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王恪：

新时代高职院校就业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概况、问题与对策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64

四、企业

10. 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黄倩：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运用问题与对策 71

10. 周俊：

交通运输行业绿色低碳政策现状调研与分析研究 75

10. 三亚英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李元浩诚：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77

10. 国家开发银行云南省分行刘康：

我国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82 16．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

下半年经济前行，需答好四个问题… 89

17. 中国农业银行大客户部课题组：

新形势下金融科技与数字经营服务央企客户研究… 94

17.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会计财务处课题组：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对新时代央行会计… 102

五、医院

17.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吴佳莹：

公立医院新时代文化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 109

17.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吕红亮：

区县公立医院加强党的建设探索与实践… 115

六、其他

17.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科院研究所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调研报告…120

17.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李杨：

新时代青年就业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 127

17.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福建省晋江市灵源街道灵水社区133

18. 内蒙古调研组：筑牢体系韧性贯通育人链条 推动农广校服务乡村全面

振兴的路径思考赴内蒙古调研组报告… 136

多提“金点子”开出“好方子” 关于提升调研报告质量的几点思考

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苏桦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实践形式，不仅是我们党百年传承的“传家宝”，更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看家本领”。一份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是检验调查研究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是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的关键环节，更是新时代政协干部提升履职能力、服务科学决策的必备素养。

一、把握定位找准切入点

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丰富多样的协商议政形式。因此，准确把握课题总体要求，精准制定调研提纲，是写好调研报告的第一步。比如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等一般聚焦党委、政府关注的大事、要事，选题的站位比较高，在制定调研提纲时要更加注重全面性、完整性；对口（界别）协商、重点调研、重点提案督办往往聚焦某一具体问题，调研提纲要更加精练、突出重点；民主监督则要牢牢把握“协商式监督”的定位，在制定提纲时既要注重听取意见建议， 又要同步了解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在保持监督“辣味”的同时，避免“火药味”。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要从政治站位上把握，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读懂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政策，深入研读专家学者的文章，熟悉课题背景，有的放矢地制定调研提纲；又要从调研对象的角度出发，把握“细线条出去才有可能细线条回来”的规律，根据调研对象的不同情况对调研提纲进行分类、分点细化，让调研对象迅速抓住重点、发挥建言主观能动性。比如在今年“推动校地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课题中，我们制定了5大类24条调研提纲，面向高校选取其中2大类9项内容调研，面向地方政府选取其中3大类10项内容调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随着调研提纲的精准实施，调研对象就调研内容寻求答疑的咨询频次明显降低，所提问题与建议的针对性和聚焦度进一步提升。

二、深入调查取源头活水

调查研究是倾听民声的重要实践，是滋养笔力的不竭源泉。只有深入调查， 才能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摸到“真情况”，拿出“好对策”。

要以“解剖麻雀”的精神，在调研视察上求深。聚焦关键领域、关键环节，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点位或案例深入调查研究，比如去年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开展“健全共同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机制”调研，通过分行业、分区域、分规模的调查研究形式，分类、分层听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百余名民营企业家意见建议，邀请金融机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政策制定部门召开3场分专题研讨会，从不同视角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力求以细求深、以深求真。

要以“量体裁衣”的思维，在调研形式上求新。打破调查研究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根据不同课题的特点和需求，积极创新调研方式、活用现代手段， 提升调研实效。比如在开展“增强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专题调研时，针对该课题政策性强、专业性强的特点，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了“百名院士话创新”， 征询91位在闽和闽籍两院院士的意见建议；在开展“深化我省医改工作，推动‘三医联动’深入发展”专题调研时，我们组织“百千万”问卷调查，点对点倾听“百名院长、千名医生、万名患者”意见建议；在开展“推动校地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专题调研时，我们选取国内外先进城市和省内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分别开展典型案例分析，做到一题同解、一题多解。

要以“掘井及泉”的劲头，在对比分析上求实。

我们要善于搜集、运用数据，建立多维度的对比坐标系，通过定量分析摸清实况。比如在开展“健全共同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机制”专题调研中，我们首次采用多部门、多行业数据，制作数据对比分析报告，开展总体评价、分行业评价、分地市评价、省际比较评价四个维度比较分析，绘制福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图谱，为写好高质量调研报告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深耕“思考田”淬炼“真见解”

深度研究是提升调研报告质量的关键环节。调研报告的撰写不是“流水账” 的简单加工，而是“情报站”的深度思考。

坚持边调查边研讨，做到及时转化。在调研结束后第一时间对调研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和提炼，做好“三个转化”，即将零散意见系统化、将口头交流书面化、将思维火花概念化。教科卫体委员会近年来创新采用“边调查边研讨”形式，组织调研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召开无领导小组式研讨，既碰撞思想火花，又沉淀真知灼见，趁着调研“热乎劲”还没过就着手整理，把委员们的“金点子”、专家学者的“专业判读”、一线工作者的“泥土智慧”迅速提炼转化为调研报告的扎实内容。

坚持把深研细琢、精益求精贯穿报告撰写全过程。我们要主动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的密切联系，形成调研报告初稿后，积极征求从业人员意见、邀请相关部门共同研讨分析，进一步提升分析的客观性、数据的准确性、建议的可操作性。比如去年我们在起草“推动闽台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调研报告时，多次赴省教育厅、省委台办等部门研讨咨询，与高职院校和台籍教师代表座谈，反复研判沟通报告的政治性、政策性、实用性，最终形成社情民意信息报送全国政协，得到了全国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批示。

我们深知，每一份调研报告都承载着人民期待，关系着发展大局。作为青年干部，我们必将恪守躬行践履的调研初心，永葆建言资政的履职热忱，努力把每一次调研都转化为服务决策的“金点子”，把每一份报告都打磨成助推福建高质量发展的“好方子”，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交出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千万工程”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与实践探索 基于浙江省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组团发展模式的调研思考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纪永金

浙江省“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通过“经营村庄”理念的系统实践，实现了从村庄整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跨越式发展。乡村经营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基于实践需求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核心目标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乡村资源价值， 解决乡村资源闲置与运营能力不足的矛盾，推动乡村建设与运营并重发展。其本质是将乡村视为可经营的综合体，通过经济、社会、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 推动乡村从“输血式建设”向“造血式经营”转型，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与城乡融合发展。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职业经理人主导运营、乡村能人返乡驱动运营等多元化乡村经营模式，在政策创新、主体协同、文化赋能等方面持续突破，乡村经营成为连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键桥梁。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共建的“龙门秘境”乡村振兴联合体，以系统性思维整合资源、激活要素、创新机制， 其“片区化协同、市场化运营、共富化分配”的经验，为破解乡村建设碎片化、低效化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一、组织创新：构建片区化协同发展机制

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地处天目山系北麓，总面积55平方公里，距杭州市区70公里，具备生态资源富集与区位交通便利的双重优势。三个村突破行政壁垒，引入公司专业化运营，构建“主题差异—产业互联—流量共享”的片区化发展架构。一是三个村差异化定位。石门村立足千年古村底蕴，深度挖掘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体验区；龙上村依托狮子山攀岩公园， 配套精酿啤酒工坊、森林木屋及户外游乐场，构建活力四射的运动山乡；大山村以康养度假为主题，培育高端精品民宿聚落，打造静谧舒适的养生度假胜地。二是客群协同导流。三个村共建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场，实现基础设施共享，降低重复建设成本，为片区整体经营奠定基础。

通过设计“古韵探秘”“生态农耕”“山居养生”三条主题路线，形成了客群互导、消费互通的生态闭环，实现片区整体价值提升。三是治理机构升级。三个村成立联合党委，统筹规划、统一决策，突破原有各自为政的“单村孤岛式”治理模式，形成“党委统筹+专业分工”的协作框架。同时采用“村集体资

源入股+专业公司运营+村民参与”模式，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经营体系，走出一条“共同治理、组团经营、差异发展”的创新路径，为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二、要素激活：重构乡村资源价值转化路径

调研了解，2017年前，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面临人口外流、土地闲置等典型的“空心化”问题。自“龙门秘境”乡村振兴联合体开展经营活动后， 积极推进资源资产盘活，实现要素高效转化。一是产权盘活。在推进村庄整体经营之初，就进行全域资源统筹规划，累计流转土地、山林共计6000余亩，整合碎片化耕地、林地资源，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完成32幢闲置农房改造， 将使用权交给运营公司，打造精品民宿集群、工坊体验空间等业态。农村集体产权交易额达3600万元，闲置资产利用率明显提高，真正做到“死资源”向“活资本”转化。二是产业赋能。三个村先后投入资金4500万元，对金竹坞、木公山、大山梯田等生态农业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成功打造新特优农产品品牌。建成700亩高山戴妃皇菊产业基地及500亩高山蔬菜、水果基地。此外， “山货超市”作为老百姓土特产的收购站，免费搭建网上销售渠道，通过品牌溢价助农增收。三是生态优先。三个村在发展过程中，秉持保护生态的原则， 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深活化”理念植入文旅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值的深度融合。同时构建生态反哺民生机制，拿出部分生态收益金用于村级养老、教育补贴和生态修复。该片区验证了“运营前置、轻量开发”在乡村资源活化中的有效性，为同类地区提供了生态友好型发展样板。

三、市场运营：专业化机制驱动美丽经济转型

“‘龙门秘境’的建设从最初的一片观望，到之后的一片笑声，再到如今的一片掌声，这一过程给我诸多感触。乡村发展必须与乡村运营紧密结合，要以产业、产品为导向，深入挖掘村落传统文化，明确目标人群，进而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龙门秘境”乡村运营师娄敏回忆道。在“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的背景下，“龙门秘境”运营团队通过市场化手段重构乡村生产关系。一是专业化分工。三个村创新组建乡村运营公司，积极招引乡村运营师，运营公司下设产业开发、品牌营销等板块，聚焦策划、招商与流量运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村民主体”的架构，破解了“谁来运营”的难题。二是收益共享机制。三个村以资源折价入股运营公司，按比例获得分红。不同主体之间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劳务报酬”的分配体系。片区80%的服务岗位，如

导游、保洁、民宿管家等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运营公司带动村民自主经营的民宿、农家乐已达136家，床位4230个，特色餐饮饭店21家。三是品牌化营销。三个村统一打造“龙门秘境”公用品牌，推出联名文旅产品，联合举办大型活动， 设计网红打卡点与“前店后坊”体验场景，通过新媒体矩阵扩大流量辐射范围， 吸引长三角客群。专业化的市场运营机制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惯性思维，引凤筑巢，引导运营商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策划、招引、营销、管理等运营手段上，摒弃“政府包办”的传统模式，注重“专业赋能”，成功实现了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转变。

四、经验启示：乡村经营的核心逻辑

（一）市场化基因植入

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坚持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以“政府引导不主导、农民参与不盲从、市场运作不失序”为原则，在乡村经营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引入运营团队，破解“重建轻管”“输血依赖”等痛点，推动乡村从“建设思维”向“经营思维”转型，有效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验证了建设思维向经营思维转变的有效性。

（二）共富型机制设计

片区化协同发展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以市场化运营激活资源价值，同时建立“政府引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可持续利益共同体。通过乡村经营的方式，进一步明晰了村庄产权和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经营者”，激发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人翁意识，各主体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利益共享，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多元协同的共富生态。

（三）系统性生态构建

三个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资源价值，运用现代治理方式重构生产关系，以系统思维培育产业生态，以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为双轮驱动，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多维共赢，彰显“两山”理论的实践价值。

“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学习强国”天长融媒号为例

天长市融媒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王舒鹏

2019年1月1日，“学习强国”正式上线，成为火爆全国的学习平台。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中央宣传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出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立足全体党员、面向全社会的优质学习平台，由PC端、手机客户端两大终端组成，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教育、体育等多个领域，聚合了大量可免费阅读的期刊、古籍、歌曲、戏曲、电影、图书和公开课、慕课、课件音视频等资料，还提供了在线答题、专题考试等功能，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内容不断充实和改进的过程中，县级融媒号作为展示县级融媒以及基层形象的二级栏目应运而生，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宣传本地政策、发布本地信息、推介本地形象，这标志着“学习强国” 推广工作迈上新台阶，让声音传播更深远，传播范围更广阔。

2020年12月14日上午，作为安徽省首批入驻的5个县级融媒号之一的“天长融媒号”正式上线，旨在依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强大传播力和资源优势， 提升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一、探索中坚定前行——“天长融媒号”建设运营情况

“天长融媒号”是滁州市首个入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县级融媒号， 由中共天长市委宣传部管理，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负责运营。先行开设了《大美天长》《天长要闻》《百姓生活》《文明实践在天长》四个子版块，成为宣传天长、推介天长的重要阵地。

（一）明确分工，强化队伍建设

“天长融媒号”创立初期，由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室编辑兼职管理运营。由于缺乏专职人员，该平台的日常管理和内容更新主要依赖于兼职编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进行。这种兼职运营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问题，如内容更新频率低、互动性与活跃度不高，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播效应。

为了能将“天长融媒号”打造成引领县级融媒体转型升级的领航者，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积极吸纳安徽省委讲师团与天长市委讲师团的意见，于2023年中

旬将“天长融媒号”的运营责任转移给了平面媒体组，这一决策的背后，体现的是对专业性和效率的追求，以及对内容质量与用户服务体验提升的决心。平面媒体组在接手后，随即确立了3名核心编辑成员的职责分工，分别为视频新闻的剪辑上传、文字新闻的编辑上传，以及所有稿件的签发，形成了一条紧密相连而又层次分明的生产链，不仅缩短了信息从采集到发布的周期，同时也确保了每一篇稿件都经过严格把关，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天长融媒号”在经历了管理体制的革新之后，其内容丰富度、更新频率与用户参与度等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该平台的稿件数量实现了从排名底部升至全省前三的历史性突破，其中2023年11月的表现最为亮眼，跃居全省首位。这些成绩不仅是对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改革举措的认可，也为“天长融媒号”在融媒体领域树立起了标杆形象，展示了地方融媒体平台与国家级学习平台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

（二）立足本土，讲好天长故事

在当今媒体融合发展、新媒体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认识到，在“新闻立身，内容为王”的前提下，每个作品不再局限于电视和电台，既要多元传播，更要提质出彩，必须树立创新理念，加强本土内容建设， 提升核心竞争力。

“天长融媒号”深知“内容为王”的道理，尤其重视结合天长的本土特色，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进行内容创作和推送。相较于传统的时政新闻，“天长融媒号”侧重于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新闻素材，如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地方名人等，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展现地方的独特魅力。

比如，《大美天长》版块会发布高清航拍镜头展现天长“鱼米之乡”的秀美风光，也会展现天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亮点举措，述说天长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努力拼搏；《天长要闻》紧贴政策热点，深入解读天长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升级、推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最新举措，为市民提供第一手资讯；《百姓生活》和《文明实践在天长》则聚焦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通过这样的方式，“天长融媒号”不仅增强了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让天长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更具感染力。

2024年，“天长融媒号”在内容推送上更加注重本土特色，其中《安徽天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惊现天长》通过对当地生态资源的报道，展示了天长市生态保护的成果，获得了2024年“学习强国”安徽学习平台优秀稿件

的殊荣。此外，《安徽天长：烽火岁月书香百年》则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讲述了天长市图书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被评选为2024年夏季安徽县级融媒优秀作品。

（三）彰显影响，加速融媒发展

2019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文章指出，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无疑是应时而生的融合发展成果之一。

2023年以来，“天长融媒号”的运营在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调整和推动下， 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迅速成长为融媒体中心对外政务合作的重要桥梁。依托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和全方位的信息整合能力，“天长融媒号”实现了新闻资讯的即时更新和精准推送，使得受众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到权威、准确的地方动态。

更重要的是，“天长融媒号”凭借其较强的社会动员力和舆论引导力，吸引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关注与支持。天长市各级政府组成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认识到，“天长融媒号”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发布平台，更是一个能够跨越地域界限，连接全国甚至全球受众的强大媒介网络。因此，天长本地政务单位纷纷和天长融媒体中心开展跨界合作，利用这一平台，宣传报道本单位的优秀做法和工作亮点，全面展示各自领域的最新进展、优秀案例和创新成果。这种跨界的资源整合与创新传播方式，不仅加深了外界对于天长的认知， 也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统计，2023年，天长融媒体中心依托其新闻平台与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的跨界合作项目创收达350万元，显示了该中心在资源整合与商业变现方面的能力。2024年，政务跨界合作创收攀升至380万元，同比增长8.6%，不仅为天长融媒体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能，亦表明其在政务合作领域内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增收路径。

二、稳定中亟需突破——“天长融媒号”建设运营困境

近年来，“天长融媒号”作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重要新媒体品牌之一，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稳定运行的同时，也站在了一个需要突破的十字路口， 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深度报道缺乏，内容创新不足

在“天长融媒号”的运营过程中，其四大核心版块无疑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用户基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版块逐渐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模式化倾向，尤其是视频新闻领域，《天长新闻》的剪辑片段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不仅限制了视觉表达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容的创新性。

缺乏深度报道是目前“天长融媒号”在内容上存在的突出问题。面对这一现状，有必要重新审视并优化内容生产流程，以期打破既有框架，激发出更多的创意火花与价值潜能。

（二）内在驱动力不足，体制活力欠缺

伴随“天长融媒号”发展步入成熟阶段，编辑团队成员对日常内容生产流程已然驾轻就熟，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创造力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即所谓的“审美疲劳”。面对此类困局，重构激励框架、重燃创新激情显得尤为迫切。

（三）技术有待突破，用户黏性不强

置身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洪流之中，“天长融媒号”作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旗下的一支主力军，虽已在本地新媒体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对照本地新媒体龙头——“天长发布”公众号，仍存在技术差距与用户黏性弱的隐忧。比如，平台目前尚不具备公开显示关键性能指标的功能，如文章转发量、用户关注数量等，致使后台管理者无法直观获取第一手反馈数据。

从目前页面上显示的阅读量和点赞量来看，用户黏性不强，粉丝数量需要大幅提升。

三、权威中迸发活力——“天长融媒号”发展对策建议

在信息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地方融媒体平台正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与敏锐的市场嗅觉融于时代，奋力搏出一番天地。尽管“天长融媒号”凭借官方背景优势，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与稳定的受众群体，然而，在内容同质化严重、交互手段单一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持权威公信力的同时，激发内在创新潜力， 成为摆在其面前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一）内容创新，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内容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唯有不断创新才能赢得持久关注。“天长融媒号” 需深挖本土文化精髓，结合现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创新推出一系列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新闻作品和专题栏目。

比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案例解读、城市记忆微电影等

主题，运用无人机航拍、VR全景展示、短视频拍摄等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时尚魅力，激发年轻群体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选取教育、医疗、就业等百姓关注的焦点话题，通过实地采访、短视频拍摄等方式，制作系列深度调查视频报道，增强信息的实用性和贴近性。捕捉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讲述平凡生活中的非凡经历，采用纪实风格的拍摄手法，传递正能量，引发用户情感共鸣。紧跟科技创新步伐，报道本地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历程、科研成果发布会等， 辅以科普动画演示，降低知识门槛，吸引青年群体的目光。

（二）激活机制，打造学习型编辑团队

打破现有模式，结合阅读量、转发量、内容创新度等考核项目，设立绩效奖励，鼓励编辑跳出固定思维模式，善于发现优秀原创稿件，勇于自创优秀视频或图文稿件，大胆尝试非传统叙事技巧及表现手法，促使团队成员间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态势。

同时，给团队编辑提供个性化技能提升计划，涵盖内容策划、摄影摄像、后期剪辑等全流程技术训练，确保全员与时俱进，适应融媒体发展趋势。促使和帮助编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寻找到新的意义与乐趣所在，继而产出更多高质量、有温度的作品，巩固并拓展受众群体，为“天长融媒号”的长青之路铺设坚实基石。

（三）技术赋能，开辟媒体融合更多可能

“天长融媒号”应积极拥抱数字革命浪潮，将技术创新置于优先位置，直面并克服当前存在的技术瓶颈与用户管理短板。同时，要构建全方位数据监测体系，攻克技术难关与优化用户体验，建立有效的用户反馈渠道。在实现内容创新和技术革新后，“天长融媒号”有望在新一轮的传媒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 建立起更为稳固且富有活力的用户社群生态，从而奠定其在本地新媒体领域的地位。

四、结语

回溯过往，“天长融媒号”自投身“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建设行列以来， 始终秉持初心，勇担使命，在探索与实践中稳步前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天长融媒号”运营团队清醒认识到，仅有稳健的根基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必须在守正创新中寻找突破口，未来应继续深化与“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深度融合，借助国家级优质资源库，深化优质内容推送，拓展传播矩阵，优化服务体验。同时，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强化团队创新能力，确保“天

长融媒号”在快速变革的信息生态中始终保持领先姿态，用实际行动诠释县级融媒体在新时代的责任担当。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粮食生产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六安市裕安区城南镇农业农村管理服务中心 蒋欣

0. 引言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1-3]，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不断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近年来，各级政府都将粮食安全作为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六安市裕安区作为产粮大区，粮食产量已连续5年稳定在4.5亿kg左右，但受自然条件、种质资源、农业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粮食产能越往上走难度越大。

0. 基本情况及种植结构现状

六安市裕安区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小麦和玉米，兼有大豆和薯杂粮，其中水稻面积约占73%、小麦17%、玉米7%、大豆2%，薯杂粮1%。据2013—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区粮食产能呈不断增长趋势，粮食面积从2013年的7.03万hm2 增长到2022年7.76万hm2，近10年增幅10.4%；总产从2013年的3.9亿kg增长到2022年的4.48亿kg，近10年增幅14.9%；平均单产从2013年的5550kg/hm2增长到

2022年的5773.5kg/hm2，近10年增幅4.0%。

从种植结构看，2018年以来，六安市裕安区水稻种植面积维持在5.8万hm2 以上，其中，中籼稻4.47万hm2、晚稻1.3万hm2。从粮食单产看，2013年以来， 粮食单产总体不断提高，并在2019年达到最高值，之后出现下降和波动。从粮食总产上看，2013年以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出现小幅波动，2017年以后基本稳定在4.5亿kg左右。

0.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 自然灾害风险高

六安市裕安区处于江淮分水岭区域，易涝易早易高温，抵御灾害风险能力低。2020年，六安市裕安区固镇、罗集等乡镇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 导致良田被淹受灾严重。2022年，六安市裕安区遭遇60年一遇的持续性高温干旱天气，水稻结实率下降导致产量受到影响。

2. 水利条件不平衡

农田水利基础条件薄弱农用水源无法保障[1-3]。六安市裕安区地域内山区丘陵湾畈皆有，成方连片的地块有限，限制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如在2025

年水稻种植推广机插秧期间，部分田块尤其是山区丘陵地区田块小不规则机耕路不配套，导致机栽秧费工、费时，插秧费用成本增高，使得农户机插秧意愿不高[4]。

3. 品种多而杂

根据市场调查目前全区销售的品种多达百余个，尽管六安市裕安区近几年推行水稻单品种规模化，但种子经销商在销售种子过程中，以种款赊欠、给种植户送礼品等多种方式推销其代理的不同稻种，使得全区水稻种植品种仍然较多较杂。

4. 复种指数偏低

裕安区小麦种植以春性品种为主全生育期在200~210d，水稻以杂交稻品种为主，全生育期在125~135d。按水稻6月上中旬种植、10月下旬收割，小麦10月下旬播种、次年6月上旬收割计算，稻麦苗口衔接时间紧窗口期短一旦播种或收割推迟，将影响下茬作物播种。同时，六安市裕安区晚稻和虾稻总面积约2.45 万hm2以上，占水稻总面积的42.52%，虾稻田无法开展秋种，晚稻收割期延迟至12月上中旬，腾茬过迟，也严重影响秋种，导致复种指数偏低。

5. 存在粗耕懒种现象

水稻直播比例大农民科学种粮水平有待提高。如耕作层旋耕作业深度未达到要求标准（水田要大于12cm，旱地要大于15cm），浅旋浅耕现象较为普遍极少进行深耕深翻 前茬秸秆残留较多影响田块整地质量，难以实现一播全苗，且控草效果差，除草难度大。油菜、小麦种植地块“三沟”[厢沟（畦沟）、腰沟

（横沟）、围沟（田边沟、地头沟）]配套不到位，没有达到深度要求，同时存在“三沟”不相通，易产生渍害等问题。

2. 6 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

粮食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少粮食转化率和附加值不高，粮食提质增效程度低[4]；农村劳动力趋向老龄化，大部分务农人员文化水平较低，年纪较大，新的农业科技、农业实用技术推广难度大，致使部分农村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制约农业生产前进步伐。

2. 发展对策与建议

3. 1 调结构

调整虾田一季稻为再生稻 当前六安市裕安区虾稻1.178万hm2，虾稻田靠近水源，排灌方便，适合再生稻生产，建议将全区虾田一季稻改为再生稻栽

培，进一步增加水稻复种指数，提高水稻产量。压缩晚稻种植面积，建议将六安市裕安区晚稻面积由当前1.3万hm2压缩到0.67万hm2左右，为秋种及时腾茬换地，利于下茬农作物种植。

2. 稳面积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础，加强耕地保护和监管，确保粮食生产面积和产量基本稳定。严格执行耕地红线保护制度和耕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园地等其他类型农用地，大力遏制耕地撂荒现象，深入挖掘土地资源潜力，严格执行“两区划定”，切实防止耕地“非粮化”，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保证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用于粮食生产，特别是保证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生产[5-7]。深入挖掘粮食生产内涵，加大实施大豆玉米复合种植、双季稻、“虾-稻-稻”种植面积，提高粮食复种指数，保障全区全年粮食种植面积达到7.67万hm2以上，年产量保持在4.5亿kg以上。

2. 提单产

走好粮食增产技术路线，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从耕、种、防、收四个关键环节大力推进良种良法配套，不断提高生产潜力和水平[8]。一是大力推广应用粮食作物优良新品种。抓住良种是农业的“芯片”这个关键因素，充分发挥良种在粮食增产增收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开展粮食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筛选主推高产、优质、多抗粮食作物新品种，推进优良品种规模化种植， 实现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二是全面提升整地质量水平[9]。全面推行精耕细作改革，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耕地深耕深松项目、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对长期浅旋耕的田块每三年深耕一次，改善土壤结构，增强土壤涵养水肥能力，确保持续稳定发挥优质耕地产能，提升潜在生产能力。三是着力提高粮食作物种植环节机械化作业水平[9]。突出抓好水稻机插秧率提升，压减水稻直播面积。着力补齐丘陵山区、插秧机等粮食生产农机短板，推进大型复式智能高效机械占比提高到18%，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90%，推进水稻机械化育秧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全程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建设。

四是集成推广绿色高质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以示范为引领，集成推广涵盖种、肥、药、机全要素绿色高产栽培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水稻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小麦机条播、种肥同播、增施有机肥、叶面肥、小麦“一喷三防”、水稻“一喷多促”、种子包衣处理、理化诱控、生物防控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促进单产提升。通过建设展示田、示

范片，召开各类观摩会、现场会、培训会、田间课堂及现代网络媒体应用等多种方式，提升新技术使用覆盖率。五是切实抓好重大病虫害防控。重点抓好以小麦赤霉病、草地贪夜蛾、水稻“两迁”害虫、稻瘟病、稻曲病等暴发性、迁飞性、流行性病虫害监测预警和防控工作，采购发放防控药剂，购买社会化防治服务，提高统防统治率，确保重大病虫害达标防治处置率90%以上，总体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2. 合理布局粮食增产区域

结合粮食种植基础和增产目标，以全区6.67万hm2基本农田为基础，5.1万hm2粮食生产功能区为核心，强化粮食主产区、核心区、示范区规划建设[7]。一是持续加强中部、北部乡镇为主的粮食生产集中区建设。以罗集、分路口、江家店、丁集、徐集、固镇、新安、顺河、单王、苏埠等粮食主产乡镇为重点， 建设10个以上优质专用粮食千公倾示范片、3个以上优质专用粮食规模化种植整建制乡镇、2万hm2全国绿色食品（水稻）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二是着力打造绿色优质粮食示范园区。持续打造以稻渔为主导产业的裕安区林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三是多点建设高产核心区。以中北部乡镇为重点，多点开展稻-麦、稻- 油周年种植模式精耕细作、农机农艺融合示范区建设，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

2. 抓实粮食增产重点工程

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10]。截至2022年，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98 万hm2，占耕地总面积的64.1%。但由于投资标准不高，建设标准较低，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尚有差距。2019年之前每公倾均投资70元左右，2020年以来，国家逐步提高投资标准，2023年六安市裕安区每公顷均投资标准提高到200元，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加之“小田并大田”需求大、时间紧、任务重，县区财政压力逐年增大，2023年区级财政配套支出达10900.56万元，占比40.5%。为此， 建议上级财政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尤其是充分考虑江淮分水岭丘岗区实际，在投资标准和资金分配时给予政策倾斜，到2030年，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率达95%以上，实现旱能灌、涝能排。

二是种业振兴工程[8-10]。目前，全区现有种子企业2家，其中安徽喜多收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水稻所建立了紧密型合作关系，先后选育出10多个优质、抗倒、耐高温水稻品种，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个植物新品种权证书， 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种业育繁研推技术基础。为充分发挥种业企业优势，扶持种业企业发展壮大，建议财政给予支持，力争3~5年在六安市裕安区境内建立大别

山区优质高产水稻良种研发基地、农作物优良新品种展示基地、优质常规稻麦良种生产基地，建成后将对大别山区粮食产量和品质提升意义重大，为实现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作出积极贡献。同时，建议省级设立种业专项发展资金，扶持种业创新发展，并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科研院所与种业企业合作服务。

三是主粮作物增产增效示范工程[11]。聚焦整地质量不高、水稻直播面积大、田间管理粗放等问题，重点示范推广精耕细作、水稻机插秧、种肥同播等农机农艺融合、耕地深松深翻、低茬收割机秸秆综合处理、绿色高质高效栽培、节本增效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打造主粮作物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2. 建立健全粮食增产政策支持体系

近年来，六安市裕安区严格落实各项惠农补贴政策，2022年各项补贴达1.5 亿元，每公顷均补贴225元，政策补贴虽然对保障种粮农民收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相对于近年来农业生产成本上涨，粮食收购价格徘徊不前的现状，涉农资金补贴的力度不大，作用不明显。二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其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部分种粮大户依据流转合同约定，没有享受此项补贴，没有实现谁种地、谁收益。三是六安市裕安区虽然为产粮大区，但没有纳入产粮大县名列，依靠有限本地财政支持粮食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发展动力不强。四是“三大主粮” 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益保险推广力度不大，粮食生产自然灾害保险赔付力度不高。为此建议：一是探索完善实际种粮主体补贴机制，涉农补贴资金应向实际种粮者特别是粮食规模生产者向精耕细作等关键技术应用、向社会化服务组织倾斜，充分调动粮食生产积极性。二是争取将六安市裕安区纳入国家产粮大县，给予产粮大县奖励资全支持。三是扩大粮食生产保险范围，增强粮食保险赔付力度，降低粮食生产风险。四是加强耕地流转监管，对粗耕懒种、破坏耕地地力等种粮主体强化审查和监管，敦促落实精耕细作等关键技术应用。

3. 结论

本文详细剖析了裕安区目前粮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如自然灾害风险高、水利条件不平衡、品种多而杂、复种指数偏低、粗耕懒种现象、产业化程度不高等，建议从调结构、稳面积、提单产、合理布局粮食增产区域、抓实粮食增产重点工程、建立健全粮食增产政策支持体系等方面进一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路径 以厦门税务为例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课题组

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税收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给传统税收征管模式带来深刻变革，对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税务干部队伍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以厦门税务系统为例，40岁以下干部占比高达52．24％，年轻朝气、富有活力的青年干部已成为税收工作主力军。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成长期青年干部（入职6～10年）担任科股级领导和科室骨干的占比较高，成为基层税收工作的中坚力量。然而，税务部门点多面广线长，政策法规变化快，涉税事项复杂繁琐，成长期青年干部普遍面临能力瓶颈、职业发展困惑、工作压力增大、苦乐不均等现实挑战，如何有效提升其履职能力，成为税务系统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

既有研究在税务干部能力提升方面多侧重于宏观制度设计，缺乏深入了解基层干部真实需求的微观视角，难以准确把握关键难点堵点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①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②为税务干部培养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引，亟须结合基层实践探索具体实施路径。同时，随着《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的发布实施，如何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实践成效，也需要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支撑。

本研究立足厦门市税务系统实际，采用“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的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对各基层单位教育培训部门负责人及随机抽取的入职6～10年青年干部开展深度访谈，结合572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不仅关注能力提升的表象问题，更着力探究思想认知、心理调适、职业规划等深层因素，力求为新时代税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提供实证参考和理论支撑。研究力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创新：首先， 基于大样本实证数据，构建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的四类画像，揭示不同类型干部的能力短板和培养需求；其次，创新性地提出“思想认知—心理调适—能力

提升—职业规划”四维分析框架，深化对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形成机制的理论认识；最后，结合厦门税务系统的实践探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培养路径建议，为推进税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新时代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公务员干部群体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力量。2003年，人事部印发《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①，将公务员通用能力定义为：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心理调适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任务，也呼唤着干部队伍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步入新时代，新的机遇与挑战给干部群体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领导干部迫切需要提高的“八种本领”， 即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年轻干部必须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全会强调，要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完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适应新时代要求、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水平和专业化能力。这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税务系统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

参照职业生涯发展理论、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可以将税务

干部划分为入职5年及以内（宽基础）阶段、入职6～10年（强主业）阶段和入职11～15年（担重任）阶段，本研究所针对的是入职6～10年（强主业）阶段的干部，也可以将这一阶段干部称为成长期干部。成长期干部作为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对干部能力的新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领，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税收工作的职责使命。

二、税务系统成长期税务干部履职能力现状分析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挖掘青年干部出现不同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更加精准地明确青年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困难和其自身认为的合理途径，形成青年干部的初步画像。通过全覆盖式问卷，收集厦门税务系统成长期干部的样本信息， 从而验证深度访谈中获得的结论准确性。

（一）个别访谈梳理

1. 访谈提纲设计

本研究根据单位所处地理位置、工作职责、干部人数等，将厦门税务系统各基层单位分为大中小局及稽查系列共4类单位，每类单位选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样本开展深度访谈，了解成长期干部现状和特点，并结合现有培养路径了解具体做法、实践效果及意见建议。

2. 访谈开展情况

本研究邀请各访谈单位教育培训部门主要负责人和2名随机抽取的入职6～ 10年的干部进行访谈，了解青年干部工作现状、培养情况、对提升履职能力的建议和期望组织提供的帮助。课题组成员共梳理总结了9篇相关材料，整理校对了10个小时以上的访谈录音，形成了10万字左右的深度访谈文字稿。基于深度访谈了解到的内容，本研究对成长期干部进行初步画像，总结出成长期干部基本特征，以此编写问卷，进一步了解成长期干部的履职能力需求和痛点，为提出优化工作方式建议打好基础。

（二）问卷调查分析

1. 问卷的设计

结合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本研究需要从现状评价、影响因素和未来展望三部分了解青年干部对履职能力提升路径的看法。其中，现状评价主要聚焦干部对单位工作氛围、学习氛围、个人成长情况、工作现状、家庭压力、晋升期

望值的了解；影响因素主要了解干部的优势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未来展望是了解干部期望获得组织何种帮助来提升自我，主要集中在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师资、激励措施、评先评优等方面。本次问卷调查旨在了解税务系统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工作状态、职业认同感、面临的困难挑战以及对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和履职能力提升的看法和需求，为进一步提升干部履职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提供参考依据。

2. 问卷的发放及回收

面向厦门税务系统全体成长期干部发放问卷572份，其中有效问卷543份。3．厦门税务成长期干部基础画像

在构建成长期干部基础画像前，现行研究者往往对成长期干部进行一定的区分，如将干部区分为中坚、消极、佛系三类青年。通过少量深度的访谈和广泛全面的问卷两种方式，本研究发现，厦门税务系统成长期干部群体在提升履职能力方面认知存在异同，例如，在中坚青年中，有部分干部能够准确地将个人发展与组织、国家发展目标相结合，在处理现有工作得心应手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更高层次的领导或专家学者接受系统性培训；部分干部面临本领恐慌， 开始意识到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工作需要。因此，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有志青年，指在工作中干劲十足，奋勇争先；一类称为积极青年，指努力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任务。消极青年并非完全丧失了奋斗意识，只是囿于部分客观阻力而难以做到积极上进，将这部分青年称为半躺青年更为准确。佛系青年客观存在，部分干部在工学压力和家庭责任的叠加下，逐渐将时间精力投入个人生活中，难以调动工作和培训积极性。

因此，在总结较为广泛的相同点的基础上，通过干部对自身状况的描述， 试图将成长期干部划分为“有志青年、积极青年、半躺青年、佛系青年”四类， 并分别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从思想认知、心理调整、能力提升、职业规划四个维度总结其特点。

一是思想认知维度。厦门税务系统大部分成长期干部工作面貌是积极向上的。从深度访谈来看，基层人事部门负责人认为大多数青年干部是上进的，如Ｓ局人事科科长在访谈中举了几个例子，称赞成长期干部“业务方面较为突出、综合能力优秀的干部到哪个岗位都能很快地独当一面”；Ｃ局人事科副科长将干部大体区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干部占比最多，这类干部“入职就很积极， 个人素质强，学习能力突出”。从问卷数据来看，受访对象对自身工作状态的

评价偏向正面，79．71％的成长期青年干部对自己目前工作状态的评价是积极的，认为自己在工作中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至少能够胜任工作，做好分内之事并自我调节压力。有17．73％的受访干部认为工作量大、精神压力较大。只有2．56％的受访干部认为工作难以完成，想要换岗位。通过分析调查对象的自身定位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成长期青年干部认为自己是积极青年，占比高达55．94％，其次是有志青年占比31．44％，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7．13％和5．48％。建议针对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群体加强职业引导、组织关怀和有效激励，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促进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的提升。从调查对象对自身工作状态评价和对自己定位之间的关联来看，所询问内容都是干部目前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结果也呈现一定的强相关。从干部的工作状态来看，大部分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认为工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期盼接受更大挑战；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则认为工作可以完成，稳扎稳打，做好日常分内之事或者工作疲于应付，工作量大面广，精神压力较大。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在工作状态上表现较为出色， 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状态不佳现象，需要加强自我调节和工作环境适应。

二是心理调整维度。工作中，青年干部难免会遇到相当程度的困难，如何纾解情绪、调整心态、提升自己的工作积极性是区分干部的重要因素。Ｓ局的一名干部在访谈中表示，作为一名管理员，日常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工作多而散，即使有提升自身的期盼，有时会被工作困住从而难以完成。Ｊ局一名干部用“低需求”来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认为需要有适合自身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工作才令自己舒适。因此，干部积极性较低有着不同的原因。干部如何面对和更好地处理工作中的困难，问卷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撑。

就日常工作遇到的困难而言，“工作压力，工作量较大，工作效率较低” 和“生活压力、购房、就医、二胎、孩子就学就业等”这两项成为大部分成长期青年干部所面临的共性困难。除此以外，不同类型的干部面临的主要困难存在较大差异。有志青年较多选择了“知识储备压力，存在本领恐慌”，这可能因为他们在追求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工作挑战和学习压力；积极青年较为突出地选择了“生活压力，购房、就医、二胎、孩子就学就业等”和“家庭和工作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矛盾”，表明积极青年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要

承担较多任务；半躺青年突出关心的是“工作晋升遭遇瓶颈”，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存在动摇和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可能受到工作晋升方面的困扰； 佛系青年关心“工作岗位适配度低，无法得到满足感”，这类青年干部往往认为自身特点与岗位需要存在错位，难以获得满足感，表明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避免工作压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家人相处上。见表1。

如表2所示，当被问及思想方面遇到困难，首先寻求帮助的对象时，有志青年首先寻求帮助的对象主要是亲朋好友（66． 28％） 和本单位行政领导

（62．21％），党组织的占比也达到了48．26％，是四类青年中占比最高的。这表明有志青年群体对组织的信任感较强，在面对困难时更倾向于寻求行政领导和党组织的支持。积极青年除了独自承担（66．34％）之外，首选寻求帮助的对象是亲朋好友（88．89％）、同事（66．01％）和本单位行政领导（33．01％）， 说明这一群体更倾向于求助好友同事解决困难。半躺青年主要寻求帮助的对象也集中在亲朋好友（89．74％）、独自承担（87．18％）和同事（66．67％）， 参加相关培训（20．51％）来解决困难的意愿在四类青年中最强烈。佛系青年更多地选择独自承担（83．33％），也会选择亲朋好友（80％）和同事（76．67％） 作为求助对象。在工作和思想上遇到困难时，有志青年寻求本单位行政领导、党组织的可能性较大，其他三类青年都更偏向于独自承担和向朋友、同事寻求帮助，这三类求助对象在选择占比上基本类似，没有明显区分。

如表3所示，在克服相关困难的同时，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对提升工作积极性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有志青年认为单位采取“合理分配工作量”“完善奖惩机制，给予一定灵活空间”和“工作指标透明化、客观化、公开化”有助于提升积极性；积极青年对“合理分配工作量”的期望更加重视，还希望能“改善收入待遇”和“完善奖惩机制，给予一定灵活空间”；半躺青年最关心收入待遇的改善和工作量的合理分配；佛系青年最关心“合理分配工作量”，然后是“改善收入待遇”和“工作指标透明化、客观化、公开化”。

三是能力提升维度。大部分干部的日常工作都面临能力困境和本领恐慌， 如何能在兼顾工作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自身工作能力也是必修课。在深访过程中，Ｊ局一名入职前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指出，税务系统工作相对专业性强， 需要快速地学习和完成个人成长，即使是法律、财会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也需要在工作中学习一些相关知识，甚至需要在工作中应急应需学习。当干部存在思想上、工作上的困惑时，更好地利用系统内外组织的培训，也是干部提升

自身能力的关键。为更好地了解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路径，本研究设置了一道排序题，共有6个选项，分别对应深度访谈中提及率最高的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手段，用以了解干部最准确地提升自身履职能力的看法，通过赋权值的方式获得各个选项的综合得分，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频数×权值）

／本题填写人次，权值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排在第一位的选项权值为6， 第二位权值为5，以此递减，结果见表4。

从数据来看，领导同事的传帮带依旧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足见导师制的重要意义，而培训进修、岗位自学和在单位内部交流轮岗的综合得分相差不大， 可以认为是较为有效提升履职能力的方式，而到上下级单位挂职锻炼和参加专项攻坚团队对干部提升履职能力意义不大，可能原因是这两类工作并不能全面地覆盖青年干部，大部分青年干部提升履职能力还依靠师带徒、传帮带形式。

如表5所示，不同类型的干部都偏向于税收专业技能培训，其次是综合素质提升，最后是政治理论学习。需要指出的是，有志青年相较于其他几类青年干部，对政治理论的学习更为迫切，这可能与这类青年干部对个人提升和成长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政治敏锐性和主动学习的内驱力较强有关。

具体细分培训内容，针对税收专业技能，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关注内容基本相近，分别是税收专业知识、最新政策解读、岗位操作技能和工作难点剖析。见表6。针对综合素质提升，有志青年更看重公文写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积极青年更看重沟通协调和数据分析能力；半躺青年认为沟通协调能力最为重要， 排第二的是心理适应能力；佛系青年选择较为分散，排前两位的是沟通协调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见表7。综合来看，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在综合素质提升方面有着不同的重点关注内容，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和指导。

四是职业规划维度。除完成日常工作外，如果干部对自身的发展和成长有着清晰的认识，就能主动且自发地寻求提升自身履职能力的方式。成长规划较完善的干部，往往也能做到“求乎上者，得乎其中”。从深访中了解到，Ｈ局自行创立了一套针对干部的积分机制，对工作规划清晰、肯于钻研提升自己的干部能从积分机制中获得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更能让领导全面客观地评价干部，受到干部的肯定；Ｊ局的一名干部入职时间较长，却表示依旧没有较为明确的工作规划，目前对个人提升的兴趣和成果都不大。因此，干部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准确与否、是否能够利用好自身提升节点中的培训机会，也是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不同类型的干部对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前景存在较大差异。如表8所示，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表现出较强的明确性，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整体呈现消极和被动的态度。有志青年更倾向于走上领导岗位、晋升职级以及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更愿意在工作中付出努力并取得成就；积极青年更看重晋升职级，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同时也有一定比例的人希望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注重工作绩效和责任心， 更愿意通过不懈努力来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在职业发展愿景中普遍表现出较低意愿，他们更倾向于干好本职工作或者调整到其他单位， 这两类青年干部可能对职业发展缺乏明确规划或动力，更倾向于保持现状或随遇而安。

当问及干部个体对职业发展的愿景时，问卷同样设置了一道排序题，限选三项，因此赋权仅有前三位得分，第一题为3分，第二题为2分，第三题为1分。通过表9可以看出，晋升职级对干部的吸引力最大，其次是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由此可以看出，未来为干部描绘工作和个人成长相关愿景时，应当着重勾画前几项中提及的期望，增强干部工作的信心和期望值。

从问卷其他的题项反映的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干部基于目前个人工作经历，希望了解的内容大致相当，依次是各部门工作职能及工作内容、职务职级晋升空间及制度，以及单位提供的学习、培训机会。并且，不同类型的干部对于培训形式的偏好相近，大部分干部都将到外部培训机构参加培训、由单位内部业务骨干当面授课和开展经验交流会排在前三位。

从深度访谈和问卷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厦门税务系统的干部呈现大部分积极向上、少部分状态起伏不定、极少人选择躺平的总体情况。从干部自身角度来看，大部分人能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内心认可需要提升自身履职能力这件事，基本上能够根据组织提供的培养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提升方式，但也有干部需要来自身边的帮助才能更好地匡正心态、找到合适自己的定位。从外部环境来看，工作环境是影响干部思想状态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各级党团组织、工青妇等部门的关心关爱能让干部稳定发展预期，专注于提升与工作相关的履职能力。从顶层设计来看，干部普遍对组织有一定的信念感和信任感，需要用好培训等赋能手段，特别是让干部了解税务工作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为成长期干部规划个人履职能力提升的职业路径。

三、成长期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税务系统正经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战略转型，加强税务系统青年工作， 提升成长期青年干部履职能力，对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税务干部队伍，推进兴税强国，为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强基工程奠定人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发现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态度积极的青年中坚力量，即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内驱力较强， 虽普遍面临工作任务繁重、标准要求较高、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以及经济压力、人际交往等多重挑战，但只要组织提供适当的平台和机会，这两类干部能够主动提升履职能力。而具有消极倾向的青年干部，即职业倦怠倾向明显的半躺青年和工作热情不高的佛系青年，成因相对复杂。调研表明，此类干部虽能完成基本工作任务，但存在一定的职业倦怠心理，对组织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不强，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先激发内生动力，再提升履职能力。结合税务工作实际，本研究提出以下分类施策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组织赋能作用，激发积极型干部潜能

针对态度积极的青年中坚力量，关键在于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增强青年干部的岗位自信心和职业自豪感，为其履职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构建精准化培训需求调研机制。调研表明，参与培训学习是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共性需求，大部分干部主动参与外部培训和内部学习交流的意愿较强。为确保精准施训，需要完善训前需求调研制度，充分发挥教育培训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构建“Ｎ＋1大教育”格局；各基层单位和业务条线部门主动承担培训需求调研职责；教育培训部门统筹收集梳理，科学配置师资资源，精心设计培训方案，实现培训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是推广实战化税收专业技能培训。国家税务总局胡静林局长强调，要着力提升包括税法运用能力、财务核算能力、数据应用能力等在内的履职能力， 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转型条件下实施税费“强基工程”的需要。加强税收专业技能培训是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共同诉求。要紧密结合税收重点工作任务，大力推广实战化培训模式，通过真实案例研讨、现场操作演练等方式，在实战实训中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岗位操作技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级业务标兵的示范引领作用，建立业务难题团队攻关机制，让更多青年干部在协作中积累实战经验， 形成人才发展的集聚效应。

三是开展差异化综合素质提升培训。问卷调查显示，不同类型青年干部对公文写作、数据分析、沟通协调、心理调适等综合素质能力提升需求存在差异。在设计综合素质提升类培训时，应采用选修课模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借鉴厦门市局智慧培训管理系统的成功做法，围绕素质提升主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授课，鼓励全系统青年干部根据个人发展需求自主选择，提高培训的精准度和满意度。

（二）构建关怀支持体系，引导消极型干部转化

针对具有消极倾向的青年干部，关键在于让其感受到组织温暖，增强对组织的信任感，将干部凝聚在组织周围，营造有利于干部成长的良好氛围。

一是思想认知层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当前，大多数青年干部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仅有少数干部存在消极倾向。成长期青年干部多为“90后”“00后”，网络媒体成为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要引导青年干部摆脱消极状态，需要各级领导干部适应青年特点和需求变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理解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激发其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二是心理调适层面，建立全方位关怀帮扶机制。调研显示，几乎所有成长期青年干部都面临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各部门、单位应建立常态化的心理状态跟踪关注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团委、妇委会等群团组织作用，在婚恋、住房、兴趣爱好等方面给予干部力所能及的关怀帮助。完善青年导师制度，发挥其贴近青年、理解青年的优势，通过言传身教营造良好的部门氛围，达到治未病的效果。

三是职业发展层面，制定系统化成长规划指导。成长期青年干部虽已度过入职适应期，对税收工作有了全面认识，但可能对职业发展前景产生迷茫。组织应在这一关键节点制定阶段性培养计划，鼓励优秀年轻领导干部现身说法， 通过跨部门、跨岗位、跨层级的培养锻炼，引导和支持。

（三）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形成能力提升长效机制

税务机关要将党的二十大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穿干部培养全过程，着力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求的具体实践，更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提供坚强人才保障的战略选择。构建和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体系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必须确保培训内容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实际成效。培训

内容应包括税收专业知识、法律法规、政治理论以及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升税务干部的数字素养。同时，教育培训部门应优化培训的组织模式，改进培训方法，如采用线上与线下教学、实践锻炼等多元化方式；管理部门需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与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实施及“效能税务”建设相匹配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奖惩制度和职业发展路径，以激发干部的内在动力，为持续提升成长期干部的履职能力提供坚实和长效的制度支持。税务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全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任务，整合资源，加强监督和指导。在重视系统培养专业能力，如业务技能、创新思维和应急处理能力的同时，深化品德修养教育，强化廉洁自律、服务意识和道德规范，致力于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税务干部队伍，确保干部忠诚于党、廉洁奉公、勇于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书写税务人的青年干部明确职业定位，激发创新思维，让青年干部充分感受到职业成长各阶段都有组织的关怀时代答卷。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民事检察履职路径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课题组

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提振企业投资信心，吸引要素集聚，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以高效公正的司法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一直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明确要求，国务院、北京市等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都专设了“法治保障”章节，对涉营商环境保护的司法活动作出了要求。民事检察的效能释放，可以成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契合时代需求与融入发展大局的有力抓手。然而，目前民事检察在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履职实践中， 在能力适配度、职能定位精准度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本文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聚焦民事检察履职的重点领域和常见可行切口， 以期为之后的民事检察履职提供参考。

一、民事检察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及面临的问题

（一）民事检察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必要性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各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2025年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要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全局意识、系统观念、法治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因素中， 司法环境的建设对营商环境的评价具有重大影响。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价指标的三大支柱以及十大主题无一不与司法领域存在关联关系。检察机关作为司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落实相关精神，参与到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之中。2024年2月，为期1年的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服务保障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开展，涵盖“四大检察”各个条线，深化落实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的“一揽子”检察举措。202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召开“在服务大局中贡献检察力量”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国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涉企案件有关情况。

民事检察作为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具有天然优

势和不可替代性。近年来，民事检察以各种方式加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以某市检察分院为例，该院2023年受理涉及营商环境建设案件490件，占比54.6%；2024年受理涉及营商环境建设案件647件，占比60.5%，涉营商环境建设案件数及占比较高，案由日趋多样化。

（二）民事检察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面临的问题

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履职实践中，仍然面临着能力适配性不足与职能定位模糊的双重困境。一是部分民事检察部门仍然囿于传统职能、传统案件的处理思路中，未能将专业知识储备、丰富履职手段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大局的需求有效衔接，导致在处理涉企、涉营商环境的案件办理、专项检察、日常检察工作时出现“本领恐慌”，难以精准回应相关专项的融合履职需求。二是受制于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等特性，相较于其他检察业务，民事检察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手段较为迂回、柔性，其能够在营商环境优化中体现的作用不够明显，效能未获最大程度释放。

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实践中的继续探索，也需要理论研究上的突破。然而，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在探索检察职能如何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刑事、行政检察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章较多，民事检察领域的研究文章较少；相关研究文章大多仍以检察传统职能为落脚点和目的地，少有以营商环境优化需求本身为视角、较为体系化的研究。因此，课题组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相关实践为样本和范例，探索民事检察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履职切入点和路径。

二、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履职的切入点和路径

（一）维护各行业交易秩序

民事检察作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重要司法力量，在处理各行业产生的交易纠纷中，应聚焦行业特征和运行机制，紧扣行业交易中的规则争议、行为失范、合作梗阻等核心问题，通过监督、建议、调解等履职手段作用于特定纠纷的解决和行业交易秩序的修复。

一是关注行业内争议性规则，以裁判规则统一推动行业规则统一。行业交易秩序的稳定依赖于统一、明确的规则体系。除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规定外，行业内会在相关交易实践中形成其独特的交易规则、商业惯例，但这种商业惯例并没有明文规定，容易产生规则理解、适用不统一的乱象。民事检察即通过个案监督和检察建议，推动司法裁判规则形成统一规则指引，将模糊的行业“潜

规则”转化为明确的法律标准。如在办理某大型超市买卖合同纠纷案中，针对连锁超市交易模式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全面梳理零供纠纷特点，向该公司发送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引导形成大型商超零供交易结算标准的统一规则，为行业交易构建稳定的制度框架。

二是关注行业内不规范行为，以纠正法律关系认定和检察建议制发参与行业治理。行业交易中的不规范行为，一般以违反法律法规、行业内交易规则、交易中各方合同约定为表现形式，直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扰乱正常交易秩序，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民事检察以“个案监督纠偏＋行业治理预防”模式，及时遏制不规范行为。以融资租赁为例，融资租赁实践中存在确认收货程序不规范、不履行后收回融资租赁物手段不合法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通过生效裁判监督精准识别法律关系，认定行为性质和相关责任，并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引导企业合法经营。如在办理某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案中，面对出租人未将融资租赁物交付单原件及时留存导致的法律关系认定不准确，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出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抗诉后获法院改判。

三是适时引导和解，打通交易堵点。纠纷解决的目的是促进交易的继续， 而非仅为定性。面对纠纷造成的交易僵局，民事检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开展矛盾化解工作，恢复各方破裂的交易关系。如某典当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检察机关促成两家公司达成4000万元的和解协议，使典当公司收回4000 万元债权，房地产公司因此摆脱了债务负担，保住了42个家庭的住房。

（二）保护企业的财产利益

通过法律监督权的行使，矫正司法行权中的偏差，实现资源分配的实质正义，保障营商环境司法要素的稳定、准确运行。在办案的监督必要性评估方面， 是否能够通过监督为申请监督的企业挽回实际的经济损失，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保护企业的财产利益是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最直观的着力点。

一是关注在责任认定上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生效裁判监督。在民商事司法裁判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直接决定企业诉讼财产利益的分配格局。自由裁量权原本是部分法律规范为保持弹性与生命力采取的立法技术，为裁判者处理个案时留下一定的空间。但因为裁判者主观因素的加入，即便带有明显偏向、不合理的行权裁判结果也可以经过解释合法化，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此种情况下，民事检察通过个案的监督和类案的分析，构建“错误识别—规则提炼

—标准统一”的监督范式，保障涉企民事裁判的公正和统一，为企业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司法环境。如在湖北某置业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原审法院越过合同约定直接酌定合同责任，遂通过抗诉改判，纠正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

二是强化对涉企执行活动的监督。执行程序作为司法裁判向实体权益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其运行质效直接影响企业诉讼财产利益的实现程度。在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中，民事检察从执行机关的执行权行使和被执行人的不当行为双向履职，使实体裁判真正发挥作用，保障企业的胜诉权益得以实现。一方面， 民事检察关注执行权实施的合法性，对执行法院怠于执行、遗漏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违法强制执行行为等情形进行及时监督，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执行法院纠正。另一方面，民事检察关注被执行人的串通拒执等行为，通过生效裁判监督等否定被执行人为拒执虚构的法律关系，打通财产执行堵点。如在蔡某返还原物纠纷案中，检察机关发现被执行人公司与其关联的某公司虚构长期租赁关系，将涉案被执行房屋以不合理低价租赁，从而达成涉案房屋无法被执行的局面。抗诉后法院采纳改判，涉案房屋也得以腾空执行。

（三）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企业内部治理的完善能够有效规范企业内部权力运行， 提升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带动整个行业形成良性市场竞争氛围。民事检察在处理涉及公司内部管理、劳动争议等纠纷时，精准识别企业在内部结构、管理决策、风险防控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并通过提出监督意见等方式明确企业内部各方权责和关系，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完善自身管理方式， 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一是关注股东、董监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整治。部分企业因管理权限不清、结构混乱，存在股东、董监高等超越权限替公司作出意思表示，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为公司带来极大风险， 也为交易带来不稳定因素。民事检察通过对法人意思背后的签约人代理代表权限进行穿透式审查，深查企业的股东、董监高在企业间拆借等交易中的背信行为，并正确认定法人意思表示效力，避免背信行为产生不良后果。如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公司股东未经法定代表人授权， 在约定24%利息的3500万元借贷合同中替公司加盖公章。检察机关通过对公司内

部管理、权责结构的调查核实，以涉案合同不能对公司发生效力为由抗诉，获法院改判。

二是关注劳动者权益保护。劳资关系不仅关乎企业内部的人员和谐，更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企业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整个营商环境的平稳运行打下基础。民事检察在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中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等合法权益。以贾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抗诉案为例，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查明案涉工程四次转包及违法分包的基本事实脉络，找准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具体法律规定，抗诉后法院再审改判追加连带责任人，使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实质性救济。

三、民事检察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优化措施

（一）切实转变观念，提升服务保障营商环境的各项能力

一是转变观念，主动打破“就案办案”“坐等监督”的传统思维桎梏，从被动回应问题转向主动谋划服务，将“护航营商环境建设”融入司法办案全流程。检察机关需树立大局意识，深刻认识到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在涉企办案履职中， 应主动思考纠纷发生的原因和案件处理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依法平等保障企业权益和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的理念贯彻始终，真正实现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统一，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加强能力提升，围绕金融、知识产权、公司法等涉企、涉营商环境领域， 培养既精通法律适用又熟悉市场理论、行业规律、现代企业制度的民事检察人员。如通过系统的法律政策培训、模拟办案演练、跨区域业务交流等，让民事检察人员在办理涉企案件时，能更好地理解企业经营模式，准确适用法律，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司法服务。

（二）聚焦主责主业，高质效办好涉营商环境案件

一是以生效裁判监督促进标准统一，恰当其责。民事检察应深化对涉企民事案件生效裁判的全面审查，对涉企案件中涉及营商环境的要点和透露出的问题予以及时关注，聚焦法律适用、事实认定、程序合法性等核心要素，关注涉及营商环境的关键法律争议点。同时，强化与法院、上级检察机关的协同联动， 通过建立案例共享库、联合制定裁判指引、开展疑难案件会商等方式，共同研讨涉企案件法律适用难点，形成统一裁判标准与司法共识，以规范、稳定的司法裁判增强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信心。二是加强执行监督力度。民事检察

应建立常态化、动态化执行监督机制，推进对涉企执行的各环节、全流程监督。结合专项、大数据模型强化对强制执行措施的监督，对法院怠于执行、被执行人拒绝执行等行为进行及时监督，保障企业的胜诉权益得以实现；依法纠正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情况，防止过度执行、违法执行，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让实体诉讼、解决纠纷的效果在合法轨道内得到落实。

（三）参与社会治理，打通营商环境堵点

一是充分发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作用。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涉营商环境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民事检察应从建议制发的各环节入手，提高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发的科学性、针对性，注重检察机关作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发主体的中立性、谦抑性。在建议制发过程中，应广泛征求相关部门、企业和专家意见，对建议内容进行科学评估，确保建议切实可行、能有效解决问题。同时，检察机关应秉持中立立场，避免过度干预，以推动问题解决为导向，促进相关部门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消除营商环境中的制度性障碍。二是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普法宣传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发生，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民事检察应主动深入企业、市场开展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与法律需求。应加强系统普法，帮助企业全面防范风险；加强针对性普法，向企业普及常见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如“检察护航App”综合检务服务平台），实现与企业的实时交流和对企业的精准服务，提供个性化的法律指导，让企业知法懂法，共同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综上，要彻底解决能力适配性不足与职能定位模糊的困境，仍需民事检察部门切实转变观念，主动融入大局，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并高质效办好每一件涉企案件。展望未来，民事检察应进一步深化履职探索，将个案监督与类案治理、司法办案与社会治理更紧密结合，不断优化履职路径与措施。通过更精准的裁判规则引导、更有效的执行监督、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供给，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协同治理，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贡献更坚实的检察力量。

浅谈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偃师区农村经济经营指导站 朱利平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政经分离”改革的逐步落地，以及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体系正经历深刻重构。然而，面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需求与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监督意识，传统的管理手段与制度设计已显滞后。因此，如何构建科学、透明、高效的“三资”管理体系， 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农民权益的充分保障，是当前亟须破解的现实课题。基于此，本文结合基层实践，聚焦“三资”管理中的痛点、难点，探索规范化管理的可行路径，以供参考。

1.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时代意义与战略价值

   1. 保障农民财产权利的核心基石

农村集体资产（含资金、资源）的法律属性为“村集体全体成员集体所有”， 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性权利载体。据农业农村部统计[1]，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村集体账面资产总额超过9.2万亿元。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盘活“三资”创造经济收益，直接关乎每位成员的切身利益。具体来说，实现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民主监督权落地。通过健全财务公开与成员（代表）大会决策机制， 可确保农民对集体收益分配、重大投资等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例如，浙江德清县通过“数字农经”平台，实现资产动态监管，2022年集体资产交易溢价率达23%[2]，使农民直接受益于规范管理。

第二，资产保值增值制度化。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风险评估与审计制度， 可以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资产流失；通过定期资产清查与市场化运营，可以避免资源闲置浪费。

第三，收益分配公平化。通过明确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比例与成员分红规则，可避免因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例如，江苏部分村庄通过制订量化分配方案，实现了收益分配透明化。

2. 保护基层干部的“制度铠甲”

乡村振兴要求基层部门积极盘活资源、发展产业。然而，由于缺乏规范约束的权力，易滋生风险。实现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的作用，主要表现

为以下几点：第一，提供操作标尺。明确资金审批权限（如单笔支出分级审批）、资产处置流程（如评估、公开竞价）、资源发包规则（如最短年限、价格调整机制），可以压缩基层部门自由裁量的空间。例如，江苏昆山市推行“村务卡” 非现金结算，使每笔资金流向可追溯，干部廉政投诉率下降65%。

第二，预防履职风险。通过流程留痕（如“四议两公开”全程记录）与第三方监督（如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以为干部提供履职合规证明，避免“好心办坏事”引发的违纪风险。

3. 巩固基层政权的信任根基

“三资”管理乱象是激化干群矛盾的主要诱因。中纪委数据显示，在2020

—2023年查处的农村基层腐败案件中，涉及“三资”问题的占比超过48%。具体来说，实现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的效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遏制“微腐败”。通过堵塞白条抵账、坐收坐支、低价发包等漏洞， 可从源头上减少权力寻租空间。例如，河南邓州市建立“阳光村务”平台后， 涉“三资”信访量下降72%。

第二，重建公信力。通过“线上+线下”双公开（如“微信小程序+村务栏”）， 可确保财务数据实时可查，化解群众疑虑。同时，透明化管理有助于增强农民对基层政权的信任，夯实乡村治理基础。

4. 维护国家财经纪律严肃性

惠农资金（如产业扶持、高标准农田补贴等）的精准落地，高度依赖健全的财务监管。审计署2023年报告指出，我国有12个省存在涉农资金挤占挪用或虚报套取问题，涉及金额7.8亿元。具体来说，实现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的核心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专款专用闭环管理。通过建立项目资金专用账户与独立核算制度， 配合GPS定位、图像识别等技术验证项目真实性，可确保资金流向可追溯。

第二，穿透式审计监督。推行“村账乡管”升级版，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直接监管乡镇代理中心，定期交叉审计，可强化对基层财务的垂直监督。

2.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深层次问题剖析

   1. 财务管理失范：制度悬置与操作漏洞

第一，制度空转问题突出。一方面，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普遍缺乏专业会计。例如，在某县“三资中心”4名工作人员中，仅1人持有会计证，导致账务处理错误率超30%。另一方面，部分地区财务制度照搬上级文件，未结合村情细化操

作标准（如差旅报销额度、工程预付款比例等），导致制度执行“一刀切”或流于形式。

第二，资金支付乱象丛生。一方面，凭证存在缺陷。

2023年中部某省抽查数据显示，有35%村级工程的支出缺少合同或验收单， 存在“先施工后补手续”现象。另一方面，支付违规。在部分地区，现金发放福利（如重阳节慰问金）、向个人账户转款、大额白条入账等问题频发，资金监管存在真空。

第三，收支管理失控。就当前来看，农村地区“公款私存”现象较为普遍。例如，某市巡察发现21%的村存在收入滞留个人账户问题，资金安全隐患突出。此外，农村地区坐收坐支现象屡禁不止，土地租金等收入未入账直接用于村务开支，破坏了财务纪律的严肃性。

2. 资产管理混乱：账实不符与流失风险

第一，固定资产核算失真。部分农村地区将自建工程化整为零规避招标， 完工后未结转固定资产，导致大量账外资产。例如，某县清查补登固定资产超2 亿元，暴露长期管理缺位[4]。此外，资产台账信息残缺，未登记使用部门、保管人、折旧信息，导致资产盘点困难，易滋生侵占风险。

第二，资产处置随意化。部分农村地区未经评估就低价处置集体门面房、机械设备。例如，某村将市价200万元的厂房以80万元出售，造成明显利益输送。此外，捐赠、报废等决策未履行民主程序，资产流失无追责机制，基层监督形同虚设。

3. 资源管理粗放：合同缺陷与权益受损

第一，程序倒置与暗箱操作。华南某市调研显示，30%的资源发包未执行“四议两公开”，由村干部直接指定承包人，剥夺了村民的参与权。同时，部分山林、水面承包合同要素严重缺失。例如，未载明土地等级（如耕地质量等别）、边界坐标、附着物清单等，为后续纠纷埋下隐患。

第二，长期存在低价发包痼疾。部分农村地区的山林、水面承包期长达30

—50年，远超法定期限，且未约定价格调整机制。例如，某村1998年签订鱼塘合同，年租金500元至今未变，而市价已达2万元/年，集体收益严重缩水。

4. 资源资产闲置：制度缺位与思想桎梏

第一，交易市场功能弱化。数据显示，某县级产权交易平台利用率不足40%， 信息发布渠道单一（仅靠村喇叭通知），跨区域竞标者难以参与，导致资源流

转效率低下。

第二，保守治理思维制约。部分村干部“宁可闲置，不敢盘活”，担心承担资产流失责任。例如，某城郊村30亩建设用地闲置超10年，错失发展机遇， 反映出激励机制与容错机制的双重缺失。

5. 监督体系失效：形式化与边缘化

第一，村务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会”）形同虚设。调研显示，农村地区70%的监委会成员由村“两委”提名，缺乏独立性；多数未接受专业培训， 看不懂财务报表，监督能力不足。

第二，群众监督渠道存在梗阻，财务公开内容模糊（如“其他支出”占比过高），异议反馈无回应机制。某省调查显示，仅28%村民认为公开信息“看得懂，有用”，监督参与度亟待提升。

6. 专业人才断层：能力赤字与激励不足

调研显示，某农村地区报账员平均年龄52岁，60%为初中学历，不会操作财务软件，难以适应数字化管理需求。同时，薪酬待遇低（月均1500—2000元）， 职业发展通道狭窄，难以吸引年轻专业人才，形成“老的不会用，新的不愿来” 的恶性循环。

3. 农村集体“三资”规范化管理的系统对策

   1. 构建全链条监督机制

第一，专项治理与常态督查相结合。相关部门应成立县、乡两级“三资清查专班”，运用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测绘等技术清查资产资源，建立“一资一码”电子档案，实现资产可视化管理。同时，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审计

（随机抽村、随机抽项目，结果公开），对问题线索移交纪委溯源问责，形成“查处一案，震慑一片”的效应。

第二，深化“村财乡管”改革。相关部门应将乡镇“三资中心”升格为县级直管，管理人员由县农业农村局派驻，经费纳入财政保障，切断与乡镇的利益关联，增强监督独立性。此外，相关部门应实施资金支付“四见”（见单、见票、见合同、见影像）制度，要求每笔支出必须有合规票据、合同文本及实施现场影像，堵住虚假列支漏洞。

2. 强化能力建设与制度供给

第一，靶向培训与资格认证。相关部门应开展“村支书+报账员+监委会” 三位一体培训，编写《农村“三资”管理实务手册》，聚焦财务实操、合同法

律等核心内容。此外，相关部门应推行报账员持证上岗制度，证书与岗位津贴挂钩，倒逼能力提升。例如，每年组织专业考试，合格者发放初级、中级管理证书，对应不同薪资等级。

第二，健全制度体系。相关部门应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规范指引》， 明确收支标准、票据管理、债务管控等红线。例如，规定单笔超5万元支出需要经全体成员代表大会审议，禁止举债兴办公益事业。此外，还应出台《集体资产资源交易办法》，规定5年以上合同需要设置价格浮动条款（如每3年按CPI调整），防止长期低价发包损害集体利益。

3. 数字化转型赋能监管

第一，建设智慧“三资”平台。相关部门应整合资金流水（对接银行系统）、资产GIS地图、资源承包合同等数据，实现“一屏监管”。例如，山东烟台市“清家底”平台归集17万份合同，2023年追缴欠租超4000万元。

第二，区块链助力透明治理。相关部门应将资产交易、工程招标、收益分配等数据上链存证，确保其不可篡改、全程追溯，从而为纠纷处理提供可信的证据链。

4. 激活市场机制与民主治理

第一，跨区域产权交易网络。相关部门应接入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竞价。例如，某县集体林权线上竞拍溢价率达136%，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深化民主决策实践。相关部门应推行“微信议事厅”线上民主表决， 使外出务工成员也可远程投票，从而扩大决策参与面。

5. 创新资源盘活机制，破解闲置低效困局

第一，建立分类盘活清单制度。相关部门应针对不同类型资源，如耕地、林地、闲置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制定差异化盘活路径。首先，针对农业资源，可推广“党支部+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例如，湖北枝江市将1.2万亩零散耕地整合为连片农田，引入龙头企业发展智慧农业，亩均收益提升40%。其次，针对建设用地，可探索“点状供地”政策，允许闲置宅基地、废弃学校等低效用地用于乡村旅游、民宿经济。例如，浙江安吉县利用200余处闲置农房打造“乡村创客基地”，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村集体增收超千万元。最后，针对生态资源，可建立林业碳汇、水面养殖权交易机制，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例如，福建南平

市通过“森林生态银行”平台，累计交易碳汇项目18万亩，收益达2300万元。

第二，完善风险共担与利益联结机制。相关部门应设立县级“三资”盘活风险补偿基金，对市场化运营中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给予一定比例补偿，打消基层“不敢盘活”的顾虑[5]。同时，可推行“保底收益+按股份分红”分配模式，确保农民在资源流转中“旱涝保收”。例如，广东佛山市某村将集体物业出租给企业时，约定年保底租金80万元+企业利润5%分红，2023年村民人均分红增长28%。

6. 深化监督技术创新，提升治理精准度

第一，AI智能审计系统应用。相关部门应开发“三资”数据智能分析模块， 自动识别异常交易（如同一账户高频大额转账、跨期资金异常流动等）。例如， 江苏苏州市引入AI审计系统后，筛查出疑似违规支出线索127条，查实率达63%， 案件查办效率提升50%以上。

第二，沉浸式监督场景构建。相关部门应利用VR技术制作“数字村务大厅”， 村民可通过手机端查看财务公开栏、资产台账等原始资料，甚至“列席”线上村民代表会议。例如，湖南长沙市试点“VR+三资”监督模式后，群众投诉反馈时效从7天缩短至24小时。

7. 完善人才激励政策，破解队伍断层难题

第一，实施“乡财人才回流计划”。相关部门应对返乡从事农村财务工作的大学生，给予购房补贴（如河南洛阳市给予本科5万元、硕士8万元补贴）、落户加分等政策倾斜，并将其纳入后备干部培养库[6]。例如，山东寿光市近三年吸引120名大学生返乡任报账员，其中35人已进入村“两委”班子。

第二，推行“基础薪酬+绩效奖金”结构工资制。其中，基础薪酬应参照当地事业单位薪资水平（如不低于3000元/月）；绩效奖金应与“三资”管理成效挂钩（如资产增值率、信访投诉率等指标）。例如，浙江宁波市某镇将报账员年均收入提升至6万—8万元，人员流失率从45%降至8%。

第三，建立跨区域人才支援机制。相关部门应组建“三资”管理专家服务团，定期到薄弱村驻点指导。例如，陕西榆林市实行“财务专家包联制”，每位专家挂钩3—5个村，2023年帮助整改问题2100余条，培训基层人员超5000人次。

4. 结束语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的重塑过程。除了制度、技术、人才等“硬支撑”，相关部门还需要培育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市场意识与数字素养，推动治理理念从“管控”向“服务” 跃迁。未来，相关部门可探索将“三资”管理纳入乡村振兴考核的核心指标， 建立群众满意度与干部晋升挂钩机制，形成“人人重视、层层落实”的治理格局。

唯有将“三资”管理嵌入乡村振兴全局，才能真正激活农村“沉睡资源”， 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

数智赋能 协同治理构建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新范式基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商业银行的调研分析

李俊珅

城市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风险事件频发，不仅暴露了地方商业银行存在的治理缺陷，更揭示了金融风险向税收风险传导的机制——当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交织时，税务合规性弱化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因此，开展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系统性研究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内蒙古自治区税务系统长期深耕城市商业银行税务监管领域，通过跨盟市协同、整合海量数据开展穿透式分析、自主研发“银司南”大数据初筛模型和“风险防控晴雨表”风险分析工具，持续进行自治区范围内大型城市商业银行的整体性风险分析，成功构建覆盖城市商业银行全业务链条的税收风险防控体系，在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抵债资产处置、贷款损失处理等高频风险防控场景中积累了经验。为进一步破解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存在的政策协同不足、人机融合不深、税企联动不畅等治理难题，推进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本文围绕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的共性特征与内蒙古防控实践，构建系统性的税收风险防控框架，以期为提升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效能提出针对性建议、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范式。

一、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典型涉税风险分析

（一）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合规性风险

国家为鼓励城市商业银行聚焦服务中小企业、支持“三农”经济及区域实体经济发展，针对性地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如对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以及涉农贷款利息收入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等。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导致城市商业银行的免税销售额占比往往超过全部销售额的5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及现行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 纳税人兼营免税项目而无法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时，应按“免税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例”计算转出。然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在实务中存在理解偏差与操作断层：虽能准确划分贷款利息支出等专用于应税或免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但对广告费、公杂费、电子设备运转费、汽车及房屋维修费、物业费等多项共同性经营支出的进项税额界定模糊，容易仅将水费、电费、取暖费等传统共用费用纳入转出范围，却未将上述其他共同性支出按比例分摊，导致“不可

划分进项税额”范围识别不完整。依据税法“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凡无法直接对应免税或应税项目的共同性进项税额，均应按免税销售额占比计算转出。若缩小转出范围，将导致进项税额转出金额低于应转出额，引发少缴增值税的合规性风险，可能遭致税务机关纳税调整及滞纳金追缴。

（二）抵债资产全链条涉税风险

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占比偏高、风控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其不良贷款率普遍偏高，进而使得抵债资产（尤其是不动产）业务的规模较大。在此情况下，城市商业银行在抵债资产的接收、持有、处置全链条过程中存在多重涉税风险（俞娜等，2023）。

1. 税会政策协同风险。在抵债资产利息收入确认及相关税费处理上， 税收征管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以物抵债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5号）等政策。其中，增值税政策明确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处置抵债不动产的计税方式，企业所得税政策也对抵债资产的接收、持有、处置各环节的收入和成本确认提出了严格要求。然而，城市商业银行的内部业务处理与现行税收政策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比如， 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内部业务流程，将抵债资产变现作为利息收入确认时点， 与税收征管基于“实质课税原则”所要求的“抵债资产接收环节即产生纳税义务”存在冲突。由于城市商业银行已通过协议或司法程序实现经济利益转移， 并实质获取了贷款对应的经济利益，因此需要确认企业收入，并同步计算缴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若因循银行业惯例而延迟确认利息收入，则存在少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风险。

2. 抵债不动产持有期涉税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纳税义务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次月起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及相关规定，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纳税义务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次月起产生。理论上看，城市商业银行依据法院裁定书或抵债协议取得房产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后，即应履行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申报纳税义务。然而，实务操作中存在复杂情况：若抵债资产在权属转移前已出租且租金已结清，城市商业银行虽通过裁定或协议取得法定产权，但因原租赁合同尚未到期，可能引发

使用权交接纠纷，导致其未实际占有或使用该不动产。按照税法规定，只要法定产权已转移至城市商业银行名下，无论是否实际使用，税务机关均应依法计征房产税或城镇土地使用税。但基于“实质使用”的惯性认知，城市商业银行常错误地认为未实际取得使用权即无须纳税，这与现行税收政策中基于产权归属确定纳税义务的原则相悖。若此种错误操作被税务机关查实，城市商业银行将面临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的风险，还可能引发监管机构对其合规管理能力的审查。

（三）贷款损失处理涉税风险

1. 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政策口径冲突。在计提涉农和中小企业贷款准备金时，城市商业银行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依据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85号）。该公告明确指出，中小企业贷款是指金融企业对年销售额和资产总额均不超过2亿元的企业发放的贷款。然而，根据《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部分行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允许年销售额或资产总额超过2亿元（如建筑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等行业）。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混淆了行业划型标准和税收政策口径，将年销售额超2亿元的企业贷款错误地归入中小企业贷款分类，违规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这导致税前扣除金额计算出现偏差，存在企业所得税少缴风险，同时也影响了银行财务报表中“资产减值损失”科目的真实性，进而影响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决策。

2. 贷款损失税前扣除政策执行偏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5号），金融企业贷款损失税前扣除必须满足“债务人和担保人均无资产可执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或终止（中止）执行”的法定条件，企业需要提供符合规定的法院裁定书等充分有效的证明材料，以防范企业滥用税收优惠、虚增成本减少应税所得。然而，城市商业银行依据的法院裁定书中常出现“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本院无管辖权，驳回执行申请”“银行提出中止申请”等表述，此类裁定未达到税法要求的“无资产可执行且执行程序实质性终结”要件。在实务中，城市商业银行往往易忽视税法对扣除条件的严格限定，错误地将不符合规定的贷款损失进行税前扣除，存在企业所得税少缴风险。

（四）非税收入缴纳合规性风险

由于非税收入在政策制定逻辑、核算原则、征管方式上与税收收入存在差异，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重税务合规、轻非税管理”的思维惯性，导致其在非税收入缴纳方面的遵从度不高。在工会经费缴纳方面，依据各地相关征收管理办法及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的规定，企业应以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作为工会经费的计算基数。工资总额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不论计入成本还是不计入成本，不论以货币形式支付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其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如房改补贴、交通补贴等均应纳入其中。在残疾人保障金方面，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用人单位未达到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1.5%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按上年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和本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之积计算缴纳。此处的平均工资是按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的，该工资总额同样涵盖各类津贴补贴等。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对这些现行政策规定理解存在偏差，未将应纳入的房改补贴、交通补贴等全口径收入计入工资总额，从而形成少缴风险。这不仅违反了非税收入相关政策规定，还对企业自身合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五）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相关风险

由于城市商业银行涉农及小微企业的贷款业务占比较高，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十余个税费种的优惠政策，其专业性和复杂性容易引发两方面合规风险。在主体认定方面，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1号）及《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涉农贷款主体需明确符合“农户”“农村企业” 等界定标准，小微企业贷款则需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划型标准（如年销售额不超过2亿元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城市商业银行因客户信息采集不完整或对政策理解有误，可能将非农户主体（如农村个体工商户）误归类为农户贷款， 或者对超出规模的企业违规适用小微企业优惠。在系统与核算方面，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系统设置未能嵌入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要件（如贷款发放时间、金额阈值、行业分类标准），记账规则也未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利息收入确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3号）等政策有效对接，核算时未区分应税和免税利息收入等，均可能导致优惠适用条件被忽略，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中“合理支出准予扣除”的规定， 形成税会差异未进行相应纳税调整的风险。

二、构建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新范式的内蒙古实践

（一）数据驱动，明确重点防控方向

一是广泛获取基础数据，构建跨地区、跨部门数据“直通车”。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综合运用金融行业涉税信息库、“税企治”关联关系图谱、千户集团“一户式”系统、税源监控系统等税务系统内部数据库，系统化清分整理税收征管系统内的城市商业银行财税数据表；整合金融机构、法院、不动产登记中心等第三方信息，系统研究同业典型案例，建立产权裁定实时对接机制，与法院搭建抵债资产裁定信息直联通道，同步整合不动产登记中心数据，构建抵债房产“产权—使用”双状态台账，形成“内部数据穿透+外部数据协同+同业案例对标”的数据治理体系；联合周边省份税务局成立城市商业银行风险联防工作组，实现跨区域抵债资产数据的互通共享，形成覆盖数据采集、加工、分析、应用的全链条管控。

二是“小切口”实现精准突破，研判典型风险特征。以抵债资产管理台账、贷款管理台账、《G0102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情况简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特殊行业准备金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20）》、《银行业务状况报告表》等核心报表数据为抓手，通过数据字段比对与逻辑校验，缩小风险筛查范围，构建“数据穿透—特征提炼—风险定位”风控工作流程，并确定重点风控方向：针对城市商业银行采用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①模式，聚焦利息收入环节涉税风险， 重点关注虚拟资金划转的税务处理合规性；对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多年为零的异常情形，深入审查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与准确性，分析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与税前扣除的政策适配性，锁定风险点；针对税收优惠政策适用场景，重点筛查扩大优惠享受范围的情形。

（二）技术赋能，自研智能防控工具

创新构建人机协同风控模型，在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人工经验的基础上， 突破单一指标依赖局限，自主研发“银司南”大数据初筛模型与“风险防控晴雨表”风险分析工具，通过算法建模与专家经验的有机耦合，为税收风险数据注入智能研判活力。

一是自研“银司南”，实现风险初筛智能化迭代。依托大数据架构与机器学习算法，深度挖掘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数据、税务申报数据与银行业监管指标

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针对性地研发出覆盖城市商业银行业务特性的7项专属分析指标的“银司南”。经过3轮业务场景验证与参数优化，构建起覆盖增值税、所得税等5个税种的全流程风险扫描体系，对抵债资产处置、免税收入核算等高风险业务实施常态化监控。其输出的风险筛查结果经验证后接入“税企治”平台，为区域银行业风险联防提供底层数据支撑。

二是设计“风险防控晴雨表”，将勾稽关系线索“织密成网”。综合运用财务数据比对法、业务结构分析法与税收逻辑推断法，构建覆盖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与发票明细数据的三维校验体系。通过对比行业税负变动率、资产周转率等核心指标的偏离度，找准财务数据和税务数据的勾稽链条，自动生成可视化税费数据比对图谱，即“风险防控晴雨表”，从而实现风险精准定位。在每个纳税期间，仅需导入城市商业银行当期涉税核心数据，即可基于预设的政策规则库与风险特征库，对城市商业银行全业务链风险点进行智能标记，并通过算法模型自动测算出应查补税款金额。这为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提供了“指标可复制、模型可迁移、流程可推广”的技术工具范式。

（三）方法论指引，探索多维防控路径

一是集团整体性风险扫描，共性问题总行抓总。基于城市商业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信息系统、业务流程的同构性特征，建立“总行抓总—分行联动”的风险筛查机制。通过梳理全行统一的业务规则与管理模式，提炼共性风险指标并形成标准化核查清单，由总行统筹组织全辖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实现“查一家集团、治一类问题”的规模效应。在对某大型城市商业银行集团核查中，税务机关通过比对2021—2023年总行增值税进项转出比例与免税销售额配比关系，发现其平均税负率显著低于行业均值，随即对该行国债投资、农户贷款等免税业务开展穿行测试①，以标准化的全行统一流程，锁定全集团共性存在的进项转出不完整风险。

二是业务链条式延伸核查，时间线溯源追踪。针对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周期长、抵债环节多的特点，通过联动法院、产权登记部门等外部机构， 以抵债资产管理台账为核心突破口，构建“不良贷款形成—资产接收—持有处置”的全链条追踪体系，交叉验证数万笔贷款业务的真实性和合规性。比如， 通过比对某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行业均值的偏离度，推断抵债资产业务存在高风险，继而调取台账发现部分已处置抵债资产未及时确认贷款利息收入， 导致相关业务长期滞留表外，影响贷款客户征信记录与税收核算的双重合规性。

三是架构穿透性研判，总分总模式多级校验。针对城市商业银行集团总分机构汇总纳税模式下的“利润为正、企业所得税为零”异常现象，构建“总行数据下钻—典型分行解剖—全辖机构覆盖”的穿透式核查路径，重点聚焦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与税前扣除的政策适配性。通过建立“总行指标统控—分行数据校验—跨区域联动复核”的闭合机制，对准备金计提基数、司法裁定要件等实施多层级验证，有效防范不合理税前列支风险。

四是重大事项专题攻坚，多维度切片比对分析。从主体资格、业务要件、数据质量3个维度，比对涉农贷款客户信息与政策标准以确认税收优惠主体的合规性，接入贷款系统核心字段校验优惠业务期限与金额阈值，建立普惠贷款明细数据校验规则以标红分类错误信息，形成可复制的税收优惠专项核查操作范式。

（四）机制创新，优化防控实践范式

一是风控流程重整再造，构建“闭环”监管体系。依据2022年6月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健全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新格局的意见》，搭建城市商业银行“1+3”闭环管理体系。该体系以城市商业银行税源监控为基础，深度融合风险分析、纳税服务与经济分析3大业务，通过持续监控城市商业银行的财务表现、税收状况及重大事项指标，运用各类比率分析并捕捉外网信息，监测数据波动，提前预警并及时介入，注重潜在风险的事前防控；针对已申报数据开展风险核查，侧重已发风险的事后纠偏。在风险分析环节，通过综合运用国家税务总局银行业涉税风险识别模型及推送指标，结合自主研发的“银司南” 和“风险防控晴雨表”，并组合运用比对分析、趋势研判、关联核查等多种方法，对城市商业银行开展全方位、多维度的风险扫描，确保风险点无遗漏、识别更精准。在风险应对环节，不仅将风险分析成果应用于优化“银司南”、实现风险点增值利用、化解税企争议，还用于生成行业风险指引，反馈至税源监控环节，修正调整税源监控初始指标，实现事后风险防控反哺事前税源监控的良性循环，构建起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长效机制（见图1）。同时，编制《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分析应对操作指南》与“一对一”防控手册， 统一自治区银行业征管口径，为税务人员提供标准化操作指引，提升执法规范性与效率，持续提升税收治理效能。

二是推动常态化监管，抓早抓小抓在平时。创新监管方式，为城市商业银行定制契合其管理台账字段且遵循税法原则的银行抵债资产管理组表、年销售

额2亿元以上中小企业贷款准备金核算表、涉农企业贷款准备金核算表等税务合规的银行业务表格。同时，提供“银司南”大数据初筛模型与“风险防控晴雨表”风险分析工具，供城市商业银行用于日常风险防控自查或嵌入自身业务系统，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精准提取关键涉税数据，用于税务部门开展税源监控，实现事前提醒，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五）早期预警，构建“税务—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通过税务大数据与金融监管数据的深度融合，搭建覆盖信贷资金全生命周期的风险预警网络。具体而言，在实践中依托“税企治”关联关系图谱与金融行业涉税信息库，实时接入银保监部门的《G0102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情况简表》及银行系统数据，构建“资金流向—业务性质—税务合规”工作流，对信贷资金异常流动实施穿透式监控。在表外业务风险防控方面，将理财资金、信托计划等表外业务数据与城市商业银行纳税申报信息进行交叉比对，利用“银司南” 中的7项银行业专属指标，重点扫描“明股实债”“收益权转让未及时确认收入” 等税会差异风险点，实现从“事后追缴”向“事中干预”的监管转型。此外， 联合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建立“金融风险—税收线索”双向移送机制， 当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某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偏离行业均值且伴随异常发票开具时，立即启动跨部门联合核查，通过税务监管“吹哨”推动金融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形成“数据共享、风险共防、治理共治”的联防联控新格局。

内蒙古自治区税务系统在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领域的创新实践成果丰硕。一方面，强化了税收“刚性”。以“数据穿透、技术赋能、协同共治” 为核心，构建全域覆盖、全业务链条贯通的风险防控体系，精准开展风险应对。自2024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税务系统开展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核查以来，截至2025年3月底累计入库税费及滞纳金达1.1亿元，调增应纳税所得额4.46亿元， 进一步规范了内蒙古自治区全域的城市商业银行财务核算和税收申报，有力地保障了组织收入。另一方面，彰显了执法“柔性”。积极推动地方政府主导不良资产处置，提前为企业提供政策辅导、规范涉税处理并测算税款，助力解决疑难问题，消除潜在涉税隐患，目前该事项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提升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效能的思考

针对当前城市商业银行呈现出的虚拟化、多元化、跨区域化的发展态势， 以及由此带来的税收风险防控新挑战，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税务系统提升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效能的创新实践，本文建议，构建以政策协同、人机协同、

税企协同、共治协同框架为基础的防控体系，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税法遵从度不断提高，实现税收治理与行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一）政策协同：正确处理行业法规和税收政策的关系，弥合部门规则差

异

一是顶层谋划，统一政策标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涉及人民银行、金融监

管、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易导致政策执行标准不一致，税企争议频发，制约风险联防联控效能。比如，税法对中小企业的划型标准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的标准不一致，金融企业常按《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标准划分企业类型并核算贷款台账。如果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沿用该口径，易导致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金额计算错误。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中小企业划型标准，消除政策执行矛盾，避免企业陷入合规困境，提升其税法遵从度。

二是前瞻布局，加速税收政策迭代。随着银行业务创新与国际化进程加快，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模式已广泛应用。然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模式下资金划转的“虚拟性”与税法“实质课税原则”存在理论冲突，而当前税收政策尚未明确其涉税处理规则，这种规则错位加剧了政策适用争议。在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模式下，总行通过“虚拟”资金中心有偿转移资金，其产生的利息收入性质模糊：若全额计入增值税免税收入，将导致进项税额转出比例激增，同时影响企业所得税中广告费、业务招待费、手续费及佣金等支出的税前扣除基数计算， 从而加重企业税负；若完全剔除，则违背同业往来免税政策。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建议将内部资金往来的利息收入减去支出后的净收益纳入增值税免税收入申报范围，既兼顾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模式下的经济实质，又能统一各地政策执行口径，减少因差异化处理带来的合规风险。此外，针对区块链金融、跨境数字服务等新兴业态税收规则滞后的问题，建议依托国家级税收政策研究平台设立动态评估中心，构建“政策沙盒”试点机制，通过模拟新兴业态的业务场景，测试政策适配性，及时校准政策偏差，推动税收制度与行业创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协同演进，避免政策滞后性制约行业发展。

（二）人机协同：正确处理“以人为主”和“机器为主”的关系，重塑风险防控新范式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和人力智慧的叠加效应，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从“经验驱动”向“人机协同”转型，构建更高水平的银行业税收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强化人力引导，锻造专业风控力量。应组建城市商业银行业务专业

化风险应对团队，负责承接复杂风控核查任务。通过人才梯队建设与技能培训， 提升税务干部对金融业务的理解能力和风险研判水平，强化人工经验核查在城市商业银行复杂涉税场景中的指引作用。二是释放数据动能，科技赋能精准监控。应依托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搭建智能化风险监测网络，实时追踪信贷资金流向、捕捉表外业务隐性风险；整合城市商业银行抵债资产信息，构建涵盖产权状态、处置进度、涉税义务的三维信息库，实现资产物理状态与税务数据的动态联动；探索搭建“智慧评审”系统，融合人工智能分析、风险模型与专家知识库，自动识别风险优先级；建立税务合规指数（胡立文，2021），动态评估行业风险等级，为资源配置提供数据支撑。三是深化人机融合，优化全流程管理闭环。推行“点线面图”工作法：“点”上突破，依托集团“一户式” 信息库精准定位风险点；“线”性延伸，运用自研指标模型剖析业务链条，锁定风险传导路径；“面”向全域，通过多维度数据比对与政策穿透分析，开展全税种、全流程排查；“图”形呈现，生成企业级“风险管理监控图”与行业级“风险管理布防图”，实现风险可视化、防控常态化。同时，构建“税源监控—风险分析—纳税服务—经济分析”全链条闭环机制，建立风险指标模型动态评价体系，引入“双随机”交叉评审与全国争议案例库（冯绍伍等，2023）， 推动执法标准统一。此外，应继续深化城市商业银行税源监控，实现“分析一案、规范一行”的增值效应，全面提升税收风险防控效能。

（三）税企协同：正确处理事前介入和事中事后监管的关系，构建全周期治理新格局

推动税收风险管理从“事中跟踪+事后处置”向“事前介入+全程协同”转型，通过规则嵌入、服务赋能、内控优化等手段，实现风险防控与税法遵从的双提升。一是规则前置，实现嵌入式智能防控。针对征纳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税法规则系统化”。秉持以数治税理念，将税收业务规则嵌入城市商业银行业务系统。比如，指导城市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系统中增设“涉农标识”， 自动区分涉农贷款类型，精准匹配税法规定的准备金计提比例。通过“打标签” 管理，将城市商业银行涉农和中小微企业贷款数据与征管系统对接，实现从全量人工核查到精准数据复核的转变，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税收风险防控从事后被动应对转向事前主动管理。二是服务赋能，定制个性化政策辅导体系。聚焦城市商业银行财务能力不足、新业态政策适配难等痛点，构建“总对总”精准服务模式。配备“一对一”首席联络员，建立涉税政策诉求台账，通过常态化走

访收集城市商业银行涉税需求；针对金融创新业务、税收优惠适用等复杂事项， 推送定制化政策解读与风险指引手册；优化“一企一策”服务机制，为纳入千户集团及列名企业的城市商业银行集团量身定制政策清单，以此强化事前合规引导，有效提升其涉税风险应对能力。三是内控升级，完善互动式税企协同长效机制。针对城市商业银行内控薄弱、系统复杂等特点，定期提供“体检式” 风险防控服务。税务机关应深入调研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和核算模式，编制“一对一”内控服务手册（柳光强等，2018），协助完善税收风险管理制度；通过税企高层对话、签订遵从合作协议，推动其将税务合规要求前置到业务流程； 创新开发风险健康度评估系统，实时监控涉税交易合规性，并将税收遵从评价结果与信贷授信、政策优惠挂钩，形成“税务合规+社会责任”的双向激励机制， 促进城市商业银行主动提升税务管理水平。

（四）共治协同：正确处理内外部、横纵向之间的关系，构建多维联动治理生态

一是构建“总对总”“系统对系统”“网络对网络”模式，推动税收治理升级。“总对总”实现城市商业银行集团总部所在地的省级税务局与集团总部的直接对接，解决跨区域复杂涉税难题；

“系统对系统”打通税收征管系统与城市商业银行业财税系统，实现数据智能交互；“网络对网络”构建“互联网+区块链”协同平台，推动涉税业务全程网办。以上措施旨在打破层级、技术和区域壁垒，形成集团化税收治理新范式。

二是优化横向协同，提升应对质效。针对风险应对职责不清、基层力量分散等问题，构建税费风险分析“一张网”。实施分类分级处置，明确中低风险与高风险任务划分标准，推动高风险线索向稽查部门精准移交；强化跨税种、跨业务条线联动，优化数据风险部门与稽查部门协作机制，统一风险指标模型标准，提升风险识别精准度。同时，创新成立跨区域“一体办”专班，通过动态赋责避免重复监管，整合资源提升防控效能。

三是推进纵向贯通，夯实征管基础。以“总对总”管理模式为引领，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构建“1+3+N”一体化征管协同机制，强化省级税务局大企业部门指挥中枢作用，深度整合风险分析、纳税服务与经济分析3大业务，依托地市枢纽节点实现管理力量跨区域聚合，推动税收政策执行标准统一、风险应对流程规范、服务举措精准落地，着力破解层级间信息传递损耗、管理资源分

散等问题，筑牢纵向贯通的组织基础和机制保障。

四是拓展外部联动，打破数据壁垒。搭建“税务+司法+金融”跨部门信息平台，与法院、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建数据协同机制，实现抵债资产裁定、产权变更与纳税义务实时联动；深化“银税联动”，整合金融监管数据精准识别风

险（傅鐘漩等，2021）；推动行业协会参与制定自律规范，形成“监管+自律”

合力；针对跨境交易等复杂场景，开展跨省市联合稽查与政策协同，构建上下联动、合纵连横、内外贯通的税收共治新格局。

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管理情况调研

湖北省武汉市总工会

工会职工服务阵地是工会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桥梁和纽带作用的重要载体，是工会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的物质保障，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切实履行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发展好职工服务阵地的政治责任，湖北省武汉市总工会开展了专题调研，全面掌握工会职工服务阵地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为推动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优化升级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一、武汉市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营情况

近年来，武汉市总工会按照“突出公益、聚焦主业、自主经营、依法监管” 的总体要求，全力推动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通过健全完善政策和提高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职工服务阵地在工会体系建设中的服务和保障效能，促进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和运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领导重视、科学谋划，阵地建设稳步推进。市总工会党组始终坚持把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作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制度、人员、资金等多层面完善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体系，各级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稳步推进。截至2024 年6月，武汉市共建设包括工人文化宫、职工服务中心、职工疗养院等9类职工服务阵地2764个。其中，工人文化宫（俱乐部）9个，职工服务中心16个，职工疗养院1个，区域性职工之家21个，爱心驿站1201个，职工书屋344个，职工子女托管班167班次，爱心母婴室137个，心灵加油站868个。这些职工服务阵地的建设，不仅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还为工会履行维权服务等基本职责提供了保障。

调研先行、问需于民，阵地“两性”效能充分发挥。市总工会坚持以职工实际需求为导向，每年对全市职工队伍，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企业职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调研，通过与职工进行互动交流，了解职工诉求、回应职工关切，并根据调研结果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近3年来，市总工会投入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营资金累计达4.6亿元，开展活动3万余场次，服务职工近900万人次，让广大职工会员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通过举办培训讲座、文体竞赛、婚恋交友、心理咨询、子女托管等活动，职工既获得了实际帮助， 又增强了对工会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建”“管”结合、严格把关，阵地运营生机勃勃。为确保职工服务阵地

的有效运行，市总工会加强职工服务阵地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职工服务阵地运行的规范性和服务能力。近年来，市总工会出台了《武汉市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行专项资金补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在全市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展区域性职工之家建设试点工作的方案》《武汉工会职工书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武汉市爱心母婴室及爱心托管班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武汉市职工心理服务站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文件。市总工会明确绩效目标和评估标准，对职工服务阵地的运行效果进行考核，并将考评结果与资金拨付挂钩。对区域性职工之家等职工服务阵地运行资金的补助原则上分两次拨付，年初按照不超过全年补助资金的70%拨付基本运维补助；年末由各业务主管部室进行评估考核，给考核达标的职工服务阵地拨付剩余30%的补助资金。通过考核促进全市各类职工服务阵地提升能力和水平，防控资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市总工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齐抓共管合力，通过整合社会志愿服务资源、积极与社会组织合作进行职工服务阵地活动项目打造和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其运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等方式，鼓励职工会员对服务阵地提出建议和评价并及时给予回应处理，畅通职工诉求反馈渠道。

强化管理、创新服务，阵地效能显著提升。在各级工会和广大工会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市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多家单位获得全国和省级荣誉称号。武汉经开区工人文化宫、武汉工人文化宫分别获得全国级、省级“标准化工人文化宫”称号，武汉职工疗养院被全总评为“十佳最美疗养院”，8家单位获得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称号，17家单位获得省级工会“爱心托管班”称号，44家单位获得省级“爱心母婴室”称号，27家单位获得省级“职工心灵加油站”称号。

二、工会职工服务阵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运营管理规范性有待加强。市工人文化宫管理中心、市职工服务中心作为2022年机构改革后新设立的单位，其专业化发展的思路、统筹监管的措施仍在逐步梳理和完善。武汉职工疗养院目前尚未完成“九定”，导致整体规划无法顺利推进和实施；区域性职工之家自2019年创建以来，建设运行周期相对较短， 部分配套工作机制和运营管理措施尚未完全跟上。此外，随着出生人口的逐年减少，部分母婴室出现闲置或关停现象，其功能拓展成为当务之急；个别单位缺乏完善的职工书屋管理制度，职工读书活动开展处于无序状态；少数爱心驿站对矿泉水、临近保质期的外用药品等补充更换不及时，且服务开放时间等信

息未按要求公示。

资金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在资金保障方面，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行资金的拨付、管理、使用制度还需进一步优化、具化和细化。一方面，随着区域性职工之家等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在全市的全面铺开，市总工会投入的建设资金和运行补助大幅增长，导致经费预算较为紧张。另一方面，职工服务阵地所属的开发区、街道（乡镇）工会对收到的阵地运行补助经费的使用存在顾虑，担心出现使用不当问题，宁愿让补助资金闲置在账上，也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职工服务阵地的正常运营。

活动开展的内容形式有待丰富。武汉市目前有300余万职工，受时间、空间等客观因素影响，职工服务阵地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覆盖面不足。同时，对不同年龄、不同行业职工需求的调查还不够深入，使得公共文化活动开展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此外，阵地品牌打造还需进一步加强，职工对阵地服务项目的参与度、认同度和美誉度有待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服务阵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加强工会职工服务阵地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加强指导监管，坚持规范运作。一是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各级工会要及时发现并协助解决职工服务阵地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从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活动方式等方面给予精准指导和支持，积极为职工服务阵地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二是完善考评指标体系。通过深入调研与科学论证，探索构建全面客观科学的考评体系。将承接社会公共服务和工会系统专项任务完成情况、接待职工数量、组织工会特色活动数量、职工对服务阵地的满意度等社会效益指标，以及资产保值增值率、上缴工会资产经营收入、资产或场馆利用率等经济效益指标纳入各类职工服务阵地年度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三是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导向作用，将考核结果与补助资金拨付挂钩，对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的职工服务阵地，市总工会可给予一定额度的绩效运维补助，以激励其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四是坚持阵地数量与质量并重原则。适度控制阵地规模，提升阵地效能，对经考核名存实亡未发挥作用的职工服务阵地进行关停撤并，对作用发挥不充分、效果不明显的职工服务阵地督促其切实整改、积极履职，确保职工服务阵地的高效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争取经费支持，优化资金效能。市总工会将积极争取上级工会、地方财政和单位行政对职工服务阵地的资金支持，在确保合规的前提下，动员社会力量

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职工文化阵地建设。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各类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行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资金管理的职责权限和资金使用的范围标准，打消基层工会的心理顾虑，鼓励其大胆开展工作，规范使用好补助经费、切实服务好职工群众。

创新运行模式，增强发展活力。首先，要深入了解新时代职工精神文化的新需求和职工文化活动的新特征，大胆探索服务职工的新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与艺术性、趣味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职工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行业职工的多样化需求。其次，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探索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模式。通过线上平台拓展服务空间，线下活动注重质量与深度， 推动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工作拓展新区域、探索新模式、创建新机制，逐步解决受众面不宽、活动覆盖面不够、活动内容受限等问题。最后，大力实施精品战略，打造独有的职工阵地品牌。发掘阵地服务中的典型事例，总结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群众性的鲜活经验，选树一批示范站、点、室活动精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精心打造服务职工品牌，通过不断完善职工服务阵地的服务内容和项目，逐步构建工会配送、按需订制、自主选择、分类服务的新格局，提升职工对服务阵地项目的参与度、认可度和美誉度。

多措并举推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

舟山市政协课题组2025年08月21日）

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舟山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必然要求。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市政协围绕“多措并举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助力构建具有海洋特色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舟山样板”。

一、舟山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效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始终把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纳入党委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以《舟山市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2017—2030）》为纲领，切实将人口政策融入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取得如下主要成效：

（一）人口发展态势稳中有进，人口—经济关系协调。一是常住人口微幅增长。2015—2024年，全市常住人口从115.6万人增至117.6万人。青年常住人口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流入流出比约为1.51。二是流动人口持续集聚。2015

—2024年，全市流动人口从34.7万人波动上升至47.9万人，其中居住1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比重约为53.5%，呈上升态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稳步提升。2024年， 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4.9%，较2015年上升7.1个百分点。四是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较为协调。2024年，我市以占全省1.76%的人口创造了2.47%的经济份额，人口密度（817人/km2）与经济密度（1.546亿元/km2）均居全省前三。

（二）人口发展改革举措不断推进。制定《舟山市人口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从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是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出台一系列强化生育支持和普惠托育服务的优惠政策。二是深化省际劳务协作， 吸引中西部劳动力来舟就业。三是放宽城镇落户条件，落户门槛为省内最低。四是构建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福利和权益。五是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保障性住房配给机制。六是构建海岛幸福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服务均衡可及。

（三）人才引育工作体系逐步拓展。一是建立“六位一体”引才机制，2020 年以来，累计引育F类及以上人才1.7万人、高校毕业生11.2万人。二是实施舟籍学子“港湾计划”，2024年，舟籍学子回舟率超35%。三是创建省级海洋经济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为市场化引育高素养劳动者提供服务支撑。四是推进“30

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建设，提供一体化技能培训服务。五是搭建人才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推出涵盖15个职业生涯阶段的80项增值服务内容。

二、舟山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压力与挑战

当前，我市人口正处于数量压力与结构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与城市发展愿景不匹配，人口对经济支撑力欠佳。一方面， 目前我市人口规模与我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常住人口支撑规模存在一定差距，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五五”以及更长时期建设“四个舟山”所需的人口支撑度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我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长此以往，将持续削减经济增长动能。同时，我市劳动力年龄结构偏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需要不匹配，人口内生增长动能不足。一是青年人口规模偏小，根据“浙江青年发展综合指数”测算结果，我市18—35岁青年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低约5个百分点。二是少子化趋势特征 显著，全市育龄妇女规模逐年减少，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二孩多孩率均为全省最低，处于超低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潜力极弱。三是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趋势，2015—2024年，全市结婚登记数量从每年最高6663对降至3743 对，初婚平均年龄推迟至29.1岁，对舟山青年的调查发现，婚育事项的优先级已降低。四是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户籍人口平均年龄49.05岁，常住人口老年 抚养比达44.2%，社会抚养负担加重。

（三）人口增速与区域发展优势不匹配，人口流动态势存在隐忧。我市流动人口总体呈“快进快出”态势，户籍人口转化率低，人才“边引边流”问题凸显。2015—2024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增幅仅1.7%，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我市户籍人口自2014年起，连续11年负增长，其中18—35岁青年户籍人口占比12.9%。究其缘由，本地青年人口外流形势严峻，在舟高校毕业生留舟意愿不强， 流入人口稳定性不高。

（四）人口素质与产业升级趋势不匹配，高端人力资源要素缺乏。一是低技能劳动力高度集聚，2024年，全市流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78.2%。 二是技能型人才结构性短缺，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的技术技能人才储备不足，技术工人和中端人才供不应求，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如2024年全市船舶修造业高级技工缺口达24%。三是高精尖人才引力不

足，2024年全市流动人口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仅8.1%，海洋新能源、数字海洋、海洋生物医药、现代海事服务等专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稀缺。

三、多措并举推进舟山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全市人口工作机制

1. 强化人口工作统筹领导。我市作为全省人口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市之一， 必须将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升至战略高度，而目前人口工作的合力和协调推进的实效性严重不足。建议将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纳入“一把手”工程，探索人口工作专班化运作或联席会议机制，构建“党委领导、发改牵头、部门协作、群团协同”的一体推进格局，强化跨领域政策联动与资源整合。

2. 健全人口监测与研究体系。整合相关部门数据资源，搭建多源数据融合的舟山人口综合监测平台，赋能我市人口统计分析和动态研判。组织人口发展形势年度会商，重点研究人口变动趋势和机械流动规律，精准识别潜在户籍人口与稳定留居群体，针对性强化人口流入。科学分析人口因素对重大决策、重大改革和重大工程建设的影响，加强人口研究成果在主体功能布局、公共资源配置、城镇化发展、产业集聚等工作中的应用。

3. 完善人口管理服务机制。基于舟山人口现状底数、重要增长极与发展动力源，制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近远景规划、专项政策体系和分类施策重点，增强对人口集聚、吸纳和承载的服务支撑，较周边城市形成差异化的政策亮点。例如，对于青年人才和产业工人，强化来舟初期住房、社保等基础保障；对于外来就业及随迁人口，重点解决随迁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后代后院”问题； 对于来舟创业者，侧重优化创业补贴、孵化支持等与企业成长相关的配套措施。

（二）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

1. 优化提升婚恋服务。整合人才、民政、文旅和工青妇等相关部门资源和载体，集聚青年交友的强大合力。深化“舟山公益红娘”“千岛之约”“爱舟记”等婚恋交友品牌，开展青年喜闻乐见的兴趣型、学习型、赛事型、娱乐型等文旅体活动，“线上+线下”为单身青年提供牵线配对和跟踪服务。多层次全方位推进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借鉴外地做法，协调推进住房家居、婚宴婚庆、旅游购物等市场资源，让利甜蜜经济，提升婚恋增值服务吸引力。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和文明简约婚俗。健全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机制，推动乡镇村社设立辅导站点。

2. 健全生育责任分担机制。统筹构建生育、养育、教育、住房、就业、社

保等联动融合的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加大生育经济支持力度，提高多孩家庭阶梯式补贴标准，谋划公办幼儿园全域免费、多孩家庭按月提取公积金等创新举措，以高规格政策切实推动生育引导和优养减负。加强对女性劳动者，特别是生育再就业女性的就业帮扶，积极引育“她产业”，引导企业推出女性岗位和弹性岗位，促进妇女灵活就业。

3. 强化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重点规划和投入2岁以上幼儿普惠托育服务，根据婴幼儿数量和分布情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2岁以下托位设置，稳步增加小月龄托育服务的供给。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规模与样态：全日托、半日托应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体，转化盘活普惠性幼儿园富余资源，推动城乡社区改扩建嵌入式托育服务设施；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临时托、计时托、寒暑托等；鼓励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

（三）提升与重点产业相匹配的人力资本1.扩容优质人力资源引进。深入推进海洋特色人才港建设，坚持“高端引人才”和“产业引人口”两手抓。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双创平台，落地一批高成长性、高科技型的优质产业项目， 加速高层次人才集聚。转移人才政策重心，将专本人才纳入人才政策重点目标群体，在专本人才层面出台更具优势和力度的政策，与一、二线城市在人才抢夺上形成差异化竞争，加快青年人才集聚。定向招引数字创意、电商直播、短剧演艺、时尚零售、谷子潮玩等青年主导型产业，建设夜间餐饮娱乐潮玩集聚区，举办各类青年参与度高的优质赛事活动，引进高质量的娱乐产业，吸引更多青年来舟留舟。

2. 深化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充分发挥在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培训基地 作用，建立“产业链—专业群”联动机制，紧跟九大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方向， 动态调整涉海学科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加快培育重大产业和重点领域亟需的应用型人才。推动龙头企业、产业联盟与高校院所共建科教融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创新产业人才的联合培养和精准培养。加大面向流动人口的成人学历教育力度，提升常住人口的文化水平。

3. 拓宽技能人才发展空间。实施新时代“千岛工匠”培育工程，完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鉴定评价、技能竞赛和政策激励体系。进一步向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重点平台下放人才认定自主权，在海水养殖、螺杆塑机、船舶海工等特色产业推行“一企一策”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推动落实技能人才以技提薪机

制，健全“职工增技—企业增效—职工增收”体系链条。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机制，加大重点行业、重点群体薪酬分配指引服务。

（四）构建以人口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

1.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推行居住证制度和新市民积分制度，有效推进居住证持有人和当地户籍人口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完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居住证量化入学制度，确保在舟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平等享受入学权利。逐步提升持有居住证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舟山户籍的含金量，加大对市外人才和优质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减轻和缓冲其他地区人口政策出台后对舟山的冲击与影响。

2. 优化公共服务随人走配置机制。加强全市人口规模结构、空间分布、流动集聚趋势研判，据此做好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构建与常住人口和实际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有效应对人口集聚产生的区域性公共服务需求， 稳妥有序推动公共服务覆盖流动人口。针对高新区、工业园区等产业工人集聚区，打造产城融合、宜业宜居、低价消费的城市空间环境，做优补强普惠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便民服务配套，在地形成“产业社区一刻钟生活圈”。

3. 加快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重点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几个方面发力。比如住房方面，加强公租房跨区域协同保障，精准破解异地工作住房“双困”家庭通勤难题。

（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1. 充分挖潜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完善银发群体就业促进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科技型、管理型银发人才弹性延长工作年限，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发适老化岗位，开放社区公益性岗位。推动老年大学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就业服务相衔接，支持富有余力的低龄老人再就业。深入实施“银龄行动”，逐步建立银龄志愿服务网络，引导低龄活力老人参与互助养老、邻里关照、扶残助残、儿童关爱、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公益行动。

2. 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依托未来社区建设，配建融合居家照护、日间照料、短期托养功能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建立养老服务机构等级与补贴标准挂钩机制，确保有机构养老意愿的老年人住得起、住得好。建立健全老年医疗服务网络，探索由公立医院牵头建立养老机构，重点解决失智失能老人的刚需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友好型设施环境，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和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3. 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银发经济专项发展规划和银发产业扶持政策，打造“养老+”产业融合生态链。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推广适老化产品，合理引导老年消费从保守型向品质型、体验型转变。加强银发消费市场监管和社会共治，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常态化打击涉老诈骗，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新时代高职院校就业质量提升策略研究：概况、问题与对策 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恪

在当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将教育与产业紧密相连的桥梁，职业教育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本研究重点关注高等职业院校就业质量提升的具体实施路径， 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现状为例，试图对当下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间的匹配问题展开系统分析，提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优化方案。在此过程中，研究把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当作基本目标，仔细探寻课程体系规划、实践教学形式以及校企协作机制等关键因素给就业质量带来的影响机理。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可靠性，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对现有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价，试图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就业促进框架。

一、高职院校就业概况

（一）全国高职院校就业概述

高职院校毕业生总体就业去向落实率引发广泛讨论，笔者通过对比2018— 2022年间的数据分析得知，高职院校毕业生总体就业去向落实率整体稳定地向上攀升，2022年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总体就业落实率约为91.3%，较2018年87.6% 的总体就业落实率增加了约3.7%[1]，其中涵盖国家政策的扶持、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职业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尽管整体就业率尚可，但隐性失业现象仍应引起重视，部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不对口、岗位收入不够理想的现象仍然显著。

从地域角度看，东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2022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平均就业去向落实率中部、东部、西部分别是93.7%、89.4%、86.5%。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产业发展能力造成了差异[2]。专业设置以及所对应市场匹配度决定了就业去向的落实率。从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类、智能制造类等新兴产业和专业所对应的就业去向落实率在95%以上，而传统产业和传统服务业就业去向落实率相对较低[3]。

尽管总体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是隐性失业仍然要引起关注。一部分

毕业生完成了初次就业去向落实，但在实际就业岗位上存在所学与岗位脱节、薪酬不高的现象。因此，深化职教改革、校企合作等，可以进一步加强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行业的分布规律上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行业分布呈现出“多元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近几年，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行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三个领域，制造业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史上比较典型和传统的行业，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减少，但是仍然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比率。这与国家大环境下的产业经济转型升级有关，也由于制造业的技术工种需求加大，产业工人岗位需要减少造成的，形成了高职院校毕业生向技术型产业工人的转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社会在信息产业方面需要大量一线工人和创新型人才。总体上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行业分布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人才结构，以适配不同行业的大量高素质技术工人需求。

（二）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概述

近年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就业数据展现了稳中有进的趋势。通过对比2021—2023届毕业生就业数据可以发现，在2021届毕业生中，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0.05%，到了2022届，学校初次就业去向落实率较2021年下降了2.4 个百分点，为87.65%，但年终毕业去向落实率仍达到了97.16%，其中对口就业率为72．15%，直接就业率为49.45%，升学率为37.17%，高质量就业率达到了43.82%。2023届毕业生的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2.41%，较2022年上升了4.79 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学院的就业工作在不断推进和改进，这得益于学院在人才培养、就业指导、校企合作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学院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使其更符合市场需求。同时，加大就业指导力度，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尽管大部分学生的去向落实率高，但我们依旧有进一步优化学生就业质量的空间。有的学生所从事的行业与专业不对口，工资待遇低、未来发展不乐观。以2023届毕业生为例，尽管毕业生整体的去向落实率较高，但是依然有不少学生到专业不对口的岗位工作，例如有些林业技术的学生毕业后去了营销、服务等岗位。针对学生的就业想法以及满意程度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共收集到3056份有效问卷，通过数据分析，建议学校和学院建立一个全面的就业支持

体系，包括定期举办就业指导讲座、职业规划工作坊和模拟面试等活动。同时， 鼓励与企业深度合作，增加实习和就业机会，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实践经验。此外，建议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更新招聘信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就业市场，做出合理的职业规划。

二、当前高职院校就业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困境

1. 职业技能不足

就业压力主要来源于当前就业环境和学历间的严重不匹配问题，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内容与行业发展的需求严重脱钩[3]。众多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未依照行业需求做动态调整，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难以契合本行业最前沿工作的要求，同时实习实践相对不够充裕，也不易让学生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联系起来。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在收回的3056份问卷中， 近88%的学生觉得专业技能还不够成熟是自己求职、就业期间存在的一个问题， 部分学校在教学中更侧重于理论内容讲授，缺乏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兼顾的课程教学安排，进一步加大了矛盾的冲突性。

因此，灵活、完善且贴近市场需求的教育体制必不可少，而在体系完善的基础上应该加强校企之间的融合，让学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最真实的实践机会， 让社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与院校的真实教学需求达成有力的契合。

2. 职业规划意识薄弱

职业规划是高校大学生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通过职业规划可以对学生的发展进行分析，包括兴趣技能、职业选择等，从而做出合适的职业选择规划。通过对一些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在应聘时往往会因为对自己未来职业缺乏规划，出现目标迷茫、择业犹豫等状况，这些状况会直接导致竞争力不足。学生在寻找就业岗位时，由于不了解所学专业能够对应的职业机会是否与自身的情况匹配，从而导致就业机会变少。职业规划能力缺乏，容易出现跟风或者被动接受选择等情形，从而降低职业满意度和职业稳定性。

（二）学校困境

1. 课程设置不合理

随着职业化教育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和工作实际不贴合的现象经常出现，对学生的培养造成极大影响。专业课程内容未能及时跟进行业新标准，造成学生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工作内容脱节。尤其是IT技术行业、IT产业发

展迅速，技术推陈出新较快，而有些院校仍旧采用过时的教科书或教学模式， 无法契合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4]。

实践教学设计未体现针对性，忽略了企业岗位工作需求。虽然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是教学中的重要模式，但仍存在一些缺陷。理论、实际相脱节， 不仅造成学生实践能力下降，而且毕业生前往企业就业初期会比较紧张。另外， 对于与就业相关的课程，也希望其教学过程能更好地贴合实际就业情况，更加注重实际操作。例如，可以增加案例讲解和模拟训练的比例，帮助毕业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2. 校企合作深度不足

校企合作虽然可以有效促进产教协同，但在某种程度上校企合作只注重学校与企业的表象合作，即短期性的实践学习或项目上的短期合作。长此以往， 学校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技能与企业所需人才的技能有很大出入，造成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时难以适应岗位需求。校企双方在项目合作上缺乏沟通，缺少统一目标，对各类教学资源既无法充分利用又不重视。从市场相关角度看，校企双方合作不够深入，会对在校学生的就业质量形成较大冲击，同时会增加企业开展岗前培训的成本费用，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在校企战略合作中明确责任和权利，将会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5]。

三、影响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

（一）外部环境因素

当前经济形势的日益发展，整体的宏观调控状况必定会给高职毕业生的求职就业带来极大的影响，当经济出现下滑态势时，企业会调整相关招聘计划， 以防范经济波动风险[6]，故而造成高职毕业生能选择的工作机会相对减少。在当前产业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情况下，传统产业结构下相关岗位的编制数量不断萎缩，新兴产业下所对应的各专业学生则需要具备更高的职业素养，在就业过程中提升竞争力。

高职院校还需结合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形势，针对性地对学校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更新换代，凸显实践教学过程方案的设计和执行[7]，从而带动高校更多前沿技术内容与项目化学习模式融入课程体系中，以此持续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与竞争能力。

（二）行业发展趋势

鉴于技术迭代衍生出新的行业工种，企业招聘需求也不断攀升。这些行业

工种的出现也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同时也推动教育和培训适应这种变化[8]。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低技能岗位有可能被机器替代，引发其被替代后产生失业风险。行业技术发展的弊端尽管很多，但就机遇而言，同阶段中行业技术创新发展存在机遇，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应如何制定顺应这一趋势的政策。

（三）教学管理模式

教育改革对高职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两面性。在教育改革环境下，课堂教学管理的实施能起到促进作用，教育教学管理计划可为学生提供完整且系统的教育内容，帮助他们打下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基础。此外， 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课程带有时代特征，学校与企业协同制定课程安排能为学生创造学习专业知识和积累生产经验的机会，这样可增强学生在校园内的就业竞争力。

但是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过于注重对理论性的知识进行讲授，而对于学生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却不够重视，因此，在学生创新发展方面也显得十分生硬，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2]，从而导致学生在以后的就业中没有创新性的表现。在改进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时，要重视标准性和灵活性的充分结合，通过更多实践性的教学模式、其他方式的综合评价等来实现个性化培养。

（四）就业指导服务

就业指导服务在帮助学生确定职业目标、改善求职技能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效果，经过系统的培训，学生可以学会如何撰写简历、怎样准备面试、怎样遵守职场礼仪等实际技能。不过，一些就业指导服务仍旧缺少针对性，不能很好地符合某些学生的特殊需求，创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对推动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体系的形成既要看重地域差别、学校类型的特性，也要结合不同学生群体的具体情况，采用先进的技术支持手段， 从而保证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效果都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四、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就业指导

1. 完善职业规划教育

职业规划教育的改良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从课程设计着手，创建一个全面而系统化的职业规划教育体系，借此让学生产生清晰的职业目标。这

一过程中，理论同实践相融合的教学观念颇为重要，职业生涯发展理论要巧妙地融入具体案例中。如此一来，学生能更好地领悟各类职业路径的特别之处和需求，也能在实际状况中应用所学知识[9]。为了让课程内容更丰富多样，应该包含自我认识、行业探究、技能培养等诸多方面。鉴于当前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采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手段来剖析就业市场动态趋势，给学生更为准确、有的放矢的职业信息援助，已经变成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方式[3]。

2. 拓展就业渠道

现代职业教育模式中运用的校企合作，是把教育与工作联系起来了，其不仅可以切实拓宽学生的就业途径，还可通过将学校教育内容与企业所需相结合， 让学生在实际岗位上开展实践，亲身感受工作流程，积累工作经验，进而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该合作方法还可为该企业提供出色而稳定的工作人才， 为人才和岗位牵线搭桥。

相关文献调查结果显示，就在校生就业落实率而言，部分参与校企合作的应届毕业生就业落实率高于未参与的应届毕业生就业落实率，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后，自身就业落实率有所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也因此得以提升。因此，后期可以进一步落实及改善目前合作的相关内容、优化合作结构，并增加合作结构以外的评价标准、评价指标等，以便充分发挥校企合作模式对就业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更好地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指导及帮助[10]。

（二）优化课程体系

1. 引入企业参与课程设计

现阶段的课程改革中，让企业介入课程设计的力度加大是提升课程实践性的根本途径，增添企业中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或者采取充当兼职授课教师和项目顾问的形式，可把企业实际项目积攒的技能经验、案例运用到课程教学内容中，便于学生更清晰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综合实践能力[8]。创建真实工作环境、进行真实案例库建设也是提升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行业认知的重要手段，通过积累企业项目工作经历的经验、收集和整合企业真实项目案例，让学生提前接触行业的热点和难点技术问题，使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能够更快地实现个人价值。

2.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传统教学改革背景下，加强实训教学的过程实操，是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要措施之一。不少高校理论和实践“脱钩”的现象仍未消除，致使大学毕业生无法适应工作环境，无法迅速融入实际工作岗位。进一

步完善一套多方面、多类型的实践教学方案，增强学生应对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结合不同行业的要求设计有针对性的实训教学途径，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多积累一些工作经验，聘请企业员工担任带教师傅，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

五、结束语

针对高职院校就业质量改善展开研究时，诸多要素被纳入探讨范围，这些要素共同组成改善就业质量的理论架构与操作路径。研究发现，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