为深入”或“非常深入”，说明现有培训难以满足归档工作对规范性和精确性的要求。此外，在“培训内容是否涵盖档案整理的所有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方面，超过半数（55%）的受访者认为覆盖不全面或遗漏重要环节，仅10%的受访者认为内容完全覆盖，显示出培训内容不够系统、关键操作要点讲解不到位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培训存在“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操作”的倾向[1]，未能将档案管理规范与具体操作场景有效结合，影响了培训内容的实际转化效果。因此，有必要从内容设计层面加强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的模块化建设，突出实操要点，提升培训的针对性。

（三）培训方式单一。调查数据显示，在“最常用

的档案归档培训方式”中，高达94.3%的受访者主要通过传统课堂讲授形式接受培训，而视频教学、在线平台、实际操作练习和小组讨论等其他形式的使用频率合计仅为5.7%，反映出当前培训形式缺乏多样性。这种单一的培训模式难以适应归档工作对工作人员实操能力的要求，也限制了培训效能的进一步提升。在“最有效的归档培训形式”（多选题）统计中，尽管课堂讲授使用最广， 但仅60.1%的受访者认为其最有效。相比之下，所有受访者（100%）均认为实际操作练习是最有效的培训方式，反映了实践在技能型培训中的关键作用。此外， “操作示范视频教学”的个案百分比达到95.1%，说明通过录制标准化操作视频供学员随时复习，是提升学员操作规范性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有效辅助手段。由此可见，当前的培训方式仍以单向传授为主，缺乏互动设计，未引入多元技术， 未充分发挥现代技术（如虚拟仿真）在提升培训参与度等方面的作用，影响了归档培训的整体质量与成效。

（四）培训效果反馈机制缺失。关于“培训过程

中遇到问题时是否有有效的反馈渠道”的调查结果显示，仅10%的受访者认

为反馈渠道“总是畅通”，2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可以”，35%的受访者认为“有时有效”，25%的受访者认为“很少有效”，另有10%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无法通过现有渠道获得帮助。上述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参与者在培训过程中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支持。即使存在形式上的反馈途径，其响应速度也较慢，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也普遍较低，反映出当前机制在流程设计、责任归属与系统支持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缺乏畅通的反馈渠道不仅直接影响着学员的学习体验，也阻碍了培训内容的有效吸收与实际转化。低效的反馈机制不仅影响了参训人员对操作规范的理解与执行，也制约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标准化与质量管控， 反映出培训环节中双向互动机制仍有待加强[2]。因此，高校应着力构建结构清晰、响应迅速、过程可溯的反馈流程，明确各环节责任主体与处理时限，并探索建立线上反馈平台与定期答疑机制，从而有效提升档案归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三、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的优化路径

（一）全员参与，扩大归档培训覆盖面，增加频次。为了确保相关人员都能掌握必要的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建议采取具体措施来扩大归档培训的覆盖面并增加培训频次。一是全员强制性培训。将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纳入学校或相关机构的必修项目，所有参与档案管理工作的人员都必须参加培训。特别是新入职的辅导员，应安排强制性培训，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具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二是建立定期复训机制。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集中培训，持续提升相关人员的专业水平，确保培训效果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针对关键岗位人员

（如辅导员、学生干部），适当增加培训次数，以确保他们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三是实现灵活的学习安排。开发在线学习平台，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随时观看和复习教学内容，确保培训覆盖每一位档案管理参与者。

（二）重视需求，提升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专业性。应确保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的内容既实用又专业。一是以需求为导向，定制化培训内容。“坚持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原则，强化培训需求导向，将按需培训贯穿于教育培训工作的各个环节”[3]。培训前应进行详细的需求调研，了解学员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需求，确保培训内容具有针对性。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信息，精准把握学员的需求。根据不同岗位和层级的需求，设计差异化的培训内容，因材施教。二是系统设计培训课程，全面覆盖关键步骤。设计全面、系统的培训课程，涵盖档案收集、分类、编目、保存和数字化等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并

提供详细的标准化操作流程指南，帮助学员规范操作。同时，归档培训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工作，在培训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和模拟操作环节，帮助学员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提高其实际操作能力。三是建立健全以实践为导向的评估体系。在培训中加入实操考核，要求学员完成实际任务，如档案分类、整理排序、装袋密封等，以检验其掌握程度。归档专项培训教师应根据学员的实操表现和反馈，及时调整培训内容，确保其实用性和有效性。

（三）创新方法，丰富归档培训方式。为了解决培

训方式单一的问题，提高培训的有效性，高校档案工作人员要积极创新培训方式，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手段[4]。一是利用现代科技，增加线上培训方式。将传统以线下面授为主的培训方式变为“线下+线上”培训方式[5]，通过录制毕业生档案归档操作示范视频和开发在线学习平台等线上方式进行培训，确保档案收集、分类、整理、审核、排序、密封盖章等环节都有详细演示。有条件的档案部门可以开发一个集成视频教程、文档资料和互动功能的在线学习平台， 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获得必要的培训内容。二是结合小组讨论与合作学习，促进交流互动。组织小组讨论会，鼓励学员分享经验和见解，通过交流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三是增加实际操作练习，改变单一的理论讲授模式。在培训中增加更多实际操作模块，让学员通过实践掌握操作技能。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创建更加生动和直观的培训场景，改善学员的学习体验。

（四）沟通互动，健全培训效果反馈机制。毕业生档案归档专项培训在反馈机制方面存在显著不足，为确保每位学员都能及时获得帮助和支持，应采取相应措施。一是建立多渠道反馈机制。设立在线问卷、意见箱、培训QQQ或微信群、电话热线等反馈渠道，确保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最便捷的方式进行反馈。二是组建专职反馈处理团队。该团队中的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能够迅速解答学员的问题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三是定期收集学生和辅导员的反馈意见，全面评估培训工作的实际效果。通过对反馈数据的分析，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不断优化培训内容和方式。

四、结语

通过对高校毕业生档案归档培训工作的问卷调研，本文系统揭示了当前培训体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覆盖范围有限、开展频次不足、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较低、培训形式较为单一，以及效果反馈机制不够健全等。针对上述

问题，本研究提出了解决对策：推动全员参与，扩大培训覆盖面，并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以实际需求为导向，提升内容的实用性与专业性；引入多元化教学方法，提升培训的互动性；构建畅通的反馈渠道，强化培训过程中的双向沟通。对这些对策进行有机结合，形成系统化的改进方案，能显著提升归档培训工作质量。这不仅能为高校毕业生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提供有力支撑，也能为高校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优化学籍档案管理流程提供实践路径。

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实践探索 评《协同共育：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讲师 葛徐艳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持续提高育人质量是高校应有之义。党建工作不仅关系到高校办学的政治方向和理念，也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效果。新时代背景下，加强高校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建在育人中的引领作用，是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和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由刘军君所著的《协同共育：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立足于高校组织育人理论，系统探究高校党建组织育人的可行性与实践路径，旨在充分发挥党建在高校育人中的引领作用，为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书中提到，我国高校党组织结构较为完善，构建了从校党委到学院党组织再到基层党支部的多层次组织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完成有助于高校党建工作的加强，同时确保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高校的贯彻落实。在党建引领下，高校通过整合各方教育资源，形成全方位的育人格局，从而持续为人才培养提质增效注入动力。而且高校党建工作不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可以通过组织各类社会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但部分高校存在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等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党建活动未能有效融入高校的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导致党建组织育人效果不理想。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了党建工作的深入开展，还限制了党建工作在高校事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对此，该书总结提出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的实践策略，本文对其总结如下。

其一，加强高校党组织建设与优化工作。高校需明确各级党组织的职责和任务，加强党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升党组织的整体效能。高校应通过建立健全党组织的工作机制，确保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有效融合，推动高校各项事业的协同发展。党组织也要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升组织力， 突出政治功能，确保党组织在高校治理中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在党员教育和管理方面，高校党组织应定期开展党员培训和理论学习，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理论水平，并通过建立完善的党员评价体系，激励党员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外，高校党组织还需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党员教育方式方法，如开设在线学习平

台、制作微党课等，提高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结合高校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活动，如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增强党员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其二，深化党建工作与育人工作的融合。高校基层党组织可将党建活动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增强党建活动的吸引力和实效性，同时促进学生专业技能与社会责任感的双重提升。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高校基层党组织可以开展贴合专业实际的党建项目。例如，工科专业的学生可以参与智能科技研发、环保技术革新等党建项目；医学专业学生可以组织医疗服务的志愿活动，如社区健康普查、义诊服务、公共卫生教育等。通过党建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同时也加强他们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与认同，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高校党组织还需以党建促业务，以业务强党建。如在高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校科研团队中积极发展党员，成立党员科研团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科研创新突破。其三， 构建立体化育人体系。高校应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将党建工作融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形成教育教学、管理服务、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育人合力。例如，高校党组织可与社区、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邀请社会人士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如职业指导、专题讲座，从而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和实践经验。此外，高校还需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员教师应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影响学生，激发其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同时组织专题讲座和交流会，分享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学生党员则可以在校园内外开展丰富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如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文化宣传等。学生党员应该在这些活动中，主动承担责任，展现自身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从而带动更多同学积极参与。

高校党建引领组织育人是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和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面对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新要求，高校必须加强党组织建设，深化党建与业务工作的融合，创新党建活动形式，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实践能力。未来，高校党建工作应通过深化党建与育人工作的融合，提升育人质量，确保党建工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高校事业发展紧密结合。

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李晓雨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异地设立研究院或分校区，进一步促进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模式的创新。但由于异地研究院办学的特殊性，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异地研究院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区别于学校本部的问题，如动向难掌握、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等问题，削弱了异地研究院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不利于党员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对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本文以北京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学校）为例，立足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动向难掌握、活动难开展、作用难发挥”的症结问题，探索三“链”破三“难”管理机制，旨在进一步加强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实效。

当前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的现状扫描

1. 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具体动向难掌握

第一，党员信息统计不完整。异地研究院往往建设在学校本部以外的其他城市，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与限制，学生的管理制度、体系、人员也与学校本部不同，使得学校本部难以实时了解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活动信息和具体情况，信息联络滞后，新发展党员、新转入组织关系党员的建档不完整。此外， 异地研究院大多采取“1+3”“2+2”等多校区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存在跨校区流动的情况，而传统的党员管理模式多侧重于静态管理，对于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这种流动性强的群体，缺乏有效的动态管理手段，学生党员的校区转移、组织关系转接、成绩变化、奖惩情况等动态信息的收集更新不及时。

第二，基层组织建设不完善。目前，异地研究院还处于快速建设发展阶段， 由于时间紧迫、资源有限等实际困难，往往未能按照党章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建立健全的基层组织架构，或未设置基层党组织，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还归属于学校本部基层党委。由于日常行政管理与党组织教育管理的分离，使学校本部缺少管理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有效抓手，无法与党员保持紧密联络，党员的思想动态、学习情况等难以得到及时了解和跟进，党员发展、党员培养教育等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第三，党员管理体系不完善。异地研究院的实际情况区别于学校本部，目

前未能针对异地研究院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专门的政策文件和操作指南，党组织关系转接、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党员学习培训等工作的实施细则不够明确； 异地研究院建设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党员管理体系，组织架构尚不健全，缺少专门负责党员教育管理的职能部门和人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不足；异地研究院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学校本部对其工作的了解和监督往往存在盲点，难以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指导和检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落实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 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教育活动难开展

第一，党员骨干素质有待提升。异地研究院因组织建设不够规范，缺少专门负责开展党员教育管理的部门和人员，且开展理论学习的材料和资源有限， 只能依托校本部的学习资源开展党员学习教育培训，针对异地研究院党员骨干实际需求开展的教育培训较少，党员骨干对于理论学习、参加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异地研究院缺少支部建设、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实践锻炼的机会，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素质有待提升。

第二，党员活动组织难度较大。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的课程安排、学习时间与学校本部不同，往往因为课程冲突、实验任务或实习安排无法参加学校本部组织开展的党员活动；异地研究院的场地资源、活动设施相对有限，部分大型的党员活动无法开展，同时因异地间的交通、时间成本限制，只能通过网络连线等形式开展活动，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流动性强、缺少凝聚力，没有严格考勤管理，党员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较低。

第三，党员学习教育形式单一。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学习教育活动受到场地、经费等资源的限制，且缺少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往往以集中学习文件、传达上级精神等形式为主，缺少讲座、专题党课、红色教育基地研学等实践类的党员学习活动；同时，理论学习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针、政策等，没能很好地将理论学习与学生专业特点、实际需求相结合，尤其是对于与高校科研、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解读不够深入、内容更新不够及时，教育活动的吸引力不足， 党员参与的时效性大打折扣。

3. 异地研究院党员的模范作用难发挥

第一，党务知识与实践经验欠缺。异地研究院党组织建设尚不完善，党员缺少参与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于党支部成立、建设的流程和具体要求掌握不够准确；同时，因地理位置原因与学校本部的交流不够经常和深入，无法很

好地学习优秀经验做法，在提升党务工作能力方面存在困难。

第二，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由于学校本部不直接对异地研究院党员进行日常管理，无法及时有效地对学生党员的日常表现、模范作用发挥情况进行监督考核，缺少针对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的监督考核办法和细则，对先进典型的奖励和宣传也不够到位，优秀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

第三，模范作用发挥渠道较少。异地研究院与当地政府、企业、社区等社会机构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合作渠道不够畅通，难以获取丰富的社会资源来支持党建工作，不像学校本部通常与行业内、区域内单位和机构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为学生党员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的机会。异地研究院资源相对匮乏，使得党员教育活动和合作共建难以有效延伸至校外， 党员缺少发挥作用的机会和平台，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成效的渠道还未打通。

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水平提升策略

1. 延伸“组织链”，破解“动向难掌握”问题

第一，精准建档立库。建立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常态摸底排查机制，在新生入学、转移培养校区等关键阶段做好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情况摸排，按照“一人一档、一支部一档、一研究院一册”标准，分类建立台账，做到党员基本情况、异地研究院信息情况、培养校区转移情况“三个清楚”，确保底数清、信息新、情况明。

第二，规范组织设置。学校根据目前已建立的研究生唐山研究院党支部的建设经验，计划建立各异地研究院学生党支部，根据异地研究院学生前期在中关村、后期前往异地研究院学习培养的特点，异地研究院党员在中关村学习期间根据专业方向分配党支部，转移校区后再分配至各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在人数合理、便于活动的基础上，将异地研究院党员分别集中纳入教育管理，使每名异地研究院党员在每个环节都有“归属”。

第三，健全管理体系。例如：研究制定《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异地研究院党员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异地研究院党员管理体系，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党建引航人，选配优秀教师党员干部担任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党建导师；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全流程指导，加强与异地研究院辅导员、学生导师的交流协作，打造学院领导班子、教师党员、辅导员、导师构成的四位一体管理体系，着力增强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归属感与凝聚力。

2. 拓展“教育链”，破解“活动难开展”问题

第一，强化集中骨干培训。注重加强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学生党员骨干的集中教育培训，在寒、暑假期间开展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专题培训班，推荐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骨干参加校、院两级组织开展的学习培训，提高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学生党员骨干的思想政治素质及独立开展支部建设的能力水平。

第二，打造云端教育课堂。为便于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参与学院各项学习教育活动，建立云端学习机制，依托学院官方网站的党建思政专栏和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定期上传每月理论学习指南、推送党建活动动态，根据异地研究院党员的实际需求，邀请校外专家开展线上专题党员教育，推动党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第三，提供精准送课服务。探索异地研究院党员“点餐”、学院“送餐” 的教育模式，根据党员实际需求，学院领导班子定期前往异地研究院开展专题交流调研，落实书记、院长讲党课制度；邀请校内外专家开展零距离赋能课堂， 在“七一”“国庆”等时间节点开设“假日学堂”，通过专题党课、座谈交流、党性教育等学习活动，提高异地研究院党员的理论学习质效。3.完善“机制链”， 破解“作用难发挥”问题

第一，建立支部结对机制。基于现有学生党支部以及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建立的专业方向相关性，将异地研究院党员在中关村、异地研究院培养的两个阶段分配的党支部建立“1+1”结对机制，通过两支部的学习交流、结对帮扶、共建活动等形式，提高异地研究院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异地研究院党员在转移校区和党支部的全过程教育管理。

第二，完善考核荣誉机制。进一步细化党员考核细则，明确异地研究院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开展组织生活、参加学习培训、参与学院各类活动的考核标准，将异地研究院积极分子综合考核情况纳入发展党员名额划定，在异地研究院设立党员先锋岗，充分发挥先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创先争优良好氛围。

第三，创新校地合作机制。加强与异地研究院当地政府、企业的交流合作， 探索校企合作创新机制，积极联络行业相关企业与异地研究院党支部开展交流共建，鼓励学生党员发挥专业优势参与相关企业科研生产，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在服务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青年党员的积极作用。

综上，结合当前高校异地研究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尝试探

索三“链”破三“难”管理机制：通过精准建档立库、规范组织设置、健全管理体系等手段延伸“组织链”；通过强化集中骨干培训、打造云端教育课堂、提供精准送课服务等方式拓展“教育链”；通过建立支部结对机制、完善考核荣誉机制、创新校地合作机制等途径完善“机制链”。着力解决异地研究院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的症结问题，以传承“延安根、军工魂”红色基因为主线，为党和国家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贡献北理工力量。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陈毅城

碳金融（CarbonFinance）具体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交易、温室气体减排或产生碳排放权的碳汇项目投融资等相关金融服务活动。总的来说，碳金融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投融资活动。关于碳金融的含义，世界银行碳金融部门（WorldBankCarbonFinanceUnit） 在2006 年碳金融发展年度报告

（CarbonFinanceUnitAnnualReport2006）中给出界定，即“以购买减排量的方式为产生或者能够产生温室气体减排量的项目提供的资源[1]”。国内碳金融市场主要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金融产品市场以及碳金融服务市场三大板块构成。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占据核心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碳金融产品市场与碳金融服务市场则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配套服务。碳金融产品市场涵盖绿色贷款、绿色股权、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这些工具不仅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急需的资金，还推动了碳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2]。在“双碳”背景下，吉林省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发展碳金融市场的号召，与国内其他地区协同共进，共同推进地方碳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发展。

一、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起步较晚，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其发展进程相对滞后，在全国碳金融市场格局中的份额亦较为有限。不过，近年来，吉林省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推动绿色金融与碳金融发展。例如，吉林省金融系统围绕“增量、创新、提优、赋能”理念，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服务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截至2023年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2705.5亿元，较年初增加657.7 亿元，增速高达32.1%，远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6.6个百分点[3]。此外，吉林省还积极推动碳金融产品创新。如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成功推动全国首单绿色碳排放权资产担保债务融资工具在吉林落地，为碳金融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全国碳市场启动以来，吉林省坚持稳中求进防风险、守正创新求突破、协同配合解难题，不断加强碳市场建设。2023年，吉林省将碳达峰目标纳入《吉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强调通过政策引导和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碳排放交易机制，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核心作用。2024年5月，吉林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吉林省绿色低碳发展的若干措施》（“吉林绿色金融二十条”），

明确提出通过加大绿色信贷、债券支持力度，推动环境信息披露和碳核算，建立碳减排数据共享机制，强化金融机构对低碳项目的融资支持。

近三年来，如表1所示，吉林省重点碳排放单位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 参与家数由2021年的28家增至2024年的44家，在累计碳交易配额和累计成交额方面，吉林省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024年12月，吉林省纳入全国碳市场第二履约周期管理的企业全面完成1.51亿吨配额的清缴任务，首次实现100%履约率，成为全国首个连续三年达成全履约的省份。吉林省生态厅通过完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首批25家银行机构完成披露，提升了市场透明度。

2025年，吉林省将碳金融市场与新能源产业结合，计划新增新能源装机600 万千瓦以上，并通过绿氢项目集群（如机电股份大安一期）和绿色甲醇项目， 打造低碳产业链闭环，为碳金融市场提供标的，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以绿色动产为抵质押物的贷款产品，并探索“投承联动”“债贷结合”等模式。

二、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与制度体系有待完善

吉林省虽已成功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CEA）的整体框架，在碳市场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目前尚未构建起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多层次碳市场体系。从参与主体来看，当前碳市场主要集中于发电行业，而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在全省工业碳排放中占比高达21%，却被排除在强制减排体系之外。这不仅限制了碳市场覆盖范围的广泛性，也不利于这些行业的绿色转型发展。同时，吉林省拥有丰富的森林碳汇、农业减排等优势资源，却因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难以实现这些资源价值的合理转化，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若制定地方转型目录，可能面临未来与国家标准不匹配带来的高额适配成本；若完全等待中央政策，又会错失碳金融创新的宝贵窗口期。而且，吉林省目前仅有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存在明显落差：补贴强度不足，重点行业技改项目补贴比例仅为15%～20%；政策协同性较弱，生态环境部门认定的减排量与金融机构授信标准尚未有效打通；服务链条出现断裂，全省碳资产管理服务机构不足20家，政策支持力度有限、碳减排支持工具不完善，导致企业参与碳市场的动力严重不足。

（二）企业能力与意识薄弱

吉林省行业龙头企业在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成果斐然。例如，一汽、吉林油田等标杆企业，在国家“双碳”战略的有力指引下，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成功实现了从碳排放者到碳资产管理者的华

丽转型。它们积极探索碳捕集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全省工业企业总数78%的中小企业却普遍面临着碳管理能力薄弱的严峻困境。在碳核算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全省工业企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大型国企积极建立数字化碳管理平台，部分规上企业也已完成初步盘查，但占市场主体95%的中小微企业却仍处于“碳盲区”，对碳排放情况知之甚少。省级专家库的建立虽为行业带来了一定的智力支持，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暴露出三个结构性矛盾：专家资源与需求存在空间错配，70%的专家集中在长春、吉林等中心城市，难以满足其他地区中小企业的需求；专业领域覆盖不均衡，碳交易、碳金融等领域专家仅占12%，导致相关领域指导不足；服务方式传统，90%的培训仍采用集中授课模式，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受此影响，省级专家库的培训转化率不足40%，部分企业缺乏专业的碳核算和交易团队，难以制定科学的减排计划，数据质量管理和履约成本控制问题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绿色发展。

（三）碳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

吉林省碳金融市场正深陷“单一化发展困境”，与全国蓬勃发展的碳金融创新浪潮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从交易数据来看，2024年，全国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额强势突破430.33亿元，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然而，吉林省参与的44家控排企业全年交易额却仅占全国总量的1.8%。这一比例凸显出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在全国市场中的边缘化地位。而且，吉林省碳交易呈现出明显的“三集中”特征，交易时段集中在特定时期，交易主体局限于少数企业，交易品种单一匮乏。这种局面严重制约了碳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全国范围内， 已有8家券商获准参与碳交易，广东省更是率先开展碳期货模拟交易，积极探索碳金融创新路径，但吉林省的碳金融产品却依旧停滞于“1.0”阶段，除CEA现货交易外，像CCER质押融资、碳收益票据等创新产品至今仍未实现零的突破， 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以吉林碳谷为例，尽管其融资余额已达到3751万元，但融资过程主要依赖外部投资者，本地银行由于缺乏碳资产评估能力，无法准确评估企业碳资产价值，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此外，当前全国碳市场尚未对金融机构全面开放交易权限。这使得吉林省企业在面对价格波动风险时无法有效对冲，跨期配置工具也处于缺失状态。这种制度性障碍与吉林省自身产业特质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森林碳汇等潜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难度。

三、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对策

（一）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的双向突破

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应紧紧依托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积极争取国家批准建设东北区域碳交易中心，以此为契机推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在碳交易中心架构设计上，可采用“基础配额+特色项目”的双层架构模式。基础层充分承接全国CEA市场，确保与全国碳市场有效衔接、协同发展；特色层则大胆试点，将森林碳汇、黑土地保护等具有吉林特色的项目纳入区域市场，通过这种方式打造出独具区域特色的多层次碳市场体系，充分挖掘和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实现碳市场的差异化发展。针对当前全省碳交易行业覆盖面狭窄的问题，吉林省应果断实施“碳市场扩容工程”，建立科学合理的行业准入动态清单，分阶段、有步骤地将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纳入强制减排体系，逐步扩大碳市场的覆盖范围，推动更多行业参与碳减排行动。在转型金融目录制定方面，吉林省政府可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优先制定钢铁、化工等行业的省级标准，充分参照国际转型金融的先进经验， 出台《吉林省重点行业低碳转型目录（暂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预留充足的调整空间，确保省级标准既能满足当下发展需求，又能避免与未来中央政策产生冲突。此外，结合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利率1.75%），吉林省可设立专项贴息基金，对采用区块链技术的低碳项目提供额外0.5%的利率优惠，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积极推动本地金融机构发行“转型债券”，募集资金定向支持高碳企业技术改造，并通过区块链平台实时披露资金流向，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碳减排事业[4]。

（二）企业能力建设与技术应用深化

在推动吉林省中小企业碳管理优化与碳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可借助区块链技术实现多方面的突破。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区块链平台接入省级碳资产管理中心，利用其提供的标准化模块便捷地完成碳核算与报告编制工作。这一方式打破了传统碳核算模式对大量人力和时间的依赖，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 使中小企业能更高效地参与碳管理。吉林省政府可积极借鉴浙江省的“碳账户” 模式，为小微企业提供免费的数字化工具。企业通过区块链平台实时上传排放数据，监管部门可追溯每笔交易记录。这种透明、可追溯的特性能够极大地降低数据造假风险，保障碳市场的公平公正。区块链支持的可编程性为碳金融衍生品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例如，当碳价跌破预设阈值时，智能合约可自动触发履约，有效降低企业面临的价格波动风险，区块链与物联网结合能够

实现碳排放的实时监测，为碳资产证券化提供可信的数据支撑[5]。政府可开发“吉林省碳管家”数字化平台，集成碳核算模板库、减排技术案例库和专家在线问诊系统，全方位辅助中小企业制定科学的减排计划。本地碳金融机构可联合高校设立“碳金融与区块链”交叉学科，培养既懂碳金融又熟悉区块链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培育专业的碳核算和交易团队，为吉林省碳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6]。

（三）创新碳金融产品与服务

在推动吉林省碳金融市场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进程中，可从多方面协同发力。首先，吉林省应积极争取设立东北碳金融创新试验区，以此作为碳金融创新的试验田和先行区。在试验区内，试点开展碳远期、碳掉期等场外衍生品交易，丰富碳金融交易品种，为企业提供更多风险管理工具。同时， 充分挖掘和发挥吉林省的区域特色优势，试点开发黑土地保护碳汇、长白山森林经营碳汇等区域专属产品。黑土地作为珍贵的土壤资源，其保护过程中蕴含着巨大的碳汇潜力；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对碳的吸收和固定作用显著，开发相关碳汇产品既能体现区域特色，又能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其次， 吉林省应大力实施“碳金融人才培育计划”，例如组织本地银行从业人员参与碳资产评估、碳金融等相关领域的专业培训，通过系统学习提升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为碳金融业务开展提供人才支撑。此外，吉林省可通过专项补贴政策，积极引进具有碳资产评估经验的专业人才，吸引他们为本地银行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弥补本地人才短板。最后，吉林省应推动本地银行与具有碳资产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借助第三方机构的专业力量进行碳资产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吉林省还可以联合国家层面推动金融机构全面参与碳市场的政策试点，允许金融机构作为经纪商或做市商提供双向报价，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价格波动风险。借鉴券商已开展的碳配额回购、远期交易等业务经验，联合金融机构试点区域性碳期货、期权等衍生品， 帮助企业锁定长期碳价，有效对冲短期价格波动风险，促进碳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四、结论

碳金融市场的蓬勃兴起为吉林省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关键动力。未来，吉林省需通过政策协同与市场机制双向突破，构建多层次碳市场体系；深化企业能力建设与技术应用，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

新碳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区域专属碳金融工具。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产学研融合、完善碳金融基础设施，吉林省有望将碳金融市场打造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全国碳金融创新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共同迎接“双碳”时代的历史性机遇与挑战。

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重庆农商行为例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杨玲

一、金融科技发展相关概述

1. 金融科技的内涵

金融与科技联系紧密，不再是以前单独的个体。金融促进科技的创新，科技造就金融的高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金融科技是指利用各种技术工具对传统金融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提高效率，并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2. 金融科技的主要特征

1. 金融科技的服务成本低

金融科技迅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采用改变了使用资产抵押品和正式资产负债表来控制风险的传统做法，并通过允许金融机构根据交易和行为模式自动评估客户信用水平，大大降低了金融贷款的边际成本。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系统等金融科技为联络中心和收银员减轻了大量的体力劳动，使金融机构的零售业务成为资本密集型，显著提高运营效率。

2. 金融科技的精准性

通过金融科技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对客户人群进行准确定位。金融科技衍生出的一系列产品如金融场景化，通过建立线上线下的精准连接，提供最精简的服务方案，让客户获得更专业、更便捷、更精准的金融服务。根据金融服务的场景模型，金融产品的研发从产品终端使用的实际场景出发，深入挖掘真实需求，针对需求量身定制相关产品规格，提高需求匹配度，使产品定位更加准确，并与潜在利益和消费者客户相结合，实现更灵活的服务制度习惯。

3. 金融科技的风险性

金融科技公司垄断并扩大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数据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金融科技巨头将利用其拥有的大量数据制造市场垄断，破坏市场的正常秩序，制造不公平竞争，无助于金融业的安全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巨头往往可以利用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进一步加强其垄断地位，造成“太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并具有很强的操纵市场和产生巨额利润的能力。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并不完善，监管没有跟上金融科技创新的步伐，当金融科技巨

头滥用垄断优势侵犯消费者权益时，将对市场产生严重后果。

3. 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主要优势

1. 账户体系优势。商业银行有着微信、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所没有的开通一类账户的权限，尽管第三方支付的崛起导致银行存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市场中所用的全部资金最终都会经过银行体系。

2. 雄厚的资金基础。《2024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末，商业银行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达417.29万亿元和383.12万亿元，分别增长9.9%和10.1%。

2022—2023年，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从319.81万亿元增加到417.29万亿元。各类银行机构资产规模占比都有一定份额，且可以明显看出商业银行占比较大，资产规模比重呈上升趋势，这对于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有较大的资产优势（见表1、表2）。

3. 大量的客户资源和极高的市场信誉。对比新兴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既在市场中历史悠久，又与政府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累了海量的客户资源。由于商业银行在整体金融业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国家经济运行和监管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其他金融机构所不能比的，也是商业银行信誉的主要来源。

4. 不断完善的外部政策环境。国家和地方政府为支持商业银行更好地和金融科技融合促进，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例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金融科技应用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打造金融科技监管先行区，提升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水平。

二、重庆农商行金融科技发展的现状分析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的规模

在线上渠道建设方面，截至2021年6月末，已设立148个24小时自助银行中心，智能综合柜台2100台，自助机具与网点数配比达3.67∶1，2021年上半年电子渠道财务交易替代率提升至96.94%。借助底层技术及数据，该行持续推出和完善票快贴、渝快贷、房快贷、税快贷、捷房贷、二押贷等特色自研数字产品， 不断夯实与第三方优质资产的创新合作根基。截至2023年末，该行已有3款“百亿级”线上产品，其中“渝快贷”余额超过178亿元，同比增加67.03亿元，保持同类产品余额及增量全市第一，个人消费贷款创历史新高。重庆农商行线上贷款余额如表3所示。

2.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涉及业务结构

由单纯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产品营销”向全信息、全渠道、全业务、全产品的“客户管家”转变，确保小微、个人、信用卡等不同条线客户都有人管，不同客户分类别、分层级有效管，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由传统的“银行—客户”向“银行—商户—客户”转变。打造BBC金融生态圈，将银行变成平台，以2W3H评价体系为标准，打造金融、生活一体化生态圈。立足网点场景化、产品数字化，以网点智能机具、员工工作App等为重要载体，打通线上线下渠道信息交互通道，推动线上线下多渠道获客、服务协同融合。

3.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涉及产品

近年来，为适应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重庆农商行自创产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未来还将在资产端、负债端、中间业务、普惠金融等方面持续构建并完善体系化的智能产品图谱。落地“重庆农商云”，持续构建智能合作和开放平台。实现超5K集群的大规模实时数据计算能力，有效降低传统数据库运维难度，提升效率150%，层层递进推行开放银行战略，打造机构业务智能合作的云平台。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用户量变化如表4所示。

4. 金融科技发展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利润贡献

发力线上产品创新，客户金融服务体系不断丰富。通过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不断丰富线上产品体系，截至2021年6月末，线上贷款余额821.92亿元，较上年末净增281.99亿元，业务规模稳步增长，整体风险保持平稳。同时推出的线上对公开户“渝账通”服务，实现全线上化的申请、受理、资料提交，将原来需要往返网点3次以上，耗费一周甚至更长的办理时长压缩到只需来网点一次、半个小时办理完成，2021年上半年新开1.1万户，累计开户2.8万户，对传统对公开户业务替代达到80%以上。截至2021年6月末，手机银行用户达1200.93万户， 较上年末新增77.59万户，增幅6.91%；本年发生交易金额8590.78亿元，同比增长18.52%；发生财务交易3751.48万笔，同比增长27.41%。截至2023年末，资产总额1.44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892亿元、增速6.60%；存款余额896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13亿元、增速8.64 %；贷款余额676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40亿元、增速6.96%。重庆农商行零售贷款占比如表5所示。

三、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 科技人才储备不足

人才一直都是各行业长久发展创新的基础，现在创新型人才以及年轻一代

大多聚集在大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缺乏新鲜血液，这在农村商业银行中就可以看出。金融科技是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的结合，具有双重特征。不过，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大多是农村信用社，后来改组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员工大多是前雇员，学历往往较低、人员老龄化现象严重且对互联网的学习使用大多处于基础阶段。加上目前农商行普遍工资较低，基于对未来职业前景以及薪资考虑， 农商行很难吸引有能力的年轻人。这就导致了现在农商行人才存在“四多四少” 现象，即运营员工人数众多，思考型员工少；很多员工能掌握传统职业，很少能掌握新的职业；业务型员工众多，管理人才少；专业员工众多，复合型人才少，特别是金融科技等跨行业复合人才很少。

2. 农商行体制模式限制金融科技发展

农商银行遵循分级管理模式，决策权属于最高管理层，底层的决策空间非常狭窄。农商银行采用分级授信审批制度，其中授信审批权限过度集中在最高层级，下级子公司的授信审批权限和名额过小，无法帮助科技型企业及时有效地解决融资问题，只能通过合作形式进行间接投资，这也阻碍了农商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此外，农商银行资信评价法不能有效评价科技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因此不能适用于科技创新企业的资信评价。综上所述，可以说，农商行的体制模式严重阻碍了其金融科技的发展。

3. 服务对象适应科技产物能力较差

农村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主要功能是吸收当地农民存款，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提供信贷、结算业务，然而农民大多是中老年人，对于现在极速发展的科技接触较少，加上他们大多数对于手机操作也不太熟练，平时只能进行简单的基础操作，加之其学习能力较弱，这就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推广的工作难度。现在金融科技的产物像手机银行这一个App就可以进行很多业务的操作，但是每个客户的需求不同，不同业务操作的指南并不能全部摆在首页， 这对于那些不经常使用的客户可以说是比较复杂、不容易上手的，因此这阻碍了农商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广。

4. 同业竞争激烈且跨界竞争严峻

得益于中央普惠金融政策的积极推动，辖区内的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 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村镇银行不断涌现。特别是2019 年初，在国家对国有银行小额贷款提出明确条款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积极回归县乡市场，扩大农业贷款和小额信贷业务。其他大行的触手也正在慢慢

伸向五六线城市和农村，利用资金、价格、人才和技术优势侵蚀农商行根据地， 对农商行涉农贷款和小微贷款业务形成了很大冲击并且还抢走了大量的农商行老客户。所以，当前银行间的竞争对农商行地位产生了较大的挑战。

四、促进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1. 增加人才储备

农村商业银行应该提高人才招募工资来扩大人才储备。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有些地理位置本就不太发达，不是大多择业人才的首选之地，且现阶段大多私营企业大幅提高工资和员工福利，对比之下农商行确实不占优势。那么提高工资是目前农商行吸引专业人才的首选。同时，增加人才储备固然重要，但是提高人才利用率是农商行持续发展的关键。

2. 改革创新适应于金融科技发展的体制模式

中小型农商银行要学习采用成熟农商行的内部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工具，提高经营公信力。农商银行要加快数字化转型落地，明确数字化转型方向，制定规划，推动落地，统筹全行力量。在业务板块，突出数字化经营的特征。在基层，则是打造面向客户与市场的敏捷型经营组织，探索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减少试错成本。积极构建围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的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经营生态圈，通过构建数字生态系统，为网络的扩展和数字商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3. 利用好金融科技进行网点智能化转型

1. 将网点创造成客户体验场所。农商行以前的线下网点大多是简单的服务机构，而现在线下网点和网络结合已成为一个新趋势，因此对农商行进行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通过金融科技对客户需求进行分类，在技术的支撑下为客户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客户黏性。

2. 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对农商行网点客户进行定位。农商银行网点应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工具，进行客户定位智能分析，为客户提供精准化、定制化的专业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能够帮助农商银行网点实现客户获客、留存、激活的目标，创造营销价值和服务。

3. 创新适应农村新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农商银行网点的智能化改造，就是充分利用先进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的过程。农商银行要积极开发适应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例如，续签小额贷款等相关产品，或者考虑向一些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可能会更好地满足农民的真实

需求，解决农民的真实问题。

4. 提高市场竞争力

农商行想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不仅需要进行内部治理，提高市场竞争力， 还需要开发适合银行的模型和产品。首先，在盈利模式中进行创新。开展贷款业务以外的各类金融创新，如财富管理服务、外汇业务、衍生品投资业务等， 多方面发展农商行业务，扩大业务范围。其次，刷新服务模型。使用金融科技可以带来许多便捷的服务，客户可以使用人工智能设备独立了解财务事务并接收财务信息。这些创新工具是农村商业银行向更先进、更高效方向前进的动力， 只有未来实现创新发展，才能在客户数量多、偏差大的情况下拥有更强的竞争力。

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人大的实践探索为例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蔡文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1]其中，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由于人大代表的个人素质、思想高度、政治意识各不相同，如何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是值得深究和考量的重要问题。在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旨在增强各级人大代表履职的责任感、使命感，引导人大代表充分履行职责、积极发挥作用，不断提高人大代表履职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是推动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和人大各项工作顺利有序开展的重要动力。

一、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基本内涵及其人民性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指南与方式方法，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政治权利”[2]，建立行之有效的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是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且受人民监督，二者属于“委托—被委托”和“授权—被授权”的关系。人大代表应当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对代表履职行为的激励和规范，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从人民性逻辑出发，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在内涵上可分为人大代表履职的激励机制与人大代表履职的约束机制，二者均同人民群众紧密相连。

人大代表履职的激励机制本质上是对代表履职工作予以正向激励，即运用各种考核方式和奖励措施，形成系统化、组织化的激励体系，激发人大代表的履职活力。从逻辑起点上看，激励机制根源于人民群众的认可。“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3]人大代表履职的核心评判标准来源于人民，关键是看代表的履职工作，是否真实传递人民的合理诉求，是否有效解决人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同时，人民是评价代表履职工作的主体。当前，人大代表履职激励机制力图使人民在考核中直接“在场”，以可视化方式对履职热情高、意识强的代表给予肯定，使代表在心理层面产生社会认同感，驱动自身主动履职。此外，人民的认可还体现于制度运行

中。当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使人民的意见、诉求转化为相应的公共政策，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并释放强大的治理效能，代表便能在制度运行中间接获得人民的肯定，由此产生的成就感可转化为激励代表履职的责任自觉。

人大代表履职的约束机制本质上是将代表履职工作置于严格的约束条件下，依据规章办法对人大代表履职行为予以全方位监督，并运用各类措施对其履职过程中的失位、失职予以惩治，引导代表依法履职、依规履职。从逻辑起点上看，约束机制根源于人民群众的监督。当前，各地积极探索以建章立制的方式规范代表履职工作，其出台的各类规章、制度、办法等是由人民意志转化而来的刚性约束，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在规范性文件的落实过程中，人民有权以提出批评建议的方式同人大代表进行沟通，力求优化和改进代表履职工作。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长期未能达到为民服务、为民解难、为民代言要求的人大代表，也可以通过一定的代表退出机制，在人民同意的前提下罢免其代表资格，从而避免人大代表产生懈怠心理，倒逼人大代表不断提升履职能力、依法主动进行履职。

概言之，人大代表履职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辅相成，是代表履职过程中的一体两面。借由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一大批素质高、履职好、负责任的人大代表获得了连选连任的机会，显著增强了代表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进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践探索

当前，甘肃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治理实效。以甘肃省人大为例，全面梳理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践探索，能够为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借鉴，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的履职效能。

（一）构建机制体系，打好机制“组合拳”

第一，健全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甘肃省人大创造性建立列席代表“两带来”、代表建议“直通车”等制度，邀请人大代表参加地方立法、执法检查、工作调研等活动，并听取列席代表带来当地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让人大工作更接地气、更聚民智、更得民心。2024年，省人大常委会与83名列席常委会会议代表座谈交流，推动解决各类问题149个。借由此类民意汇聚机制， 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成为代表履职的直接推动力，激励人大代表积极履职、主

动履职。

第二，创新了代表履职评价机制。一方面，甘肃省人大科学设置代表履职评价标准与考核体系，指定专人管理代表履职台账和档案，并采取代表互评、单位测评等方式开展代表履职的年终考评。部分地区还将代表的履职工作进行直观的积分量化，最大限度发挥代表的示范引领功能。另一方面，甘肃省人大积极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典型事例，并编印《代表履职风采录》，以“代表风采”等专题形式对履职事迹突出的人大代表进行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形成社会监督与正向激励的良性互动。

第三，完善了代表学习培训机制。甘肃省人大将加强学习培训作为提升代表履职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实现代表学习常态化。2024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围绕提升代表政治理论素养、政策法律水平、依法履职能力，举办了6期省人大代表培训班。同时，组织各级人大代表重点学习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代表权利义务等相关知识，并根据代表履职需求增加应用型知识培训，分领域、分行业、分层次开展专题学习，着力提升代表的专业素养。

（二）注重动态跟踪，紧盯履职“全过程”

第一，在省级人大的规范指导层面，甘肃省人大认真落实“内容高质量， 办理高质量”总体要求，把牢“提、交、办、督”各个环节，在履职前、履职中、履职后均建立了对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履职之前，以清单的方式明确人大代表的履职任务；在履职之中，以记录的方式收集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在履职之后，以评价的方式考核人大代表的履职成绩。同时，甘肃省人大不断改进办理代表建议的工作方式，压实承办责任，加大跟踪督办力度，并通过听取审议省政府办理情况报告，对办理情况开展跟踪检查。如在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604件建议全部办理答复，A类建议办结率比上年提高4.9 个百分点，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切身相关的实际问题，使代表建议“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4]，显著提升了代表建议办理的工作水平。

第二，在基层人大的具体落实层面，甘肃各市州基层人大对人大代表实施量化动态管理，使人大代表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自身职责，提升了代表履职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如酒泉市金塔县大庄子镇人大不断探索创新代表工作方法，按照《金塔县人大代表履职管理办法（试行）》，全镇11名县人大代表、

45名镇人大代表均建立了履职档案。不仅明确记录了代表出席会议、参加调研视察、联系选民等履职情况，还对代表履职提出了明确要求，对相关内容进行量化，在结合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的基础上对代表履职情况进行民意测评，实现了代表履职动态跟踪的完整落实。

（三）强化载体作用，搭建履职“优平台”

第一，持续优化代表家站建设。甘肃省人大积极推动各级人大将家站建设同基层治理、党建阵地相融合，嵌入事关发展所需、群众所盼的基层一线。依托代表家站，甘肃省人大组织开展了多场专题调研和座谈会，使“代表工作站” 成为让群众“说事”的好地方。通过代表进家、进站、进点、入网，人大代表履职更加高效，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5]，夯实了人大代表工作的群众基础。目前，甘肃省已建成代表家站室7000多个，各级人大代表以家站室为依托，深入了解民情，积极为民建言，推动解决群众提出的急难愁盼问题。

第二，加快推进信息化平台建设。数字赋能为时代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也“迫切要求地方人大在数字化理论迭代和实践跃升的驱动下推进传统行权与履职服务体系的改革进程”[6]。甘肃省人大指导各级人大组建网上“人大代表之家”，将全省各级人大代表编组进“家”，实现了所有代表意见建议办理工作从征集、提交、审查、交办、答复、反馈、存档的全过程信息化。2023年11月， “甘肃省人大代表履职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省人大代表已开始常态化使用并进行履职登记，其中，“履职大厅”即时发布代表履职信息6000余条，图文并茂展示代表履职的良好状态，以信息公开激发了代表的履职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也积极利用信息化平台密切同代表间的联系，显著拓展了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发挥了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三、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现存问题分析

甘肃省人大在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工作中成绩斐然，但仍存在部分困境和不足。

（一）人大代表的履职规范需要进一步落实

当前，甘肃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法规条款，为代表依法依规履职提供了必要的规范性文件。但在具体执行中，存在规定的内容难以彻底落实的问题，导致代表履职的效果同规范性文件的设想产生部分偏差。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部分乡镇人大在本辖区的

人大工作规范、工作手册等文件中的具体表述存在语义模糊、操作弹性大等问题，缺乏可量化的标准，导致代表对部分要求难以完整贯彻执行。若代表个人素质和履职意识有所欠缺，极易忽视或轻视此类规范性要求，造成规范落实不力。二是在代表落实履职规范的过程中，相应的制度性约束存在缺口，致使代表对部分规范要求的重视程度不足。如庆阳市宁县人大常委会出台的乡镇人大工作规范指出了代表履职需要进行的九个方面考核，虽对这九个方面进行分项量化，却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和实施细则。这一量化工作大多交由乡镇人大自行组织完成，从而导致考核标准存在弹性，难以对代表工作中的部分不足和失位发挥监督警示作用。

（二）人大代表的履职平台需要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甘肃省人大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技术赋能人大代表工作，搭建起以“甘肃省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与“甘肃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为代表的信息化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不断完善以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为主体的线下履职平台，但仍存在加强改进的方面。在线上履职平台中，甘肃省人大代表履职平台、人大代表履职通APP等虽提供了专业的线上履职渠道，但乡镇基层对线上平台的重视和利用程度有待提高。此外，部分年龄较大的代表存在不会使用线上平台的客观问题，对线上平台的可操作性提出更高要求。在线下履职平台中，由于各地实际条件等各不相同，人大代表之家建设水平也存在差异， 表现为经费保障不一、场地设施缺乏统一配套和详细的建设标准。同时，由于部分人大代表之家活动形式不够丰富、活动范围不够清楚，导致一些群众对人大代表之家的功能作用、活动机制缺乏了解。

（三）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面对新时代复杂的经济社会变化，人大代表需要在法律知识、联系群众、调研调查、科学常识等各个方面具备高水平的个人素质和履职能力，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7]作为一项工作重点予以推进。当前，甘肃省各级人大代表大多具有较高的履职意识、履职热情和履职责任感，但部分代表受限于个人受教育水平、生活环境等客观因素，加之其缺乏长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纵使届届胜任、阅历丰富，但在履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知识缺失、能力缺失等问题。如陇南市人大常委会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由于生搬硬套代表比例，选出的部分基层人大代表文化水平不高，对人大的职责作用认识不清，仅起到了“举举手”“画画圈”的作用，

难以真实准确地代表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四、完善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践路径

人大代表工作的能力水平直接影响人大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色。因此，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充分激发人大代表活力、促进人大代表履职，是永葆代表队伍生机活力的题中之义。应针对现存问题，汲取先进经验，不断增强和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激励约束机制的实效，将“人民性”全方位贯穿于人大代表履职全过程，真正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一）以“形式创新”完善履职激励机制，激发代表履职动力

第一，完善代表履职积分制度。目前，全国已有地区搭建起数字化积分平台，在实现人大代表履职自动录入的基础上，对代表履职活动信息全部予以赋分，将代表的履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