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报告系列第39期（33篇）2024年1月调研报告汇编VIP专享

目录

1．宁丽丹：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1

2．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5

3．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课题组：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实践探索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11

4．张克俊、刘莉：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18

5．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当前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33

6．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党建引领构建“三环融合”城市治理“微生态”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基层治理调研报告…………………………………39

7．冯思军、温志强：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55

8．陈倩燮：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以安徽和县为例………64

9．张腾姣：

钢铁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探索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为例……72

10．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付亚蒙：

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76

11．福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黄曦：

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88

12．上海市政协“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课题调研报告…………………………………………………94

13．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李永亮：

垦地融合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探索…………………………………104

14．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于安徽中垾镇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调研报告……………………………………………………………108

15．中共南陵县委党校林慧竹：

民营经济领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研究……………………117

16．税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

民营企业税收政策适配性调查与分析以青岛市为例…………………121

17．王培霞：

农村经济发展与“三资”管理中…………………………………………128

18．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调研组：

农民教育培训特色鲜明农广校体系作用发挥显著 关于河北省农民教

育培训工作情况的调研……………………………………………………136

19．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刘艳飞：

企业推进业财融合存在问题及对策探析…………………………………140

20．宋迎迎：

欠发达地区“双招双引”工作中…………………………………………144

21．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

让乡风文明之花竞相绽放沭阳县厚植乡风文明的探索实践与启示……150

22．广东省纪委监委宣传部课题组：

树立良好家教家风构建清廉社会生态……………………………………157

23．庞明、王兆伟：

拓宽农村融资担保渠道问题研究…………………………………………162

24．嘉定区保留保护村居住环境更新课题组：

探索完善农村居住环境更新模式共建共享嘉定和美乡村………………170

25．中共镇江市委党校、镇江市行政学院课题组：

县域共同富裕建设路径探究一个苏南百强县视角……………………177

26．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于伟豪：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问题研究以河南范县陆集乡为例……182

27．中共定西市安定区委党校李小兰：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问题研究以定西市安定区为例………………………………………188

28．中央团校党副校长廉思：

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力量“洄游”青年返乡发展调研报告……………197

29．中国民主建国会南昌市委员会课题组：

新机遇下推动南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205

30．中共西平县委党校张芸菡：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218

31．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晓雯：

直播带货税收征管问题研究………………………………………………223

32．周绍杰：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229

33．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王得宇：

自贡市赵化镇、安溪镇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239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宁丽丹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石油企业党建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临着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北油田）聚焦“打造千万吨当量综合能源公司”战略目标，突出战略执行、工程建设、大抓基层导向，进一步找准党建工作与深化改革发展、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方法路径，在基层探索构建以“育选一个好‘领头雁’、建设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完善一套好制度、建立一个好机制、创建一流工作业绩”为主要内容的“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以价值创造为目标，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为全面建设新时期“新华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具体实践

育选一个好“领头雁”，着力构建政治引领力强的工作机制。华北油田各单位、部门围绕发展战略目标，育好“领头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干事创业动力。从增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抓工作的责任感入手，认真做好“干什么” “干得好”两篇文章。从抓学习、抓思路、抓服务、抓党建、抓队伍、抓工团等工作入手，明晰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让基层“领头雁”牢记“该干什么”。出台考评方案，按照机关、基层两个类别划分基层党组织，从工作业绩、制度执行等5个方面，细化量化考核指标，每年进行考核验收，让基层党组织书记时刻绷紧工作弦。立足提升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专业素质，努力提升“领头雁”“会干事”的能力。注重技术与管理、党群与行政、机关与基层之间的多岗位交流，优选一批骨干人才，作为战略预备队，选派到党支部书记、基层队站长等“领头雁”岗位进行“蹲苗”锻炼，锻造为民服务、引领发展的主力军。

建设一个好班子，着力构建组织支撑力强的工作机制。华北油田各级党组织班子成员结合日常管理、专题调研、督导检查等，对分管领域党建工作进行直接管理，讲业务工作时讲党建工作，部署业务工作时部署党建工作，实现党建、业务联动“一体化”，使各责任主体在既定“轨道”履行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责任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党建+”工程，抓实联系服务基层工

作。各级党组织建立党建、安全“双联点”工作机制，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指导和帮助，推动党委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落地。2023年以来，各级党组织持续深入推进“聚靶向、抓问题，强变革、解难题”作风建设大讨论活动，以“关键少数”影响“绝大多数”，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高站位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

带出一支好队伍，着力构建堡垒战斗力强的工作机制。人才是第一资源，华北油田聚焦打造发展能力强、服务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三强”干部，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二十字标准”，突出政治标准和业绩导向，选准用好基层领导人员。健全“经营业绩+安全环保+基层党建+依法合规”干部管理制度体系，全过程、多维度考察评价基层领导人员，全方位督促、激励基层领导人员转变作风、提升能力、担当尽责。注重从关键岗位、基层生产一线选拔人才，把基层班站长、党支部书记等一线负责人作为选拔基层领导人员的重要人选。强化基层领导人员的政治素质考察，不断完善选拔“规则”，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可靠的接班人。

完善一套好制度，着力构建工作执行力强的工作机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华北油田聚焦组织生活、民主管理、为群众办实事等重点事项，探索修订完善《基层党建积分管理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健全了党组织建设工作流程、标准，完善了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党员示范井站（示范岗）建设、党务公开等制度，坚持以党支部为单位，对党费收缴、党员发展、评先选优，以及党内重大事项进行公示，强化规章制度的刚性约束力。组织下发了《基层党建工作制度汇编》，形成了工作制度统一到位、工作流程完善到位、考核标准量化到位、资料管理规范到位的标准化党支部管理模式。用好“一线工作法”这个“法宝”，通过“检查+指导+培训”的“三位一体”模式，督导帮助基层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建立一个好机制，着力构建内在驱动力强的工作机制。为进一步传承“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华北油田各单位把“标杆管理、示范建设”的理念引入基层党建工作，构建了“抓基层党组织建设从生产经营入手、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促生产经营”的协调融合机制，不断激发员工参与各项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破解深化改革、合规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采取“专业牵头、上下联动、分级管理、齐抓共管”的项目化运作方式，全面开展党建立项攻关活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组织开展“我为基层

党建献一策”等活动，引导各级党组织提出深度融合的具体举措，切实解决好员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深入开展岗位建功行动，推进党员岗位争先、攻坚克难、志愿服务三大行动，确保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优势，持续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

创建一流好业绩，着力构建“正气”影响力强的工作机制。业绩是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华北油田聚焦年度重点工作和长远发展目标，以“精准激励”为核心，结合运用基层党建积分管理办法，将“六好”党组织创建评价考核结果，与三级单位（部门）班子年度及日常管理考核业绩指标挂钩；通过硬约束、硬指标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融互促。严格开展“双向”述职，建立“一岗双责”落实情况报告制度，各级党组织按照“述职、提问、点评、测评”的程序，参加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使责任落实好不好、工作质量高不高成为“上下联评”的重点，强化传导压力、鞭策后进。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成效

政治功能持续提升，“领导”作用有效发挥。“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组织、实施、推进，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的路径更加清晰、融合的效果更加明显。理论武装持续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学习，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引领保障坚强有力，各级党组织正确把握职责定位，保证了安全生产形势、员工队伍建设“双平稳”。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执行监督更加到位。通过全面推进“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健全完善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制、党建责任考评和追责问责等制度，组织基础不断夯实、短板弱项得以补齐。同时，结合扎实推进“六好”党组织创建，推动党建与其他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使党建工作特色优势逐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进一步提升。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启示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立足实际、探索创新。实践证明，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必须要以推动基层党组织功能和管理组织职能融合为前提，立足实情，摒弃生搬硬套，积极探索创新与企业特征、市场环境相协调的工作模式，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双融合、双促进。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立足“六个转变”。在上级组织

给予政策支持基础上，基层单位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要实现“六个转变”，即变包袱为手段、变围绕为结合、变同等为优先、变空泛为具体、变号召为落实、变单一为统筹，从而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把结合点聚焦在“人”上。在推进融合的过程中，“人”既是工作的对象和受众，又是工作的主导者、参与者。要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做好“人”的思想武装、精神塑造、能力培养、觉悟提升等各方面工作，聚合人心、凝聚合力，进而形成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相融相促的局面。

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3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促进未来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未来产业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地方发展路径逐步清晰。展望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态势将保持向好向优，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将继续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并针对细分领域制定更为具体和精准的政策，促进未来产业繁荣发展。

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未来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市场培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大、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应在产业体系、市场主体、前沿技术及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未来产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2024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地方政策体系建设将进一步落实

2023年按下了我国未来产业培育的加速键，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纷纷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在未来产业总体政策方面，北京市出台《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要面向六大领域二十大方向，打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浙江省出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优先发展未来网络等9个创新基础良好、成长较快的未来产业，培育发展量子信息等6个力量尚在集聚、远期潜力巨大的未来产业。江苏省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重点发力未来网络、通用智能、前沿新材料等10个成长型未来产业，一批前沿领域实现从无到有，初步培育形成“10+X”未来产业体系。

在未来产业细分赛道专项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围绕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系统布局。例如，在元宇宙领域，《江苏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方案（2023-2025年）》《郑州市元宇宙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政策文件加速出台；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

展望2024年，地方未来产业政策的覆盖广度将进一步扩大。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23年11月，31个省级行政区（我国港澳台地区除外）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市发布了30余个未来产业政策，其中8个文件于2023年集中发布。2024年，一方面，尚未出台未来产业政策文件的省级政府将加快谋划布局政策措施；

另一方面，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按照上位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加快出台操作层面的未来产业政策文件。此外，围绕量子信息、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等重点未来产业细分领域，地方政府将在贯彻落实相关部门文件基础上，出台更加细化的专项方案。

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将进一步提速

2023年，国家层面聚焦未来产业关键技术、细分赛道，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取得了新成果。一是国家层面采取“揭榜挂帅”的方式，全面激发未来产业创新潜力。2023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借鉴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主要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两大前沿领域，聚焦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四大重点方向，系统布局实施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典型应用等共计52项具体任务，科学引导先行先试，全面推进技术创新研发，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二是部分前沿领域实现创新成果新突破。在量子信息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设计了时空解复用的光子探测新方法，构建了高保真度的准光子数可分辨探测器，提升了光子操纵水平和量子计算复杂度。在6G领域，由鹏城实验室牵头打造的科技基础设施—面向6G空天地全场景宽带无线通信环境科学设施（简称“鹏城鸿雁”）一期正式上线。

展望2024年，国家和地方将围绕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和方向，加快形成未来产业培育的创新模式。在国家层面，一是将强化“揭榜挂帅”任务的科学合理评估，及时发布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第一批）入围揭榜单位。二是将建立健全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分批次、分领域协同推进机制，同步加快布局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揭榜挂帅”的相关工作，引导地方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动特色领域先行先试、率先发展。

在地方层面，需要围绕“揭榜挂帅”任务，出台一系列配套激励政策，打造面向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的政策组合拳，积极推动关键领域技术实现新的突破。

标准和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安全治理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2023年，在推动未来产业标准化与治理强化方面，我国在量子信息、元宇

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科学技术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架构》（YD/T4301-2023）、《量子密钥分发（QKD）网络网络管理技术要求第1部分：网络管理系统（NMS）功能》（YD/T4302.1-2023）、《基于IPSec协议的量子保密通信应用设备技术规范》（YD/T4303-2023）三项通信行业标准落地实施。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78）发布《量子计算术语和定义》，规范了量子计算通用基础、硬件、软件及应用方面相关的术语和定义；为推动元宇宙标准化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元宇宙标准化工作组筹建方案（征求意见稿）》。

在知识产权方面，2023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新兴数字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重点选取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和元宇宙等七类关键数字技术，明确技术边界并划分技术分支，构建技术分支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对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统计监测。

在安全治理方面，2023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风险。

展望2024年，针对未来产业相关重点领域，统筹发展和安全已成共识。一方面，国家相关部委将联合地方进一步加快政策安全治理工作，鼓励支持国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建立细分领域未来产业技术和产业联盟，推进国际标准化活动及标准研制工作，推广我国优势技术标准，提高我国在未来产业关键领域中的规则制定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积极推进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加快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知识产权布局，并针对未来产业基础共性、行业通用等标准规范，加快在重点领域成立行业标准组织、产业联盟，积极主导和参与重要标准制定。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市场培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随着未来产业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我国先进通信、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企业纷纷开展新一轮战略布局，但仍存在产业主体不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腾讯研究院2023年7月发布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3—构建未来产业竞争力》显示，在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制造、未来空间和未来生物六大领域中，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多数企业的人员规模都在200人以下，且以中小型创新创业企业为主，缺乏生态主导型领军企业。从投资次数分布情况来看，未来产业在初创阶段和风险投资早期的企业占比较高，占到获得融资且未上市企业的3/4以上，表明大量未来产业企业仍属于发展初期。天眼查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产业投融资情况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天使轮、A轮及战略融资事件数量总和超过人工智能产业总投资的50%。此外，相关央企虽然已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但仍处于技术论证和场景前期验证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市场化规模，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未来产业高度依赖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目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科研成果到市场的产业化路径仍有待完善。一是科技研发投入比较低。我国部分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贡献度低，仅占1%左右，企业对基础研究原创性的投入缺乏动力，对前沿技术的掌握能力有待提升。二是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以生物科技领域为例，欧美发达国家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达到了60%~70%的水平，我国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较低，不足30%。同时，地方普遍反映，受场景拓展限制，前沿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较慢，例如，在量子信息领域，很多企业对其产业化前景预期不高，认为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效益。

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受技术发展、资本创新、市场需求、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影响，未来产业发展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一是我国未来产业培育仍面临统筹好“长期”和“短期”、“政府”和“市场”关系等挑战，资本市场“短平快”现象较为普遍，有耐心的资本不足，难以满足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长期投入。二是在未来产业的基础核心技术研发方面，现有科技金融机制仍然以政府补贴为主，产业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市场主导的新型金融产品体系仍然缺

乏，难以满足未来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多元化、市场多层次化、细分领域个性化

的资金需求。

对策建议

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强化部省联动，加强国家层面政策文件与地方政策文件的联动，构建适合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政策支撑体系，指导地方前瞻性开展未来产业规划布局；要围绕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发展势头好、市场前景大、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前沿科技领域，适时出台专项产业发展规划、专项政策和技术路线图，明确重点发展的细分领域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标志性产品，更好推动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发展；要加快制定前沿科技伦理安全管理规范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国家标准，探索包容审慎监管、鼓励创新发展的“容错纠错”机制，更好推进未来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稳步提升市场创新主体培育能力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聚焦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链主”企业，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的研发创新；要建立未来产业开拓型中小企业孵化机制，聚焦未来产业细分领域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瞪羚”、“独角兽”企业；要鼓励各地通过赛事评选、项目征集等方式遴选有高成长潜力的初创团队和中小型企业，加快建立未来中小企业数据库，为开展优质企业培育和招商引资提供支撑；要鼓励龙头企业建立开放式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创新平台，主动开放创新资源、应用场景和技术需求，带动中小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和生态圈，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

加快优化前沿技术转化路径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强化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的合作，深化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和颠覆性技术攻关，以前沿技术能力供给引领重大需求和场景驱动，构建“技术研究-早期验证-产品孵化-场景应用-规模推广”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机制，适时发布未来产业重点场景建设清单，以“揭榜挂帅”方式评选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或优秀案例，支持底层技术的跨界示范应用，实现不同场景协同联动发展，推动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加速落地；要支持企业牵头科研院校搭建未来产

业创新联合体，以定向委托、定向择优等模式，积极承担国家重大前沿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以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依托“一带一路”、RCEP区域一体化创新建设，与欧盟、亚太等地区国家合作，通过国家合作、区域合作、高校院所合作和企业合作等多种形式，持续优化国际创新合作模式，有效整合利用国际高端创新资源，降低海外知识产权和政策风险；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国外顶尖科研机构合作，加快建立联合实验室、创新联校和前沿技术应用推进中心等载体，积极参与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和国际科技合作组织等，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话语权和引导力；要支持国内外未来产业重大技术领域开展大型展会、国际学术会议等活动，推动高层次人才、前沿技术等关键要素的交流与合作。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实践探索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课题组

2020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首次将财会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领导下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八大监督并列，赋予财会监督全新的定义和定位，财会监督进入新的历史机遇期。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为新时代推进财会监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5月，浙江省财政厅印发《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为财会监督工作落地实践提供了指引。当前财会监督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从纵、横两个维度推进财会监督走深走实，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成为摆在财政工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

一、内涵及外延

财会监督是依法依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实施的监督。它并非传统意义上财政监督、财务监督、会计监督的简单加总，而是三者的深度融合和凝练升华，是覆盖了财政、财务、会计监督的一种整体监督行为，是涉及与国家财经政策执行和资金运行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活动。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是指同级监督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财政部门、有关部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监督主体在实施独立监督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作。各级财政部门是本级财会监督的主责部门，负责本级政府财会监督协调工作，抓好统筹谋划和督促指导，牵头组织对财政、财务、会计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税务、人民银行、国有资产监管、银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同。

进一步延伸，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亦可纳入横向协同的范畴。要坚持“一盘棋”理念，以党内监督为引领，充分发挥财会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增强与其他监督的协同性和联动性，形成监督合力。

财会监督纵向联动强调的是不同层级监督主体之间的合作。要建立健全财会监督纵向联动机制，加强分级管理，压实各方责任。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作

为市级财政部门，对上要强化贯彻落实，明确财政部省财政厅的监督重点，执行省财政厅安排的监督任务；对下要强化督促指导，加强对区、县及乡镇财会监督工作的业务指导，及时接收反馈下级部门的情况和问题。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纵向联动的实施主体并不局限于空间上的上下层级，从时间上来看，财政资金从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周期管控也是财会监督纵向联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所讨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联动囊括了狭义和广义的内容。

二、湖州市财会监督工作成效

湖州市财政局坚持以财辅政，准确把握新时代财会监督的职能定位，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财会监督工作的全过程，统筹谋划、守正创新，制定“财会监督年”工作方案，构建“1+3+N”财会监督体系。

（一）“1”是顶端注力

市财政局出台《“财会监督年”工作方案》，以局党组为监督工作“核心中枢”，组建工作专班，全面部署监督工作，审议年度监督计划，定期听取情况汇报，对重大问题及时研究并作出决策。财政监督局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各项财会监督工作，开展监督工作规划研究，推动财会监督向纵深发展，除险保安再发力，重塑升级“财政大监督”格局。

（二）“3”是内聚合力

以督查、绩效、内控为着力点，“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构建“一体三维”

财会监督工作体系，大力推动内部监督力量协同作战，坚决履行主责不旁落。

1．督查：开展五大领域提升行动。聚焦决策部署，强化服务保障；聚焦突出问题，严肃财经纪律；聚焦过紧日子，强化预算约束；聚焦财务会计，强化监管自律；聚焦变革重塑，加强自身建设。

2．绩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评价。线上自评覆盖全单位，财政抽评覆盖全部门。首次在“预算一体化系统”中完成绩效自评工作，实现预算项目事前、事中、事后信息流全闭环。

3．内控：资金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财政内控建设，以基层财政资金安全为切入点，联合驻局纪检组开展全市财政内控督导，深化结果运用，提请市委出台《关于严格财政资金管理工作的意见》。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建设，创新财会管理数字化举措，拓展内部监督方法。

（三）“N”是多向协力

以构建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多跨机制为夯实点，加强财会监督主体横向

协同，市县区纵向联动。

1．横向：多跨联动，推动机制从建立到落地。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与财政协作配合提升监督质效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纪检监察运用财政绩效管理结果机制的通知》《关于深化纪检监察监督巡察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协调的实施办法》《纪检监察运用财政绩效管理结果机制》等，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协同监督、成果共享、队伍共建等多方面推动建章立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融入到人大“财效一指督”应用平台的契机，构建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贯通协调的工作机制。邀请财会监督专家为纪委监委干部讲授《如何快速有效查阅行政事业单位账务》课程。联合市审计局开展“5+4”稳进提质政策专项审计。积极参与配合巡察工作，向巡察办提供巡察对象的有关情况，仅2023年以来，已提供信息涉及7家单位32个问题。

2．纵向：系统联动，促进监督工作落实落细。市县区融合一体化运作，完善财政监督系统一体化机制，在联动监督中实现交流提升，努力锻造全市财政监督业务铁军。依托财政“大监督”机制，健全联审联评联查工作机制，融合融通监督检查、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绩效评价、项目审核、内审内控等项目运作，充分发挥协同监督检查的威慑力，在规范财政财务管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维护财经纪律和市场经济秩序、助推市场爬坡过坎等方面贡献财会监督力量。一是围绕“智慧监督”的新要求，组织召开全市财政监督工作务虚会、案例分析会，在沟通协作中谋篇、在贯彻落实中谋划、在创新制胜中谋招，以“大转变”实现监督效能“大提升”。二是建立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在全市财政系统中遴选熟悉财政法律法规并具有执法办案经验的人员，联合绩效、法规等多个业务部门进行综合培养，并通过处室间联动专项检查、市区县会计信息质量交叉检查等项目增加实干经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监督队伍。

3．纵横双向联动的典型做法。以2023年开展的农机购置补贴专项检查为例，省市县三级联动，走访农户和经销商22家，查出违规问题五大类。相关线索移交税务部门处理。湖州出具的检查报告成为省厅的应用模板，纵、横双向联动的工作方式也得到上级肯定，并作为典型进行宣传。

三、存在的困难与不足

（一）队伍力量偏弱

2023年6月统计结果表明，全湖州财政系统仅市本级设置了专职财会监督机构，各区县监督局均与其他科室合署办公。从事财会监督工作人员数量，市本级5人，各区/县平均不到3人，与省内其他地市相比明显偏少。监督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45岁以上超过50%。为适应财会监督新形势新要求，财会监督队伍急需扩充，力量急需增强。

（二）监督力度不够

相对于同样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审计监督，财会监督效力明显偏弱。从机构设置角度来看，财政监督局只是作为财政局的内设机构履行财会监督的职能，而审计局则是作为独立的部门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独立性、权威性和威慑力更强。此外，财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往往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情况，监督力度不够强，处罚力度不够大，导致部分单位对于违规行为的风险意识不足，从而难以有效发挥震慑作用。

（三）方式手段落后

现阶段仍以事后检查为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被动性，缺乏主动性和及时性。主要依靠单一的人工审核和抽查，效率较低且容易出现疏漏，缺乏全面性和连续性。监督信息化薄弱，没有开发独立的财会监督信息系统，也没有纳入预算一体化平台，在收集、整理、分析以及风险预警等方面缺少智能化技术手段，日常监督中发现问题和线索的能力较弱。

（四）行业监管薄弱

近年来，会计师、资产评估相关中介行业加速发展，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湖州拥有会计师事务所23家，资产评估事务所26家，代理记账机构200家，均属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业务结构单一，整体盈利能力偏低。尽管近年来财政等相关部门积极为中介行业做强做大创造条件，但依然是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中介行业监管薄弱，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更可能导致一些机构存在低端业务恶性竞争、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违规操作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中介机构的信誉，削弱了作为中介机构应有的作用，也将对财会监督的效力产生不利因素。

四、相关建议

（一）扎紧“铁篱笆”，为横向协同把舵聚力

1．齐抓共管，建立监督主体横向协同机制。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强化机制体制“硬支撑”，打造“齐抓共管”的财会监督新格局。理顺财政部门、其他

监管部门、各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各类监督主体的权责定位，突出财政部门的主责监督职能。更新现行的《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2001年）、《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05年），以符合新形势下财会监督主责部门的职责和定位。建立健全“财政大监督”机制，积极整合财政内部力量，逐步构建日常监管、重点检查、绩效考核、内审内控“四位一体”的“财政大监督”格局。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代理记账等中介行业的监督，规范行业秩序，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2．数智赋能，实施财会数智监督工程。顺应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做好顶层规划，创新监督思维、升级监督工具、突破监督方法，自上而下系统推进财会数智监督工程。探索建立财会监督信息共享平台，将分散建设的相关财会系统、监管系统进行整合，打通财会信息壁垒，提高数据流动性。海量采集各部门各类型财会信息，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结合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快速进行数据分析和风险识别，揭示其中潜在的逻辑关系和规律，获取有效疑点和关键线索，实现靶向监督、精准监督。深度梳理各项监督政策与监督案例，在平台上予以集成匹配，根据文件性质、问题类型及时推送相关监督主体，实现政策文件“一键送达”，监督案例“一库通查”。

3．聚合力量，加强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在现有纪财联动、财审联动的基

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纪财巡审贯通协调机制，完善相关工作细则，不断提高

协同配合密切程度、发现问题精准程度、成果运用有效程度，推动各类机制“神” “形”俱备，有效落地。关注舆论监督，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将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普遍性问题作为财会监督的重要内容。将财会数智监督工程纳入国

家监督体系信息化建设，破除信息壁垒，变“单兵作战”为“协同出击”，有效运用“大数据”“大平台”开展常态化监督，实现计划共商、监督共推、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整改共促、风险共防和问题共治。

（二）念好“紧箍咒”，为纵向联动补齐短板

1．同频共振，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压实财会监督责任，加强上下联动。建立健全财会监督年度报告机制、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多级联查机制、交叉检查机制。各级财政部门要畅通财会监督信息渠道，建立财会监督要情专报和重大案件专报等机制，及时为同级党委和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推动纵向贯通的工作机制的建立，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持续更新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以案为导，完善监督人员随机抽调机制，推动检查项目与

检查人员双交叉、双联动。

2．动态监督，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可控。将监督之手覆盖财政资金从预算申请、拨付使用到绩效评价的全过程。当前的财会监督项目多为专项监督，侧重事后，而日常监督则可将监督时点前移至事中。将日常监督作为专项监督的基础，专项监督则是日常监督的补充。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理念，以“财政大监督”为依托，强化日常监督，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融合机制，大力推动内部监督力量协同作战，从而构建全员参与、全程控制、全面覆盖、全部关联的财政资金全流程监管工作机制。

3．内控升级，强化单位内部监督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监督，强化单位内控意识，落实单位内部财会监督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监督实施办法，建立并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内控信息化，重点关注对关键岗位和核心业务的风险防范。以吴兴区织里镇基层数字监管平台为试点，建立六大经济业务运行和监督管理模块，内嵌100余项制度，设置600多项智能提醒和预警规则，以财务为切入点，实现从资金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链条跟踪监督，借助数字赋能打通财会监督“最后一公里”。在全市各单位着力推广织里镇内控信息化的典型经验，并将数据和预警信息直接对接到财会监督信息共享平台，构建纵向监督网络，实现纵向到底、密度到点的财政资金全流程监督。

（三）构建“热点”，为财会监督助力支持

1．系统培育，锻造财会监督铁军。各级财政部门设置专职财会监督机构，并配备与财会监督职能任务相匹配的人员力量，持续优化监督干部队伍结构，建立健全财会监督人才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响应省厅财会监督铁军强基行动，坚持系统方法培育监督队伍。升级完善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尤其是要吸收和培养数字化人才，提高监督队伍整体驾驭数据的能力。以综合创新思维推进财会监督工作，联合财政各个业务条线，采取长期化、常态化培养模式，组织专题讲座、网络课堂以及以处室为单位的小专题、案例式教学等综合业务培训，通过实战训练锤炼干部，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能打硬仗的财会监督“铁军”。

2．激发活力，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财会人员是监督第一道关卡。一是从单位角度，建议建立总会计师制度，设置专职财会机构，职能涵盖日常财会和内审内控工作。拓宽财会人员职业晋升渠道，提升财会人员话语权，增加职业归属感、获得感。二是从财政角度，建议出台指导性意见，对单位专职财会

机构职数设置及人员配置提出专业化指引。加高财会行业准入门槛，改革会计继续教育，完善考级激励机制。组建财会咨询顾问团，集中财政、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优秀人才，共享资源，共同分析、测评业务，壮大业务处理能力，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财会业务指导，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参与企业经营发展方向的咨询工作。三是从社会角度，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将职业道德和会计人员职称晋升和诚信体系相关联，建立真实有效的诚信评价体系，进一步规范会计从业人员执业水准，促进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张克俊、刘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并以村庄为单元划分成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村庄类型。“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针对城市近郊的村庄，综合考虑工业化、城市化和村庄自身需求，在保留乡村特色风貌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该类村庄如何发展振兴，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但焦点侧重在产业方面，如城郊融合类村庄产业选择的演变、产业振兴思路、产业空间优化等［1－4］。也有部分较为综合的研究，如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潜力评价、发展困境、发展规划策略等［5－10］。李裕瑞等对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村庄分类方法进行了研究［11］；宋丽美等对典型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空间形态变化与空间营建策略进行了研究［12］。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一些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的生动实践，有的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区域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排头兵。但也应当看到，仅站在微观角度以村庄为单元将其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类型，比较狭窄和局限，有必要把视野拉长拉宽，站在更为宽广的角度把乡村划分为不同类型。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型乡村是乡村演化的重要类型，有些地方如大城市郊区的区（市、县）已经走出了一条此类乡村的振兴之路，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其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发现乡村新价值创造模式、引领带动其他乡村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对城乡融合型乡村的理论阐释、振兴的实践案例分析以及蕴含的一般规律较少被人关注。

鉴于此，本文在对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处于成都市郊区的新津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进行深入剖析，探寻一般规律，从形成机理、演化路径、难点问题和对策措施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思考，以期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变迁和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不断加深，在已有的

乡村中已经逐步分化出一种典型的乡村类型———城乡融合型乡村。

1．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

弄清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可先从了解“城郊融合类村庄”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城郊融合类村庄”解释为“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具备成为城市后花园的优势，也具有向城市转型的条件”。袁丽萍等在沿用该含义阐述的基础上认为，该类村庄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治理［13］。张广辉等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的村庄形式由“以农为主”转变为“亦农亦居”具有过渡特征的“城中村”和“城郊接合村”，这些过渡性质的“边缘地带”就构成了城郊融合类村庄的主体［14］。石会娟等认为，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郊融合类村庄往往会经历由传统农业村向城市边缘村、城中村、城市社区的转变过程［15］。综合分析，城郊融合类村庄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交界地带的一类村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城市化的特征，同时保留了乡村的传统元素和农业生产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法》对乡村的内涵界定是“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借鉴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内涵并将其延伸，所谓“城乡融合型乡村”，指的是在空间上处于城市建成区外，已经有城市多种要素、产业、商业、文化、居住的大量融入，但在行政区划上或者组织形态上还保留了一部分乡村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处于乡村和城市交融的地域综合体。

城乡融合型乡村与城郊融合类村庄相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都是城市化进程中新形成的乡村发展模式，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背景下出现的，都是都市化进程的产物，都具备为城市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功能，既是城市的后勤补给基地，又是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二者区别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范围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通常局限于城市周边的特定区域，

一般指位于城市郊区的村庄，与城市边缘接壤，以“村”为地域单元；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地域范围和空间尺度更大，超出了一个村庄的地域界限，从村庄扩大到乡镇乃至除县城建成区外的县域。二是发展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依托城市的功能需求和资源优势，发展成为与城市紧密联系的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服务型乡村；城乡融合型乡村则更注重乡村自身的发展潜力，着力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内涵更为丰富，

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三是强调的主要特征有所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强调城市近郊的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与城市融为一体，城乡融合类乡村主要强调这类乡村以城乡融合为主要标志。

2．城乡融合型乡村的主要特征

综上可知，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交通区位条件优越。这些乡村通常距离城市中心或城市发展轴线较近，交通便利，是连接城市和其他偏远乡村的主要通道，在地区网络化发展格局中更容易获得中心城市产业外溢带来的发展机遇，直接享受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延伸，其土地潜在价值、交通及信息通达度都优于偏远乡村，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功能。

第二，人口稠密，土地利用混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城市居民不断流入这些城郊地区的乡村。城乡融合型乡村的人口密度低于城市但普遍高于一般乡村，并且人口流动性较强；土地利用方式高度混杂，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利用方式混杂在一起。在这些乡村中既存在传统的农田、农舍和农业生产活动，也存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农业用地、小型工业用地、服务业用地等在区域内同时存在。这种土地利用混合现象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交织和相互渗透。

第三，非农化特征突出，产业构成复杂。为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这些乡村通常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部分乡村已呈现出现代城镇为主导、农业生产比重低、农民非农就业率高等弱乡村性特征。乡村主导产业有些以生态价值转化为导向，发展休闲度假产业；有些以政策偏好为导向，发展“互联网+”或特色文化产业；有些以交易成本为导向，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和商业等。第四，呈现非城非乡的过渡特征。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没有完全融入现代意义的城市，属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乡村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产权秩序、治理结构等都表现出介于城乡之间的特征，乡村的经济结构、村民收入、就业方式已经和一般乡村地区截然不同。同时，这类乡村具备综合性功能，不仅有农业生产功能，而且具备商务、居住、教育、医疗、文化等综合服务功能，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第五，以城乡融合为显著标志。不同类型的乡村具有不同的显著标志和主

要特征。特色产业型乡村主要以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显著标志，文化保护类乡村主要以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为主要特征，而城乡融合型乡村的显著标志和主要特征就在于城乡深度融合、全面融合，包括城乡空间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合、城乡文化融合、城乡生态融合等。

3．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功能价值

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特殊的功能价值，体现在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供给、大地景观和休闲旅游、农耕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纾解城市压力、承接城市业态等多个方面。

具体来说，一是城乡融合型乡村保留了农田和农业活动的部分特征，便于农民继续种植农作物，并加强农业生产的科技支持和管理，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为城市提供健康、优质的食品供应；二是拥有独特的乡村风貌和自然景观，可以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和开展农事体验的场所，通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村民增收；三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可通过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手工艺和传统建筑等，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以及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和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等，促进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四是通过合理规划和管理，保留农田、绿地和自然景观，实施环境管理和生态修复，为城市提供水源涵养、空气净化、自然景观、绿色屏障等生态服务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清新的空气、绿色的食品和放松的休闲空间；五是能够提供适当的社区服务和公共设施，如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商业设施等，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同时可在乡村发展智慧农业和数字经济，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六是可以吸纳城市人口的流动，减轻城市的人口和土地压力，居住在此类乡村的居民不仅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而且可以享受近邻城市的

便利设施和服务；七是可以凭借区位、交通、资源要素等多方面优势和地

域综合体属性，承接城市的部分功能，如城市的商业、消费、业态、居住等。

由于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多重功能价值，因而不会被正在推进的城市化所“吞噬”而走向衰亡，相反这种类型的乡村很有可能凭借城乡融合的优势实现全面振兴，成为推动整个乡村振兴率先突破的先行区。

二、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基于成都市新津区案例

近年来，成都市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步形成了农业

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农商文旅体日益融合、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凸显、大美城市宜居乡村形态显现、乡村治理效能整体提升、城乡差距日益缩小的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成都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年的2．1万余元增长到2022年的3．04万余元，绝对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798元、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1225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2∶1缩小到1．78∶1。新津区位于成都市南郊，距成都市区仅19公里，处于“1小时交通圈”范围内，是大都市的生态区、度假区、蔬菜食品保障区，更是未来发展的战略后备区，乡村受大城市影响和辐射比较大，城市对其发展的带动能力较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频繁，产业构成复杂，乡村功能多样，属于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代表。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新津区紧紧围绕“成南新中心、创新公园城”定位，以公园城市理念引领新津区高质量发展，以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在促进城乡融合，诠释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推动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发展，转化乡村多重价值，引导人才、技术、资本下乡等方面多点破题，全面起势，将农业多功能属性所内含的生态、教育文化、历史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彰显出来，探索出“农业4．0”即“互联网+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新津路径，让农村逐步进入回嵌资源环境、回嵌自然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目前，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已在新津区初步形成，表现为城乡空间日益融合、城乡要素日益融合、城乡产业日益融合、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益融合、城乡生态日益融合、城乡文化日益融合、城乡居民差距日益缩小。2022年新津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54．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9696元和30761元，城乡收入比为1．62∶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65倍，城乡收入比远低于全省的2．32∶1。新津区被纳入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全国拓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试验区，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区，其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探索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要素互通：吸引人才、资本、科技、设施等发展要素下乡

新津区过去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单向流入城市，这种现象近年来得到很大扭转，人才、土地、资本逐步实现城乡双向自由流动，农村发展逐渐摆脱了缺人、缺钱、缺政策的尴尬境地。新津区实施“津商回归”“津商培育”计划，引导新津籍民企回乡投资再创业，以创新创业为导向促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新农人参与新乡村建设。目前已有蓝城集团、途远、当代教育等头部或平台型企业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其

中，张河村委托途远公司按照“两途一趣”模式经营“集趣共享农庄”；龙马村牵手凡朴集团，以现代农业生产场景和古蜀宝墩农耕文化为特色，发展研学旅游；波尔村以集体资产与蓝城公司合作入股，建设农旅互动项目“蓝城沐春风”；月花村利用境内林盘、岳祠堂、农耕文化等生态文化资源，与当代教育公司合作，建成拥有自然探索、动植物科普、红色传承等多个主题的劳动研学旅行实践营地。这些项目的建设为培育“农旅融合+合伙人”“互联网+分享经济”“新流量+新农业”等新业态增添了动力，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

2．产业融合：强化“乡村场景塑造”促进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发展

新津区的乡村产业已经远不是农业，而是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津区推动乡村新产业不断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依据自身优越的自然风貌、人文环境、乡土文化等资源禀赋，对“乡村场景”进行了大力营造。该区大力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消费场景、商业场景、生产场景、生活场景等的营建，打造了一批如农业太古里、蒙顶茶溪谷、凡朴研学中心、慵也谷农旅、“种植+科普研学”、“加工+消费体验”、“品鉴+文化创意”等乡村消费、乡村商业、乡村生产、乡村生活等新场景，从而形成了以乡村为场景的现代乡村产业集群。在乡村场景塑造中，大力推进农商文旅体科教深度融合是其重要特色。新津区通过强化“商”的逻辑、“文”的浸润、“旅”的牵引、“体”的赋能、“科”的引领、“教”的延伸，培育了一批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生态康养、文化创意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在休闲农业方面，新津区践行“公园城市+全域旅游”的理念，以“集趣共享农庄”“蓝城沐春风”“千亩荷塘”“慵也谷”等农旅项目为载体，深度挖掘天府农耕文明，重点发展田园颐养、创意市集、大地艺术、民俗体验等休闲农旅新业态，组建完善休闲农业合作社，打造休闲旅游精品景点，加快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在生态康养方面，依托成新蒲沿线和长秋山片区，建成黄庄、心道天堂等一批重点乡村旅游和森林康养项目，康养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文创产业方面，重点打造了聚焦“数字文旅+场景体验”的梨花溪文化旅游区，发展山水运动和文创旅游产业，持续壮大以文创为内核的微度假产业集群。此外，新津区围绕“梨花”主题，举办“梨花季”系列活动，塑造“花漾新津”城市旅游IP，建成“花漾新津文创中心”“老码头文创园”等产业载体，使文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3．农博引领：建设服务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天府农博园

“博览园”“博览会”是过去通常在城市才拥有的博览形式和盛会，新津区却把其移植到了乡村，在全国率先建设了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以下简称“天府农博园”），让节会活动走进田间地头。天府农博园建立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乡村共享的协同发展模式，践行产业创新理念，针对产业创新进入成长阶段后对物理空间、配套设施、技术平台、投融资、市场网络、人力资源、发展环境等提出的更高需求，为其提供更大的研发和应用空间，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创新和商务服务体系，通过启动与孵化，创造性地推动优质头部资源规模聚集在园区开展“产业创新”。天府农博园率先在全国开创了“产业孵化” “产业博览”的全新模式，率先探索和创新农业会展产业新形态，让这里成为未来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试验田，并将经过实践形成的产业创新成果、资源聚集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通过产业博览的形式，加速向其他同类型的乡村扩散，向外展示永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典范，引领和服务四川乃至西部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4．空间重塑：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和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新津区坚持片区发展理念，围绕乡村片区发展定位、产业特色、功能布局，强化规划指导，明确建设开发时序，在空间地理重塑方面探索以城乡融合单元为核心的新的空间布局。新津区基于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资源禀赋相近等因素，建设的“天府农博园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打破行政边界，突破传统以行政镇为管理体系的生产生活组织模式，围绕都市现代农业，构建以产业功能区为管理体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集生产、生活、消费、人文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空间集聚形态。在空间的美学形态方面，新津区探索公园城市在乡村的表达路径，艺术化再造大地景观，实现乡村景观化。新津区将公园城市理念贯穿于农业景观化景区改造，以绿道和川西林盘为载体，建成津津绿道210余公里、公园湿地群落1万余亩，实施32个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将乡村原本的传统空间形态转变为突显美学价值的田园景观，打造了一批如“兴义共享农庄”“安西岳林盘”“永商姜梨园”“花源集趣东华”等精品林盘和“美丽田园”“美丽村庄”“美丽社区”，构建城园共生、绿色生态的全域大美景观风貌，推动美丽乡村穿珠成链、连线成片、组团建设、集聚发展，勾勒出农耕文化的田园画卷，促进“农田变景观、农村变景区”。

5．共建共治：积极探索城乡基层治理新模式

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并与城市社区日益融合的趋势，新津区构建了党建引领、

共建共治、双线融合、资源统筹、智慧治理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模式。该区按照“抓班子、建组织、强阵地、创载体”的思路，整合“群团服务站”和专业合作组织、群众活动中心等活动阵地，大力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路径。例如，新津区兴义镇张河村探索了“村（社区）党总支、集中居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的集中居住区党建引领新模式。同时，新津区围绕“社事民议、社事民商、社事民管”的治理需求，通过在村域内选能人、筹资金，充分挖掘多方治理力量，搭建“区域党建联盟”等驻区单位参与平台，实现辖区内治理共建共享；针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集中居住趋势，通过建立自管委促进全体业主直接参与小区治理，实现由政府大包大揽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转变；对于农村社区，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创新村民参与机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引导激励村民参与村（社区）自治。此外，新津区还深度整合政务服务、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三大模块，提高治理效能。

6．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乡融合

新津区坚持平台赋能、场景驱动，探索数字赋能新城市、新乡村、新文旅、新治理，以数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乡融合进程。一方面，新津区积极探索数字赋能新城市，推进能源、交通、市政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加快城市重要区域智能感知源全覆盖，推动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同步策划、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积极探索数字赋能新乡村，通过数字经济的强链接作用，引导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培育乡村共享民宿、智慧农业、乡村研学等新业态；积极把数字技术应用于文旅、文创、居民消费等领域，打造智慧景区、特色街区，培育壮大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另一方面，新津区着力探索数字赋能新治理，搭建“数据+平台+应用”底板，建立健全区级智慧服务中心、产业功能区智慧服务分中心、社区智慧服务末梢单元，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聚焦“优政、惠民、兴业”，建强“112N”智慧新津数字底座，完善城市数智能力平台，推动重点行业领域数据全打通、全汇聚；丰富“超级绿叶码”服务端和“津政通”协同端应用，扩大使用覆盖面；围绕企业服务、生活消费等领域，创建了一批“管用、爱用、好用”的智慧应用场景。

三、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思考

基于对新津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总结，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

1．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丰富的内涵要义

成都市新津区近年来在重塑城乡关系、破解城乡要素流动难题、促进城乡全面融合、培育新乡村产业、构建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初步形成了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那么什么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呢？通过新津区的实践，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是指处于城市建成区以外并受城市影响辐射比较大的乡村，利用紧邻城市或自身独有的资源、生态、人文等多重潜在价值和优势，通过与城市资源要素进行双向自由流动，与城市空间进行优化整合，与城市功能进行互补共生，充分把城市的先进要素、资本、业态、商业模式引入乡村，在与城市紧密联系和互利互惠中实现城乡一体、全面融合的乡村振兴。简言之，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就是“乡村振兴+城乡全面融合”，内核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应当指出的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并不完全等同于乡村振兴应当走城乡融合之路，真正可称得上“城乡融合型”这种类型的乡村振兴，除了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外，还必须使城乡融合达到一个较高的状态和水平。

2．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独特的演化机理

从成都市新津区初步形成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案例中可以得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演化机理就是：位于城市建成区以外的乡村在城市化需求拉动、城市辐射带动下，外来资源要素大量进入乡村并与乡村多种资源、多重价值耦合互动，推动形成新场景、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新模式、新治理、新组织，逐步实现振兴的过程。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主要受城市辐射带动和外来要素的密集影响并与乡村内部结构发生深刻联系，使之不断演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原本位于城市周边的乡村逐渐受到城市的影响而改变自身，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一部分乡村地区逐渐融入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而得到发展。大量的外来要素进入乡村，与农村资源、乡村景观、生态、文化相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兴旺；与乡村新场景的营建相结合，推动乡村商业和消费的兴盛；与集体经济组织相结合，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外来资本、经营者以集体经济组织为纽带与乡村居民相结合，促进资源资产价值转化和民宿、生态康养旅游等新业态发展。从人口流动来说，城市人口对于优质生活和舒适环境的需求，推动了一些城市居民选择在城市周边购置房产、休闲康养，从而促进城市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和改造，形成了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共同居住和共享资源的生态乡村。

3．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演化结果不一定是简单的城市化

虽然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非城非乡的过渡特征，但其演化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简单的城市化，而是更加注重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主流应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功能日益多样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扩张具有边界，不可能无限度，这就限制了这类乡村完全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建成区需要周围的乡村作为生态涵养、环境承载、休闲观光、“菜篮子”供给的承载空间，这类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存在价值，没有这类承载空间，城市就难以运行乃至不复存在。在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演化结果：一是城乡日益一体化。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区域位置，城市可更为方便地为乡村提供市场、技术、资金等支持，乡村则更为直接地为城市提供生态、农产品等资源，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更为频繁，城与乡的相互融合，导致城乡的界限不复存在，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二是乡村功能日益多元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乡关系的变化，乡村除了具备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外，生态涵养、文化传承和创意、休闲观光旅游、居住等功能日益凸显，这种乡村功能的日益多元化在城乡融合型乡村体现得更为充分。

4．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更容易在城市郊区产生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郊区是城市环境向乡村环境转换的过渡地带，也是城市功能和乡村功能互为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活跃的区域。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使城市郊区地带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前沿阵地。处于大城市郊区的乡村，更容易承接大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辐射从而使其这些要素方便地流向乡村。同时，大城市居民对自然生态、田园风光、休闲体验及舒适居住、低生活成本的需求，可以很方便地在城市郊区的乡村得到满足，这样就会形成城乡融合型的密集区域。反之，那些不处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周围的乡村，城市对其影响微弱，乡村承接城市的外溢功能困难。除区位条件外，城乡融合型的乡村振兴还需要城乡高度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高度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供水供电系统、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和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吸纳大量的城市居民群体集聚到该类乡村就业创业和生活居住。

5．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依靠“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体现得更为全面充分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与其他类型乡村振兴有所不同的是：必须把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作为首要的、关键的路径，也就是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体现得更为全面、更为充分，这是此类乡村振兴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资源要素、功能价值与城市的先进要素供给、市场辐射、产业业态之间的互补性要比其他类型乡村更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程度更高，由此产生的城乡资源要素引力和融合势能更大，双向自由流动的要素规模就更大，效率就更高。在这种城乡要素大规模、高频率双向流动和产业、空间、治理全面融合过程中，此类乡村更易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津区等地的实践表明，规划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是促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基于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资源禀赋相近等因素，打破传统镇村行政区划边界和小散乱格局，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将多个乡镇合并成一个单元，对规划、土地、人口、产业等多要素进行整合，突破现阶段镇村发展局限，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6．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治理难度更大

与其他类型的乡村振兴相比，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特征，无论是经济主体结构、产业结构、利益关系结构，还是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治理结构等，都比其他类型的乡村振兴复杂得多。由于城乡融合型乡村外来人口多、资本和要素密集，土地利用混杂，产业构成摆脱了单一的农业，实现了多元化，相关利益主体众多，乡村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产权秩序、治理结构等均呈现出城乡交融状态，因此，这类乡村在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最主要的是外来资本、外来企业、外来经营者与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以及外来人口创业居住生活与本地乡村居民的利益关系，同时还可能存在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等多方面的“冲突”，有效治理难度大。

四、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基于成都市新津区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放在更一般的角度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将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前置条件，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

1．政府的参与应适时适度

政府参与乡村建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能够为乡村带来政策支持、投资资金和项目，对乡村新产业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对乡村建设的过度干预会造成村民过度依赖，从而丧失内生动力。因此，政府参与乡村

建设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操作，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又要

尊重市场规律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

大都市郊区的区（市、县）一般具有较强的财力和政府治理能力，但政府在推动发展新乡村产业时要避免过度干预。一是厘清责任主体，避免混淆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在资金、项目进驻的时候明确政府在其中参与的部分和承担的责任，尊重市场规律，政府只作为引导不可过多参与。二是明确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责任，政府应适时退出。在项目进行的前期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统筹兼顾，在资金、政策、运行等方面提供帮助，但当项目运行步入正轨后，政府的主体责任应当适时退出，由村集体组织承担，逐渐由依靠外部支撑转变为依靠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

2．应把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引入外来资本和项目的前置条件

城乡融合型乡村由于具有良好的区位、潜在价值和市场需求条件，容易引来外来资本和项目，只有将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吸引外来资本和项目、推进乡村建设的前置条件，才能提高乡村建设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在新津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部分外来乡村建设项目中，农民参与较少，没有从落地项目中获取相应收益，存在乡村建设挤出群众的问题。

城乡融合型乡村在引进外来资本和项目过程中需要转变引进方式，适当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将村集体、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引进外来项目的前置条件。一是政府应当引导企业为村民开设就业岗位。出台相应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纳村民，甚至将外来项目的引进与村民的就业进行捆绑，让一些原本不得不外出务工的村民能够就地解决就业。二是鼓励村集体入股外来项目。将村集体利益与企业项目的利益进行捆绑，推动农民、企业、合作社等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实现利益共享，或者鼓励农民参与合作社或乡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如成都市新津区月花村以村委20%和村民10%入股，与“当代少年”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直接促进月花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这种村集体或村民入股的方式值得其他村借鉴参考。

3．应注意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事情，想要实现乡村的持久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对成都市新津区的调研中发现，有的村庄依靠政府补贴、外来项目支撑，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庄发展和农民增收，但当政府逐渐退出主导时，是否还能维持甚至超越如今的发展水平，这是应当

未雨绸缪的问题。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不能完全依靠外来的资本和人才，激发乡村人才和资源的内生动力十分重要。应格外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振兴带头人队伍、返乡创业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等的发展问题。一是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促进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活力、缓解农业接班人危机以及人才空心压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目前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是在局部点位、局部区域取得较大进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规模和当前乡村振兴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更广泛的区域加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度。二是培育壮大乡村振兴带头人队伍。乡村振兴带头人是乡村发展的“火车头”，是乡村振兴“提能塑形”的组织带领者。一方面，要着力壮大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把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意长期服务基层的乡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放在首位，或吸引优秀青年返乡，或有针对性地派出村“第一书记”。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和引进集体经济CEO（职业经理人）。透析近年各地实践，集体经济CEO因拥有丰富专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善于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终端的通道，善于整合资源、发展品牌，为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三是大力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人才资源回乡、社会资本下乡，正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返乡创业，反映着“城市反哺农村”的大势所趋，要大力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为其创造良好的融资、用地、税收和制度环境，以带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汇聚，让返乡创业形成持续动能。四是加快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点发挥村集体组织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乡村产业发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同时引导和鼓励村民用土地、资金、劳务等资源作为股份参与村集体公司运作，激发群众和资源内生动力，更好地参与村级发展，享受乡村建设红利。试点探索“集体经济组织+专家团队”模式，探索乡村全域立体化整理、开发、建设路径，发展新乡村产业。

4．应着力破解金融困境

乡村金融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和长期的投资回报周期。随着多项农村金融政策的出台，目前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服务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但由于农村金融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被认可的农村抵押担保物缺失、金融供给主体比较单一等多方面因素，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渗透度偏低，尤其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

的投资多、项目多，创新创业比较活跃，众多项目的融资需求比较旺盛，而目前的金融供给匹配问题较为突出。在成都市新津区的调研中了解到，某村引入的研学项目不仅明显改善了当地的人居和生态环境，还极大地促进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但该项目由于缺乏被银行认可的抵押物等，导致没有银行等融资渠道，基本都靠财政支持和业主自身投入，项目的后续金融支撑能力较弱，限制了该项目尽快形成市场影响力。

解决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中的金融需求问题，一是完善和及时更新信用信息，由地方政府数据管理部门主导、金融机构牵头、村级组织参与、各方协同，通过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和大数据、云计算等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收集成本，建立健全信用档案，打破市场主体的信息“鸿沟”。二是构建政府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工作合力，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拓宽涉农信贷风险分担和缓释渠道。三是促进各类金融互补合作，解决供给主体单一问题，同时完善农村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土地、房屋、山林、农业设施等以出租、抵押、合作、入股等方式实现资产资本化。

5．应在着力提高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度上下功夫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显著标志就是真正实现“愿意进城的人进城、愿意返乡到乡的人返乡到乡”的人口双向自由流动格局。在此格局下，不再是农村人口单向流向城市，而是许多城市人口也流向农村，进而推动城乡文化融合、治理融合。

因此，在政策上的着力点就是提高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程度。一方面，要继续提高乡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城市郊区是农民进城的一个落脚点，实际上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一个出发点。要着力打破村社界限，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城市居民优先向城乡融合型乡村流动，到乡村休闲、居家、创业等。为此，应率先在大城市郊区打破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的种种政策限制，真正实现城市人口也可以向乡村自由流动。此外，还要有机融合城镇与乡村两种治理体制，既要输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提升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又要保留农村原先的制度性权利，构建“城乡协同共治”模式。

结语

我国已进入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转向相互融合。城乡融合型乡村由于存在

多重优势和独特价值，不仅不会被城市化所消亡，而且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和前沿阵地。该类乡村与城市间的各类要素将进入快速融合阶段，不仅承担着自身振兴的功能，还承担着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和缓解城市人口、土地等压力的功能。因此，城乡融合型乡村如何实现振兴必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关注重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可以提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其他类似地区或组织提供借鉴参考和激发创新思路。本文通过对成都市新津区的典型调查，总结城乡融合型乡村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发现乡村新价值、创造新发展模式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探索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一般规律，同时针对这类乡村在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如政府参与问题、村集体和村民利益链接问题、振兴主体问题、内生动力问题以及发展中的金融约束问题等，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启发相关方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当前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一、2023年物价总体运行平稳

（一）CPI低位运行，食品和能源是拉跌项

CPI总体偏低运行，年内涨幅前高后低。1－11月，CPI同比上涨0.3%，涨幅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翘尾因素贡献了全部涨价，新涨价因素为零。2023年CPI高点为1月的2.1%，主要是2023年春节由上年2月初提前至1月末，春节错位的低基数效应，抬升了1月CPI涨幅。随着基数回升，2月CPI涨幅回落至1%。由于重点民生商品供应充足，随后月份CPI运行总体稳中有降。

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下行明显拉低CPI。2023年初以来，食品价格持续回落，从1月同比上涨6.2%回落至11月同比下降4.2%，涨幅回落10.4个百分点。主要是受猪肉价格持续大幅回落影响，11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较1月高点回落了43.6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8个百分点。另外，2023年粮油菜蛋奶果供应较为充足，客观上也拉低了全年物价波动中枢。非食品项中，受全球经济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缓和，以及能源供给上升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中枢下移，带动CPI交通工具用燃料分项和水电用燃料分项价格回落，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行将拉低CPI约0.5个百分点。

核心CPI保持总体稳定。1－11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7%，波幅在0.7%上下不超过0.3个百分点。0.7%的核心CPI涨幅中，主要由新涨价因素贡献约0.5个百分点，翘尾因素贡献0.2个百分点。核心CPI涨幅比CPI高出0.4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服务价格回升影响。1－11月，在恢复性服务消费支撑下，CPI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家庭服务价格上涨1.7%，教育文化娱乐上涨2%。

（二）PPI呈现“V”型走势，下半年降幅明显收窄PPI同比涨幅总体上先降后升，月度环比涨跌互现。1－11月，PPI同比下降3.1%，涨幅为2016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全年PPI运行呈现出“V”型走势，从1月高点的－0.8%下降至6月低点的－5.4%，然后触底反弹至－3.0%左右的水平。新涨价因素贡献约－1.8个百分点，翘尾因素贡献约－1.3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负，主要是二季度PPI环比下降0.7%所致。从重点行业看，与房地产关联度高的行业价格有明显下滑，1－11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PPI同比下降10.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PPI同比下降6.6%。另外，受美欧主要经济体持续加息以及制造业景气指数持续下

降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大幅回落，带动关联行业价格持续下行。1－11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PPI同比涨幅分别下降10．9%和11.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PPI同比涨幅分别下降9.3%和8.5%。

PPI同比变化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1－11月，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3.9%，生活资料价格同比持平。从国内看，受房地产投资低迷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1－11月同比增长2.9%，为历史同期底部水平。从国际看，全球投资增速低迷直接带动生产资料价格回落，而且越往上游价格回落的幅度则越大。1－11月，生产资料中采掘业价格下降7.8%，原材料价格下降4.5%，加工业价格下降3.3%。生活资料价格变动则与当前收入、消费紧密相关。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5.9%。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稳步回暖，居民消费支出继续恢复，服务消费潜力继续释放，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19.5%。受此影响，生活资料中衣着、一般日用品和食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2%、

0.6%和0.3%。家电、家具、汽车供给充裕，耐用消费品价格同比下跌1.1%。

二、2024年物价将在合理区间运行

（一）预计CPI将温和回升

国际原油价格小幅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机构都认为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会下行，原油需求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全球经济下行或使原油需求承压，IEA、EIA、OPEC等机构对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值较2023年分别增长106万桶/日、135万桶/日、225万桶/日，需求增速均较2023年放缓。从供给来看，美国、巴西等非OPEC+国家原油产量持续回升，尤其美国原油产量创历史新高，12月下旬安哥拉宣布退出OPEC+，表明OPEC+内部出现裂痕。三大机构预计2024年原油供给预测量较2023年原油供给分别增长121万桶/日、56万桶/日、126万桶/日。综合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带动国际能源价格中枢下移，但是供给面临多重扰动对能源价格形成底部支撑，下行幅度有限，预计2024年布伦特原油价格运行中枢为80美元/桶，较2023年下滑5美元/桶左右。

消费持续复苏推动核心CPI回升。2023年以来居民收入恢复快于经济增长，前三季度居民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5.9%，比名义GDP增速和实际GDP增速分别高0.7个、1.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持续修复。同时，居民消费意愿明显回升，三季度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上升至69.8%，超过2019年疫情爆发前

同期，处于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回升将在2024年延续，或推动消费持续复苏和核心CPI回升。尤其是服务消费有望继续修复，从而推动服务类CPI回升。2023年1－11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5%，明显好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14．2%，快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5.0个百分点。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市场仍在筑底，预计房价短期仍将震荡，房租价格难有明显起色。汽车等大宗消费品供给仍处于高位，“价格战”贯穿2023年全年，2024年有可能仍将延续。综合判断，2024年核心CPI将小幅回升，预计全年涨幅在0.9%左右，较2023年上升0.2个百分点。

预计食品对CPI的拉跌影响将减弱。食品中猪肉价格波动明显，是影响CPI走势的重要变量。2023年11月CPI同比下降0.5%，其中猪肉价格带动CPI下滑0.6个百分点，如果剔除猪肉影响，CPI仍为正增长。2023年生猪价格持续大幅回落，养殖企业逐渐陷入亏损，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预计能繁母猪去产能至少持续至2024年上半年。随着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去化，根据出栏周期，2024年生猪供应将减少，但是考虑到能繁母猪产能仍高于41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叠加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因此2024年猪肉供给较为旺盛，价格或仍处于低位，全年反弹力度有限。上半年处于猪肉消费淡季，供给增加推动价格持续下行，随着下半年逐渐转入消费旺季，价格可能会小幅回升，整体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同时，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也会短期冲击重要农产品供给，推升价格。

预计2024年CPI涨幅在0.7%左右，较2023年回升0.5个百分点，猪肉和原油价格对CPI的拉跌影响将减弱，核心CPI加升或推动CPI上行。其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贡献－0.3个和1个百分点。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为全年低点，CPI于一季度转正以后温和上行，四季度达到全年高点。

（二）PPI运行中枢或将上移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拖累工业品需求。过去一段时期，为应对高通胀，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幅加息，利率持续攀升。2023年美联储4次加息，累计加息100BP，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升至5.5%，处于22年来高位。欧央行6次加息，累计加息200BP，主要再融资利率、存款便利利率和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高利率给全球经济活动带来压力，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至2.9%，低于2022年的

3.5%和2023年的3. 0%，同时远低于本世纪前20年3.8%的平均水平。同时，

全球经济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2.6%放缓至2023年的1.5%和2024年的1.4%。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小幅下降，从2022年的4.1%降至2023年和2024年的4.0%。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我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持续壮大，叠加工业企业利润状况将明显改善，推动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稳步抬升将带动消费延续复苏态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海外补库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求持续释放，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较强竞争力将带动出口增速改善。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强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支撑经济回升，货币政策将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助力稳经济。2023年四季度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其中11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从10月的4.2%上调至4.6%，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前列。