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系列第9期（44篇）2021年6月调研报告汇编VIP专享

目录

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党委政研课题组：“党建+网格”为企业

生产经营末端赋能广东移动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1

2．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7

3．罗荣晋、王彬、陈晨：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产业及商业银行业务机会………………20

4．中央党校党建部课题组：把“契约化”共建理念融入城市基层治理之中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深化“契约化”共建的实践…………………………24

5．“粮食大省的责任与担当”课题组：

产粮大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31

6．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联合课题组课题组成员罗显波、盛瑛：

从惠州百年党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力量…………………………36

7．中共日照市委党史研究院课题组执笔邓洪友、王文杰：

从日照党史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44

8．辽源市发改委调研组成员李东阳、曾利范、刘福春、邓捷：

大力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助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基

本公共服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研究………………………………………53

9．寇冠一：

对做好企业青年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思考…………………………58

10．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课题组：

发挥中心城区楼宇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60

11．赣州城投集团办公室主任刘太阳：

牢记嘱托再出发奋力推进我市纺织服装产业倍增升级…………………63

12．北京金隅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吴东：

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金隅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思考…………………66

13．襄阳市财政局、襄阳市税务局联合课题组：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财税政策研究在制定财税政策

时，应该围绕规范管理、提高效率、挖掘潜力、释放活力做文章……70

14．北京金隅集团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吴东：

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金隅集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思考…………………77

15．许昌市第35期县级干部进修班第五调研组杨小贞：

构筑乡村基层治理的“建安样板”………………………………………81

16．朔城区第八中学校党支部书记王彪：

关于加强我市薄弱学校建设的思考………………………………………85

17．广元市广信农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光耀：

关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思考……………………………………89

18．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刘春梅：

关于提升国有企业内部监事会履职效能的思考…………………………91

19．大连监管局：

关于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思考………………………………………95

20．张明理、李环霞、范清风：

河南省济源示范区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调研………………………97

21．尹鸿雁、徐超：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与经验启示基于哈量三社区

“356协商议事”工作法的调研……………………………………………101

22．市政协专题调研组：

加快实现生态经济化推动商洛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109

23．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莆田管理分公司谢薇：

交通运输国有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考…………………………………117

24．亳州市政协张俊宝：

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的思考和建议…………………………122

25．荆门市水利和湖泊局宋书亭、范琼：

荆门市水利补短板实践与思考……………………………………………125

26．中共双牌县委宣传部调研组调研人员陈智秀、潘芳、袁程、刘鑫：

永州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报告聚焦“四个立足”

奔向全面小康双牌县上梧江村自我蝶变调研纪实………………………130

27．许昌市第38期正科级干部进修班第五调研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133

28．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考以马龙区为例……137

29．调研组：

厦航：以“红色引擎”驱动高质量发展…………………………………142

30．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课题组：

山东省工业布局特征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第四次经济普查……………148

31．黄静飞、邵建伟、段彩霞：

商丘市返乡创业工作调研分析……………………………………………160

32．深圳市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李海宾：

深圳打造人才高地的几点思考……………………………………………164

33．基于28家机构的调研分析：

太原市养老机构运营现状…………………………………………………170

34．许昌市第8期公务员进修班第四调研组：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176

35．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耿伟：

新常态下加强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180

36．北京市顺义区司法局局长王雪岩：

新媒体法治宣传的现状及发展调研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183

37．新乡市委党校、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调研组：

新时代农村党员管理的制度创新韩董庄镇杨厂村党员管理“三要素”

的做法调研…………………………………………………………………189

38．合肥市三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刘庆坤：

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194

39．山西路桥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李婷：

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与思考……………………………………198

40．山东海洋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苏艳杰：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实践与思考………………………201

41．新乡先进群体教育基地调研组调研组成员周伟、王艳丽、朱兴梅：

依靠群众力量建设平安乡村封丘县王村乡平安乡村建设经验与启示…204

42．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调研组调研组成员都红岩、王永平：

用好红色资源深化党史教育推动新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209

43．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第7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课题组：

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全面推进一体化育人体系建设……………217

4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题组执笔人杨阳、高正亮、姚宏杰：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的教育大事（1921年7月-2021年6月）…………220

“党建+网格”为企业生产经营末端赋能

广东移动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党委政研课题组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信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此形势下，如何为企业生产经营末端赋能，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以“党建+网格”为主题，积极开展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立足于抓好基层一线党建工作，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建责任进网格、党建队伍进网格、党建支撑进网格、党建行动进网格，引导网格中的党员“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立足岗位作贡献。

一、“三点成面”党建责任进网格

综合网格是广东公司推进集团公司“大连接”战略有效落地，打好公司“格局之战”的基层最小经营单元。针对如何引领综合网格党员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问题，广东公司明确了综合网格的三个责任点：政治责任点、经济责任点、社会责任点，“三点成面”，通过党建责任进网格，帮助网格党员群众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成为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

政治责任点。广东公司通过三项举措，强化综合网格的政治责任。一是“勤学习”。经常性组织综合网格中的党团员及群众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打牢思想基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敢担当”。截至本课题研究结题的2019年（下同），广东公司有综合网格690个。开展党建责任进网格，就是要让综合网格队伍中的共产党员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团结和带领身边的党员群众增强担当意识，做到敢担当、勤担当、能担当、善担当，致力于打造一支在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骨干队伍。三是“重廉洁”。综合网格是广东公司与外部客户接触的最直接载体，外部诱惑压力大。党建责任进网格，就是要无盲区、零容忍地加强综合网格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导综合网格成员拒绝触碰廉洁红线和底线，切实增强廉洁风险意识。

经济责任点。在广东公司外部竞争激烈、内部体制机制转型、降本增效等

压力下，综合网格将原有社区网格、渠道网格、中小企业管理的职责进行调整，设定个人市场、家庭市场、政企市场等业务指标，服务个人客户、家庭客户、中小企业客户，对个人业务、家庭业务、政企业务进行全业务销售，对渠道、社区、商企（中小企业）标准化业务进行服务支撑。广东公司将通过综合网格深化运营，实现客户价值稳步提升、家庭市场深度融合、政企市场快速突破，最终实现公司收入增幅超行业平均水平。

社会责任点。广东公司作为最大的省级通信运营商，综合网格与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户水乳交融。为牢牢践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理念，公司党委组织开展“提升服务品质、连接美好生活”系列活动，以“提升服务品质‘书记项目’”为牵引，引导综合网格着力推动解决业务资费种类繁多、宣传推广不规范、业务定制不知情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打赢提升服务品质攻坚战、持久战，全面提升客户满意度，保持客户满意度行业领先。

二、“双管齐下”党建队伍进网格

广东公司综合网格作为基层最小经营单元，是公司生产经营的末端，是连接公司外部客户、保障公司任务落实、保证目标达成的“最后一公里”。如何通过抓党建、树正气、提士气、强能力、聚合力、激活力，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公司弘扬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将党建队伍建在网格上，“双管齐下”抓网格的党建队伍建设。

组建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党团指导员队伍。广东公司打破综合网格属地化管理的限制，由公司党委牵头，以公司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各级党组织书记、部门中层干部以上的支委为主力，组建一支综合网格党团指导员团队，每人挂点1个综合网格。党团指导员作为公司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群众的纽带，走出办公室、会议室，走向基层一线、走到客户当中，真正低下身子、静下心来，听取真心话、了解真情况。一方面既深入了解业务开展情况，又全面了解员工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情况；对于精神懈怠、信心不足的干部员工加强引导，帮助他们提信心、强决心，在精神上为一线“作战部队”赋能。另一方面围绕网格建设运营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实施“党员指导员攻坚克难项目”，辅助网格总监定目标、下承诺、解难题，真正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入融合。

打造一支政治强、懂经营、作风好、肯奉献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广东公司

在开展综合网格建设运营时，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将综合网格建

设运营与复合型人才队伍培养相融合，侧重对三类人的培养：一是优秀网格总监培养：通过网格与总监双向选择、竞聘上岗选优配强的方式，把具备市场、网络、综合支撑等工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安排到综合网格总监岗位，提供综合网格平台，使其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带领党建联合作战团队共同推进网格建设。二是优秀网格党员培养：注重“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优秀党员的培养，引导党员树立主人翁精神，激发无私奉献的工作热情，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动作用，投身网格建设运营工作。三是优秀业务骨干培养：充分发挥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引导优秀业务骨干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加强推优入党工作，重视在生产经营一线和青年职工中发展党员，把技术能手、青年专家等优秀人才及时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引导业务骨干积极发挥专家人才作用，努力把自己锻造成本岗位的“行家里手”。

三、“三足鼎立”党建支撑进网格

俗话说，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广东公司树牢全公司“一盘棋”的思想，开展党建支撑进网格，发挥国有企业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三足鼎立”支撑态势，让综合网格放开手脚、撸起袖子加油干。

政策资源支撑。党建支撑进网格，就是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保障作用，体现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一是做好后勤保障。通过利旧复用和新增租赁的方式，为综合网格提供办公场地，对具备条件的营业厅场地做好融合使用，确保综合网格生产运营正常开展；制定临时租赁交通工具标准，做好车辆租赁和交通补助工作，支撑一线人员生产运作；根据地域差异制定差异化饭餐补贴方案，解决偏远地区综合网格生产运营过程中的餐补问题。二是提供活动经费。发布《党团活动经费指导意见》，为综合网格的党团员开展“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和“创先争优”活动提供经费支撑。三是给予表彰激励。发布《“党建+网格”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组织开展“党员示范格”争创和评选工作，对达到创建标准、创造一流实绩、作出突出贡献的“党员示范格”给予表彰激励，营造良好的“创先争优”氛围。

服务指导支撑。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一是党员领导干部送指导。集团公司和省公司各级领导不断深入综合网格，了解实际困难，提供服务和指导支撑，推动问题解决。二是党团指导员送服务。各网格党团指

导员牵头组织挂点的综合网格成员以“我为网格献策建议”为主题，围绕党建进网格、网格建设运营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微讨论，提出金点子。同时，结合网格自身需求，为网格提供党建类、业务类读本及工具书合计688本，提高综合网格成员理论水平及业务能力。系统流程支撑。综合网格建设运营的内部痛点来自数据信息不齐全、业务审批流程长、IT支撑不到位。这对身处市场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下的综合网格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2019年，在广东公司开展“党建+网格”工作中，党团指导员深入网格一线，找准一线生产流程和系统支持等痛点难点，调动机关职能部门关注生产一线流程优化，开展流程穿越，深化推进网格化运营系统建设，实现前后台协同、人工和IT智能协同。

四、“三箭齐发”党建行动进网格

作为广东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综合网格坚定树立“责任、拼搏、争先、创新”理念，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公司的各项部署、公司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做透、做出成效。

“党建‘和’创”在行动。广东公司在集团公司指导下，开展“同心强党建，‘和’创新未来”的“党建‘和’创”活动，在综合网格的建设上，打造了一支集综合网格、铁通工作站、社会渠道“三位一体”的“铁三角”党团联合作战团队，形成了公司基层最小经营单元的内核。综合网格作为基层“铁三角”的牵头部分，通过三个层面的“‘和’创”，实现战斗力提升、经营收入增长、营商环境改善。一是加强“铁三角”自身建设，与铁通工作站、社会渠道“‘和’创”，实现自身服务能力、联动合力和战斗力的提升，完成了集团公司“三力”在综合网格的落地；二是加强“铁三角”与外部集团客户客情关系的拓展和维系，通过以党建“‘和’创”为切入点，增加互信理解和业务沟通，实现网络建设协同、合作商机协同，带动业务增收，完成了集团公司“三融”在综合网格的落地；三是加强与政府等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建“和”创，积极主动开展或推动所在党支部与所服务或合作的各方面、各领域的单位（部门）的党组织开展联合共建活动，营造良好的外部营商环境。

“攻坚克难”在行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广东公司在综合网格的建设运营中，通过“训战合一”的方式，打造一支能战斗、能吃苦、能奉献的党团员队伍，立足于综合网格自身工作职责，开展党员“攻坚克难”行动。比如：茂名分公司组织192人次集中参与“攻坚克难”行动，100%全覆盖综

合网格；集中拓展业务3101笔，拓展数量全省排名第二；成功转换商机数量158

笔，全省排名第一。

“先锋示范”在行动。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广东公司在综合网格中开展“党员先锋示范”行动，发挥党员的主观能动性，让党员成为连接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连接企业与客户、连接党组织与群众的重要关系纽带。一是鼓励岗位创新。由党员指导员牵头组织挂点网格成员，围绕“党建+网格”主题开展岗位创新，截至2019年，共提出了77个网格党建工作创新方案及78个网格建设运营创新方法，部分已转化为网格建设运营的具体举措。二是提倡志愿服务。广东公司充分利用网格属地化管理的特点，提倡综合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参与创文入户宣传，协助清理社区垃圾，参与社区建设，履行社会责任。三是助力5G推广。综合网格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社区中积极推动5G的业务传播，积极面向客户创造体验环境，让客户了解5G、走进5G，全方位助力5G推广。

成效

“党建+网格”工作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广东公司的探索与实践，经历三个阶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党建考评与经营考核获“双第一”

广东公司从2018年底开始了“党建+网格”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有效融合，促进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发展。2019上半年，在集团公司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和集团公司经营业绩考核中，广东公司在各省（市、区）公司中均排名第一名。党建考评与经营考核的双丰收，是“党建+网格”工作模式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

综合网格经营指标持续向好

自广东公司开展“党建+网格”的探索与实践以来，综合网格的各项经营指标数据呈持续向好态势。2019年1~9月份，综合网格总收入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9月份网格收入70.1亿元，定比一季度综合网格月均收入提升7.2%，这一指标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公司总体经营业绩排名靠前，与综合网格经营指标持续向好呈正相关。

客户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

作为广东公司的基层最小经营单元，截至本课题研究结题的2019年，当年综合网格客户服务满意度不断提升。与2019年年初相比，年末在家客转机服务

方面，装机及时率97.87%，提升了1.32个百分点，高装机及时率催生高满意度，

装机回访满意度达98.29%，提升了0.56个百分点；在家客投诉处理方面，投诉

处理及时率95.23%，提升了0.31个百分点，投诉回访满意度也持续提升，达

97.46%，提升了2.67个百分点。

结语

实践检验证明，“党建+网格”建设工作，有效地为公司生产经营末端赋能，通过在最末端的综合网格中注入党的建设元素，使企业组织架构的最末端充盈党的底色，发挥着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党的建设，破除了综合网格建设过程的问题壁垒，提升了综合网格生产能效，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引言

潜在产出是指在不引起通货膨胀前提下，宏观经济能够获得的最大产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联储等主要国家央行均将潜在产出定义为：经济运行中的失业率达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AIRU）时的产出水平。当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后，价格也出现通胀或通缩偏离。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原因主要是微观主体的价格粘性和货币幻觉行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应该是让实际产出保持在潜在产出水平，针对通胀或通缩变动开展数量上的削峰填谷操作，以及价格上的基准利率调整，确保失业率重新回到非加速通胀失业率水平，让实际产出趋向于潜在产出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新特征，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通胀和失业率的关系弱化。Blanchardetal（2015，2018）认为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降低了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增加了未来增长的脆弱性，导致潜在产出测算准确性不断降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随着全球疫情不断变化且有长期存在的趋势，主要国家潜在产出的重新测算面临更大挑战。Heimberger（2020）引入新冠疫情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劳动投入的负向冲击，通过生产函数法测算出未来5年欧元区年均潜在产出将下降0.2至0.4个百分点。Bondaretal（2020）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测算出新冠疫情将降低2020年欧元区潜在产出0.6个百分点，疫情冲击对人力资本中的健康资本的负向影响持续存在。考虑新冠疫情冲击的潜在产出测算具有特别紧迫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关于我国的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测算也出现了较大争论。相对乐观的测算如张立群（2019）、姚洋（2019）和余永定（2019）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高于6%，当前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刘伟、范欣（2019）测算出2015年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为7.63%，2021年到2025年潜在增长率为7.29%。相对保守测算如刘世锦（2019）等认为我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低于6%，当前经济增长已接近或相对高于潜在增长率；刘世锦（2019）测算显示我国2020年到2025年的潜在增长率在

5%到6%之间，这种增长阶段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的测算表明，2019年到2023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为5.7%；徐忠、贾彦东（2019）通过滤波法等多种方法综合测算出我国2019年到2024年潜在增长率为5.5%，2025年到2029年为4.6%。上述两类测算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投入的趋势变化判断存在差异。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充分考虑新冠疫情对我国潜在产出的冲击，运用较新的多元滤波法和经典的生产函数法等多种方法对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全面测算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将增长动力进一步细分至行业层面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特别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因此，本文尝试对“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进行测算。

一、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方法

（一）生产函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构建

参考CBO（2001），郭庆旺等（2004）、徐忠等（2019）构建生产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本文也采用Cobb-Douglas形式的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现有文献一般认为测算潜在产出的总生产函数中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可相互替代，同时主要经济体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经济中的技术进步符合希克斯中性条件，因此本文将总生产函数设置如下：

Yt=AtKα（HtLt）β（1）其中，Yt为总产出，Kt为资本投入，HtLt为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包含了人力资本质量Ht和数量投入Lt两部分，A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α+β=1。一些测算潜在产出的文献认为，总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不仅限于资本和劳动，王小鲁和樊纲（2009）尝试在总生产函数中增加市场化程度等其他变量，认为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影响要素配置效率，因此需要在生产函数中考虑其影响。

Jones（2002）也发现拓展后的生产函数可以反映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等因素对潜在产出的影响。但ChowandL（i2002）认为在总生产函数中，过度增加变量会带来模型设定缺乏理论基础、过度拟合和自由度丧失、增加测算误差等问题，反而导致潜在产出的估计精度较基准生产函数有所下降。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的结构转换特征，本文出于审慎考虑将基准生产函数的投入要素设置为资本和劳动。通过多元滤波法得到潜在产出，

再结合潜在劳动投入，就可以结合生产函数进一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二）多元滤波法测算潜在产出模型设定

Benesetal（2010）提出运用多元滤波法（Multi⁃ variateFilter）可以更准确地测算一个国家的潜在产出。和HP滤波法等传统滤波方法相比，多元滤波法首先根据产出、通胀和就业的宏观经济关系构建结构化方程组，通过贝叶斯估计相关参数并进一步测算潜在产出。通过引入产出增长的前瞻预期值，多元滤波法还可以有效避免传统滤波方法的尾部样本（EndofSample）问题。Patricketal（2015）构建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多元滤波潜在产出估计模型，并应用于16个国家，发现2008年以后潜在产出的测算较传统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更为准确。本文在Patricketal（2015）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构建多元滤波模型如下：

首先是产出缺口方程，y=Y-。其中y是产出缺口，Y是实际产出，是潜在产出。实际产出Y的变化受到潜在产出了和产出缺口y的变动影响，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受到随机冲击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7=7-1+G+s7，G：=86S+（1-0）G-1+sf（2）yi=py-1+ei（3）

其中，（2）式是潜在产出随机冲击方程。潜在产出取决于上一期潜在产出

-1、潜在产出增长G和随机扰动e/。潜在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潜在产出的稳态增长水平GS、上一期潜在产出增长G-1和随机扰动ef。（3）式是产出缺口随机冲击方程，产出缺口y：受到上一期产出缺口y.-1和随机扰动e'的影响。

因此，测算潜在产出的关键在于识别产出缺口及相关冲击项。通过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奥肯定律方程可以引入通胀和就业数据识别产出缺口。本文构建方程如下：

T：=ATi-1+By：+e？（4）ei=Ger-1+py.+ef（5）

其中，（4）式是非利普斯曲线方程。当期通胀T，取决于上一期通胀T-1、当期产出缺口y，和随机扰动s。（5）式是奥肯定律方程。考虑到中国就业数据可得性，本文并未构建基于失业率的奥肯定律方程，而是采用就业增长构建奥肯定律方程。当期就业增长e.取决于上一期就业增长e-1、产出缺口y，和随机扰动ei。就业增长e.=E，-E1，即新增就业目标值减去实际新增就业。

此外，为了避免尾部样本问题，本文还引入了前瞻预期方程Y4；=Y，+ef-，，

j=0，1。Y，是t时期对未来i期实际产出增速的预测，e，是预测随机扰动。

本文采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对GDP增速的预期值作为Y，的值。

在构建多元滤波方程组后，本文通过实际GDP、通胀和新增就业数据，并参考Patricketal（2015）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参数赋值确定相关参数值和随机冲击的分布，对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并进一步测算出潜在产出。

（三）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模型设定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通过生产前沿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的方法。Batteseetal（1995）认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可以考虑多个投入视角下的产出效率分析，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做先验假定，因此适用微观企业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本文构建行业层面的全要生产率估计方程如下：

Y：=Bo+B1Ku+B（H，Lu）+Va-Uu（6）

其中，Y..是行业i产出，K.是行业i固定资本投入，H.是行业i认力质量投入，L.是行业i人力数量投入，V..-U..是行业i估计残差，服从正态和半正态分布。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得到Bo，即行业i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

二、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数据说明

（一）总产出的测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潜在产出测算中使用的总产出指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一直以生产法为主，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部门GDP之间使用生产法核算的名义产出增长速度和价格变动幅度有偏差，导致各部门实际GDP的不变价绝对值和增速也出现较大核算差异。消除核算差异需要谨慎选择GDP核算的基期，不同的基期选择对测算历年GDP的增速影响较大。目前我国GDP核算相关文献中，主要有1952年、1978年、2000年和2015年四种基期设置方法，选择基期时间越靠后，则对近期的实际GDP核算相对较准。考虑到本文潜产出核算研究重点是2012年后，因此参考Changetal（2016）选择2015年作为中国宏观时间序列数据的结构平稳突变点能够如实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变化的考虑，本文选择以2015年为基期计算GDP的不变价绝对值，并进一步测算GDP增速。

（二）固定资本存量的测算

使用生产函数法对固定资本核算通常采用永续盘存法，其基本公式为：K.=K-1+l+D.。其中，K为第1年的资本存量，K-1为第t-1年的资本存量，I为第1年的投资，D.为第1年的总折旧额。在确定资本存量初始值以及历年投资额、折旧额后，便可相应计算出各年资本存量。

永续盘存法的估计关键在于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若估计期限较短，则初

始资本存量估计会放大对潜在产出测算偏差。现有文献关于我国初始固定资本存量值的估计存在一定差异，Youngeta（l2000）指出基年选择的时间和估计时间跨度相对越大，初始固定资本的估计偏差就相对越小。本文测算重点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资本存量变化，若选择1978年为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年份，那么估计偏差相对较大。为了尽可能消除初始资本估计偏差对固定资本投入测算的影响，本文选择1952年作为初始资本存量估计年份。此外，现有文献中关于我国1952年初始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在623亿元至1252亿元之间。较小估计值如Maddison（1998）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特征，以及二战后相关国家的资本本存量为623亿元。较为适中的估计如Youngetal（2003）认为初始年份的投资用途主要满足产出增长和弥补资本折旧，并通过估计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产出增长和资本折旧率，最终估计出我国1952年的初始资本存量为815亿元。较大的估计值如Chow（1993）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出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为1752亿元，其中不仅包括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估计，也包括对720亿元的土地资本存量估计值。本文出于审慎考虑，采用Chow（1993）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但相应剔除土地资本存量的估计值，确定我国1952年初始固定资本存量为1032亿元。并进一步利用永续盘存法，结合历年投资和折旧数据计算得到1978年的资本存量为8524亿元。投资数据的测算分为两部分。首先是测算总名义投资额。现有文献选取的总名义投资额指标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在现有统计口径下通过测算各行业资本“积累”最终计算出名义投资额。如Chow（1993）通过计算三次行业的资本“积累”推算出历年的总名义投资额。第二种是直接使用全社会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如王小鲁（2000）使用全社会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总名义投资额进行近似替代，但Changetal（2016）认为我国全社会名义固定投资和最终转化为资本存量的总名义投资额之间存在较大缺口。第三种是近期研究常用的资本形成总额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刘世锦（2019）、徐忠等（2019）均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名义投资额的指标。本文也使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总名义投资指标。其中1978~200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依据2019年末固定资产存量结合202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行估算。

其次是测算投资价格指数。投资价格指数的选择决定了最终实际投资额的

大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投资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直接使用投资

价格指数计算实际投资会导致较大偏差，对投资价格指数进行适当折减可以提高实际投资测算精度。本文在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实际投资额时，参考Changetal（2016）的方法，使用2015年为基年选择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减，可以提高近年来的实际投资测算精度。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自1993年《国家统计年鉴》才开始公布，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发展速度，结合1993年以后的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对1993年之前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近似测算。

最后是折旧的估计。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固定折旧率或可变折旧率对折旧率进行估计。固定折旧率相对简单，如Young（2000）假定我国历年折旧率为6%。固定折旧率难以反映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特征。张军等（2004）、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在固定折旧率测算基础上，考虑我国分行业各类资本品不同寿命，计算得到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折旧率为9.6%。可变折旧率可以分为多期限可变和时变折旧率两种。多期限时变率如王小鲁和樊纲（2009）测算出1952~1977年折旧率大致为5%，改革开放以后折旧率有所加快并于2007年达到8%；Wu（2011）测算的多期限可变折旧率为1978年之前约5%，1978~1992年上升至6%，1993年以后进一步提高至7%。本文参考徐忠等（2019）的方法，使用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下的固定资产折旧序列对资本存量进行相应折减计算得到时变折旧率。折旧率测算的数据来源和投资数据测算来

源相同。

（三）劳动投入的测算

劳动投入的测算包括劳动投入数量和劳动力质量两部分。首先是劳动投入数量的测算。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结构相对稳定，对劳动力数量投入测算往往通过劳动时间来衡量。考虑到我国缺乏相应的劳动时间基础统计数据，本文参照谢保嵩等（2013）的方法，使用就业人数来衡量我国劳动投入数量。由于我国就业人数数据在1990前后因口径调整存在异常波动，因此本文参考Changeta（l2016）的方法结合适龄劳动人口数据对就业人数数据进行调整。对就业人口变化比较大的1982年至1990年，本文使用1982年、199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数据，测算相应就业人数缺口分别为6859万人和8009万人。进一步使用就业人数平均增速对其他年份就业人数缺口进行相应折算，并将数据前溯进一步计算出1978年至1982年期间各年份的就业人数缺口。通过结合就业人数数据和就业人口缺口数据，本文构建了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数量投入数据序列，并

相应计算其增长率。

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测算。现有文献通常将劳动力质量视为劳动力技能，并选取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劳动力整体的技能水平，因此大多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劳动力质量水平的替代变量。由于我国仅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2010年的人口普查年度以及1987年、1995年的抽样调查年度公布了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调查结果，因此本文参考Holz（2005）的方法对历年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进行估计。Holz（2005）研究发现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教育水平需要考虑抽样自身的偏差，因此，本文使用人口普查中就业人口分年龄受教育水平的统计特征，估计我国1978年至2010年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预测2011~2025年的趋势值。这种估计充分考虑了统计抽样的偏差，因此Changetal（2016）认为使用该方法估计的劳动力质量水平是相对稳健的。

（四）通胀率核算

Patricketal（2015）认为新兴市场国家GDP平减指数相比于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更能反映整体经济变化。本文也采用GDP平减指数作为通胀率核算变量。考虑到我国并未公布以上一年不变价为基准的实际GDP数据，本文使用GDP名义增速减去实际GDP增速近似得到GDP平减指数。其中，1978~2000年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2001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年鉴》。

2020年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速来自于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布数据。

（五）全要素生产率核算

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首先需要确定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若生产函数保持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劳动报酬总额与资本报酬总额分别为（1-α）Y和αY。在实际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投入弹性α即为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劳动投入弹性β为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三种国民收入核算数据。一是通过投入产出表测算。投入产出表可以相应计算出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二是通过资金流量表核算中的实物表进行测算。资金流量表可以计算出按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要素分配收入。三是通过分省的收入法GDP测算。分省收入法GDP可以通过劳动者报酬等科目计算劳动力和资本报酬。分省的收入法GDP从1995年《国家统计年鉴》开始对外公布，本文进一步通过省际收入法GDP测算历史资料将分省收入法GDP计算回溯至1978年。余永定（2019）发现

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和分省收入法GDP测算的资本和劳动报酬差异较小。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采用分省收入法GDP对资本和劳动报酬进行测算。其中1978~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计算，2005年以后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统计数据。2020年的比例和2019年保持一致。

收入法GDP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本文根据现有文献通用的简易处理方法，使用劳动者报酬比收入法GDP得到劳动投入弹性β，并相应计算资本投入弹性为1-β。在计算劳动投入弹性和资本投入弹性的基础上，本文将潜在产出、资本投入、潜在劳动投入等变量代入生产函数（1）式，最终计算出历年TFP的绝对值及增速。

（六）行业层面数据核算

考虑到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了较大调整，导致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前后不可比，本文选取2004年至2019年的分行业数据进行测算。其中，分行业实际产出由总产出依据分行业现价增加值按比例进行拆分计算，分行业的劳动力质量数据和总体劳动力质量数据保持一致，劳动力数量来自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参考杨轶波（2020）、余永泽等（2014）的方法，分行业资本存量数据依据不同行业折旧率结合永续盘存法进行初步核算，并结合总体资本存量数据进行修正。

三、潜在产出和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

（一）潜在产出测算结果

如图1所示，多元滤波法对1978年至2019年潜在产出增速的测算和生产函数法测算结果高度一致，说明多元滤波法对潜在产出测算相对稳健。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至2010年，我国实际GDP和潜在产出经历了3轮较快增长，其增速水平保持在高速区间，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投入持续保持增长，资本积累不断增加，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第三轮较快增长始于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需持续增长，国内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潜在产出增长拐点初现。2010年以后，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速呈现逐步放缓的特征，潜在增速水平也稳步下降，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值得注意的是，使用多元滤波法结合1978~2019年的数据对2020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测算的预测值是5.5%，而利用1978~2020年的数据测算我国2020年潜在增速为5.1%，说明多元滤波法捕捉到了

新冠疫情对潜在产出的负向冲击，导致潜在产出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连平等（2021）的测算结果也显示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生产函数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冠疫情冲击条件下多元滤波法相对于生产函数法对潜在产出的估计相对更为贴近现实。与近年来测算潜在产出的主要文献结论一致，本文也发现我国潜在产出自2010以后出现趋势性下降，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经济新常态（如图1所示）。

（二）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

增长动力的测算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稳步增长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见表1）。1978年至202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3.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6%，是中长期经济增速保持中高速水平的“压舱石”。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中，代表简单要素投入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分别平均拉动经济增长4.1%和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1%和10.8%，劳动力质量增长平均拉动经济增长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6%。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配置作用不断增强，劳动投入的配置效率改善，如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向城镇工业部门转移；资本投入的配置效率改善，如国有企业改革和加入WTO等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同时，固定资本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力，1978~2020年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通过测算改革开放42年来的增长动力变化，本文尝试划分出5个增长时期，依次是1979年至1990年、1991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12年和2013年至2020年。通过分析5个时期固定资本投入、带动力数量和质量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发现：

第一，1978年以来固定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更是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78年至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固定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2002至2008年之间，在加入WTO的影响下，外向型经济带动企业投资有所加快，固定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幅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加快，推动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快速上升。2013~2020年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攀升至67.2%，显示我国对资本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依赖性显著增强。

第二，劳动力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滑。随着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持续下降，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增长持续放缓，劳动力数量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下滑，贡献率也由改革初期的17.2%持续下降至2013年至2020期间的0%。2019年末我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较2018年下降115万人，导致我国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至

-1.7%。未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持续消退，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三，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中有升。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仅为劳动力数量投入作用的一半，随着教育水平和劳动力技能不断提升，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稳定。2000年以来，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6%至7%之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人力资本提升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增强，2013至2020年期间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增加到7.8%。

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动规律。改革开放初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仅为32.4%，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至2000年左右的45%上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2013至202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下降至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有所弱化。受到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我国TFP的贡献率下降至-78.1%。

由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并未充分发挥出来，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上。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1.8个百分点，若经济正常运行，应在2%左右（2013年至2019年基本稳定在2%上下）。这样计算，2020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大约在6%左右，实际增速比潜在产出增速低约3.8个百分点。

四、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可以进一步分析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增长动力。本文对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9）利用DEA和生产函数法测算结果在趋势上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测算结果相对稳健（测算结果见表2）。

第一，第一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平稳。

2005年至2016年期间，农林牧渔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维持在1%附近，

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下降至0.2%。

第二，除制造业外的第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出现趋势性负增长。2005年以来，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建筑业全要生产率增长呈现前高后低趋势，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对平稳。2017年至2019年，采矿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均为负增长，仅有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正增长且呈现加快趋势。

第三，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化较大。

2005年以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回落；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持续加快；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平稳。2017年至2019年期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相对低速增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速高达13.6%；住宿和餐饮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负。

五、技术进步因素的拓展测算

余永定（2019）认为我国的技术进步率由于对通讯信息（ICT）类资本投入和产出的核算存在偏差而长期低估。Jones（2002）对美国1950~2001年增长分解发现知识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本文参考Jones（2002）对知识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测算方法，在生产函数的测算框架下尝试引入ICT类资本和知识创新来测算我国的技术进步因素。

ICT类资本存量增速是影响资本投入带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同时知识创新增速通过影响劳动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有重要影响，拓展后的生产函数进行全微分后形式如下：

从资本和劳动力层面衡量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经典生产函数相比，拓展后的生产函数考虑了ICT类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分别从资本和劳动层面拉动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在具体指标选取上，本文采用2005~2019年国内ICT设备生产和ICT设备进口数据构建ICT固定资产投资序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电子工业年鉴》。采用2005年以来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中国创新指数作为知识创新增速的测量指标。该指数包含了创新环境、投入、产出和成效四个方面，

是对我国知识创新较为全面的衡量。结合非ICT类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投入和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数据代入（7）式，本文测算出剔除知识创新效应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率。2006年至2019年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拉动和贡献率测算结果见表3和表4。

本文将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的综合效用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可以发现2006年以来技术进步（包括通讯信息类固定资本投入和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拉动呈上升态势，从2006年的0.8%上升至2019年的2.2%；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6年的6.3%上升至2019年的36.7%（如图2所示）。

六、“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预测和政策建议

（一）“十四五”期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预测通过多元滤波法可以对潜在产出增速随机冲击进行估计。本文首先利用一阶自回归模型预测固定资本、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数量在“十四五”期间对潜在产出的增长拉动，发现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拉动效应将趋势性下降，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持续为负，同时劳动力质量的拉动效应维持在0.5至0.6个百分点之间。考虑疫情冲击对潜在产出的持续影响，本文假定2020年的随机冲击代表新冠疫情负向冲击大小，预计“十四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保持在1.7%左右，潜在产出增速将保持在5.1%~5.7%之间（见表5）。

（二）政策建议

第一，正确认识我国潜在产出保持中速增长的特征，保持货币政策合理适度支持。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周期性下降，而非短期趋势的影响。通过采用传统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如激进扩张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将实际GDP增速长期维持在潜在产出增速之上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还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和宏观杠杆率的过快上升，进而增加经济系统性风险。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央行加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流动性支持，应继续优化完善“双支柱”调控框架，确保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和潜在产出增速大体匹配。

第二，加强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尽可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跨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设计，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也是对未来出路的准确把控。加强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控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促

进国民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引导全要素生产率在相对高水平路径上增长。增大宏观政策对ICT类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全社会知识创新的支持力度，创新支持工具，优先引导生产要素向ICT类固定资本和知识创新活动配置。

第三，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人力资本质量和高全要素生产率行业的支持，巩固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基石。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再到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立体化、多层面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大力探索支持创新发展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大金融支持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科技创新融入到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中，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应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重点产业中长期融资支持。构建支持绿色发展和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金融机构信贷激励相容约束，通过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加强货币政策对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支持。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产业及商业银行业务机会

罗荣晋、王彬、陈晨

一、我国能源产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路径探析

能源活动的碳排放一直是全球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的碳排放中，能源活动的碳排放分别占到碳排放总量的84.69%、76.94%和

89.58%。我国的能源活动碳排放则占到国内碳排放总量的89%。因此减少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耗是我国乃至全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

在我国的能源活动中，电力行业又是最重要碳排放部门，同时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最重要的战略支撑。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电力生产主要是以燃煤、燃气的火力发电机组为主，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压降火电，但至2020年火电在我国发电量中占比仍高达67.9%，火电的碳排放占整个能源活动碳排放的52%。调整电力供应结构，削减燃煤火电，大幅增加清洁能源占比显然是减少碳排放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另一方面，国内大量工业和交通部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普遍将提高电气化率作为有效应对措施，将能源消耗迁移到电力部门。因此电力部门不仅要解决自身的碳排放问题，还需要承担其他产业和部门转移过来的碳排放。这也就决定了未来整个电力系统，包括发电企业、电网企业乃至储能企业将成为我国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主体部门。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火电为主，水电、核电为辅的电力供应结构。虽然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迅速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能源市场，但新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依然偏低，2020年占比仅有9.5%，清洁能源在电力供应中的占比也仅有32.1%。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电力供应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我国的发电量规模超大同时目前仍处于增长上升期。从2015年到2019年我国发电量增幅高达24.4%，但同期美国、日本等国发电量基本没有增长，德法等欧洲国家还出现了下降。2019年我国发电量占全球发电量的比重高达27.8%。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结构高度依赖于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加之前文所述的其他产业实现电气化后能源消耗向电力部门迁移，有预测显示到2030年我国发电量可能达到10万亿千瓦时，而且2030年后仍将处于增长中。

尽管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也看到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展现出空前的决心和魄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中明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在实现路径上，中央明确提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根据中电联的有关预测，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我国需要在2030年前实现清洁能源（新能源、水电、核电）装机量由目前的9.55亿千瓦提升至21亿千瓦。而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中电联预测显示我国到2060年前还需要将清洁能源的累计装机量提高到73.5亿千瓦左右，清洁能源发电量提高到16万亿千瓦时，清洁能源发电量将占到总发电量的90%以上。

基于以上分析，显然未来十年乃至未来四十年都将是国内清洁能源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细分领域看，水电资源的开发有天然的边界，至2020年我国水电累计装机量已达3.7亿千瓦，水电开发利用率超过50%，到2030年碳达峰前我国水电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将超过70%。核电作为重要的清洁能源形式，一直在各国电力中占有重要地位。2020年我国核电发电量占比在4.8%，应该说是偏低的。国家能源局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计划中也提出“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的思路。因此我们认为在碳中和目标下，核电的装机潜力要明显高于水电，特别是在2030年后核电仍将有望持续增长。必须注意核电虽然是政策鼓励的方向，但其软约束较多，社会各界对于核电的安全担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全球发达国家中除法国外，其他国家的核电占比实际上并不高，一般在20%以下。所以核电的装机占比也不能期望有过高的提升。相比之下，只有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受软约束条件较少，这也是中央明确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方针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我国能源产业的“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将是“全力发展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积极稳妥有序发展水电、核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严格控制并逐步压减传统的燃煤、燃气火电”。显然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未来将逐步成为电力系统的主导电源。

二、我国能源产业“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虽然能源产业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已较为明确，但我们认为其实施过程对于我国整个能源产业及相关制造业都将有非常大的挑战并伴随一定的风险。首先，新能源成为主导电源后对整个电力供应体系的稳定性产生考验。传统的火电虽然碳排放较高，但其输出功率非常稳定，并网特性好。与之相比新能源虽然实现了零排放，但其具有随机性、波动性的特征，输出功率极不稳定，同时还具有反调峰特性，这使得新能源在并网消纳上存在很多难题。按照前文所述未来我国电力装机发展规模和结构，新能源在发电量中的占比将呈持续上升态势，这就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供应提出严峻考验。大规模的新能源装机后不仅使得整个电力系统供应变得较为脆弱和不稳定，同时对于电网而言调峰和调频的难度增加。虽然配套建设调峰电站、储能设施平滑输出功率是可以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但我国要建设的清洁能源装机规模体量庞大，现有的调峰、储能等技术手段是否能有效应对新能源大规模装机后对电网的严峻挑战有待明确。在新能源成为主导电源后，现有的电力供应体系为保障足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造，这需要技术和资金上的持续投入。

其次，电力系统的重构可能引发电力成本的上升。新能源成为主导电源后，整个电力系统需要配套进行大规模的深度改造和调整，电网负担的运营维护成本可能出现明显增加，虽然新能源发电端近年来的成本明显下降，但终端用电成本仍有可能出现上升。未来我国工业领域、交通领域都将进行大规模的电气化改造，工业领域未来电气化率将达到60%，交通领域未来电气化率将达到70%，全社会能源消耗向电力部门进行迁移，因此电力成本的增加将抬升我国工业制造部门的生产成本以及交通领域的物流成本。

再者，能源结构的重塑对传统能源产业及配套产业将产生剧烈冲击。随着以燃煤火电为主导的传统能源逐步压减并退出，传统的国内火电运营商将面临业务大幅收缩的严峻挑战。目前国内传统的五大发电集团都是以火电为主，其他发电形式占比不高，火电业务收缩后将使五大发电集团整体收入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国内为传统火电企业配套的设备商和零部件商也将面临严峻的业务调整压力。如电气设备制造企业、锅炉制造企业等都面临产业转型任务。另外国内的传统能源企业如煤炭采掘企业、煤炭深加工企业也都同样面临业务转型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传统的五大发电集团还是电气设备制造企业、煤炭采掘企业，不仅体量规模巨大，同时在所在区域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有效处理好转型问题至关重要。

三、能源产业“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中的商业银行业务机会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国内能源产业在“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过程中将出

现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增投资，在以下领域的业务机会值得关注：

（一）信贷业务领域的增量业务机会

下阶段国内新能源将迎来大发展时期，同时将带动储能建设（包括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和电网为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新增建设与技改投入。风电、光伏、储能、电网等领域将可能出现对于“碳中和贷款”的增量需求。

（二）并购业务领域的业务机会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新能源资产受到持续关注，而传统能源资产估值面临重构，相关资产的市场交易将变得活跃，如风电、光伏、储能设备和传统的油气资源项目等。并购贷款、并购顾问等投行业务产品的业务机会值得关注。

（三）投行债务类产品的业务机会

未来国内新能源将进入大发展时期，同时配套储能、电网等领域也将有相关的大规模投资，“碳中和债”等债权类产品的市场空间值得关注。特别是近期国家电网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50亿元“碳中和债”，显示出该绿色金融产品有相当大的市场潜力。

（四）股权业务机会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需要电力、电网相关企业引入大量的先进前沿技术。如燃煤火电领域的高效燃烧、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电网领域需要实施的调峰、调频技术。推动成立或参与“碳中和基金”，孵化这些先进技术使之得到商业应用和推广，也是商业银行支持“碳中和”的有效手段。近期，国家电网已宣布开放1000亿元股权投资，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已经反映出国家电网对于外部股权资金参与“碳中和”的急迫性，建议关注相关股权业务机会。

把“契约化”共建理念融入城市基层治理之中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深化“契约

化”共建的实践

中央党校党建部课题组

（2021年6月28日）

自2004年起，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积极探索“契约化”共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新方式，有力推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发展提升带来强劲活力。2020年GDP超千亿，集成电路产业和高端生物医药产业两个“万亩千亿”平台，双双进入全省“万亩千亿”平台综合排名前三。

一、在时代的需求与群众的呼声中诞生和发展

2008年越城区正式提出社区“契约化”共建载体，并探索出“五约”流程（谈约、签约、亮约、履约、评约）、四类菜单（责任、服务、资源、个性）、双向服务等工作法。2010年以来，越城区把“契约化”共建的理念、机制、方法全方位融入城市基层治理当中，积极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着力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共建共治共享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第一阶段：以社区党组织与驻社区单位党组织之间结对共建为主要形式的契约共建阶段（2004—2013年）。这个阶段，在市、区联合推动下，“契约化”共建工作蓬勃发展。从开始的试点工作到全市进行标准化推广，该经验的工作理念体系、方式方法逐渐成熟。社区党组织通过契约共建与辖区单位党组织建立联系，定期交流研讨，相互学习、借鉴党建工作做法经验，共同研究党建难题，提高党建工作水平；各社区为驻社区单位提供优质便捷服务，驻社区单位也最大限度开放本单位阵地资源，为社区居民开展活动提供方便；社区根据居民需求，列出部分民生实事项目，以“菜单化”等形式，向共建单位打包推出共建项目，共建单位根据自身优势，合力推进。这一阶段的实践，破解了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如何有效衔接的难题，有效推动机关党员八小时外亮身份、作贡献、当示范。

第二阶段：以解决民生事项为主要载体的项目契约阶段（2014—2017年）。这个阶段，“契约化”共建开始实施项目化管理，平安建设、“五水共治”、环境整治等一系列中心工作被纳入共建项目，“契约化”共建的抓手更具体化、内容更中心化、成果更可视化。社区党组织正视自身资源“短板”，针对群众日益关注、呼声日益强烈的热点问题确定民生项目，充分发挥共建单位职能优

势，合理解决社区实际问题。街道党工委每年年中、年终针对项目进度组织开展两次社区党组织自查，并结合自查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督查。表彰“契约化共建、项目化管理”工作先进单位，汇编典型案例，通过典型示范与经验交流，形成合力共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这一阶段的实践，丰富了契约共建的内容，为共建共享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特别为有效推动党建引领、民生民议、民事共建形成机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积累。

第三阶段：以全域提升、数字赋能、系统集成为主要内容的人人契约阶段（2018年至今）。这个阶段，“契约化”共建进一步创新载体、丰富内涵，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基层治理全域提升。开展“两地报到、人人契约”活动，发动机关、教师、医生、律师等党员到村社报到履约，签订契约项目，认领党员“微心愿”，参与治安联防、民主协商、矛盾调解、垃圾分类、智慧用电等治理服务活动；健全完善横向联结多行业领域、纵向延伸到社区的“96345”党员志愿服务体系，针对4类特殊群体提供6大类37项免费服务，“360和事佬”“维修达人”“电工鲁师傅”等服务品牌深入人心；围绕数字赋能共建共治共享，开发“越城有约”数字化平台，谋划“人人契约、结对共建、民生集市、点亮心愿、党建地图”等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技术、思维、认识推动“契约化”共建理念、机制、载体创新。这一阶段的实践，拓展了“契约化”共建的主体和实施范围、实现方式，提升了“契约化”共建的深度与广度，为打造城市基层治理品牌、构建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积累了经验。

在十多年实践中，越城区“契约化”共建取得积极成效，发布全国首个社区“契约化”共建地方标准，“契约化”共建被浙江省委写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指导意见，被评为浙江省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十大品牌，荣获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越城区“契约化”共建示范区入选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建共建共育共享资源清单和浙江省100家省级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成为第四批国家社区治理服务实验区，并成功举办第四届浙江省基层党建论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二、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展现价值和成果

以“契约化”共建为重要抓手，把“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手段、方法、机制全面融入基层治理，切实解决基层治理中遇到的问题，着力开创“契约化”共建新局面。

全员签约，开创互融共建新格局。引导社区党组织与党员、居民三个层面

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签订契约，推动多元协同参与基层治理，营造合力共建良好氛围。建立机关部门结对社区制度。市、区两级机关115个党组织与全区108个社区党组织签订共建协议，289名驻社区单位、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被吸纳为社区党组织兼职副书记或委员，定期参加区域居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研讨。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包括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在内的近600名党员领导干部，每人结对1个以上村、社区、两新组织、站办所党支部，定期开展走访调研、党课宣讲、实践指导和认领“微心愿”，协调联系党支部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跨条线、跨部门等困难事项。建立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制度。组织“村社报到、人人契约”活动，严格落实线上报到、承诺践诺、服务纪实等制度，全区5万余名党员干部签订“锋领十条”承诺书，26295名党员已到居住地村社党组织履约，3480名区级机关、医生、教师、律师等党员到108个社区报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经受了考验、发挥了作用、彰显了价值。

整体提升，激发基层共治新活力。构建以各级党组织为核心，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为纽带，在职党员、驻社区单位、群团组织、机关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网格化治理体系。建立四级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区委重点推动解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大问题；街道党工委重点协商解决老旧小区改造、无废城市建设、住宅小区电梯加装等难事实事；社区党组织重点协调解决环境卫生、垃圾分类、设施维护、为民便民和公共安全等具体问题；小区党组织牵头协调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驻社区单位、结对单位之间的关系，破解小区治理难题。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机制。从地缘联系着手，在社区搭建枢纽型的社会组织“五邻社联合会”交流互助平台，累计组建1824支备案“五邻社”自治组织，推动邻里互助、人文关怀、垃圾分类、文明倡导、治安联防等113个“社区微公益创投项目”落地，有效释放基层社会多方参与治理的潜力。全面加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工作。加大在业委会中组建党组织力度，并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承担引领居民自治、上下沟通联系、监督业委会依法依规履职等职责。成立区物业协会党委，采取单独建、联合建、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实现物业服务企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通过“红色物业”整合服务资源、优化运行机制、理顺监管体制、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推动物业服务融入城市基层治理创新。

项目联动，构筑和美共享新家园。推行“契约化共建、项目化管理”，以

项目化引领、项目化运作、项目化落地模式，让共建单位有更多的舞台，使社区共建更具有个性特色，让更多群众享受共建成果。实施“五星达标、和美家园”创建。开展以党建引领基层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星”联创的活动，实施组织创新、网格管理和社区干部激励等7项机制，基本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参与主体多元、公共服务多样、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目前，已累计向社区下沉共建资金1700余万元，成功创建“和美家园”社区6个、“五星达标”社区51个。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化“契约化”共建，推进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三服务”活动，全面开展“党员在身边、温暖千万家”实践活动，聚焦城市管理、生态环境、教育就学等10大类民生问题，进一步深化“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目前，全区党员干部累计开展“三服务”

活动42586次，化解民生问题9068个，“四点半学校”、小区停车划位及引导、越城书房等一批好项目先后落地，受到社区居民普遍好评。推行年度“契约化”共建重点项目。区级部门、街道、社区结合各项中心工作，因地制宜确定年度共建项目，采取“每月一通报、半年一督查、年终一评比”推进落实。目前，区级层面已先后推出契约共建项目54个，108个城市社区累计实施契约共建项目1100余个。

三、在引领基层治理中不断优化和迭代

在提升城市社区党建整体水平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双重背景下，“契约化”共建面临“坚守与迭代”的双重责任，需要把“契约化”共建体系渗透到基层社区党建的“神经末梢”，成为高水平推进城市社区基层党建质效的助推器。

在基层治理中建强“龙头”，进一步体现党组织引领核心作用。实施“组织力提升工程”，加强区、街道、社区、小区四个层级的组织工作体系建设，逐级明确各级党建职责任务，引领基层治理，让基层党建工作化“虚”为“实”，真正有血有肉。强化区委指挥部职能。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做到城市基层党建与城市基层治理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通过组建区域性党建联盟，把原本不相隶属的各类党组织紧密团结在一起，充分激活和释放各方资源“红利”，推动全区党建形成“一盘棋”。强化街道党工委龙头作用。实施街道“契约化”共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一街道一品牌”建设，通过街道党工委统筹凝聚两新党组织、国企党组织、事业单位等多方治理力量，强化对城市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强化社区党组织核心地位。实

行社区事务准入制度，推行“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深化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活动，对社区党组织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职能定位再明确，推动社区党建与各领域党建互联共融。强化小区党支部政治功能。积极探索小区党支部领导下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推动服务、管理、资源、力量向小区党支部集聚，用好用活小区“红管家”议事协商机制，着力形成基层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局面。

在基层治理中升级“阵地”，进一步激发跨域平台资源活力。整合党建、政务和社会服务等资源平台，拓展“契约化”共建在更高站位、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内的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活动共办、服务共推。进一步打造高标准党建阵地。实体化运行区党员志愿服务中心，升级现有镇街“红立方”党群服务中心功能，标准化运作村社级党群服务中心，在全区范围内形成“覆盖城乡、上下联动、功能集成、一体运行”的工作模式，拓展“15分钟服务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进一步打造多维度党建阵地。充分引导社区党组织和辖区内单位资源互相整合、互相开放，取长补短、互利互惠，整合组织、宣传、群团、民政、两新等各类党建阵地、平台、载体、人员资源，把阵地建在小区上、建在商圈里、建在公园中、建在“云端”上，推动多元协同参与基层治理。进一步打造零距离党建阵地。推进“党支部建在小区上”，深化“红色物业”工作，充分发挥小区“红管家”议事厅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同议事机制作用，及时协调解决小区管理中遇到的如物业管理难、业主停车难、既有住宅电梯加装等难题。

在基层治理中扩大“集群”，进一步理顺多方共建治理体系。全面统筹整合集成各方资源，进一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使城市基层治理原先的短板变成可以依赖的优势。“组织契约”破区域壁垒。围绕社区辖区内多单位、多项目协同共建的“区域性契约”，乡贤、校地、村企、村银共同参与的“聚力型契约”，楼宇商圈、专业市场、文创园区等新兴领域的“服务型契约”，从区域内到跨区域协同帮扶的“飞地型契约”，丰富拓展契约共建形式，构建基层组织治理共同体。“项目契约”抓难点落实。将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痛点工作纳入基层治理契约范围，形成契约项目清单，以集中推介、拍卖、众筹等形式签约履约评约，推进共建项目落地开花，构建起“需求有回应、问题有解决、效果有监督”的标准化“契约化”共建流程。“人人契约”办“关键小事”。丰富契约项目，强化考核激励，发挥好医生、教师、律师、机关等党员

群体的特长优势，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群众身边的如健康咨询、法律援助、安

全用电、困难帮扶等“关键小事”。

在基层治理中擦亮“品牌”，进一步创新数字赋能优化资源配置。适应数字化时代和数字经济发展，以党建大数据的生产运用，构建“契约化”共建在基层治理中的闭环。突出数据思维转变，注重基层治理精准性。通过“越城有约”“红色物业”等数字场景应用，建立党建数据库，精准把握在基层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的履约状况，实现定量分析、精准定位、施策有据。突出互联思维转变，注重基层治理连接性。通过数字“契约”，改变传统组织工作的点性思维和线性思维，形成互联互通互动的网状基层治理模式，实现各类资源无线连接，实时在线，打通在基层治理中物业管理、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的信息公开、沟通交流、问题解决的渠道。突出用户思维转变，注重党员的主体性。通过数字赋能基层治理，为参与“人人契约”的每一名党员赋予能量和机会，并根据不同群体、年龄、文化程度的基层需求和习惯来开展党建工作，突出个性化选择和定制化需求，实现基层治理智能化、人文化和科学化。

四、为加强城市基层治理建设“重要窗口”积累经验

“契约化”共建是展现越城党员干部窗口意识、窗口标准、窗口担当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在“契约化”共建引领下，越城区城市基层党建组织力显著增强、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显著提升，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举措。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推进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区域党建互联互动，实现党的组织功能、组织优势、组织力量的最大化，构建区域统筹、上下联动、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区域化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现实问题。紧紧围绕人民关心的问题、影响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提高为民尽责的能力水平，提升为民服务的效率效能，逐渐完善“项目化、菜单式”服务模式，精准满足群众所需所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始终坚持依靠全社会力量，着力形成“人人契约”的强大合力。充分依靠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宣传功能、凝聚功能、服务功能、引导功能，把辖区内党组织组织起来，把党员群众发动起来，把社区资源和结对组织资源整合起来，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断优化社区力量，形成

系统合力，破解基层难题。

始终坚持智慧治理理念，持续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力推行“党建数字化引领支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治理模式，集成各类基层治理系统，建设社区数字精益管理平台，运用数字化手段把各类组织、各种力量、各项资源在“网上”整合起来，在“网下”组织起来，坚持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社区更聪明些、更智慧些。

产粮大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思考

“粮食大省的责任与担当”课题组

（2021年6月18日）

地处豫鄂两省交界的唐河县是全国超级产粮大县，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县，被誉为“中原粮仓”。全县粮食种植面积达到34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26亿斤，位居全国50强。

一、责任与担当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粮食安全的底线，只有恪守这个底线，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唐河县地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工程粮食核心产区，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能够始终坚定政治站位，识大体、顾大局，体现了一个超级产粮大县的责任和担当，坚持不懈抓好粮食生产的成功经验，具有普遍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一是拥有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勤奋敬业的高素质农业干部队伍。基层农业干部是党和国家关于“三农”工作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的贯彻者和落实者，也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引路人。他们懂得农业、熟悉农村、心怀农民，能够深刻领会党和国家农业发展战略，找准地区农业发展定位，为县域农业发展把好方向；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沉到基层、贴近农民，熟悉本地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上知政策、下接地气、精准施策；他们眼界开阔，积极推广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种，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他们有大局意识和协作精神，通过开展无人机统防统治，动员群防群治，抓好小麦病虫害防治工作，既为本县夏粮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惠及全省粮食安全大局。小麦多发的条锈病和赤霉病等病虫害具有从南向北传播扩散的特点，南阳作为河南小麦产区的“南大门”，抓好病虫害防治、阻断传播路径为全省夏粮生产构筑了一道安全屏障。

二是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坚持藏粮于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17万亩，占总耕地的45%，坚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耕地红线”不仅未被触碰和逾越，近3年来，通过撂荒地复垦、空心村整

治等措施，反而新增15万亩，由245万亩增加到260万亩。坚持藏粮于技，用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粮食高效生产，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3%，唐河县成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新技术、新品种入户率98%以上，与国家、省、市各级科研院所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大力培育推广有机小麦、脱毒红薯、优质玉米、优质高粱等优势粮食品种，唐河红薯荣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三是高度重视粮食质量安全，着力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唐河县目前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达22个，无公害认证产品28个，有机农产品基地12个，有机证书14个，地理标志农产品4个，是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豫薯香”牌脱毒红薯、唐河绿米、有机小麦等特色优质粮食品种已具有较大种植规模和影响力。唐河县注重控制农业投入品的使用，强化对于农资销售部门的监管，严查禁限高毒、高残留农药的销售。全县绿色防控341.2万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42%。全县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50.4%，农药使用量减少5%，利用率40%。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95%以上，化肥利用率25%。鼓励各类经营主体通过秸秆机械粉碎深耕还田、秸秆发酵制作有机肥、秸秆基料化种植食用菌等途径实现秸秆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6%。

四是大力推进农业经营模式创新，用现代农业经营理念改造传统农业。大力实施“互联网+”农业，依托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开辟特色优质农产品网络销售渠道，培育和壮大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可靠、绿色环保的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体系，“唐河红薯”年网上销售额突破3亿元，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采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发展订单农业，发展有机小麦基地11个，总面积20.5万亩，实现专种专收专储专用。与茅台集团等大型知名企业合作，发展订单农业70万亩。依托专业农机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了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采用全托管和半托管形式，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目前全县托管土地196万亩，土地托管率超过75%，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也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

二、问题与瓶颈

唐河县能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稳维护粮食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实现了粮食生产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但作为产粮大县，在发展粮食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是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不足，利益补偿机制有待完善。为保障国家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产粮大县将大量的劳动力、水土资源投入农业生产，这就使得二三产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产粮大县难以兼顾粮食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差距进一步加大，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家对于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已经实施奖补政策，但总量规模有限，远远不足以弥补这些地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付出的机会成本。2020年，唐河县获产粮大县奖励资金9398万元，一次性奖励资金1240万元，这些资金还不足以支撑当年全县农业发展投入，政府甚至还需调配其他财政资金填补农业发展资金缺口。

二是农民种粮比较效益低，积极性不高。由于生产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同时还面临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业被视为弱质产业，比较效益低下，粮食种植业更是如此。唐河全县500万亩农作物种植面积，粮食种植面积达340万亩，占68%，效益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仅为32%。以小麦、玉米复种模式为例，小麦亩均收益221.2元，玉米亩均收益241.6元，全年亩均收益仅462.8元，一方面，以同样的资源投入经济作物种植和非农经营将获得更高的收益，农民种粮机会成本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种粮收入在小规模农户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很低，农户对粮食生产不够重视，难以保障足够的资源要素的投入，对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农户经营规模总体偏小，小规模农户占主体，仍未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大量农民正在从农村逐步到城市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减少，但鉴于巨大的人口基数，中长期内，农业人口总量仍然较大，农业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基本格局不会根本改变。此外，小规模农户绝大多数收入来自非农就业，兼业程度深，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地位无足轻重，但由于风险意识的存在，将耕地作为家庭成员生存的最后保障，极少愿意放弃耕地，导致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缓滞。全县流转土地96.19万亩，仅占耕地面积的36.9%，承包经营超500亩的合作社或家庭农场仅有64家，占耕地面积的1.2%，“小块田”“面条田”等耕地细碎化现象大量存在，规模化种植程度低。

四是粮食补贴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有限，仍需优化。2003年以来，我国逐步实施粮食直补等各类农业补贴，对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丰产增收起到重要作用，针对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

问题和矛盾，从补贴范围、补贴强度和补贴对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直接补贴和价格补贴相结合的综合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中的直接补贴分为脱钩补贴和挂钩补贴，脱钩补贴中包括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在补贴制度的设计上开始向家庭农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但补贴的激励效应仍然有限，主要问题为：现有的补贴发放方式具有普惠性，补贴标准低，补贴对粮食生产的激励作用有限，直接补贴中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仍然采用“按地补贴”的做法，农民只要有承包地，不论种什么，种多少，甚至不种，都可以享受补贴，而通过土地流转真正种粮的新型经营主体却得不到这部分补贴，背离了发展粮食生产的激励目标。

三、启示与路径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产粮大县义不容辞的责任，产粮大县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不可代替，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奉献，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也非常突出。作为产粮大县，唐河县在发展粮食生产中面临的问题既具有代表性，也具有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事关我国乡村振兴和粮食安全大局。

一是持续加大对于产粮大县的扶持力度，提高产粮大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合理评估产粮大县为保障粮食生产而错失二三产业发展机遇应得的补偿标准，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中央政府、各级粮食调入区政府、粮食调入区占用耕地单位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补偿责任，以产粮大县粮食调出量为依据分配补偿资金。提高国家对于产粮大县的奖补资金，用于支持农业发展。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提升产粮大县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设置专项资金用于农业水利灌溉渠道管网的维护。通过强化政策扶持，完善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综合生产能力。

二是以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为契机，把粮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产粮大县不仅需要利用现代科技、物质装备和经营方式确保粮食的稳产增产，还要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和提档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粮食产业带高质量发展产业园区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电商平台，构建高效的市场监测体系、仓储物流体系和营销体系，坚持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实现“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业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格局，补齐产粮大县经济社会发展

短板，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产粮大县政府和农业生产者抓

粮、种粮的积极性。

三是建立小规模兼业农户离农机制，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从细碎化经营走向适度规模经营被视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当一个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收入水平达到非农就业家庭的收入水平时，这个家庭的劳动力就会在农业中稳定下来，成为职业农民，此时的农业经营规模就是一个临界规模。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一规模，农业经营成为农业家庭赖以生存的收入来源，农户才能够重视并加大对于农业经营的投入，从而提高产出效率。因此，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小规模兼业农户离农机制，是改变目前产粮大县农业小规模经营为主的重要路径。要采取一系列举措形成乡村和城市对小规模兼业农户的推拉力量。逐步减少对于小规模农户的农业支持，消除粮食补贴的收入效应；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非农职业培训，使农民获得知识、技术和技能，提升小规模农户的人力资本，提高农民获取非农收入的能力，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产生拉力，吸引农民在城市中长期稳定地生存，最终完全脱离农村。

四是优化粮食补贴政策，保护粮食生产者利益。粮食补贴中的价格补贴政策对于提高种粮农民收益有直接影响，但以最低收购价为代表的价格补贴政策受到了WTO规则“天花板”的约束，中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逐步退出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增加直接补贴，将补贴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保护粮食生产者利益。要创新粮食直接补贴发放形式，让真正种粮的农民能够享受到粮食补贴，按实际粮食种植面积或产量确定农户补贴标准，提高粮食生产者收入水平，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持续增加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按照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流转土地面积为基准，进行重点倾斜和专项补贴，使补贴资金能够真正对粮食生产发挥激励作用。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对我国粮食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包括数量安全也包括质量安全，既要立足国内资源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也要建立全球供应链，利用国外资源调剂国内农产品余缺。产粮大县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建设为契机，促进粮食产业提质增效，实现产粮大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补齐经济社会弱项短板，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从惠州百年党史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联合课题组课题组成员罗显波、盛瑛（2021年6月21日）

革命战争年代，惠州人民实践孕育的高潭革命精神、东纵精神等，激励着革命先辈们前赴后继、奋起抗争，为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惠州党组织带领人民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趁势而上、攻坚克难，不断开拓惠州事业发展新局面；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惠州要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充分发挥惠州开放型经济的特点和优势，抢抓“双区”建设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向着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目标奋勇前进。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惠州人民在东江流域、惠州大地筚路蓝缕、艰辛探索，矢志不渝坚守初心使命，披荆斩棘创造辉煌业绩，谱写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深刻回顾惠州党组织百年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凝聚起全市人民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深入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的磅礴动力。

一、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为理想信念不懈奋斗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革命精神，伟大革命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惠州人民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磨砺与辉煌，惠州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在这些历史奇迹背后，离不开伟大革命精神的支撑。惠州革命实践孕育的高潭革命精神、东纵精神等，与其他革命精神一起，构筑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激励着革命先辈们前赴后继、奋起抗争，为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

高潭革命精神点燃土地革命的火种。惠州是一片革命的热土。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了七女湖和三洲田两次惠州反清武装起义。大革命时期，惠州是两次东征的主战场。土地革命时期，东江地区爆发的多次反蒋武装起义在全国时间早、规模大、影响范围广。受彭湃发动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影响，1927年惠东高潭建立了全国第一批苏维埃政权，实施了全国第一部土地法——《没收土地案》。南昌起义军余部与广州起义军余部在高潭会师，共同建设保卫东江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血与火的淬炼中，形成了“忠诚如铁、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高潭革命精神，激励着高潭和东江地区人民为革命奋斗。

在革命战争年代，有2868名高潭群众献出了生命，占当时全区人口三分之一；不足1000人的中洞，牺牲的群众就有700多人。斗争的残酷，愈见信念的坚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之火再度熊熊燃烧，直到高潭胜利解放、回到人民手中。

东纵精神激励全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惠州正式打响了华南抗战的第一枪。不久，“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等，在党的领导下创建成立并积极抗日。1943年正式成立东江纵队，发展成为威震南疆的一支抗日劲旅，形成了以“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报国为民、勇于担当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开放包容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内涵的东纵精神。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前身）开展了蜚声中外的“秘密大营救”，从香港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80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及国际友人，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与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最广泛人士参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抗战期间，东江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一道，被朱德誉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惠州在革命战争时期，涌现了叶挺、高恬波、廖承志、廖似光、李源等革命先辈，孕育了高潭革命精神、东纵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不仅指引着东江儿女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激励着惠州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敢闯敢试、奋勇争先，创造一个又一个巨大成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要在全市党组织、全社会深入开展党史、“四史”学习教育，用好惠州的红色资源，传承好革命传统、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惠州改革发展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再创新的辉煌。

二、善于把握历史规律和大势，勇于开拓进取、抢抓发展机遇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善于抢抓历史机遇，才能成为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在惠州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惠州党组织带领人民，正确认识惠州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敢于趁势而上、攻坚克难，掌握了历史主动，不断开

拓惠州事业发展新局面。

抓住我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实施工业立市战略，实现了由农业大市向工业强市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体制改革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延伸。惠州顺势而为，1984年提出“办实业、打基础”，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体系，引进港资、日韩、欧美公司兴办“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企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1994年，惠州提出工业立市战略，聚焦壮大工业堆头，重点扶持和发展TCL、德赛、华阳等国有大企业集团，深耕电子信息产业。随后对TCL集团、德赛集团等实行“授权经营、增值奖股”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企业竞争力。正是由于抓住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突破口，努力做大工业总量，经过多年的发展，惠州三次产业的占比，已经由1988年的40.3：26.2：33.5，调整为2020年的5.2：50.5：44.3，由农业大市蝶变为工业强市。进入新世纪以来，惠州GDP连续突破2000亿、3000亿、4000亿大关，发展进入加速度，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多年来稳居全省第五。

抓住国家持续扩大开放的机遇，成功引进中海壳牌、埃克森美孚等重大项目，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构建了惠州百年发展格局。1993年后，惠州以“一港两区”（惠州港、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平台，着力扩大对外开放。针对当时投资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拟选址大亚湾情况，惠州主动抢抓机遇，以充分的诚意、优质的服务和历史韧性与外方进行谈判，“十六年磨一剑”争取到中海壳牌项目落户投产，随后中海油等配套项目落地，形成石化产业链条，成为我市另一支柱产业。目前大亚湾石化区全国综合排名第一、世界综合排名第五。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正趋激烈时，惠州敏锐捕捉到埃克森美孚项目有投资意向，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中央、省大力支持下，惠州做了大量工作，最终推动这个百亿美元项目实现了从谈判到动工18个月的超常规速度，极大增强了投资者信心。2019年，总投资59亿美元的中海壳牌三期项目又落户惠州。正是因为认识到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全球经济共同体的紧密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惠州把握了历史发展大势，才敢于迎难而上，把看似“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正是惠州的力度和诚意，形成了大项目集聚效应，近年来恒力、正威等6000多亿投资抢滩惠州，“惠州速度、惠州效应”令人称叹，惠州发展前景势不可挡。

惠州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紧跟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顺应国家发

展大势，什么时候就能赢得历史主动、获得发展机会。当前，中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努力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眼光和思维能力，充分发挥惠州开放型经济的特点和优势，抢抓“双区”建设机遇，统筹集成全球资源和市场，构建联通内外的贸易、投资、生产、服务网络，努力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走在前列。要壮大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两大历史性形成的优势产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起产业集群式发展梯队，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为惠州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强劲动力。

三、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积极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惠州党组织都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讲政治、讲大局，把自身发展纳入中国革命建设伟大事业“一盘棋”中来考量，以不懈奋斗为全局作出贡献。

在革命战争时期。东江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主政东江，实行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为民兴利除弊等，是共产党执政的第一次尝试。东江纵队坚持敌后抗战，有力牵制打击日军，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抗战胜利后，服从大局需要，东纵主力北撤。解放战争时期，东纵留守人员发展成的粤赣湘边纵队，与由东纵主力北撤组建的两广纵队等南下部队一道，为解放惠州及广东全境作出了历史贡献。

在建设和改革时期。1961年至1963年惠阳地区所辖宝安县，利用区位优势，与香港开展小额贸易尝试，不仅帮助群众渡过了生活难关，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后来的对外开放积累了有益经验。当年，为解决香港同胞严重缺水问题，惠州积极参与兴建东深供水工程，1965年工程完工后，香港彻底告别了缺水的历史；2006年工程进一步改造升级，保障了香港80%的用水需求。惠州多年来严格保护东江水质，“不让一滴污水流进东江”，坚决保护好这一江“政治水、生命水”。1979年，惠阳地区积极支持成立深圳特区，支持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全力帮助解决建设用地问题；当年拨款1361.5万元，将近年度财政预算收入的一半，为深圳特区起步解决资金问题；同时，抽调大批骨干参与建设，克服重重困难为特区创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新时期新时代。2009年1月，国务院发布《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将惠州整体纳入珠三角发展规划，惠州充分认识到肩上的

重任，主动加强与深圳、东莞联动合作，着力打造深莞惠经济圈，推动珠三角一体化。2017年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2019年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来，惠州积极实施“双区驱动”战略，着力规划建设“丰”字交通主框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省“一核一带一区”。近期制定了《惠州抢抓“双区”建设重大机遇、深度融入深圳都市圈的行动方案（2021—2023年）》，主动对接学习湾区先进城市，为广东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作出惠州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广东视察、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对广东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赋予广东新的重大机遇和使命责任。积极融入“双区”建设，发挥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作用，以自身发展为全省全国作贡献，就是惠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大局大势，就是讲政治、讲大局的具体体现。我们要落实省委“1+1+9”工作部署，积极参与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深入实施行动方案，全面加强与大湾区城市间的规划、产业、科技创新、城市建设管理、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协同合作。要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姿态“融湾入圈”，主动拿出优质资源来对接合作，做到“有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在与周边城市的良性竞合中重塑自身发展优势。要构建“比学赶超”工作机制，以县区为主战场，瞄准大湾区或国内国际的先进城市，找准对比标杆，比出激情和信心，学出举措和办法，赶上先进标兵，超越舒适区间，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加快推动惠州高质量发展。

四、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人民立场，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百年来，惠州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靠人民取得革命战争胜利，也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朝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带领人民争自由和权利。经过浴血奋战、艰辛拼搏，1949年10月惠州解放，惠州人民终于站立起来了，当家做主人，开始建设新生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逐步建立的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坚持“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治”，积极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不断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2005年，龙门县永汉镇马星村探索试行“四民主工作法”，通过“民主提事、

民主决事、民主理事、民主监事”，充分发挥村民民主自治权利，相关经验在全省推广，被评为第一届“全国基层党建创新案例”最佳案例。2009年起探索建立村（居）委会“法制副主任”工作制度，负责指导村（居）委会依法开展工作，开展法律咨询和讲座，提供法律援助，依法调处各类矛盾纠纷等，是新时期基层治理的创新尝试。2016年，全国普法办将相关经验向全国推广，被誉为依法治国方略的“乡土实践”。

带领人民创造富足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惠州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从1988年到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了27倍、28倍多。多年来，持续实施民生财政，新增财力70%以上投入民生，各项民生事业日益发展，“惠民之州”品牌越擦越亮。2012年在全省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创新工作机制，设立“市级专项统筹资金”，构建起“广覆盖、保基本”的民生安全网。2017年，我市在全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众满意度指标考评中位列第一。多年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特别是2016年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2020年46个省定贫困村如期出列，胜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切实做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带领人民建设良好环境。惠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面启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在城市基础设施硬环境，以及政务、法治、市场、人文等软环境营造方面全方位发力，2009年1月以地级市总分第一的成绩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迄今已蝉联“五连冠”。惠州还入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连续多年获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中国最安全城市”，夺取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最高奖项“长安杯”。在保持良好生态方面，执行严格环保措施，先后为“一条江、一座城、一座山、一个湖”立法保护，获评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多年来，惠州一直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文明城市建设等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开放包容、惠民利民成为惠州最鲜明的城市特质。未来，我们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建设更加幸福国内一流城市为目标，发扬历届党委政府突出民生导向、重视社会治理的传统，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支撑社会建设，以良

好的社会和生态治理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努力成为大湾区环境一流、治理一流的品质之城。当前，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认真落实“1+10+N”为民办实事清单，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五、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完善，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

增强

只有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党才能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伟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惠州党组织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和锻造，努力探索基层党建的有效方式，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成为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心骨，带领惠州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坚持实事求是。1978年9月，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麦子灿给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认为他对惠州地区两个治水工程的评价过高、不符合事实，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习仲勋很快回了信，表示诚恳接受意见。《人民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这个事例影响深远，对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作风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正风肃纪。惠州党组织多年来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大力正风肃纪，加强权力监督制约。1997年大力整治“不正之风”，解决“房子、车子、票子”问题。多年开展“万众评公务”活动，在媒体开辟“行风热线面对面”栏目，着力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服务效率。2004年率先在全省进行公车改革，消除“车轮上的腐败”。十八大以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力推公共资源交易、中介超市等改革，规范权力自由裁量权，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反“四风”，坚决惩治腐败，干部队伍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坚持基层探索。新世纪初，惠城区小金口镇积极探索农村党员联系村务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相关经验在全省推广。自2003年起，惠州开始党代会常任制全国试点，相关探索获得中组部充分肯定。2008年作为全国23个试点之一，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收到了良好效果。多年来，惠州注重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众多党建经验做法获得推广。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当前，惠州抢抓

“双区建设”机遇，实现“二次创业”目标，既要靠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

也要靠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干部队伍来落实、来执行。我们要把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工作效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瘴痼疾来一次大清理，对低效拖沓、敷衍塞责、不思进取的工作作风来一次大整顿，让党员干部从思想上紧起来、行动上快起来，让惠州的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要将作风整顿与加强基层党建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取得实质性改进，将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比学赶超”、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从日照党史中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中共日照市委党史研究院课题组执笔邓洪友、王文杰（2021年6月30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启迪、给人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年党史，生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践智慧和精神力量。

日照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中，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日照篇章。学好日照党史，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激发实现日照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一、日照党史，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是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与人

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扛在肩上。百年来，我们党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壮大到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攻坚克难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日照党史，也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历史，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日照地区没有建立地方党组织，但以王尽美、丁君羊、宋寿田、尹景伊、安哲、郑天九、陈雷（牟春霆）等为代表的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日照籍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洪流；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家乡人民联系，直接或间接地给日照人民以革命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在日照建立地方组织和领导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1928年春，中共日照县委成立；1928年10月，中共莒县特别支部成立；1932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将日照县委升格为中心县委；1932年10月，日照中心县委领导了震惊全国的日照武装暴动。日照暴动是这一时期山东省内规模最大的武装暴动，它打击了国民党山东新军阀的统治，震慑了日照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播撒了革命的火

种。

日照党组织成立后，领导日照人民英勇斗争打土豪、分田地；领导日照人民誓死抗敌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赶走日本侵略者；领导日照人民浴血奋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日照，都是为了人民翻身解放，过上美好生活。共产党员王玉璞，出身于莒县前山头渊村的一个家境殷实的工商业者家庭。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王玉璞在家中建立八路军秘密交通点，接待人员频繁，从供应伙食、染制军装、提供武器到派游击小组护送，钱不够用时，他就变卖家产。1941年，时任山东纵队第二旅第六团三营营长的王玉璞奉命南下皖南，支援被敌包围的新四军。途中休息时，战士们发现王玉璞这位50多岁的“资本家”，啃干煎饼，喝地沟水，睡草窝，很受鼓舞。共产党员刘克诚主动变卖家产支援部队，自己却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啃着谷糠渣子。刘克诚的母亲见状十分心疼，含着眼泪问他：“自打你闹革命，这个家快要被你折腾光了，你怎么还吃、穿这么差呀。”刘克诚很内疚地对母亲说：“等赶走了日本鬼子，我再回来拾掇咱家。”可见“舍小家、顾大家”这一信条已深深根植于王玉璞、刘克诚等许多普通共产党员的心中，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引领，民族抗日队伍的大旗才能被高高擎起。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年代，日照共产党人秉承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始终扎根在群众之中，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日照县、莒县、五莲县三县都存在山地多、沟壑多的现象，长期以来，旱、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制约当地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改善。从上世纪50年代起，各县委发动党员干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治山治水运动，至60年代初达到一个高潮。各县委领导干部轮流在工地劳动，同民工一起运土筑坝，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党员干部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每一名老党员就是一面鲜亮的旗帜。共产党员曹建竹在青峰岭水库大坝合龙的紧要关头，连续三昼夜双脚泡在冰冷的水中，带领陵阳施工团作业，直至晕倒在泥里，他带领的团连续10次夺取劳动竞赛红旗。通过治山治水运动，日照水库、墙夼水库、青峰岭水库、峤山水库等大中型水库建成使用，塘坝及灌区工程星罗棋布，成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

进入新时代，日照市委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真心为了群众、真诚依靠群众、真干服务群众，在保障改善民生上做了一些打基础、固根本、利长远的工作，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生活在日照就是幸福”。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持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居民基础养老金等标准；免费开放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万平口景区，高标准打造阳光海岸绿道、山海风情绿道。坚持以“小切口”做好民生改革“大文章”，全面启动“课后延时服务”教育便民服务改革，开展集中配餐服务；推出“交房即办证”改革，实现了办证问题“存量”持续减少、“增量”基本消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导向，让企业和群众不托人也能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推出市县同权、一网通办、无证明城市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一项项务实有力的创新举措，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彰显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人民立场。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纵观日照党的历史，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历史充分证明，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时刻心系人民安危冷暖，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多办暖人心、得人心的实事，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日照党史，是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

相统一的历史，是勇立潮头、开拓创新的历史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日照党史，也是一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立潮头、开拓创新”的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为巩固解放区、支援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五莲实验县在中共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用一年时间圆满完成了整党、生产救灾和结束土改实验工作，其中结束土改实验工作共划分为三个阶段——划

分阶级成分、确定地权、发放土地证，不仅给山东解放区开展全面的结束土改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还爱护、教育和团结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改善了群众生活，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莒县阎庄镇吕鸿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被群众称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带头人”。他首创了一系列劳动管理制度和收益分配经验，1948年就在沂蒙山区组织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1951年成立山东省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他重视兴办工副企业与科研推广，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在全国产生巨大示范影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连续当选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过典型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